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社会实践观的新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实践论文,新视角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社会实践观的基本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作过明确的论述。毛泽东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实践的定义、实践的特点、实践的基本形式、实践观在认识论和社会历史观中的地位及作用。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实践观的基础上，结合社会实践发展的新特点，从新的视角对实践问题开展了新的论述，突出了当代实践精神。概括地说，邓小平的实践观是一种强调创新、重视科学技术含量、突出发展、注重开放性和实效性的实践观。
一、强调实践的创造性原则
列宁曾经说过，实践是“创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毛泽东把实践看作是人的自觉能动性的表现，是“变革客观现实”的活动。这都是对实践创造性特点的很好说明。邓小平在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中，深感创造性实践的可贵。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8-259页）也就是说只有进行创造性实践才有可能担负起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因此，邓小平特别强调实践的创造性原则，并作出了新的概括。邓小平说：“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邓小平文选》第3卷372页）这就是邓小平提出的闯、试、冒的创新实践论。
“闯”是一种具有开拓性和创造性的活动，即走前人未走过的路，做前人未做过的事，开创新的局面，收到新的效果。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度里进行现代化建设，不仅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事，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也未有先例，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为此，“我们不靠上帝，而靠自己努力，靠不断总结经验，坚定地前进。”（同上书，第118页）必须以敢闯的精神，敢干的胆量，才能探索新的路子，干出新的业绩。大胆地改革就是敢闯的一个突出表现。邓小平认为，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于改革。深圳人对原来被视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诸多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改革，许多改革措施走在全国的最前列。正是这种创造性的实践带来了深圳的超常规发展。但敢闯并非瞎闯。闯以“看准”为条件，只有在正确认识指导下的闯，才不至于成为盲目的行动。
“试”是对未知事物进行探索性的实验活动，邓小平提出的“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大胆地试”，都是讲的试验性实践问题。试，在当代中国是一种普遍的实践形式。邓小平多次指出：“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同上书，第174页）。“我们最大的试验是经济体制改革”（同上书，第130页），“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也是一个试验，从世界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大试验。”（同上书，第133页）在试的过程中，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既要借鉴又要创新，既有成功的希望，也有失败的可能。例如，办经济特区是试验，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也是试验，整个改革开放都是试验。邓小平说，资本主义的许多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社会主义能不能用？要坚决地试。试对了就放开手脚干，试错了就纠正。（同上书，第373页）通过试，获得对未知事物的认识，就为闯提供了条件。如果不试，或试的不好就闯，就会把事情办坏。在这里，邓小平很好地发挥了毛泽东“一切经过试验”的思想。针对那些谨小慎微，左顾右盼的人，他提出要大胆试验，指出“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同上书，第367页）
“冒”的实践是经受风险，开拓创新的活动。冒应当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做出前无古人、今无旁人的事业。或在某项事业中起先锋模范作用，或在某项技术指标上有所突破，或在科学研究中有新的发现。冒，就要敢于承担风险。邓小平说：“不冒点风险，为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同上书，第372页）如果一定要等到有了百分之百的把握才去做，那么肯定就会失去机会。只有敢于承担风险，才能得到机会所给予的报酬。而且从长远来看，风险越大，就意味着受益的可能越大。
闯、试、冒的实践是实践的超常规形式。三者都很好地体现了实践的创造性原则，在创造性思维指导下，进行创造性活动，获得创造性的成果。
二、重视实践的科学技术含量
费尔巴哈由于不懂得实践的意义，因而看不到实践中的主体和客体的变化与发展，从而陷入了机械的历史决定论。唯物史观则不然。毛泽东在谈到实践的要素时曾经指出，实践的主体和客体都是历史的范畴，是随着时间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事实正是如此。在当代，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随着“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成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践要素及其构成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最突出的表现是，加大了实践的科学技术含量。
