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代论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及其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科学论文,进代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3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420(2004)03-0114-06
19世纪之所以被称为“达尔文的世纪”，是因为达尔文进化论的产生赋予了这个世纪一个崭新的含义。更明确地说，是要求放弃某些最为流行的，也是西方人最重视的信念，诸如静止的世界观、神创论、绝对人类中心论等。于是，达尔文主义成了一种新的价值观的标志，并由此而引发了一系列伦理学、政治学、人类学及社会学等问题。
一、作为伦理学基础的进化论
在19世纪后期，由于进化论已不再仅仅是一种自然科学的理论，达尔文的理论又似乎提供了一种与19世纪社会极为相似的生命图像，这使得人们常常轻易地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是达尔文进化论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的应用。实际上，这里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误解。社会达尔文主义最早出现在英国，其创始人是斯宾塞。1851年，斯宾塞早于达尔文发表了代表他的社会进化思想体系的著作《社会静力学》，因此，从编年史的角度看，社会达尔文主义也是个不恰当的称呼。[1]从思想内容上看，尽管斯宾塞与达尔文一样也秉承了亚当·斯密的经济学传统，但与达尔文将竞争原则作为进化的主要驱动力不同，斯宾塞只是试图将进化思想与英国的功利主义和自由竞争的观念结合起来，建立一种基于个体成功必然导致进步观点的道德观。在斯宾塞那里，由于我们无法预言未来的进步路径，个人所知道的只能是：如果自然令他成功，他就是“对”的；如果他惨遭不幸，他就是“错”的。这种自然奖励成功的观点，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新教伦理的发展。不过，斯宾塞认为，自由竞争最重要的目的不是消灭不适者，而是鼓励所有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善自己。因此，斯宾塞的学说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种庸俗的生物学主义。
斯宾塞和拉马克都认为进化当然就是进步，并且，人类社会的发展代表了一种实质上由同一力量驱使的生物等级的延续。但在达尔文主义者那里，自然选择的作用是导致适应而不是进步，而且，生物之间之所以能够开辟出新的途径全凭机遇；进化并不能够有意图地导致更高的状态，或者显示出什么道德目标。达尔文本人虽然也无法彻底接受进化论会导致一个完全无意义的宇宙前景的观点，他仍然希望进化会给万物带来好处，但他的理论却无法满足这一点。作为达尔文理论的后继者，托马斯·亨利·赫胥黎认为，既然上帝的存在不可能得到证实，那么就不得不承认进化没有明确的目标。但是，赫胥黎在抛弃进步观念时，不得不面对自然失去方向和目标的前景。比如说，进化使生物适应变化的环境，但是，这样就会导致大量的牺牲，而且显然不会使生命向着任何目标发展。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悲观主义的心态，赫胥黎极为怀疑斯宾塞能够找到建立在进化论上的一种新伦理学。他认为自然系统的运行根本无须参照人类的价值，因而，将自然拟人化和赋予自然一种精神价值的企图是徒劳的。不过，赫胥黎也相信，尽管心灵可能是宇宙中的偶然事件，但是心灵的价值对人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正是由于心灵的存在，人才成为人，才使我们将没有意义的宇宙赋予了意义。[2]
