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统文化的非理性与民族传统体育的价值悖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悖谬论文,中国传统文化论文,民族传统论文,价值论文,体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族传统体育作为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势必会产生与其他文化一样的悖谬。所以，从传统文化的非理性存在的必然性出发，探讨民族传统体育的价值悖谬，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发现、改良民族传统体育，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传统体育的现代化是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的。
一、文化的价值悖谬
从文化发展史来看，人类在每一个进步的创造活动中，都处于一种理性与非理性，逻辑性与非逻辑性的状态中，处于一种不能充分认识自己的创造活动的半自觉和不自觉的状态中。文化的发展，既可以给人类带来文明和进步，也可以给人类带来野蛮和愚昧；既可以给人带来理性，也可给人类带来非理性。人类在没有创造文化的时候，主要是受制于自然条件，而当他们创造了文化以后，特殊的文化结构则形成其特定的社会群体的生存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也形成人类特定的文化历史意识结构及其价值思维悖谬的类型。人类愈是不能理智地感受、反思文化世界的价值和意义，就愈是以不自觉、非理性的目的和手段创造文化世界；愈是不能自觉地、理性地创造文化世界，文化世界的价值和意义就愈混乱，愈模糊，愈充满悖谬，从而给人的价值思维、判断、选择带来非理性和非逻辑性。文化世界所负载的各种荒谬的价值和意义，不断在人的心理机制上建构、凝聚、集结、积累，以及对非理性地感知、接受、体验、理解等，也就逐渐内化为自我价值悖谬的深层结构了。
当文化发展到超积累程度，并出现稳定趋势时，当文化发展成为不同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宗教、哲学、政治和法律制度，并愈来愈模式化时，特别是当社会分裂为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并用不同的文化制度维护其特殊利益时，文化就不再是人自由发展的因素了，而是控制和压抑人的心灵和行为的异己力量。人创造了社会文化，反过来被社会文化所奴役，这就是文化自身发展的悖论。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非理性
中国传统文化的非理性是指它的价值的不合理性，不仅指它作为一个价值体系所包含的价值上的缺陷、错误、不足和功能上的悖谬，更主要的是指它作为一种价值思维方式所具有的不合理、非逻辑及其悖谬所带来的非主体性。中国传统文化的非理性或不合理性主要表现在：封闭性、保守性、落后性、宗法性及儒家伦理发展中的非主体性。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提出了挑战。Myevs,Fairbank,levensom等人通过比较近代的中国与日本，在分析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之后，提出：中国近代化的失败，主要是由儒家思想造成的，儒家思想所要求的安定团结与近代化要求的变革之间存在着冲突。Wright(1957)甚至断言：“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儒家的社会是不能纳入近代化国家的。”黄正清等人认为：中国的传统很重集体，强调服从权威，不能培养独立自主的人格，中国文化的动机模式是依赖型而非自主型。这种传统培养的人只适合农业社会，不适合工业社会的要求。Could、Kold以及Lukes在其文化学研究中指出：中国的集体主义式文化，是一种内团体为核心的信念，它关注内团体的目标与需要胜过个体自己，强调团体的规范与责任，而不是个体自身的快乐，并且乐于接受他人。这种文化，只承认群体的价值，不承认个人的价值，只承认伦理道德的价值，不承认人的价值，只承认社会的偏面的绝对义务，不承认个人的权利和利益，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主体的失落，人的失落，人的价值的失落。它扼杀了人的天性，束缚人的潜能发挥和个性发展。特别是当这种伦理道德规范转化为一整套超稳定的、僵化的、维持传统社会的礼仪文化制度时，它就不仅限制个人天性的发展，而且阻碍着中国社会的进步，中国千百年来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伦理文化，其主旨精神始终是解决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特别是孔孟时代一直弘扬抽象空间的集体主义，主张“无为而治”，坚持和发扬人的阴柔文化，要求人们思想上“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和“心宁、志逸、气平、体安”，在做人上多“隐”，使情感含蓄而不外露。这种追求静态美的文化，使人拘谨老成，放松则显无拘无束，近乎放肆，追求封闭的系统胜过追求开放的系统，顺从成为美德。这种非理性的发展，使其成为阻碍中国人全面发展的桎梏。
三、民族传统体育的价值悖谬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非理性，受其影响，民族传统体育在其价值和功能上则表现出缺陷、错误和不足，在价值思维方式上则显示出不合理，非逻辑及其非主体性。民族传统体育既有其进步、合理和有价值的一面，也表现出许多负价值，阻碍其它价值的实现，走上目的与手段相悖逆的道路。
1.由“天人合一”和“气一元论”所产生的悖谬
