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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60年的发展轨迹
20世纪初，图书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名称已经在国内通用起来。早期以“图书馆学”命名的专著，大多是翻译作品。20世纪20年代，图书馆学开始列入大学课程，并创办了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从2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图书馆学理论著述有：杨昭悊的《图书馆学》（1923年）、戴志骞的《图书馆学术讲稿》（1923年）、杜定友的《图书馆学概论》（1927年）、沈学植的《图书馆学ABC》（1928年）、刘国钧的《图书馆学要旨》（1934年）、程伯群的《比较图书馆学》（1935年）、俞爽迷的《图书馆学通论》（1936年）、喻友信的《实用图书馆学》（1937年）、钱亚新的《图书馆学讲义》（1945年）等。这些著作都在一定程度上探讨了图书馆学的理论问题，对建国以后的图书馆学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1 建国初期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一度中断的图书馆学研究开始走上复苏之路，并逐级呈现出崭新的面貌。这一时期，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特点表现在如下方面：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图书馆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以1956年在南京首次举办图书馆学科学讨论会为起点，国内掀起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热潮，全面展开了一场对图书馆学的性质、对象和内容的讨论，使我国图书馆学研究逐渐从建国前的偏重技术方法的描述转向学科理论框架的建构上。这个阶段对图书馆学较有代表性的阐释是刘国钧提出的“要素说”，即“图书馆学所研究的对象就是图书馆事业及其各个组成要素”。这些要素包括“图书、读者、领导和干部、建筑与设备、工作方法五方面”。刘国钧的看法提出后，曾在国内引起一场围绕图书馆学对象和内容的大讨论，它一直延续到60年代中期。在这场争论中，又引出对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的不同理解，比较有影响的看法是“矛盾说”和“规律说”。“矛盾说”认为图书馆学主要是研究图书馆所特有的矛盾，但对什么是图书馆所特有的矛盾，看法并不一致。“规律说”认为“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事业的发生、发展、组织形式以及它的工作规律的一门科学”。这种看法至今仍为很多人所主张。应该说，这种争论把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反映出这个领域百家争鸣、追求真理的景象。
在20世纪50年代，全国上下大兴全面学习苏联之风，图书馆学研究与图书馆工作也同样在学习苏联图书馆理念与经验。首先，翻译俄文图书馆学著述《苏联大众图书馆工作》、《列宁论图书馆工作》、《苏联图书馆事业组织原理》等；其次，宣传介绍苏联图书馆工作状况，例如《社会主义文化的堡垒——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苏联图书馆事业概况》等；再次，派人走出去学习苏联图书馆工作经验，例如1949年国立北平图书馆派人学习俄文编目法，参照苏联列宁图书馆经验改进图书馆管理业务；还有，输入苏联图书馆学研究成果，例如1960年北京图书馆科学方法研究部编制了《关于苏联图书馆分类法问题》、《苏联小型图书馆适用十进分类法简表》。学习与效仿苏联图书馆学对促进中国图书馆学的复苏与新面貌的呈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也暴露了不顾中国实际情况全盘照搬苏联图书馆学的倾向。
在这个阶段，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已全面渗透到图书馆学研究中。人们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所谓资产阶级图书馆学展开严厉的批判，例如1958年前后发表的“消灭图书馆学教育中的资产阶级教学思想”、“批判皮高品先生和徐家麟先生的资产阶级教学思想”、“批判刘国钧先生的什么是图书馆学”、“批判杜定友先生图书馆学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等。当时的学术语言经常这样表达：“我们的图书分类是以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理论为基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各类图书，就是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的武器与总结”。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寻求社会主义图书馆学的建立成为必然。关于社会主义图书馆学的论述表达了构建新中国图书馆学的愿望与努力。囿于时代的局限，新中国图书馆学的学科体系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很多图书馆关闭，图书馆学院校停止招生，图书馆学研究跌到了深谷，完全处于停顿状态。“文革”10年，全国没有正式出版一本图书馆学著作，没有一种公开发行的专业刊物，图书馆事业遭受严重破坏，图书馆学研究被迫中断10年之久。