从某种意义上说，斯宾塞和赫胥黎之间的这种分歧涉及道德哲学的真正性质。斯宾塞积极否定对与错的传统界定，并按照严格的功利主义的标准制定了替代的界定，即只能从对于个人幸福和推动社会发展的角度来对行为做出判断。而作为他的反对者的赫胥黎则承认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而且希望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保持传统道德情感的意义。然而，一个根本的问题在于，由于达尔文式的进化受基因差异成功的盲目驱使，意识的产生只是提高行为复杂度过程中的一个偶发事件，因而，进化论承担不了说明超验结构的重任。既然进化过程没有明确的目标，那么只要有自由意志，就不能以进化论来指导道德行为。即使进化论中含有道德的内涵，那么从这种内涵中我们所获悉的便是不要从我们自身之外去寻找。最好的选择是，我们每个人不论是否掌握进化的知识，都应该从自己的意识出发，去寻找道德价值的源泉。
二、生物学决定论问题
如果说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伴随进化论而涌现出的社会思潮和理论的话，优生学则不仅是在进化论影响下产生出的理论，而且是一种社会文化运动，并成为一些国家实行政治统治的手段。优生学的奠基人弗朗西斯·高尔顿1869年在 《天才的遗传》中指出，能力是遗传的，而不是靠教育产生出来的。这个观点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很明显：自然会惠顾于那些占据了优势地位的人，并支持那些寻找借口谨防自己在人群中的优势地位被剥夺的人。不过，就在优生学蓬勃发展之时，早期遗传学的发展动摇了优生学的基础。20世纪20年代群体遗传学的发展揭示出，生物性状的遗传决定是复杂的，在多数情况下是多个基因决定一个性状。因此，生物学家们逐渐认识到，人类的遗传特别是文化的继承和性状能力的表达，并不像孟德尔所研究的豌豆的遗传那样简单。而真正导致优生学衰落的是公众越来越认识到优生学的潜在危害，因为所谓“不适者”或“不可繁衍者”里面可以容纳何等的民族和种族偏见，所谓优生的人为选择方法，可以变成统治者清除异己的手段。
通常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优生学以及种族主义结合在一起的还有动物行为学和社会生物学，它们都是把社会问题生物学化的最流行的样板。现代动物行为学是德国人康拉德·洛伦兹创立的。其基本观点是，人类的行为方式与动物的行为方式是完全相似的，即本能冲动是决定行为的先天因素；整个现代文化即使不是遗传的行为形式的直接表现，也是这些遗传形式的直接继续和发展。[3]就在这种讨论的基础上，1979年，社会生物学的创始人、美国学者威尔逊在《论人的天性》一书中提出，不仅人类的攻击行为、利他行为、侵略性，而且连男女不平等、同性恋、统治与被统治等行为，都具有一定的遗传基础，是本能的反应。他将生物进化论的观点用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旨在强调遗传基因是一切有机体行为的最终根据。他说：“社会生物学建立在这样的原则之上，在整个进化中自然选择尤其青睐于提高机体的生存和繁殖的基因。结果，突出的机体将逐渐表现出使它们的繁殖成功的最大化，越多越好。”[4](P109-110)或者用形象的说法，“利己的基因”利用机体进行自身的再生产。由此可见，尽管社会生物学没有为诸如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性别歧视等提供一种意识形态的基础，但它在描述这种人性不可改变的规律时，给人的印象与种族主义相近。法国社会学家费伊指出：“社会生物学的成就使得它获得了对各种问题的发言权。各种流派的经济学家也从中得到启发。面对公众对于基因利己主义的好奇心，生物学家表现出哲学家的样子，而且人们看到他们打着科学的旗号对不管什么问题都发表一些恼人的解释。比如用社会生物学解释孟加拉国的大屠杀，把作战部队的入侵说成是传播基因的战略。”[5]由于社会生物学家根据个体竞争来描绘自然界，其结论永远肯定现存的权力关系，并存在为种族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和性别歧视辩护的倾向，因而只不过是为当权阶级的统治寻找合法的说辞而已。
