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贵州文化与五四新文化的历史性相遇——在西南大后方文学活动与文化建设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大后方论文,学术讨论论文,贵州论文,会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33X(2006)02-0094-07
今天下午我们的会议就要转入第二个议程：我们将要沿着当年徐霞客走过的路，去看举世闻名的黄果树瀑布。这里，我先请大家看一组历史图片：一是1850年左右法国传教士摄影的黄果树瀑布；二是1902年日本学者鸟居龙藏拍摄的黄果树照片；三是抗战时期来往于滇缅公路上运送战争物质的车辆途经黄果树瀑布的摄影；四是抗战时期途经黄果树的美国官兵与中国官兵的合影。这都是一些重要的历史时刻，它具有某种象征的意义。这是人与自然的相遇，也可以看作是文化的相遇——深藏在大山中的贵州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相遇。
这样的相遇首先是贵州文化发展自身的需要。研究者说贵州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移民性，真正的贵州本土居民只有仡佬族，其余都是外来的。因此，你和贵州的老百姓、贵州的农民聊天，谈起他们的祖先，十之八九都是移民，而且颇以此为自豪。贵州历史就是一部移民史，大规模的移民有三次：一次是秦汉时期。居住在贵州周边的四川、湖南、两广、云南的氐羌、苗、瑶、百越等少数民族，还有汉族，都纷纷涌入贵州。第二次是明清时代。先是明代实行“调北填南”的政策，大批江南地区的军民到贵州屯军，安顺屯堡就是他们的后裔居住地，那里还保留着明代的服饰、风俗习惯。以后，清王朝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又有大量汉族移居贵州。第三次就是抗战时期。失去家园的北方人，被称为“下江人”的江南居民，纷纷到贵州避难，虽然抗战胜利以后又纷纷离去，但仍有不少人和他们的后代留了下来。这些移民同时带来了他们本地的文化，而逐渐演变成为贵州本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由此形成了贵州文化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将各地方文化融合为一体。因此有研究者称，贵州文化是一种“多元会合型文化”，它具有能包容一切的弹性结构，有不断吸取外来新文化的要求，这就构成了我们所要讨论的“贵州本土文化与五四新文化历史相遇”的内在条件。另外，在大山之外的人们看来，贵州永远是一个神秘的山国。若问它究竟有多么古老，我们不妨看一看最新的考古发现：贵州瓮安发现了距今5亿8千万年的动物化石，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人类最古老、最原始的化石。人类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历史也有几十万年(学术界有24万年、30万年、50万年诸说)。在地理空间上，这块土地属于“古特堤斯海洋”(从贵州、云南、西藏，一直到欧洲的阿尔卑斯山脉的广大地区)的北岸，这又是怎样一番空间景观！如此古老又这般蕴涵丰富的贵州，长期处于“藏在深山人未识”的状态，这本身就有一种魅力，从而引发“发现新大陆”的冲动，于是就有了一部“寻找、发现贵州”的历史。其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地理的发现”有三次，而且三次探寻的路径都很接近。第一次是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明代的徐霞客从广西南丹入黔，经今之黔南-贵阳-安顺-黔西南入云南。他来到黄果树，为其“阔而大”所震撼：“盖余所见瀑布，高峻数倍者有之，而从无此阔而大者，但从其上侧身下瞰，不免神悚。”(徐宏祖《徐霞客游记·黔游日记》)[1] 76后来钱谦益称徐霞客游记是“世界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钱谦益《嘱徐仲昭刻游记书》)[1] 288，其实我们也可以借用说，徐霞客发现了“真、大、奇”的贵州地理文化。