1.2 80年代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整个科学界都处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大潮中。经过10年停滞的图书馆学再度复苏。而这次复苏焕发出的生机和力量是巨大的，直接促成了80年代中国图书馆学的又一个高潮。在这种大的社会背景下，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恢复招生；中国图书馆学会于1979年正式成立。随后各省市、各专业系统图书馆学会也相继成立。这标志着我国中断已久的图书馆学研究的恢复与再生。1984年的杭州会议，在“解放思想、繁荣学术”的大背景下，勇敢地打破了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沉闷与封闭，以改革开放的视野开创了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发展的多元化新格局。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繁荣昌盛的年代。在这十年中，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研究的手段和方法，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问题仍是80年代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在国际图书馆学研究的大潮推动下，人们又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其中影响最为广泛的有三种观点：①情报交流说。这种观点认为，文献是情报交流的工具，图书馆利用文献所进行的工作，实际上是进行情报交流的工作，因而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是情报交流。图书馆一方面是文献情报的吸收源，另一方面又是文献情报的发生源，向读者提供文献情报是它作为发生源的主要手段。图书馆从搜集文献情报到提供文献情报，既包括文献情报交流和传递的过程，同时也包括文献情报的检索过程，图书馆正在起着情报中心的作用。②知识交流说。这种观点认为，图书馆是社会知识交流链中的一个环节，图书馆学应研究社会知识交流及其在图书馆活动中的特殊过程和特殊规律，研究如何收集、整理、贮存和传递知识载体以促进社会知识的交流，研究在社会知识交流过程中图书馆与图书馆事业自身发展变化的规律。③文献信息交流说。即图书馆学是研究文献信息交流理论和方法的科学。这种观点认为，文献信息交流是人际知识交流的一种重要方式。知识的直接交流是面对面的交流，因这种交流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于是人们就不得不利用文献等中介物来进行间接交流。随着人们对文献的需求程度不断增长，文献信息交流将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这种观点主张将普遍存在于社会中的文献信息交流现象作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图书馆学不仅要研究图书馆自身的结构，也要研究它在社会文献信息交流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它的作用机制。
关于图书馆学的体系结构，是80年代基础理论研究的另一热点。人们除了在理论上探讨体系结构与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的关系，还对图书馆学体系结构作深入的分析和描述，提出了体系结构的整体论、学科群论、范畴论等不同观点。有些研究者把图书馆学体系结构划分为三个部分，即理论图书馆学、技术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有的研究者把图书馆学体系结构划分为理论图书馆学、专门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也有人认为，上述体系结构的不同划分方法，基本上都是套用科学体系学提出的结构，建议从图书馆学基本概念出发，采用逻辑生成的办法来构建体系，使其能更好地体现结构体系的逻辑性，在检验评价现有的学科建设、预测学科的未来发展方面发挥作用。
在图书馆学研究方法问题上，80年代以来除了引进了欧美国家图书馆学研究的一些新方法外，还采用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些新的研究方法，自觉接受了哲学原理和哲学方法的指导，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学科建设，基础理论研究的哲学思辨能力有了提高。1987年在重庆召开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方法论专题研讨会上，重点讨论了方法论体系问题，除对原有的“三层次”、“四层次”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又具体地分析了系统论方法、控制论方法、信息论方法、比较方法、移植方法在图书馆学中的应用。应该指出，系统分析方法被引进图书馆学研究，既丰富了图书馆学的内容，也开拓了图书馆学的领域。将图书馆作为信息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来考察，会使图书馆学的宏观考察和微观研究得出科学的结论。
在图书馆事业建设原理研究方面，很多著述既客观地估价了新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成就，又具体地阐明了发展图书馆事业所应具备的外部环境条件和应吸取的经验教训。特别是1985年前后关于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研究，初步转变了曾一度存在的玄虚清谈之风，为图书馆学找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使人们明确了应以事业发展的需求作为理论研究的导向。在事业发展战略研究中人们所取得的共识是：要以国家经济、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发展为依据制定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划，并将其纳入国家和地方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之中，要改变图书馆工作的传统观念，全面发挥图书馆功能；各类型图书馆的发展应以国家财力为前提，既要注重数量，又要保证质量；既要注重馆舍、设备的建设和配备，又要加强内部科学管理；只有根据中国的国情特点和各馆的实际情况确定工作任务和实施计划，才能保证图书馆事业健康发展。
