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高考改革难以宏观突破的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高考，是中国教育改革最难实现突破的顽固堡垒，积重难返。几乎没有人怀疑高考改革的合理性和正义性，也几乎没有人质疑高考改革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然而，几乎没有太多的人愿意去“趟”高考改革这一池“浑水”，也没有太多的人愿意去“触”高考改革这根“剪不断理还乱”的“高压线”。
高考改革的确是一个“老、大、难”问题。从30年前高考恢复之日起，高考改革的呼声就一直不绝于耳，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21世纪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启动以后，呼声日甚。当基础教育选择最容易实现突破的课程领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力求跟上时代的步伐，追逐世界先进的教育思想与教育理念之际，处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衔接关隘上的高考，便势必被逼到不得不改的风口浪尖上了；也从来没有哪个时期像现在这样，高考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高考改革承受了这么大的压力。
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个学生的发展，我们的基础教育领域，我们的中小学校，必须成为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有利于学生个性彰显、有利于学生学会创造的土壤，剥离附着在教育肌体上的功利成分，让教育返璞归真，恢复教育为人的解放与发展服务的本相。然而，毋庸讳言，在过去长期一以贯之的僵化的应试教育摧残下，中小学校的文化已经变得扭曲和失真。有多少学生在学校真正享受到适合其个性特长和发展需求的学习的快乐？有多少教师在分数、升学率之外更多地享受到职业的自尊、自豪和自乐呢？结论不言自明。
学校要让教师自豪，让学生幸福，让社会满意，这是学校的性质和价值所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适应学校的这种价值取向，作为对学校教育质量进行监控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的高考，自然应当服务、服从于促进人的全面和谐发展这一总的要求。
不管承认与否，处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分水岭处的高考，对基础教育的发展具有强大的、无可比拟的牵引和导向作用；高考改革之所以引起社会方方面面的高度关注，其原因就在于此。高考改革貌似一场教育内部的改革，其实，不尽然，它是宏大的社会改革系统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子系统，高考改革要想取得突破，必须跳出教育狭小的圈子，立足社会，放眼世界，顺应潮流，推陈出新；当下，高考改革那种纠缠于微观细节的考量，纠缠于考试科目局部调整的做法，注定不会走太远，也注定不会具有生命力。
高考改革需要宏观层面的大手笔、大动作，这种大手笔、大动作的基本前提是解放思想。历史的经验可以借鉴，试想，假如没有上世纪20年代新文化运动中的大讨论，会有后来改变中国历史发展轨迹的伟大的“五四”运动吗？没有“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会有后来震古烁今的改革开放伟业吗？假如没有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会有后来席卷欧美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吗？任何重大的变革，其前奏无一例外都是涤荡心灵、震撼思想的思想解放运动。高考变革不单纯是一场孤立的教育改革，而是由教育改革派生、衍生出来的社会变革，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推动中华民族进步的社会大变革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高考改革立意应当高远，视野应当开阔，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小打小闹式的调整，解决不了中国高考深层次的问题，只有改造我们沉疴已久的文化弊端，让思想解放的春风真正吹拂我们的教育、我们的社会，高考改革才能进入良性循环的正确轨道。