第二次是上世纪初的1902年10、11月，日本人类学者鸟居龙藏从湖南晃州，经今之铜仁-黔东南-贵阳-安顺-黔西南入云南。他也到过黄果树，他发现的是文化人类学的贵州，在其后所写的学术论文里，提出苗族在族群系属方面与印度支那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成了古代日本民族来源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次是抗战初期的1938年，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的前身)200多(一说300多)师生组织的“湘黔滇旅行团”，于1938年2月19日从湖南出发，进入贵州，沿着黔东南-黔南-贵阳-安顺-黔西南这条线，最后进入云南，前后68天。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中国最高学府的学子与学者，为什么会来到贵州，他们在贵州发现了什么？这样的发现对他们自身以至中国的现代文化，具有什么意义？
(一)
首先，我们注意到的自然是第三次发现贵州有一个抗日战争的大背景。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全民抗战，提出的口号是“全民总动员”，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全民族文化的总动员，对一切文化资源的调动与利用。这就意味着，在抗战时期，对民族文化的理解，必然是强调它的全民族性与多元性：不仅是汉文化，也包括少数民族文化；不仅是中原文化，也包括边缘地区的文化；不仅是精英文化，也包括民间文化。特别是在中国社会文化结构一直占据中心、主导地位的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相继失手，偌大中国只剩下西北与西南两个边远的角落，一向默默无闻的西部大山，在民族最危难的时刻挺身而出，成了支撑民族大厦的脊梁。在川、滇、黔、桂四省成为抗敌大后方、民族复兴最后根据地的时候，西南地区的文化自然就成了人们关注的中心，成为民族文化复兴的重要资源。因此，在抗战中后期，大后方形成了四大文化中心：重庆、昆明、桂林和贵阳。当然，相对来说，贵阳的地位要弱一些，但也有自己的特殊性。贵州介于西南各省之间，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贵阳成为大后方交通枢纽，从广西到四川、云南，贵阳是一个重要通道。当时，贵州在整个中国的文化格局中起了两个作用：一是文化保存的作用。大批学校、文化机构内迁到贵州，如国立浙江大学、私立大夏大学、国立唐山工学院、国立湘雅医学院、陆军大学、广西师院等大学；武汉日报社、大刚报社、力报社等新闻机构，都在贵州大山的怀抱里得到庇护。更有大批的作家(茅盾、巴金、田汉、闻一多、熊佛西、端木蕻良、叶圣陶、臧克家、施蛰存、艾芜、张恨水、丰子恺等)、艺术家(徐悲鸿、叶浅予、马思聪、吴晓邦等)纷纷旅居或滞留贵阳等地。而最具有实质性与象征性的，则是故宫的国宝在贵州安顺的华严洞得到了完整保存与保护。二是贵州以自己独特的文化，给山外人以发现的惊喜与全新的滋养，获得了一次反过来影响民族文化发展的机会。西南联大师生的湘、黔、滇文化之旅，除了这样的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也还有他们自我生命的内在要求，也是五四新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闻一多在谈到自己选择步行、参加旅行团的原因时说，这是为了取得新的经验，自己在此之前的生活是“假洋鬼子的生活”，“和广大农村隔绝了”[2]。这主要指他战前在青岛与北平的学院生活。身处城市上层社会的象牙塔里，沉醉于以西方文化为标准与指归的精英文化，完全与中国现实脱节，与广大农村脱节，与民间底层社会脱节，一句话，与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真实生活脱节。这自然是一个重要的反省。