纵观80年代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过程，我们认为有这样一些特点：①整个研究工作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伴随着各级图书馆学会的建立和筹划以及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和国家自科基金资助项目的实施，研究课题的选定、研究队伍的组织、研究成果的评估都逐步地由分散、无组织的状态转入有计划、有组织的状态。②从研究课题看，既坚持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又注重实践经验的总结并进行理性升华，因而基础理论著述呈上升趋势。从1949年到1988年，公开发表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论文总数为2000篇，其中1977年至1988年间占1903篇；基础理论研究的专著（含教材），1949年至1988年共出版60种，其中1977年至1988年间占有51种。③注意学科之间的横向拓展，并引进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一方面，图书馆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相互渗透和结合，注意从其他学科中吸取营养；另一方面着力开发图书馆学内部的横断分支学科的研究。④在定性分析的同时出现了计量化趋向。科研工作顺序一般是先定量，后定性，从量的变化看质的变化。如果量的积累不足，或广度、深度不够，就会导致定量不准确，就不可能有恰如其分的定性。定量分析使定性分析更具有客观依据，数学统计方法的运用，对图书馆活动的一般描述上升为理论归纳和科学抽象，并使理论更加严密和科学。
80年代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是：①理论研究的主攻方向不甚明确，对某些课题的研究存在着理论与现实脱节的偏向；②研究队伍的组织，研究课题的选定，研究成果的数量与质量，在各地区、各系统中发展很不平衡；③引进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存在着生搬硬套的做法，导致一些非科学成分的出现，降低了图书馆学的科学水平；④对西方图书馆学的某些理论观点和图书馆学家的学术思想，未能很好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作出科学的分析和评价；⑤在图书馆学著述中，新的名词、术语不断涌现，而其含义又因缺乏科学依据而难以界定；⑥有些论文未能把观点和材料、定量和定性统一起来，因而难以用定量的数据证明定性的观点，用定性的观点统率定量的材料。
1.3 90年代以来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
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大发展阶段。这一时期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呈现出如下特点：
（1）基础理论研究不断深入。1991年的全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学术研讨会（庐山会议），针对20世纪80年代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发展，以“回顾和清理”为主题，对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成绩和不足进行了认真总结；2000年的常州会议开展了“探寻图书馆学学科新的知识生长点及面向21世纪的图书馆学研究重大选题”的研讨，为新世纪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发展作了开创性的工作；2003年的郑州会议以“发展与创新”为主题，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学术地位进行了科学的定位，对新世纪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明确的要求。2007年的重庆会议提出了构建面向图书馆职业的理论体系。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领域不断拓展。
（2）理论研究成果丰硕。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专著有10多部。其中吴慰慈的《图书馆学概论》、王子舟的《图书馆学基础教程》和于良芝的《图书馆学导论》是影响最为广泛的著作，这三部专著各有特色，各有侧重，成为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经典教材。此外还有彭斐章著《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研究》、徐引篪与霍国庆的《现代图书馆学理论》等较高水准的著作以及一大批有深度的理论研究论文。同时还出现了对近现代图书馆学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的研究成果，如《当代中国的图书馆事业》、《杜定友和中国图书馆学》、《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等论著，以及《中国图书馆学世纪评》、《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发展的三次高潮》等论文。