孙中山先生曾经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当今世界，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国力的强弱，越来越取决于人才，特别是创造性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但是，人才一直是我们与发达国家拉开差距的重要指标。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化环境，对创造性人才的培养和成长，负面影响不小。从小到大，中国人基本上都是照着一个模子塑造的，按照这种培养模式塑造出的人才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什么个性，什么创造，什么思想，什么独立，对于中国人来说都成了“奢侈品”，成了可以用“中国特色”拒之于门外的“贬义词”了。这些东西从我们的文化中剥离之后，我们的文化还能造就“人”吗？还能造就关乎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未来希望的创造性的“人”吗？
高考是“指挥棒”，这一点无可争议。高考“指挥棒”，不仅引领教育，更为重要的是，还引领整个社会、整个文化，这一点过去认识不足。高考改革，牵动的不仅仅是教育的神经，它更应当担负起牵引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的重任。
不破不立，先破后立。只有先反思和批判我们社会和文化大环境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才能对症下药，找到高考改革宏观上的思路。对于重症和顽疾，那得下猛药，方能“妙手回春，祛病除疾”。
一、“状元”情结导致“分数崇拜”
高考作为一种评价手段，不仅有甄别和选拔的功能，同时，还应有促进和发展的功能。遗憾的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一直有一种“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容易走极端。虽然，表面上，中国人讲究“中庸之道”，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过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可供追求的理想而已，实践中，中国人往往偏激，历史上，不是“左”了，就是“右”了，取乎“中庸”的时候，少之又少。社会如此，教育也是如此，高考更是如此。长期以来，高考一直“一手硬，一手软”，硬的是甄别和选拔的功能，软的就是促进学生、发展教师、改善学校的功能。从发展的角度来看，遭到我们冷遇和忽视的这个“软肋”，恰恰就是最有价值的东西，直接关系到学校文化的彰显，进而关系到人才的素质，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展。
过分地、不恰当地凸显高考的甄别和选拔功能，造就的只能是一部分，确切地说是一小部分考场上“过关斩将”的成功者，付出的代价是制造了大量的考场失败者。由于高考与成才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制度上的因果关系，高考的失败便与人的不成才画上了等号。虽然，高考落榜、自学成才者不乏其人，但在学历消费越来越高的社会现实中，几率越来越小。当一个人口基数很大、经济基础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博士尚要为谋职奔波，硕士失业率攀升，学士，特别是“211”工程之外学校毕业的学士，就业之路上的困难可想而知。考上了大学尚且如此，考不上大学的“失败者”要想成才，其难度更可想而知。我们当今的高考，归根结底是造就“成功者”的高考，是造就“状元”的高考。
这种“状元”情结并非自今日始，源远流长，自古有之。持续千余年的科举制度，给我们留下了良莠混杂的文化遗产，这种文化遗产一直到今天都影响着我们的精神和思想，成为深深潜伏在中国社会和文化传统中挥之不去的影子。“状元”情结，便是其中之一，其影响之深远，实属罕见。尤其是“状元”情结遭遇中国当代独有的“独生子女”现实时，便会愈演愈烈。一家一户只有一个子女，“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态应运应时而生，这就契合了原本根深蒂固的“状元”情结，使之在新的历史时期得以复生。