从另一面说，这也是对五四新文化的一个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一开始就提出了“平民文学”的口号，但实际上却是局限在城市知识分子与城市市民的范围内，与农民是处在隔绝状态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了突破中国旧传统的束缚，主要向外国文化寻求资源，以后又提出了文学民族化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发展到了抗战时期，显然更加迫切地要求从民族传统与民间传统中获取新的推动力。五四新文化尽管一开始的自我指向就是全民族的文化，但它与少数民族文化的隔绝也是很明显的弱点。也就是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到40年代，它迫切需要补课，需要与农民对话，与民间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对话，进行文学的寻根。这就构成了西南联大师生这一次西南文化之旅的另一个重要背景，于是也就有了这样的自我命名——“西南采风”。有意思的是，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以后，在西北地区也有这样的采风运动，尽管有着不同的背景，但也同样具有五四新文化的寻根意义。这一次采风保存下来的成果主要有两个：一是中文系学生刘吉兆编选、闻一多作序的《西南采风录》；一是政治系学生钱能欣写的《西南三千五百里》。前者主要收集了各地的民歌民谣，也包括少数民族的歌谣，是为了寻找现代诗歌写作的源头，后者则是对沿途经济、政治、民族、民俗的观察，着眼点在西南文化的“开发”[3] 2。正是因为怀有这样的寻找文学、思想、文化资源的目的，他们对居住在这里的少数民族、山民采取了完全平等的态度，全然没有山外人常有的居高临下的傲慢，也完全抛弃了贵州“蛮荒，落后”的偏见，他们是诚心诚意来了解贵州社会，吸取新鲜空气与养料的。那么，他们发现了怎样一个贵州呢？他们对贵州的直观感受、直接体验是两个“惊人”：这里的自然景观惊人的美，这里的人民生活惊人的贫困。这两个方面都引起了心灵的震撼。他们和当年的徐霞客一样，首先感受到、并被征服的，是贵州自然景观的真、大、奇：“大瀑布高四十余米，水流巨声，如雷如吼，如万马奔腾……七色的弧线跨在溪水上，如天堂的浮桥。”[3] 76在镇宁的火牛硐里，“一个大石柱自八九丈高的圆顶上，一直下垂接着底”，“几十个人手里的烛光在空阔的石洞里若隐若现，如在歌场里出演了‘诗人游地狱’，又似乎在圣彼得教堂里祈祷夜之和平”，“每个人都如在考古家发掘了古希腊的宫殿似的。”[3] 74-75人们很容易就注意到，这些一直在大城市里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的青年，在刚接触贵州自然风光时，首先联想到的是书本里的西方世界，他们在东方边远地带神奇的山洞里感受到希腊、意大利文明的魅力，这样的东、西方文化混融的感觉是颇为奇异的。而对这些在书本里想象世界的城市青年，或许更有意义的是，他们终于亲眼看见了一个真实的现实社会——“恐怖的山谷，罂粟花，苗族同胞和瘦弱的人们……，乡村充满了抽丁的麻烦或者土匪的恐怖。”[4] 21于是他们宣称，自己受到了“灵魂的洗礼”。如一位研究者所说，本真形态的大自然的性灵，以及现实层面的民间疾苦，同时植入灵魂，他们“不再是原来足不出户的单纯青年，他们的生命形态，精神气质，已经被各地的山水民风所重塑。”[5] 48于是全新的感受，全新的想象，就产生了全新的诗：
“我们终于离开了渔网似的城市，
那一窒息的、干燥的、空虚的格子！
不断地捞我们到绝望去的城市呵！
而今天，这片自由阔大的原野
从茫茫的天边把我们拥抱了，……
我们泳进了蓝色的海，澄黄的海，棕赤的海……
！
我们说不出是为什么(我们这样年青)
在我们的血里流泻着不尽的欢畅。”(穆旦《原野上走路——三千里步行之二》)[6] 496-497
“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
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呵，
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