应该说，在生物学决定论问题上，社会生物学提出的问题没有考虑到在实际中很难分清到底是遗传还是环境塑造了人的品性。在社会生物学的一些反对者看来，威尔逊所列举的那些行为，都可以根据后天的习得而得出更合理的解释；而将那些行为归咎于生物学的天性，是对人类解决社会问题能力的否定，是对自身责任的推卸；将宗教、文化特征、伦理的起源解释为生物学特性的延伸，远不及解释为人脑的产物更有说服力。在《社会生物学的胜利》一书中，约翰·克拉克分析了这种争论的历史后指出，“大多数反对者只是担心社会生物学可能会被应用于为人类行为的不令人愉快的特征提供正当的理由，并且尤其不能接受这样的观念——一种进化完成了的人类本质的存在，因为这会被解释成人的行为不可能被改变”[4](P109-110)。事实上，我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本能的制约，但我们也可以通过教育的力量来削弱这些本能的影响。因而，若不能厘清遗传与环境各自的作用，怎能完全将性状归结为遗传？同时，尽管人类行为与动物行为具有表面上的相似性，但这种相似究竟是根源于共同的基因，还是共同的目的呢？若没法证明那些行为是由基因控制的，怎么能说动物的行为可以自动地推广到人类呢？因而，我们需要以一种开明的态度来思考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本能的支配。
三、进化论与人类的独特性问题
达尔文是“共同祖先”这一学说的创始人。他认为生命“最初是被注入到少数或一个生物中的”[6](P557)。与此同时，达尔文还认为人类与其他动物特别是灵长类具有一定的联系，即人类是生物进化的一个环节。在达尔文之后，海克尔以及其后的托马斯·亨利·赫胥黎等人依据达尔文的进化理论明确提出了“猿就是人的祖先”这一论点。现代分子生物学揭示，在所有的动物和植物中，构成DNA的四种核苷酸都是一样的，其主要区别就在于它们缠绕交织在一起的顺序不同。人类与恐龙的DNA90%相同，而人与猿尤其是与黑猩猩之间在基因的这种构成上，其差别非常之小，大约只有1%到2%。于是，当今的进化论者为之欢欣鼓舞，便极力鼓吹达尔文“人猿同祖”的这种“先见之明”。然而，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相似不等于相同，在基因构成上哪怕只有一点点的差异，也会导致它们在性状上的重大差别，“以至于其中之一竟然拥有把另一种关进动物园和实验室动物笼中的能力与权力”[7]。根据分子分类学，人类虽在基因排列的顺序上与黑猩猩相仿，但是二者的基因系统所包含的信息却有显著而重要的差异。分子生物学的证据说明这样一种事实：大自然中的生物类别是彼此隔离的，其间并无仍然存在的过渡生物，而且它们之间在分子及其他具体特性上有极大的差别，并不具有彼此进化的关系。因此，分子生物学的证据并没有支持所有生物祖先相同的假设，也没有证实达尔文理论的准确性。[8]
尽管如此，达尔文进化论确立了自然界之间的连续性，使人成为自然序列中的一个环节的观点，对于我们认识和处理当今人与自然的关系却是极有价值的。然而，长期以来，人类不愿接受与自然之间存在连续性的观点，而热衷于寻找证明人类独特性的标准。在达尔文时代，赖尔和华莱士一样，为了坚持人类的独特性，认为人类创始于超自然的因素的干涉，并出现了全新的性状；赫胥黎根据各种生物体质上的相似来说明它们在进化上的密切联系，并将人类置于进化的顶端。而达尔文认为，人与动物在心智上的差异只是程度上的，而非种类上的。达尔文试图表明，每一种我们认为是人类独有的能力，至少在高等动物中，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具备了，诸如智力，本能行为，愤怒、厌倦、敬畏、两性之爱、母爱、自我保全、妒忌、猜疑、感激、争强斗胜的情感，与同类的语言交流，甚至道德本能，等等。至于动物是否具有进行抽象的能力、心理的个性特征，由于人与动物之间的难以沟通，致使准确地获得这类知识相对不易，但是达尔文坚定地相信，动物在某种程度上具备这类复杂的行为。