“状元”情结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唯分数论”。本来，高考应该是为高等学校选拔人才，进而为社会培养和造就人才服务的，唯才是举，唯贤是举，是高考的神圣使命。可悲的是，由于“状元”情结作祟，高考热度不减，且呈愈演愈烈之势，即使高校竭泽而渔般疯狂扩招，升学率不断提高，但锱铢必较的“分数”竞争热度一点儿也降不下来，一分之差，甚至是半分之差，都可以让考生与高校、重点高校失之交臂，留下悔恨终生的遗憾。
笔者以为，以分数的简单相加作为高校选拔、录取学生、培养人才的唯一依据，是目前中国高校招生存在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是一个谁也没有胆量去“趟”的“雷区”。这个“雷区”的弊端显而易见，但基于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基于我们传统文化造成的思维定势，一旦“趟”，危险性很大；不“趟”，短时间可以维系社会的稳定，长时间则制约创造性人才的培养和造就。
或许会有人说，分数简单相加，对所有人来说，尤其对寄希望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草根阶层来说，提供了一个成本较低、合理合法的向上层社会流动的可能。用高考来疏通社会层级流动的管道，貌似公正，实则不尽公正，这犹如一把双刃剑，保证了在高考中正常发挥、超水平发挥的学生的权益，是公正的；但是，与此同时却剥夺了那些因为各种意外发挥失常学生的正当权益，则是不公正。高考应当预设到所有意外情况，更应当为每个作为不同个体的学生提供适当的机会。教育的基本原则，是面向每一个学生、每一个有差异的学生。社会的公平正义，是仰仗满足每一个成员，每一个有差异、有个性的成员的发展需求来实现的。高考作为分配和提供高等教育资源的行政行为，实质上就是一种公权力，公权力的行使，就不能以一部分人得利、一部分人失利为代价。
考虑到不同学生之间临场发挥可能出现的差异，在高考中淡化分数势为必然。与其分分计较，不如将分数科学地转化成等级。从考试评价学的角度来看，等级不一定比分数优越，但至少比分数提供的考察空间大、考察项目多、考察程度深，可以将过去一直可望不可即的过程评价、综合评价、潜能评价纳入评价范畴，从而使高考评价更加真实、更加科学。实行等级制，肯定不会像分数制那样简单易行，也非一朝一夕、一蹴而就，需要有一个研究和探索的过程，难度不小，但不能因为难度大就知难而退，放弃对科学评价方式的追求。美好的理想，或许距离我们很远，但在追求美好理想的过程中，自然会生成很多意想不到的经验，这种经验便会成为我们探索前进的基础和动力。
二、“德智体全面发展”成了被偷换的概念
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方针就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承担着为高校选拔人才、为基础教育教学指引方向、为素质教育实施提供保障三大任务的高考，也自觉遵循以“德智体全面发展择优录取”为高校招生录取的原则。但是，在中国高校招生录取的过程中，这一选拔录取原则并未落到实处，而只是也只能在“智”上做文章，而衡量、评价“智”的标准以及此标准录取的唯一依据反而是考生各科简单相加的分数。如此而来，以选拔可造就人才为己任的高考，没有也无法完成“德智体全面发展、择优录取”的使命。
虽然这些年来，评价方式多样化、评价指标多元化、评价行为全程化，作为世界普适的评价改革理念已经引介到中国，但中国传统的文化根基、僵化的制度设计、单一的人才评量、固有的评价模式、大众的接受程度在顽强地起着阻抗作用，致使先进的评价理念无法突破“中国特色”的堡垒，只能徘徊在实践、操作层面之外，成为一种望梅止渴的理想。
“德智体全面发展，择优录取”的原则，本身没有问题，不是这原则不好，而是缺乏可行性实施方案，无法落到实处。细究起来，发源于中国本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与当今世界“评价方式多样化、评价指标多元化、评价行为全程化”的理念不谋而合，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就说明，教育规律和评价规律是可以超越国界的，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正如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是可以超越国界的一样。中国本土也可以滋生先进的教育思想，古往今来，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很多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种以“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为托词，排斥和拒绝先进思想和理念的做法，是缺乏自信的反映，更是故步自封、抱残守缺、不思进取的表现。