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
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我踌躇着为了多年耻辱的历史
仍在这广大的山河中等待，等待着，
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
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穆旦《赞美》)[6] 532，525
可以看到，经过了包括贵州文化在内的三地文化的洗礼，这些原来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的城市青年，对真实的中国大地——大地上的自然、文化与人民三者有了切身的体验，建立了精神上的血肉联系，他们从此将真正地走向成熟：自我生命的成熟，学术、艺术生命的成熟。而他们的老师辈，就有了从中国文化发展全局出发的更为理性的思考。在讲述闻一多的思考前，我们先来看一篇曾为“战国策”派的大将林同济教授的文章《千山万岭我归来》。他从重庆到昆明，途经贵州，第一次看到贵州的大山眼睛就为之一亮：“东方天忽朗，一望千里。西南群山好像都列在眼底。腾胸呼吸，乃觉天之高，地之厚，中国之大，中国之必定大有为！”由此而想到中国民族文化的再造——“我们中国文明，一向是在平原发展，偏重于利用平原；对‘山地’的价值，始终不了解”。“现在的局面，已经迫使我们这个‘平原为基础’的民族，来到‘山地’上寻求复兴的柱石。我们必须要认识山地，爱护山地，发挥山地的威力”，“创造‘山地文明’以补我们数千年‘平原文明’之不足。即进而就民族精神方面说，‘平原型’的精神，博大有余，崇高不殆。我们这个平易中庸的民族所殛需的，也许正是一般崇高奇险的‘山地型’的气魄！”[1] 339-341他几乎是第一次明确地提出重新认识贵州文化的意义问题，强调贵州山地型文化对中国民族文化振兴与民族精神重塑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闻一多从对贵州民歌的体认中也得出了同样结论。他在《西南采风录》序中，特地引述了三首民歌。第一首是贵阳的：“斯文滔滔讨人厌，庄稼粗汉爱死人；郎是庄稼老粗汉，不是白脸假斯文”。闻一多大概由此想起了他对自身“假洋鬼子”生活的反省。而尤让闻一多激赏的，是盘县与另一没有注明出处的两首贵州山歌：“吃菜要吃白菜头，跟哥要跟大贼头。睡到半夜钢刀响，妹穿绫罗哥穿绸”；“马摆高山高又高，打把火钳插在腰。哪家姑娘不嫁我，关起四门放火烧！”闻一多写道：“你说这是原始，是野蛮。对了，如今我们需要的正是它。……如今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给我们试验自己血中是否还有着那只狰狞的动物。如果没有，只好自认是个精神上‘天阉’的民族，休想在这地面上混下去了。感谢上苍，在前方姚子青、八百壮士，每个在大地上或天空中粉身碎骨了的男儿，在后方几万万以‘睡到半夜钢刀响’为乐的‘庄稼老粗汉’，已经保证了我们不是‘天阉’。……还好，还好，四千年的文化，没有把我们都变成‘白脸斯文人’。”[7] 4这里，有对贵州文化的再认识——该如何看待它的“原始”与“野蛮”？更有对民族危机的焦虑——难道我们真是个“天阉”的民族，已经失去了生命力与再生力了吗？于是，把民族文化复兴的希望，寄托在保留了淋漓的生命元气的非正统、非中心的民间的边缘文化上，希望从中获取新的源泉与力量。当然，贵州文化如何给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注入新的活力，这是需要做具体研究的。根据所接触到的材料，可能更多是绘画等艺术领域的艺术观念与笔墨上的影响。不妨举一个例子。画家马得抗战时期流浪到贵州，一待就是七年。他后来回忆说：“我常挤在人群里画速写，听他们唱(苗族)山歌。山歌大都是情歌，曲调高亢、淳厚、粗犷，蕴含着率真的热烈情感，歌词中形象的比喻、奇特的想象，通过自然嗓音的表达，生动自然，十分感人。”[1] 364有意思的是，画家有了这样的感悟，却没有立刻转化为新的创作，而是潜藏于心，孕育了几年，1947年到了南京，才开始“用朴实的民间剪纸或版画形式来画山歌”，即所谓“漫画情歌”的艺术尝试。我们这里先欣赏其中的几幅：“太阳渐渐要落坡，落坡哥哥要过河。铜打钥匙铁打锁，吊住太阳不落坡”，“鸡醒鸡开叫，马醒马吃草，天醒云跑掉，我心有怨谁知道！”