（3）理论研究有中国特色。近30年来，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维视角和研究内容。对比国内外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话语后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判断。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与国外的情况存在很大差异。国外没有类似于我们研究中的诸如图书情报机构的性质、职能、地位、作用等内容，也没有对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研究对象、学科体系等内容进行广泛讨论并意见纷纭。例如，我们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研究，出现了“要素说”、“矛盾说”、“规律说”、“活动说”、“知识说”、“文献交流说”、“知识交流说”、“资源说”、“可获得性说”等等。关于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有人认为是社会科学，也有人认为是“综合性应用科学”、“管理科学”、“信息科学”。我们在试图观察国外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是什么状况的过程中发现，他们基本上没有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这样的表述，基本上也没有文章专门探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本身。因此，我们说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
（4）努力重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自80年代后期，图书馆学界广泛吸收其他学科的知识体系与方法论，经过数年的盘整梳理，产生了“中介”学说、文献信息理论、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等。学术界就很多理论命题展开热烈讨论，显示出图书馆学研究者一直在尝试构建与时代发展相契合的理论体系。王子舟的《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之感想》主张图书馆学研究范式要转移，黄宗忠在回顾19世纪以来近200年间图书馆学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变化的基础上，指出图书馆学体系重构的必要性并对其进行了重建。时至今日，关于图书馆学理论重构的文章仍时常出现。也正是由于关注之多，关注之持久，讨论之热烈，也出现了角度频繁转换、理论主张形形色色、理论体系不成熟、不稳定的问题。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促成了学术界对此进行反思。在不断批判、争鸣、反思的过程中，人们也学会了克服浮躁与庸俗，多了很多客观与冷静。在此过程中，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学术思想，沉淀出了一些共识。
（5）重视联系实际问题进行研究。改革开放带来社会诸多方面的巨大变化。纯理论的研究使图书馆学研究落后于社会发展需要，研究者表达了危机感以及迫切希望摆脱窘境的心情。吴慰慈、杨文祥撰写了《新世纪新视点三人谈之一——关于图书馆学研究的理性思考》，阐述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有的学者发出了图书馆学研究必须关注现实问题的呼唤，提出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希望从中国的社会发展需要出发，以解决中国的实践问题、现实问题为目的。近10年来数字图书馆发展迅速，联系实际问题的研究思路使图书馆学研究领域得到拓展，研究内容丰富多样，新兴课题不断涌现。这种研究思路表达了强烈的人文关怀，更多地表现出了图书馆学的社会责任。例如，人们通过研究我国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表达了构建普遍均等服务的美好愿望；通过研究图书馆2.0表达对用户体验的支持；通过研究图书馆职业的发展前景来助力图书馆社会定位的提升。这些视角让我们感到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对现实问题不再表现出冷漠。
（6）理论研究的国际化视野得到拓展。图书馆学界重视国外图书馆学的研究，积极引进国外图书馆学先进成果，为图书馆学研究提供了高水平发展的参照系。黄纯元的《论芝加哥学派》、霍国庆的《西方图书馆学流派述评》等文章显示出国内研究者在世界图书馆学和广义社会科学的广阔背景下来思考图书馆学问题。对国外图书馆学成果的了解，是我们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发展和创新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前提。当对西方图书馆学体系的研究积累到一定阶段，应该如何借鉴西方的图书馆学理论和方法、怎样对待我国图书馆学的遗产等问题也摆在我们面前。审视这一问题，我们应该看到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引进西方图书馆学的多少，而在于如何进行图书馆学本土化的问题。