高考上挂下联，不仅引导着基础教育，而且制约着高等教育。当高考只是对考生的“智”进行甄别测评，而且甄别得细致入微、无所不用其极的时候，基础教育青睐学生的“智”自然不在话下，高等教育对“智”的顶礼膜拜也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每年高考成绩公布，各地的高中学校纷纷以自己的升学率和高分学生作为骄傲的资本和对外宣传的招牌，各高等学校，尤其是一些国内著名高校，也对高分学生趋之若鹜，特别是对所谓的“高考状元”情有独钟，必欲尽取之而后快。
用分数为唯一录取、选拔的高考“成功者”，一俟顺利跨过高考这座“独木桥”进入理想的大学，是否就一定能成为适应未来社会需要、适应世界竞争和挑战的创造性人才呢？答案是“不尽然”。高考恢复以来，高校固然选拔和造就了一大批卓越的人才，我国的综合科研实力和人才的现代性素质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距离不小，自主的、原创的科研成果依然相形见绌，世界顶尖的“诺贝尔奖”依然花落人家。这足以说明，我们的社会，尤其是我们的高校，在创造性人才的培养和造就方面，还不尽如人意。创造性的缺失，是中国多少年来的痼疾，但唯分是举、只重“智育”的高考，却起到了推波助澜、雪上加霜的恶劣作用，难辞其咎。30多年来，高考虽屡经改革，但传统依旧，没有为“智”之外的“德”和“体”留下充足的、有效的评价和考核空间，直接导致“德”和“体”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中的空缺。
就基础教育而言，智育至上，已经深入人心，成了渗透进社会各个角落、社会各个阶层的深以为然的“共识”。中小学生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认知特点、个性特长、兴趣爱好，千差万别，各不相同，教育理应为他们多向度的成长提供服务，社会理应为他们多元化的成才提供宽容的环境。事实是，我们的教育和社会远远没有做到这一点，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价值取向已经提出，但真正实现还任重而道远。
比尔·盖茨这样的创造性人才，在中学、大学阶段学习成绩并不出类拔萃，但具有无法用分数可以测评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潜能。当他辍学投身于自己爱好的事业，开创出“微软”这一知名品牌时，他置身其间的教育环境和社会环境所给予的宽容和支持，难以言表。相比之下，我们能为比尔·盖茨这样的人脱颖而出、走向成功提供适宜的土壤吗？论学习分数，论智育水平，他不一定是佼佼者，也肯定不会是我们心目中的“高考状元”，但他成功了，且举世瞩目。其成功背后，究竟是智力因素在起主要作用，还是非智力因素在起主要作用？值得深思并深入探讨。
就高等教育而言，通过高考，以分数为唯一依据选拔的学生，能否真正成才，能否真正成人，尚未可知。马加爵之类行凶杀人、酿成血案的绝非个案，偷鸡摸狗、鸡鸣狗盗之徒，在神圣的大学校园中也不是绝无仅有，至于大学生诚信缺失、忘恩负义、见利忘义、行为不端者，更是屡见报端。所有这些，固然与急剧转型期间的社会大环境有关，但是与我们选拔学生的高考机制不够立体、开放、科学、全面也不无关系。
在“智”和“德”、“体”之间，我们究竟选择什么？在学习成绩和学生综合素质方面，我们究竟需要什么？在社会和学校中，我们虽然一再倡导要重视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升学生人文素养及服务社会公益事业的品质和公民素质，但是在实践中，这种“为人论”到底落实了多少？高考考核的是单一的知识能力，而非智力因素和社会素质、个人道德水平无人问津，有人以种种原因或困难不予测评，即使测评也落不到实处。这种“指挥棒效应”造成的恶果就是学校、家庭和社会都陷入了道德盲区，德育成为“烧不开的白开水”，沦为智育的附庸。
我们的社会最终需要的是善待社会、自然、他人和自己的好公民，我们的教育最终成就的是拥有健康而全面的人格、具有独立、创新的个性的人才，让高考从过分关注“智”、过分关注“分”的窠臼中解放出来，真正落实“德智体全面发展、择优录取”的选拔原则，无疑应该是今后高考改革的主攻方向和重中之重。
三、“诚信缺失”让高考改革投鼠忌器
有大学就会有选拔新生，就有高考，世界各国概莫能外。问题是怎样的选拔才是科学的？什么样的高考才是公平的？分数是必要的，但仅以学科分数简单相加作为唯一录取依据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分数之外的“综合素质”，应当而且必须纳入高校招生的录取体系中来。惟其如此，才能让一直疲软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理念真正落到实处。