“月亮出来两头尖，两个星宿挂两边。金钩挂在银钩上，郎心挂在姐心边”。不仅所漫画的情歌全是苗族的歌谣，而且从构图到笔墨的运用，都受到了苗家蜡染纹饰的深刻影响。以后马得从事戏曲人物画，仍保留了蜡染画的痕迹。当代批评家说：“这样原始又这样现代的漫画语言实在罕见，这样稚拙又这样诗意的漫画境界，过去没有，现在更没有。马得用怪诞诡异的笔墨塑造了一个远离市民社会的伊甸国，童话般的天真浪漫。”[1] 366-367这里的“稚拙”中的“诗意”、“怪诞诡异”其实是有着贵州文化的影响的，可以说是贵州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造就了画家马得。甚至连丰子恺、徐悲鸿、刘海粟这样完全成熟的艺术大师也从贵州的奇山异水中获得新的灵感。他们在发现贵州的同时，也发现了自己，人与艺术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我说过，贵州的山神是宽厚的，它接纳一切，也毫不吝惜地给予回报。
(二)
谈到“接纳一切”，就涉及到我们论题的另一面：五四新文化对贵州的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发源于北京、上海等少数中心大城市，它怎样向贵州这样的边远地区传播、扩散，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文学史研究课题。这些年贵州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已经做了许多探讨，并且有重要成果，先后出版了《贵州新文学大系》(八卷，贵州人民出版社)、《20世纪贵州文学史书系》(包括20世纪贵州小说史、诗歌史、戏剧史、散文史、民间文学史，共五部，贵州民族出版社)。我感兴趣的是，五四新文化，它的精神、理念，它的文学艺术成果，怎样为贵州这样的边远地区普通老百姓与年青一代所接受，特别是怎样渗透到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去的？这或许是更重要、更根本的。在我看来，这样的接受与渗透，应该是到抗战时期才发生的。但这样的研究遇到史料上的很大困难，因为很少见诸历史记载，这就不能不借助于有关回忆。我这里主要依据两个文本，一是戴明贤先生的《一个人的安顺》，另一是乐黛云先生的《追忆童年》。我关注的是，这样的文化传播、渗透的途径、方式及其精神内涵。首先是人员的流动。抗战时期有两种人突然像一股劲风，破门窗而入，闯进内地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众多的新事物，全方位地冲击了山城传统的生活方式。戴明贤先生认为，这样的闯入，是继明代屯军带来中原文化(包括江南文化)之后的第二次冲击[8] 16。这“两种人”，一是“下江人”(主要是流亡到贵州的长江下游的江南一带的难民)；二是二战胜利后沿滇缅公路来到贵州的“美国大兵”。先说下江人。乐黛云有这样的回忆：“卢沟桥事变那年，我刚六岁，贵阳这座山城陡然热闹起来，市街摆满了地摊，出售逃难来的‘下江人’的各式衣服、杂物。油炸豆腐、江苏香干、糖炒栗子、五香牛肉的叫卖声此起彼伏。一到傍晚，人群熙熙攘攘，电石灯跳动着小小的蓝火苗，发出难闻的臭味。我却喜欢和母亲一起在闹市中穿行，一边吃个不停。”[9] 487这里，首先是物质层面的诱惑，饮食文化的吸引，然后逐渐转入精神文化层面。而精神层面的进入，也是先通过表面的生活方式而逐渐到内在的文化理念。这是身处安顺小城的戴明贤回忆中的一个细节：“最碍眼的是一男一女挽臂而行，何况女人还是‘鸡窝头’、红嘴皮，化了浓妆！路人就要公然作侧目而视状，或互相挤眼努嘴，小孩们则尾随其后，拍手嘘哨。但下江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依然故我，渐渐地也就见惯不惊”。不知不觉之间，当地的青少年也纷纷模仿，五四新文化中的新的爱情观、婚姻观等等，也就随之潜移默化于人们生活中。相处久了，就自然产生心灵的交流。在戴明贤(或许还有他的母亲，以及小城的百姓)眼里，下江人最让人同情与感动的，是他们“背井离乡的凄梦”和“宁肯流亡三千里不做亡国奴”的爱国之情。这个从未离开过小城一步的小孩，很可能就是通过下江人、还有因马帮运货与修建滇缅公路而路过的云南人那里，获得了一个超越于“家”的更大的视野。