新中国60年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取得了值得肯定的学术成就，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王宗义指出：理论研究的虚假繁荣，难以解决实践中不断累积起来的现实课题。黄宗忠在《中国图书馆学世纪评》一文中分析图书馆学研究的不足，指出：研究技术方法多，研究理论少；研究事物多，研究人的思想少；具体问题研究多，整体系统研究少；情况综述多，本质分析少；相关论述多，本体研究少。这些话语都说明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水平还不够高，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还没有形成，理论研究的前瞻性不足，经典作品欠缺。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还处于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之中，对某些问题的认识还没有统一思想，对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还没有揭示其本质。图书馆实践面对着用户需求差异的无数具体问题，当代图书馆社会职能如何认定，公共图书馆的公共性到底指什么，如何厘清图书馆自由、图书馆精神、图书馆制度、图书馆权利这些术语的内涵等等。更严重的挑战来自互联网的快速发展，面对有被边缘化之忧的图书馆，如何为巩固其社会地位提供严谨的科学论证，审视当前图书馆实际工作可以发现，需要图书馆学理论回答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
2 信息资源建设研究的主要进展
建国初期，图书馆藏书工作的主要内容是清理馆藏书籍、调查馆藏现状、着力提高藏书量。藏书工作的研究内容主要有：藏书补充的方式，藏书工作如何为工农业服务，外国图书馆藏书补充的经验，藏书的范围，藏书的组织，藏书的质量，藏书的利用，藏书的交换。藏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马列主义著作和革命书刊占据重要位置，与此相关的馆藏研究逐渐展开。当时的藏书建设研究主要停留在工作业务的探讨层面，宏观理论研究深度不够。
改革开放后的藏书建设工作发生了巨大变化，藏书建设理论研究的特点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1）研究领域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变化就是其名称的演变。在这个演变过程中相继出现的专业术语有：采访、藏书补充、藏书建设（馆藏建设、馆藏发展）、文献资源建设（文献信息资源建设）、信息资源建设。该领域专业术语的变化反映出信息资源建设理论发展的线条。由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记录和传播信息和知识的手段与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导致了图书馆藏书建设实践和理论的变革。从传统的藏书建设到文献资源建设再发展到信息资源建设，反映出研究命题的不断拓展与深化。这一发展历程从代表性著作的名称就可以反映出来。例如，1987年沈继武的《藏书建设与读者工作》，1991年吴慰慈、刘兹恒的《图书馆藏书》，1991年沈继武、肖希明的《文献资源建设》，2008年肖希明的《信息资源建设》。
（2）自加世纪80年代以来，图书馆藏书建设理论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从藏书建设发展到文献资源建设。1984年9月在大连召开的“全国高校图书馆藏书建设研讨会”上首次提出了文献资源和文献资源建设。其后十几年间，文献资源建设理论体系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并在全国图书情报界得到了普遍认同。其理论主旨是从整体的眼光，以协同的方法来发展社会文献资源，从全局的角度来进行宏观规划、合理布局，以期建立全国的文献保障体制，满足社会文献需求。文献资源建设理论的提出，既丰富了藏书建设理论，又推动了我国图书情报界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的步伐。文献资源共享的思想得到了体现与确立。可见，文献资源与文献资源建设理论的产生是对传统馆藏建设研究的一次突破，是本学科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着重大现实意义的。
（3）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的一些学者就提出了文献资源建设将要向信息资源建设发展的问题。原因在于人类记录和传播知识、信息的手段和方式的巨大变化导致了文献资源建设理论的嬗变。文献资源建设理论也已涵盖不了我国信息资源建设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内容，有必要加以丰富和发展。代根兴提出将文献资源建设深化为信息资源建设的观点，并认为文献资源建设可能被信息资源建设所取代。同年，吴晞在《文献资源，信息资源和信息资源建设》一文中也认为应该用信息资源建设取代文献资源建设，并做了较详尽的论述。高波、吴慰慈在2000年《中国图书馆学报》第5期上撰文《从文献资源建设到信息资源建设》，详细阐述了信息资源建设理论提出的背景、意义及其体系。文章认为：信息资源建设活动要比文献资源建设活动宽泛得多、复杂得多。只有将文献资源建设、数据库建设与网络信息资源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称得上完整的信息资源建设。
（4）20世纪90年代后期，对数字馆藏建设、馆藏资源数字化建设的研究不断升温，新世纪以来，关于图书馆数字信息资源建设的研究不断深入。涉及的内容包括：馆藏资源数字化、电子馆藏评价、数字资源整合、数字信息资源建设的原则、电子资源建设策略、数字资源发展规划、数据库建设、数字信息资源建设相关法律问题研究、特色数字资源建设问题研究、特定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建设方案研究等。对馆藏资源数字化在理论上阐释清楚对于图书馆工作实践是非常有指导意义的。网络信息资源给图书馆藏书结构带来的深刻变化已经影响到图书馆馆藏发展的模式。我们应该认识到网络信息资源建设是馆藏发展的一次飞跃。该领域的内容涉及网络信息资源开发的模式、网络信息资源的选择与评价、不同类型网络资源的开发利用问题、网络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策略、网络信息资源导航等。图书馆馆藏结构的变化促使馆藏发展指导思想的转变，馆藏建设的观念已经逐步从传统的建立一个有限的物理实体转变到对网络信息甚至全球信息的把握上来。在馆藏建设中，不是试图拥有全部的信息资源，而是强调利用网络技术，能够快速地存取到各地的信息资料。这不仅仅是观念的转变，而且已逐步落实到馆藏发展的实践中去了。