科学技术在实践中的地位是随着社会的进化而日益加强的。在漫长的古代社会，科学技术在社会实践中处于十分次要的地位。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和生产实践的结合，使科学技术的生产力性质明显的凸现出来。正是根据这种情况，马克思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20世纪特别是二次大战以来，科学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邓小平用“日新月异”来形容这场正在经历着的科学技术革命，他说：“近30年来，现代科学技术不只是在个别的科学理论上、个别的生产技术上获得了发展，也不只是有了一般意义上的进步和改革，而是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正在继续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7页）新的技术革命使科学、技术和生产的关系有了新的变化，由过去彼此分离和平行发展的状况走向一体化，科学技术日益深入地渗透于社会实践的各个要素，使实践结构发生变化，实践节奏加快，实践活动愈来愈具有高科技化的倾向。
第一，科学技术对实践主体的渗透，使实践者的素质发生了变化。实践的主体即实践着的人，是实践的发动者、组织者和承担者。如果说在近代，科学技术主要表现为通过机器这一实践手段而起作用，对实践主体的渗透作用基本上停留在经验和技能水平的话，那么在现代实践的诸多领域，如高科技产业领域，现代战争和国防建设领域，没有用科学技术知识武装起来的主体，实践活动则几乎不可能进行。即便是在日常生活实践领域，实践者是否具有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对实践活动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今天，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生产设备的更新，生产工艺的变革都非常迅速，许多产品，往往不要几年的时间就有新一代的产品来代替。劳动者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丰富的生产经验，先进的劳动技能，才能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上书，第88页）
第二，科学技术在实践手段中的凝结与渗透，使实践手段特别是工具产生了新的变革。在实践手段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工具。自动化机器的发明和采用，自动化设备的更新和发展，对实践活动的方式和结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例如，电子计算机的问世，不仅代替和扩大了人的体力劳动，而且具有部分人的脑力劳动性质，能够控制和指挥某种实践过程，不仅在实践量的方面，而且在实践质的方面都有了飞跃发展。
第三，科学技术在实践对象中的凝结与渗透，拓宽了实践范围，加深了对自然物质的利用。实践对象亦即实践客体，是实践的指向者、接受者。在近代，科学技术对实践对象的影响很小，人们只能从地面取得劳动对象。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可以从地壳表层取得劳动对象，甚至可以从地壳深处，从大海中、从宇宙空间获取劳动对象。例如，随着太阳能技术的发明和运用，人类能够开发利用经济、便利和洁净的太阳能，从而为力求摆脱能源危机寻找新出路。
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在当代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论述是对唯物史观的新贡献。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旧历史观的错误时曾经指出：旧历史观的一个主要错误是：“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版，第38页）例如，科学主义历史观只考虑到被神化了的自然界，而忽视了人；人道主义历史观则只注意到人，而忽略了自然界。“他们都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从而得出了“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的唯心主义结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91页）邓小平重视实践的科学技术含量的思想，特别是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把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技术和作为社会历史发展基础的生产力紧密联系起来了，使自然和历史更紧密地统一起来了，同时也丰富了实践概念的内容。
三、突出发展实践的重要地位
毛泽东把实践的基本形式概括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应当说，这三项基本实践活动在不同时代不同时期其地位和作用是不大一样的。在战争年代，阶级斗争是实践的主要形式。在当代，发展已成为世界的两大主题之一，是亿万人民每天都在从事的实践活动，发展问题是每个国家都必须面对的现实，可以说，发展已成为当代社会实践的主要形式。
邓小平把发展实践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他一再强调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7页）发展不仅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而且是关系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大事。当代中国面临着种种复杂而严重的问题，诸如，顶住霸权主义的压力，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增强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保持稳定局面；发展文化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强科学技术研究，追赶世界科技革命新浪潮；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治理腐败等等。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经济。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究其原因，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没有跟上时代发展的潮流。只有尽快地发展经济，努力改善人民生活，摆脱贫穷落后状况，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激发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
邓小平全面论述了发展实践的相关问题，如发展速度、发展战略、发展阶段、发展动力、发展模式、发展机遇、发展条件、协调发展等。从实践观的角度看，发展速度、发展机遇和协调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当代社会的发展是高速度的发展。根据当代社会实践节奏加快的趋势，邓小平指出：“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同上书，第375页）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较快，如果我们发展太慢，老是停留在低速度上，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他们就没有信心和精力搞现代化建设。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速度过高、经济过热，又会带来负作用。按照邓小平的设想，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同上书，第367页）“总是要在某一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在产生一个飞跃之后，相应的进行一些调整，尔后再继续前进，跨入下一个台阶。