他回忆说：“江南给我带来了那么多凄婉惆怅、低徊不尽的思乡歌曲”，“云南成为我童年幻想的源头之一”，全新的“大地域”也即“国家”的意识就萌生在这边地小城的年青一代的心中。另一个闯入者，也带来新文化的，是美国大兵。在戴明贤笔下，“小城出现美国兵”成了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他们蜂拥而来，小城立即热闹了许多。他们带来了大量的新鲜玩意儿：吉普车、短夹克、口香糖、冲锋枪、骆驼牌香烟、各种战地产品，大拇指加‘顶好’”。小城的生活方式也因为美国兵的到来而发生微妙变化，比如说有了西餐馆，还有“国际饭店”，“国际”的概念也就悄俏地进入小城人民的生活中。小城里还流传着这样的笑话：美军的车队穿城而过，一个乡下人目送小吉普飞驰绝尘而去，不禁惊叹道：“崽哟！这么小点就跑得飞一样，长大还了得！”这里美国大兵的张狂与风光，中国乡民惊叹中的美国想象，都颇耐寻味。当时的初中生戴明贤这样回忆美国大兵给他留下的印象：“多是些活泼轻浮的小伙子，经常三五成群地找机会出来闲逛，猎奇，领略异国风情。”[8]36，37，39，40这里多少已经包含了对美国文化与民族性格的某种直观的感受。但作为省城里的高中生，乐黛云却有另一番感受：“高中三年中印象最深的就是美国。我最讨厌那些嚼着口香糖，伸出大拇指叫‘顶好’，开着吉普车横冲直撞的美国兵。我每个周末回花溪，有时坐马车，有时走路，总会碰上那些载着花枝招展的时髦姑娘的美国吉普。车上美国兵常冲着我喊：‘漂亮姑娘，要不要搭车？’我觉得受到了莫大的侮辱。”[9] 490这样的反感或许就影响了她那一代人的人生选择。二次大战后美国在东方国家的形象，美国文化的影响，在普通民众与知识分子中的反应，这都是极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我们的讨论也只是略有涉及。
传播新文化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电影。前面所提到的西南联大学生写的《西南三千里》谈到，他们到了贵州安顺，也特别注意到当地“除了茶馆，还有一家湖广会馆改用的电影院可以消闲，每到晚上，自己用小马达发电，开映些《荒山女侠》与《十三妹》之类的‘名片’，倒是道地的国货。”[3] 73在戴明贤的回忆中，就有了更真切的描述：“都是大城市过时已久的破旧拷贝，断头多，动不动就中断情节，改变画面，正在室里对坐，一眨眼到了海边打斗。有时放着放着画面就静止了，几秒钟后开始变形解体，见多识广的看客就大喊：片子烧了，片子烧了！交代情节传达对话的字幕一出，观众们就出声朗读，场内一片嗡嗡声浪……”在纪念中国电影一百周年的时候，重温这样的边地小城的影院风景，是非常有趣的。而且当时看的电影却又不只是《荒山女侠》，据戴明贤回忆，还有大量国产影片与好莱坞片，如《国魂》、《艳阳天》、《出水芙蓉》、《战地钟声》，苏联影片《大萝卜》、《青鸟》。最崇拜的明星有刘琼、石挥、蓝马和谢添，女明星只有陈燕燕[8] 114，116。乐黛云则回忆说：“那些美国‘文艺哀情巨片’简直让我如痴如迷，泰隆鲍华、罗勃泰勒扮演的荧幕上的美国兵竟然成了我的英雄。我宁可摸黑走路回家，也要在星期六的下午赶两三场美国电影。”[9] 490对现实生活中美国兵的反感与对荧幕上的美国兵的崇拜，这样的反差本身就很有意思。第三个传播途径是唱歌与演戏。戴明贤说：“在童年记忆中，抗日战争是与歌声交织在一起的，甚至就是一回事”，“我没有亲见抗日战场，只饱听了抗日歌曲。战前出现过许多救国论，如‘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等。其实没有错，只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倒是救亡歌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鼓荡起一片同仇敌忾的氛围，是正义战争的有力助手”。这构成了这一代人的神圣记忆：站在窗外，听屋子里的外地来的宣传队员慷慨高歌：“为我中华民族，永做自由人！”“脚步连着脚步，臂膀挽着臂膀，我们的队伍是广大强壮！四万万被压迫的人民，都朝着一个方向！”尽管对歌词的含义似懂非懂，但那样一种追求自由与解放的生命激情，团结向前的意志力量，却深深地植入了幼小的心灵中。