从最近的研究来看，不用说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就是植物与动物之间的差别也并不像人们往常所区分的那样大。安东尼·特瓦斯(Anthony Trewavas)在《无意识的控制》一文中指出，通常植物被认为是一种被动的生物，发展是被预先决定的。但是这种看法正在改变。植物的生长（和胚胎生成）持续经过整个生命周期而不是一种预定的程序，能够对不断改变的环境资源和特性做出创造性的适应，组织的这种创造性是预先存在的。在这一过程中，植物不断地表现出一种鲜明的感觉能力，并具有持续不断的信息流，以及由这种通信方式指引下的合作性的反应，其手段和方式就是植物的细胞和组织中的蛋白质、各种电信号、各种酸溶液或其他各种复杂的碳氢化合物等。过去，人们通过对运动的诊断来确认智能，现在看来这种定义是不完全的。如果智能被当做是在个体生命过程中的适应性的不断变化的行为，那么在植物中通过个体的行为的创造性、可塑性所展现出来的智能是很明显的。例如，植物通过改变茎部的形状、生长和方向以维持与阳光相联系的理想状态，调整叶子的位置以在更大程度上收集阳光，等等。当然，与一些高等动物不同的是，在植物细胞中，指导这种智能行为的不是大脑，而是发射出大多数植物信号的钙质，正是细胞内的钙的信号波使这种智能活动成为可能。[9]
可以说，对人类独特性的刻意标榜与当今人类主体意识的极度膨胀是互为因果的。我们看到，当今人类社会的活动选择正在对生物的进化起着越来越强烈的干涉作用。自人类社会诞生后，在属人的世界里，生物进化的中介实质上并不是一个纯生物学的问题，而同时是一个社会问题。与只生产自身的动物不同，人类再生产整个自然界。这种社会实践对生物种群多样性和适应性变化的动态作用及结果，就是生物进化的社会选择。过去，由于人类社会选择意识和活动的无限扩张，使生物界的价值有限性不断被破坏，从而毁坏了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生态基础。而现在，当我们意识到这种对立性社会选择的极度危害性时，我们就需要确立一种和谐型的社会选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避免由于人的主体性意识的无限膨胀而造成的恶果。
四、进化论与进步主义
当今进化论思想的蔓延引起的一个最突出的后果，就是“进化”一词本身的含义成了问题。根据人们日常的理解，进化一词一般应包括进步的含义。然而，进化并不必然等同于进步，进化论原本也不一定与进步主义联姻。在达尔文形成进化理论的早期，他就认识到不能从低级和高级的角度来理解生物的进化。他说：“当我们谈到高级时，我们总会说到智力上的高级——但是当我们面对覆盖着美丽的大草原和森林的地球时，很难认为智力是这个世界的惟一目的。”以后他更加明确地告诫自己“绝不说高等和低等”，从而有效地抑制了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由于充分认识到进化的不可预测性和机遇性，所以达尔文本人是反对拉马克式的那种充满进步倾向的“从较不完善的到较完善的”的进化路线的。1844年，达尔文写道：“上帝不允许我去相信拉马克那种‘进步倾向’的胡说八道。”[10]不过，达尔文也经常提到进化性进步。在达尔文看来，“因为自然选择由竞争而发生作用，它使各个地方的生物得到适应和改进……”[6](P539)。按照达尔文的这一逻辑，那么最新近的类型一定比那些较古老的类型更高级。但是，生物界既然充满了进步趋向，但这类进步趋向竟然是由偶然性的变异和盲目的自然选择所引起，却无法令人相信和接受。同时，进步精神和取得进步的唯物主义手段即生存竞争之间在理智上也存在矛盾的一面，因为我们有时是很难将经过残酷的竞争而得来的某种改善当成是一种进步的。另外，由于生物灭绝的存在，从而使得人们对任何一种进化路线所取得的暂时性进步的价值感到怀疑，等等。
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是怎样给进步下定义。可以说，几乎没有人能够完全避开拉马克的进步衡量标准，即与人类相比较。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当恐龙类大肆占据各种生态区位时，哺乳类也已存在，但竞争不过，只好躲进洞穴里昼伏夜出，颇似今日的鼠类。而当朱利安·赫胥黎提出以“控制环境”作为衡量尺度时，无疑把人远远置于其他动物之上。对此，当今达尔文主义者的一般回答是，每一种进步，在每个基因库中产生的每一种结构上、生理上和行为上的创新终究会对进化有利，从而引起习惯上所说的进步。然而，一个基因替换过程也许会略微改善一个或更多个适应性状的精确度，但走向进一步的改善以达到完美的机会则将相应地减少，这确实不是“进步”这个词所能完全对应的过程；而且，基因的替换还会因环境的变化而发生，一个基因的重要性增加的同时，会引起另一个基因的重要性的降低，因而很难想像这也是进步。