中国传统体育以“天人合一”，“气一元论”为哲学基础，形成了独特的崇尚礼让，宽厚、平和为价值取向的体育形态。然而，由于中国传统哲学以人和自然的关系为重心，过于重视和谐，使之走向它的反面。正如Weber在其著作中所指出的那样，过于注重天地人的合一，使得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缺乏紧张状态，从而也就没有可能去培养合理的克服外界的精神。在体育上不主张事物的极限发展，没有对自然躯体的支配欲，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宁静、奥想中悟道。中国传统的体育注重从以整体的概念描述人体运动过程中形体、机能、意念、精神诸方面的活动，以及这些状态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如中国传统的体育项目，气功、太极拳等都是在意念的主导下，“以心会意，以意调气，以气促形，以形会神”，通过悬念与肢体的活动，“使心灵交通，以契合体道”，体现了中华民族追求平衡和顺其自然的主体化思维方式，反映了追求身与心、机体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之整体效益的价值观。但传统体育的不足也正在于此：缺乏积极探索自然的精神，缺乏对人体单项技能的开发及研究。这使得中国传统体育的理论内容既博大精深，又杂乱无序，理论表述带有浓重的神秘色彩，语词含蓄模糊，缺乏确切定义，原理主观抽象，无法进行具体检验，从而使中国传统体育在长寿、身体训练、技能培养等方面留下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对运动、健康的奥秘很少像古希腊学者那样彻底地去探究，即使是医家、养生家也始终停留在“阴阳平衡”前，未能更进一步。
2.过于追求体育的教育价值、功能所造成的悖谬
中国的民族传统体育由于受儒家伦理道德观影响，过于强化体育的教育功能，一方面弱化了人积极进取性格的培养，弱化了体能和智能的开发，同时也使人本身的教育遭到了异化。在儒家学说看来，体育是成德成圣，完成园善的手段。在体育的价值取向上重在伦理教化而忽略其余。如为儒家先哲推崇的射礼，要求射者“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牢固，然后可以言中。”唐代木射，将“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作为取胜的标记。司马光在《投壶新格》中的论述更为典型，“投壶者不使之过，亦不使之不及，所以为中也，不使之偏颇流散，所以为正也，中正，道之根柢地”。西周的射礼，不仅有大射、宾射、燕射、乡射之分，而且对同属统治阶层而不同等级、身份的人，所使用的弓箭、箭靶、伴奏乐曲及司职人员等都有严格的规定和区别，目的是“明君臣之礼”，“长幼之序”。“秋狩”大典，顺由黄帝射出第一箭，在有皇帝参加的马球比赛中，第一球一定要让皇帝先打进。这种竞赛的不平等性，运动的过于伦理教化性，不仅有损于公平竞争精神，不利于人竞争意识的培养，不利于对人智能和体能的开发，而且使竞赛流于形式，使整个社会满足于现状，不事进取，使整个民族和国家缺乏朝气和活力，保守、落后，懒散日趋牢固。体育的等级性与社会人际关系的不平等性交互影响，既限制了体育运动的发展，同时又阻碍了人类社会向文明的进化。正如曹守禾在其文章中所指出：在儒家学说里，体育的健身功能和娱乐功能显得那样的微不足道。这种过分强调体育的教育功能的思想观念，大概只能在儒家学说盛行的古代中国才会产生。
3.重文轻武所产生的悖谬
文武之道，一张一驰。“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文武之间，应该是相辅相承的关系，然而在中国古代过于重视“治人之术”，重文轻武，崇文尚柔，从而使中国传统体育的发展陷入了非理性。在汉代，由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的被采纳，官学中几乎完全排除了武艺的教学内容，学校体育一蹶不振。汉代主张选择有利于完成个人道德修养的活动方式，而对只满足身心欢娱的活动大加挞伐，视为玩物丧失的奇技淫巧。汉代儒家提出“去武行文，废力尚德”，批评提倡“角抵戏”是“玩不用之器”，蹴鞠费力劳体，不合“君子勤礼，小人尽力”之训。两汉以后，重文轻武的思想日甚一日，好文者常为父兄所爱，好武者常为父兄所恶。南北朝时，不少贵族子弟“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赢气弱，不耐寒暑，其死仓猝者，往往而然”。宋明以后，由于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影响，“衣冠文士羞与武夫齿，秀才挟弓矢出，乡人皆惊，甚至子弟骑散武装，父兄以不才目之。”重文轻武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崇文之风不仅影响了体育的发展，而且还影响到整个国人的素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东亚病夫”是那个时代不少国人精神风貌的写照。儒家的崇文尚柔，“中庸”、“贵和”、“寡欲不争”、“以柔克刚”的思想观念，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体育的发展。与西方体育相比，中国古代体育显示出力量、刚强，但竞争不足；舒缓，柔弱，但平和有余的性格特征。如射礼演变成投壶，蹴鞠变成“不以勇取，不以力争”的“捶丸”等等，“中和之道”使得极具观赏和技击的体育运动变得面目全非。
4.由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所产生的悖谬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生产方式是自给自足的，尤其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黄河及长江流域，土地肥沃，资源富饶。封闭的生产方式使得人们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中国长期以天朝大国自居，视它国为蛮夷，视科技为奇淫之技。这种妄自尊大和盲目排外的心态，对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即中国文化的发展，只一味地向外传播，而不能接受或较难接受其它民族生活方式的影响。中国的气功、武术等民族传统体育通过各种媒介尤其是华侨传播至国外，产生较大影响，而西方体育向中国的传入确是在近代，在西方列强的炮舰声中被迫接受的。中国古代体育对外来文化具有一定的可容性，但这种开放是相当有限的，仅限于运动项目方面。
综上所述，民族传统体育在现代化发展的今天，要想不断完善和壮大自己，就必须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认识到由传统文化的非理性所造成的悖谬，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剔除其非理性成分，并以其它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为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