乐黛云的回忆中，也谈到了《大刀进行曲》，还有“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之类流行歌曲。她还特地谈到了当时的校园歌曲。抗战时期原来在南京的东南大学附中迁到贵阳，成为贵州唯一的国立中学——第十四中，作为十四中的学生，乐黛云经常和同学们一起高唱《劳动歌》：“神圣劳动，小工人爱作工；神圣劳动，小农民爱耕种。……为什么读书，为什么读书，为辅助劳动。”[9] 传播的也是五四“劳工神圣”的观念。乐黛云到了老年对歌词仍记得如此清楚，可见其深入人心。抗战一开始，就提出了“文人入伍，文章下乡”的口号，周恩来、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组织戏剧宣传队，走向全国穷乡僻壤。剧宣四队、新中国剧社都来过贵阳、安顺，这也成了小城的重大事件。戴明贤至今还记得剧宣四队在京剧院上演老舍的话剧《国家至上》，跟着大人去看戏的情景：“我过去只看过言必唱动必舞的古装京戏，第一次看写实手法的话剧，非常刺激。特别是那位回族领袖马大哥，白胡须、红脸膛，目光炯炯，声如洪钟。有一场结束前他大吼一声，怒视周围，一跺脚，大踏步下场，那神采令我心醉神驰”。而且在剧宣队与新中国剧社的影响带动下，当地学校也组织各种剧团，“安顺的抗日演出活动真有点如火如荼”。据戴明贤说，他看过的话剧就有曹禺的《雷雨》、《日出》、《家》，老舍的《国家至上》(与宋之的合作)、《桃李春风》(与赵清阁合作)，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张道藩的《蓝蝴蝶》[8] 89-90，这些大都是现代话剧的经典，可以说是为山城百姓与年轻人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文学作品的直接阅读。抗战时期全国许多著名书店都在贵阳开设分店，贵州本地人办的文通书局也有很大发展，成为全国七大书局之一。当时，贵阳可谓书店林立。戴明贤在最近写的《书店漫忆(贵阳篇)》里，讲起来如数家珍：“文通书店在中华北路，灰色的洋楼，又朴实又气派。在这里见到了闻名已久的曹(未风)译莎士比亚戏剧集，地道的‘抗战版’，灰蓝色粗纸封面；内页是黄褐色的草纸，粗而脆，字迹不清晰。抗战时期的书，一律如此。”“中华中路靠近大十字的中华书局门市部更是豪华，玻璃书柜里许多巨册精装的典籍，书架也很气派”。“贵阳中华路和中山路上，还有好几家小书店，多为老板夫妻坐堂，可以临时决定打不打折扣，打多少折扣。”[10] 16-17而乐黛云关注的是地摊上的洋版书，“特别吸引我们的，是沿街销售的美观剩余物质的小地摊。从黄油，奶粉，口香糖，信封，白纸，直到简装本的古典小说和侦探故事都有。这种简装本六十二开，软封皮，不厚不薄，在车上，床上，特别是上课时偷看，都很方便。霍桑、海明威、辛克莱、斯坦培克，我都是通过这些简装缩写本读到的。当时，傅东华翻译的美国小说《飘》刚刚出版，真算得风靡一时。同学们都在谈论书中的人物，我和母亲也时常为此发生争论。”[9] 这都表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开创的思想解放、文化开放的新潮流，如何通过抗战的新契机，向贵州这样的边远地区扩散，它所带来的中外新文化，极大地改变了贵州这块土地上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的知识构成，精神结构，生命选择，成长道路，甚至渗透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对于贵州，这样的文化传递及所引起的精神变迁是带有根本性的。而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样的来自中国边缘地区、中国社会底层的响应，才是真正显示了它的深刻性与深远影响的，因为历史的变革所达到的深度与广度，往往要看它对边远地区的蔓延、渗透的程度。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在抗战时期，贵州文化与五四新文化的历史性相遇，相遇的结果是彼此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它又是潜移默化、难以言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