当然，在进化过程中出现的形态和生理上的一系列改进很难说不是进步。威尔逊指出：“如果我们所指的进步指的是向着一个具体目标的迈进，比如人们有意图做的那些事，那么，自然选择导致的进化因为不具有目标性，因此不属于进步。但是如果我们所谓的进步指的是生物和社会，至少是某些谱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复杂性不断增加的过程，有时也出现一些衰退，那么，进化进步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1]然而，我们看到，在生物进化中，那种总体性的、线性的进步性进化却是找不到的。由自然选择所引起的大多数遗传变化一般只能维持现状。而为了和进化性变化配合一致，种群必须一代又一代地变化。更为重要的是，某个进化单位所得到的适合度由另一进化单位失去适合度来平衡，这种情况在生物界的不同层次都是如此：当某种生物在保持最适当的平衡的竞赛中落后时，它就会面临灭绝的危险；在很多情况下取得成功仅仅是由于变得与众不同或更加不同，达尔文的性状趋异原则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达尔文将进化描绘成一个不断分支化的过程，即在自然系统中，随着层次的上升，生物变得愈加多样。这种多样性的增加与多重转变似乎反映出一种确定无疑的向着更高等生命的进步，但是地质记录并不支持这种解释，相反却证明，在生命构造与功能的更高水平发展中，并不存在稳定的进步，即它促进不断变化，但并不一定是进步，甚至它有时会使得种系序列由于不断发生趋异而走进死胡同。
由此看来，那种将进化当成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前进发展过程，既不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也不是现代的科学成果，而只不过是启蒙运动时期以来所一直信奉的乐观主义进步论而已。达尔文本人虽然是个自由主义者，但是他的理论却具有对传统自由主义不利的因素。传统自由主义认为，一切人生来平等，成人之间的差异完全是由于教育，这显然和达尔文所强调的同种个体间的先天差异是不能相容的。即便如此，“自由主义也有另外的一面，由于进化说而大大巩固了，那就是进步的信念。因为这个理由，而且因为进化论提出了反对正统神学的新证据，所以只要世界形势还容许有乐观主义，进化论就受到自由主义者的欢迎”[12]。不论在理论渊源还是在人们的理解上存在着多少混淆，在公众的心目当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以及进步主义这些依然盛行于今的大众文化观念，一般都与达尔文的名字相互联结起来。正如史学家尼斯比所言：“在近三千年里，没有任何一种思想比西方文明中的进步思想更为重要，或者和它同样重要。”[13]进步主义（或者说发展主义）最初是与启蒙运动时期的理性至上的乐观主义相应和的，随着后来“进化”概念适用领域的扩展，“进步”和“进化”相互支撑，共同在整个社会层面上取得了一种支配性地位，成为当今社会的一种主导观念，从而使得“进步”在人们心目中成为一种天经地义的事。这种进步主义的基本立场是：无论如何，这个世界总是会一往无前地向前发展着；当然，并不一定排斥退步，而是认为，无论退步现象的存在如何频繁或如何猖獗，世界从总体的趋势上看是前进着的，即退步是暂时的，而进步则是永恒的。
然而，现代科学已能够得知，进化一般并不能找到最好的可能解，而仅仅能找到某种对于生存是充分好的满意解。在整个进化过程中，只有局部极小值才是可以从经验上对其进化生存价值进行评价的。在告别了自然界和人类史上的某些显赫的先知以后，给我们的情感惟一留下的，也许是危险的混沌涨落，其方向难以预料，由随机涨落引起，“全局的优化是没有的，全局的收益函数也是没有的，全局的选择函数同样是没有的，其他简化的进化策略仍然是没有的，发生的只是一系列的接近分叉点的不稳定性”[14]。当然，正是这些涨落可能导致真正的创新、选择和自由。对于人类而言，只有变成有进化自觉性的物种，才能自觉地进化；而只有自觉地进化，才能有起码的信心。能否做到这一点，还有待于让历史做出见证。
［收稿日期］2003-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