（5）资源共享研究一直是热点领域。1990年以前我国图书馆学界关于资源共享的文章仅有几十篇。可以说，关于资源共享研究的第一个10年仅处于萌芽阶段。早期的文章多是研究图书馆的资源共享问题，还没有普遍关注文献资源共享或者信息资源共享的问题，并且研究的内容主要是提请关注资源共享的问题，停留在论证资源共享很重要这一务虚的层面，经常出现的表达方式是设想、初步构想、现实意义等词语。1991到2000年间，关于文献资源共享的文章迅速增多，这一时期的研究不再停留在论证资源共享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是开始研究更深入的话题，如信息资源共享的阻碍因素、实现机制、实施策略及方式方法等具体的内容。新世纪以来的文献资源共享和信息资源共享研究已经涌现出1000多篇文章，而且还有专著问世，包括2003年高波著《网络环境下中日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比较研究》，2004年程焕文主编《信息资源共享》。如果想把我国信息资源共享研究的30年简单地描述出个轨迹的话，我们可以总结如下：第一个10年是研究要不要信息资源共享的问题，第二个10年是研究怎么进行信息资源共享的问题，第三个10年则是把信息资源共享从理论走向实践。资源共享研究的深入还体现在对信息资源共建的倡导。1998年霍国庆的《论信息资源的共建和共享》、刘兹恒和张久珍的《论图书馆资源共建》发表。1999年“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倡议书”发布。世纪之交国内对图书馆联盟的研究蔚然成风。2005年，《图书馆合作与信息资源共享武汉宣言》发布，不仅宣明了观点和理念，还提出行动方向，不仅是信息资源共享的纲领性文件，还是彰显当代图书馆学理论光辉的范文。
3 信息服务研究的主要进展
（1）信息服务研究的总体脉络。20世纪80年代的著作名称多是“读者工作”，90年代以后就开始使用“信息服务”这个概念。代表性著作是：1985年沈继武的《读者工作概论》，1986年张树华等出版的《图书馆读者工作教程》。2005年张树华等出版了《数字时代的图书馆信息服务》，胡昌平等出版了《信息服务与用户研究》。
（2）参考咨询服务研究。早期参考咨询服务研究主要是工作研讨，从论文内容看，80年代的研究主要是工作方法、工作经验的总结和交流，有的文章阐明参考咨询服务对图书馆工作的重要性，研究内容的丰富程度还不够。参考咨询服务研究在90年代已逐渐超越了对具体工作内容、方式方法的微观性研究阶段，理论性、宏观性及现代化研究正日益增强。研究内容基本上触及了咨询服务的方方面面，包括咨询服务理论研究、参考咨询工作、文献检索课、查新服务、定题服务、对国外的研究、中外对比、咨询服务现代化等内容。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国内对数字参考咨询、虚拟参考咨询或网络参考咨询服务的研究逐渐升温。数字参考咨询服务研究的内容包括国外情况、服务模式、服务质量、发展趋势、技术支撑、人员素质、法律支撑等，以及参考咨询工作的各个细节，如知识库的建立与规范、咨询回答语言技巧、咨询者的隐私保护等问题。新世纪以来的参考咨询服务研究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研究的视角逐渐扩大，研究深度得到加强。研究热点不再仅仅停留在描述参考咨询服务的模式，也不是仅仅研究数字参考咨询工作的一般性问题，而是开始深入研究如何提高参考咨询服务的质量，并对质量评价设计了具体的指标、详细的测度方法。近年来，詹德优的《信息咨询理论与方法》、夏侯炳的《参考咨询新论》、初景利的《图书馆数字参考咨询服务研究》等代表性的理论著作相继问世。
（3）信息用户研究。该方面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用户构成研究，用户信息需求研究，用户信息行为研究，用户心理研究，用户权利研究，用户满意度研究，用户教育研究等。用户驱动的图书馆服务是当今图书馆界普遍认可的服务模式。所以，图书馆需要掌握用户信息需求的特点和规律。用户信息需求的调查研究日益受到重视。用户信息需求研究需要诊断用户信息需求的价值取向、需求内容和需求行为，提出构建用户信息需求模型、建立知识交流网络、营造信息供需交互的桥梁等诊断用户信息需求的方法。关于用户信息行为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信息行为基本原理的研究和网络用户信息行为研究等。
（4）用户教育研究。观察近20年的文献可以发现，早期较多使用“用户教育”和“读者教育”，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较多使用“情报用户教育”，从90年代末开始出现了“信息用户教育”。当前普遍采纳的说法是“用户教育”、“信息用户教育”和“信息素质教育”。信息素质教育的提出对图书馆用户教育工作是一个极大推动，很多图书馆都借鉴了信息素质教育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在信息需求分析、信息检索策略制订、信息检索技术培养、信息的评价与选择、信息能力评估等方面对用户教育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可以说，信息素质教育是新时期、新环境下用户教育的继续发展。近年来，用户教育的重点转移到网络环境下用户教育模式的改革、用户教育内容的拓展、数字图书馆用户教育方式等问题上。用户教育有助于提高图书馆资源利用率、用户教育有助于培养用户信息意识、提高用户信息技能、用户教育有助于规范用户信息行为、用户教育有助于扩大图书馆影响、提高其社会地位。新环境下图书馆用户教育工作的特点在于：信息资源环境的变化影响了用户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信息技术的应用影响了用户教育的手段、用户信息需求的变化增加了用户教育工作的难度、图书馆员角色的变化赋予用户教育工作者更多的责任。
4 数字图书馆研究的主要进展
数字图书馆研究只有十几年的历史。我国数字图书馆研究的脉络和特点大体如下：