机遇是社会实践发展的重要条件。有好的机遇，又善于把握，就能加速发展。所谓历史机遇即指时代带给社会大发展的契机或条件，在空间上表现为某种内部的或外部的有利环境，在时间上表现为某种有利时机。邓小平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正面临着难得的机遇。世界正处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世界经济发展正处在大转折时期，经济增长中心正在向亚太地区转移，东亚成为最佳投资场所；国内政局稳定，社会安定，人民群众渴望发展；还有几千万爱国同胞的支援，他们也希望中国尽快发展起来。总之，“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同上书，第354页）。
机遇的出现仅仅为社会实践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要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就要不失时机地抓住机遇。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在战后未能及时抓住科技革命的机遇，结果延误了发展。这是一次深刻的教训。20世纪中期，两次世界性产业大调整，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几次好机遇，但都被我们自己错过了。这是一次沉痛的教训。社会发展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机遇难得，贵在把握和利用。抓住机遇就能促进社会实践大发展，产生新的飞跃；否则，就要落后挨打。
发展必须是协调有序的发展。既表现为经济、政治、文化、思想、道德等方面的协调发展，又表现为稳定有序的可持续发展。为了促进社会协调而有序的发展，邓小平提出了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指导方针，提出了正确处理发展和改革、稳定之辩证关系的总体思路，提出了谋求社会之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指南。他反复强调指出，要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要统观全局，从整体上、动态上把握发展和改革、稳定的内在关系，注重发挥三者的整体功能；要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重视科技教育，控制人口生产，提高人口素质，加强环境保护，实行资源的永续利用，要全面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社会的发展。邓小平这些思想既立足于中国社会实践发展的现实，又面向世界，既强调经济发展的中心地位，又注重社会的全面进步，开辟了后发式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新道路，为社会实践发展的基本走向提供了正确思路。
四、注重实践的开放性
社会历史性是实践的一个基本特征。毛泽东指出，实践是社会历史性的活动。因为任何实践不是孤立的个人活动，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每个人的实践都是人类社会实践整体中的一部分，都依赖于社会实践。脱离社会实践的纯粹个人的实践是不存在的。和以往的实践相比，当代实践的社会历史性特点更加突出了，其含义更加丰富了。不仅个人的活动离不开他人的活动，而且一个地区的发展离不开其它地区的发展，一个民族的发展离不开其它民族的发展，一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其它国家的发展。交往实践的领域也扩大了，不仅有经济贸易活动、军事技术合作，而且有科学技术合作、开发资源合作、建设项目合作等等。正是根据当代实践发展的新态势，邓小平提出了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的著名命题。
实践的开放性是当代实践社会历史性特点的一个集中体现。当代交往实践的发展已不再仅仅局限于彼此双方的互相来往，而是多方面的相互交往且交往本身就具有世界历史的性质。正像工业革命开创了世界历史一样，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新技术革命使世界史进入了一个全面交往和开放的时代。生产的高度国际化、市场的高度国际化、金融的高度国际化，使人类的交往实践日益具有世界性质。因此，任何国家要发展，都必须参与国际协作，跻身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成为“世界公民”。如果脱离这种具有世界性质的交往实践，孤立起来发展，就必将被时代所淘汰。
实践的开放性原则是从当代世界发展的高度提出来的。如前所述，发展问题是当代世界的两个主题之一。如何发展呢？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关起门来搞建设，走封闭式的发展道路；另一种是打开国门，走出国门，走开放式发展道路。邓小平选择了后者，他说“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同上书，第117页）在世界性的交往实践中，发展中国家自然离不开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的发展也同样离不开发展中国家。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指出“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西方政治家要清楚，如果不帮助发展中国家，西方面临的市场问题、经济问题，也难以解决。经济上的开放，不只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恐怕也是发达国家的问题。现在世界上占总人口四分之三的地区是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是重要市场。世界市场的扩大，如果只在发达国家中间兜圈子，那是很有限度的。”（同上书，第79页）所以，“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同上书，第367页）