“综合素质”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最大的障碍便是中国“诚信缺失”的现实。一些地区在“综合素质”评价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借鉴外国经验，尝试“成长档案袋”评价。这种评价的科学性毋庸置疑，因为它可以有效地缓解过去重终结性评价轻过程性评价、重智力因素评价轻非智力因素评价、重外在评价轻自主评价的弊端，让被评价者在评价中拥有一定的话语权，使得评价更全面、更具体、更客观、更公正。然而，中国千百年来一直是一个人治大于法治、人情高于一切的国度，人情无孔不入，无所不在。当上大学、上好大学成为社会成员实现层级流动通道的时候，人情便会高强度、高密度地覆盖高校招生这一敏感环节。最后物极必反，势必形成一种逻辑，故有些持论者以为相对公平的分数可以排除人情干扰，除了分数之外的其他手段，都没有任何作用，都会受到人情的污染，其公信度便会大打折扣。反面的样本让人记忆犹新，痛心疾首，推荐上大学，保送上大学，最终都演绎得完全走样，背离初衷，成为各种人情大显身手的舞台。前车之鉴，人们当然有理由怀疑分数之外的其他招生手段的公平、公开和公正。“成长档案袋”纳入高校招生考量的范畴，之所以引起争议和怀疑，就缘于此。
“诚信缺失”是当前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但它是否成为“成长档案袋”不能实施的“杀手”，能否成为高考改革举步维艰、畏首畏尾的决定性因素呢？对于这个问题，需要客观地加以分析，深入地探讨。
笔者以为，不能因为“诚信缺失”就迁就陈旧落后、不尽科学的高校招生方式，不去追求人类普适的先进的人才选拔和培养理念，不去改造我们社会、文化、教育中诸多不合理的东西。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重塑中国人的诚信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本有诚信的传统，只是在今天的社会背景下诚信丧失，而被急功近利、见利忘义的恶劣风气所污染。近年来，中国的假冒伪劣现象，已经呈蔓延态势，波及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各个部门，直接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和中华民族的民族形象，害莫大焉！让诚信复归，让诚信滋养我们的社会，应成为我们共同的呼声和追求。不能因为“诚信缺失”就放弃高校招生改革，放慢改革步伐；相反，只有通过锐意改革，通过加大高校招生改革的力度，才能在改革中创造新的诚信文化，为社会的诚信、为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诚信，提供教育动力。
高校招生改革中的诚信困惑，完全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来解决。加强招生监管，推行招生中介制度，健全社会监督，完善公示机制，严厉惩罚措施，实现招生环节独立化、社会化、专业化，将原本紧密连接在一起的中学和大学两个高利害组织隔离开来，便不失为从源头上解决诚信问题的有效方法。
我们不妨借鉴一下美国的经验。美国许多孩子十三四岁就开始为上大学做精心准备。由于竞争白热化，中学生假期都无法休息。干什么？打义工。包括那些富家子弟、权贵子弟，与贫民百姓的孩子，在法制化、透明化的高校招生机制面前，都是一律平筹的，拥有同样的权利和机会。每一个想进大学的人，都必须依靠个人的努力，创造惊人的、真实的履历，到社区去帮助残疾人、孤寡老人和孤儿，到非洲去看护艾滋病人，到南美洲去帮助穷困的老百姓建学校、修房子、改善医疗设施，到亚洲去担任没有工资报酬的“外教”，教孩子们学习外语，等等。他们的“成长档案袋”完全透明，靠完善的法律机制来监督和制约，无法“注水”，无法弄虚作假，因为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过于高昂，因为有失诚信不仅会受到法律的严惩，更会为诚信已经蔚然成风的社会所鄙视和不容。学生一旦纳入“不诚信”的黑名单，那以后的人生道路便会受到一系列消极影响，在就学、就业、就医、租房、行车等诸多领域，都会受到制裁和惩罚。诚信成为社会的“高压线”，无人敢触，其前提必须是为了实现公平正义，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成为有责任心、有使命感、拥有透明度的个人成长机会的公民。
诚然，中国的高考改革不能一蹴而就，不能一步到位，而应该实事求是，因地制宜，采取渐进的策略，逐步推进。高考改革不能老是纠缠在细节问题上，要解放思想，开阔思路，从宏观的层面上审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些如机制、政策及其决策等这些重大问题，只有这样，高考改革才能获得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