（1）在我国开始建设数字图书馆之初主要是介绍国外数字图书馆的情况。图书情报界意识到数字图书馆是未来图书馆发展的必然趋势，开始关注国外数字图书馆的研究动态，相关的国际学术交流也比较活跃，除了邀请国外学者到我国介绍国外数字图书馆概况外，还派出学者实地考察研究。从1995年到1999年，与我国数字图书馆相关的文章的关键词中，除“数字图书馆”外出现频次最高的为数字化、电子文献、信息技术、电子信息资源和自动化等词语。虽然除了上述关键词外，还有网络和数据库等关键词出现，但是数量不多。由此可见图书馆资源的数字化是这一阶段研究的热点，这也是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必要条件。在资源的数字化过程中，一部分问题也浮出水面：如何保证信息的完整性、可靠性、快速、简单易用、良好的性能价格比，如何确保数字资料不被非法复制和发布等。这就需要用数字图书馆的技术和服务来满足这些需求。在数字图书馆技术方面，1998年以前，技术研究侧重于图书馆管理方面的自动化技术，中国数字图书馆建设启动后，我国研究和开发的技术包括数字化技术、数字对象的存储技术、分布式数字对象的管理、多媒体技术、元数据自动生成和转换技术等。
（2）2000年至2004年间，我国数字图书馆研究的热潮形成。数字图书馆研究关注的具体问题包括数字资源、元数据、数据库建设、版权问题、用户培训等。
（3）2004年以后，数字图书馆研究不断深入。深入发展的标志是包括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研究、用户服务研究、学科信息服务、个性化服务等领域的成果丰硕。在技术方面，数字图书馆重视内容管理技术、智能检索技术、信息安全技术、开源构件技术、网络存储技术、个性化服务技术、数字版权管理技术等相关技术的研究与应用。自2004年以来，国内学者对建设数字图书馆所涉及的著作权、版权、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以及合理使用问题投入了非常高的研究热情，显示出这一棘手问题至今依然是数字图书馆建设过程中的大难题。数字图书馆事业的良性发展有赖于充分运用知识产权这把双刃剑。
（4）近年来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建立了元数据标准、检索和互操作标准、数字信息集合的元数据标准以及通信、系统、安全、管理、知识产权、服务、运营等多方面的标准与规范，这些标准规范体系很好地指导了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实践。包括科技部《中国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建设》（Chinese Digital Library Standards,CDLS）项目，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管理中心整理编撰的《中国高等教育数字图书馆技术标准与规范》，中国科学院国家数字图书馆项目（CSDL）制定的《数字图书馆建设的标准规范体系》、《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开放描述与标准应用指南》等。这些标准与指南针对数字图书馆系统的数字资源建设与服务，建立了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开放建设与开放应用机制，指导并规范了资源加工、描述、组织、服务和长期保存，还提出和完善了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框架体系，并初步建立了基于联合、开放、共享的标准规范建设、应用和管理机制。
（5）有关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的热门关键词有面向用户的服务、个性化服务、主动服务、数字参考咨询服务、RSS推送服务、知识服务、全文服务等。图书馆2.0概念的成功引入使得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理念实现了向用户为中心的转移。图书馆将多种Web2.0的技术应用到图书馆服务中，例如，邮箱定题服务、短信定制服务、MyLibrary、实时在线咨询等。国内图书馆界对图书馆2.0的研究形成一股热潮。
（6）数字图书馆技术起初是以书目为中心或以图书馆自动化系统为中心，典型的成果是网络联机联合编目系统、联机情报检索系统等。随后，数字图书馆技术发展到以资源数字化为中心，主要是扫描技术、OCR技术、海量信息存储技术、全文检索技术等。目前，数字图书馆技术发展到以资源集成为中心，核心是解决分布式异构数字资源的互操作问题，代表技术是跨库检索技术、OpenURL技术、门户技术、元数据收割技术等。此外，网格技术、智能搜索引擎技术、版权保护技术、网络信息挖掘技术、数据仓库技术、推拉技术、信息安全技术、信息可视化技术、图像处理技术、聚类技术、参考链接技术、数据迁移技术、无线网络技术等也是热点话题。最近两年，RFID（射频识别）技术的应用研究也比较引人注目。RFID技术带来了全新的排架体系与标识系统，能够实现准确快速定位和导航。加强对RFID技术标准问题、系统设备生产问题、集成商问题、经费问题、兼容问题、管理模式等问题的研究有利于扩大其应用范围。
5 新世纪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总结与展望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出现了新的态势，呈现出全面推进、注重创新、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
（1）现实问题研究。信息技术的进步及信息环境的变化为图书馆学研究不断注入新的活力，传统的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为了有效地解决图书馆学理论和实际问题，人们在加强基础研究的同时，更加突出了应用研究。图书馆学应用研究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省、部级项目中不断获得资助。其重要课题包括文献信息资源开发、图书情报工作体制、图书情报工作网络化、信息服务、信息用户研究、数字参考咨询等。以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为主体的图书情报现代技术研究已形成规模，其研究成果已得到了广泛应用。图书情报计算机管理系统、国际联机检索系统、国内联机检索系统、各类管理信息系统、各类数据库生产、电子出版系统等都发展较快，在应用中已取得了巨大的效益。