实践的开发性原则提出的立足点是发展中国。中国封建社会，从本质上说是封闭的社会制度。封建统治者闭关锁国，妄自尊大，拒不接受外国的新生事物，拒绝引进外国商品，排斥外国的科学文化，反对引进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结果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也基本上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使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历史的经验告诫我们：封闭性实践和现代化建设是相悖的，关起门来发展只能导致落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是开放性实践，现代化意义的发展是开放性的发展。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必须培育开放性的实践意识，进行国际交往，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迎头赶上人类社会实践发展的先进潮流。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五、强调实践的实效性
毛泽东在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讲到实践的效果问题。他认为，当人们以某种认识去改造对象时，实践的结果与预期目的的一致，就证明这种认识是真理；如果部分达到预期目的，就证明这种认识是部分真理；如果实践结果与预期目的相反，就证明这种认识是完全错误的。这里讲的“实践结果”就是实践的效果问题。
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讲求“实践结果”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实践的实效性原则。他说，办事要“讲实际效果、实际效率、实际速度、实际质量、实际成本”（《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00页），要能够满足人们的实际需要。邓小平提出的实践的实效性原则，主要有两层意思。
第一，强调实践的实际效果。他一贯反对那种说大话，说空话，说假话，做表面文章的形式主义的做法，提倡鼓实劲，办实事，切实解决问题，讲究实际效果。1962年，他在谈到怎样恢复农业生产时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总之，“‘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23页）这就是著名的“猫论”。“猫论”的实质是讲究实际效果。不论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段都必须用实践结果来检验，一切有利于实践结果的方法和手段都应当大胆地采用，不讲老规矩，不走老路子，一切看情况，看哪种方法能够有利于获得好的结果就采取用哪种方法。实践结果是检验实践方法、实践手段和实践过程是非好坏的标准。如果口头上吹得天花乱坠，行动上也做得轰轰烈烈，但就是没有实际效果或实际效果很差，这样的实践活动是没有意义的。比如，搞经济工作，“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要讲究经济效果。”（《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2页）“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同上书，第314页）又如，科学和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出人才，出成果。“教育方面有好多问题，归根到底是要出人才、出成果。”（同上书，第70页）“科学研究机构的基本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要出又多又好的科学技术成果，出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人才。衡量一个科学研究机构党委的工作好坏的主要标准，也应当是看它能不能很好地完成这个基本任务。只有很好地完成这个基本任务，才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真正尽了自己的责任。”（同上书，第97页）出人才、出成果是衡量科学和教育工作优劣的标准。
第二，强调实践成果的有用性。正如任何事物都具有二重性一样，实践活动也是如此。它可以创造正效应，为人类造福，也可以创造负效应，危害于人类。如毁坏森林、环境污染就表现出实践的负作用。邓小平强调实践的有用性，强调实践要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就是强调要发挥实践的积极作用，避免实践的消极作用。正如他指出的那样，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例如，在谈到经济效率和效益的关系时，他说，要“重视提高经济效益，不要片面追求产值、产量的增长。”（《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页）“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同上书，第375页）在计划经济年代，人们追求的是高产值的经济效率，似乎生产的产品越多越好，而不过问产品质量和销路，不管生产所带来的实际效益如何。邓小平批评了这种错误做法，在谈到速度和效益的关系时，他说：“一定要控制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不要把基本建设的摊子铺大了。一定要首先抓好管理和质量，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过得硬。”（同上书，第143页）不要“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同上书，第375页）即速度必须以效益为基础。又说，“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同上书，第145页）他要求文艺工作者“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1页），要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总之，实践成果要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要尽可能满足人们的实际需要。
邓小平提出的实效性原则突出了实践的价值功能，使实践观和价值观有机地统一起来了。本来，实践是人们在一定思想指导下，为满足某种需要而进行的变革现实的活动，它表现着一定的价值取向。价值是实践的基本内含之一。但由于我们过去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只讲实践的改造功能，而在与天斗、与地斗的过程中，忽视了实践的价值功能，忽视了实践效益，不顾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不顾对人民生活的影响，结果造成了许多严重后果。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把价值观纳入实践观，重新用实践效果来检验认识的真理性，重视实践的实际效益，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一个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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