（2）知识论研究。王子舟在2003年将“知识集合说”写进了《现代图书馆学教程》之中。该教程以知识论为立场，提出图书馆学的核心内容包括三个部分：客观知识，知识集合、知识受众。认为应根据客观知识、知识集合、知识受众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来建立图书馆学的研究客体体系。一批中青年学者如彭修义、刘洪波、蒋永福、王子舟、王知津、柯平、张晓林、邱均平、李后卿、盛小平等分别从知识组织、知识集合、知识管理、知识服务的角度发表论文和著作。
（3）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研究。在国家宏观政策引导下，公共文化事业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逐步形成了大城市、中小城市集群、城市社区和县乡基层等多种服务体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世界级城市图书馆指标体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世界著名城市图书馆述略》，不仅概括了大都市图书馆的十大特征，而且提出了特大型城市图书馆建设的顶层设计理念。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研究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广东的“岭南”模式、“苏图”模式、“嘉兴”模式、上海和杭州的“一卡通”模式、天津的“图书馆延伸服务”、北京的“社区乡镇图书馆建设”等，虽各具特色，但服务体系的整体上都呈现出“管理主体上移、网点布局下延、资源共享提高、服务规范统一、服务效益改善”的特点。
（4）图书情报工作网络化研究。由黄长著、周文骏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重大项目“面向2l世纪的中国图书情报工作网络化研究”，在分析国内外图书情报网络建设现状的基础上，探讨了资源共建与共享、网络用户的信息需求、数字图书馆建设等我国图书情报事业发展中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就我国图书情报网络的建设目标、实施步骤和应解决的问题做了详尽的阐述，并对加大信息资源开发力度、加速中文信息资源数字化进程、发展宏观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等提出了操作性较强的政策性建议。
（5）数字图书馆模式与机制研究。1997年7月，“中国试验型数字图书馆项目”（CPDLP）的实施，标志着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开始。1999年6月，由北京市信息化工作办公室下达，国家图书馆牵头，联合北大、清华、中科院进行“中关村科技园区数字图书馆群软课题研究”。该课题采用各种方式对该地区现有资源进行调研，结合该地区的特点，探讨建设数字图书馆群的方法和路线，最终提出一份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为把中关村科技园区数字图书馆群建设成为中国数字图书馆示范性工程奠定基础。2000年，是中国数字图书馆发展的转折点。中国数字图书馆从初期的研究、开发、试验，逐步发展到初具规模。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国政府对数字图书馆建设给予了巨大的资金支持。由中央财政陆续投入建设的国家级数字图书馆项目有多项，这些国家级项目是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的核心，对其他的数字图书馆建设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个阶段数字图书馆研究的具体内容包括数字资源研究、元数据研究、资源共享问题、数据库建设、版权问题等。近三四年来，我国数字图书馆步入深入发展阶段，其标志包括数字图书馆加强标准规范建设，数字图书馆开始重视面向用户的服务，数字图书馆日趋重视改革传统的资源结构和服务模式，满足用户在网络环境下利用信息的需求。数字图书馆的技术研究也取得了新的进展，特别是个性化定制、知识发现、互操作、通用对象请求代理体系结构（CORBA）等技术在数字图书馆开发中的应用有较大突破。
（6）标引语言与信息标引研究。目前标引语言的编制及管理已经基本上由手工操作过渡到计算机辅助编制与管理，继20世纪90年代研制出若干电子叙词表之后，2001年又研制成功了《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这是我国分类法电子化的一个标志性成果。在网络信息组织方面，研究的重点是受控语言如何经过改造适应网络信息组织的需要，以及用标引语言的理论完善现有网络信息组织的方法，提高其检索效率。
以上简要地勾勒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图书馆学研究的发展进程，说明我国图书馆学的各个学科领域和分支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呈现出理论深化、面向现实、勇于创新、多头并进的研究格局。新中国图书馆学研究60年的发展路向曲曲折折，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与图书馆实践之间始终存在着一个断层，理论与实践各自在近乎平行的轨道上独立运行。实践呼唤不出所需要的指导性的理论，理论研究则因缺乏实践的支持与滋润难以深入，流于空谈。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现在人们初步认识到了“症结”之所在，视线转向了现实。理论研究应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己任，这是“实践——理论——再实践”的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笔者相信，沿着“实践——理论——再实践”的路子走下去，图书馆学定会在21世纪有新的发展。
编发：王宗义
收稿日期：2009－0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