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学的宗教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学论文,宗教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一种特定人类共同体悠久而普遍的文化现象，宗教应包括构成特定民族文化类型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群体深层心理结构和信仰、价值体系，以此而观，儒学与宗教无疑具有同样的功用。在历史上，儒学之于中华民族，犹如基督教之于西方民族、犹太教之于以色列民族、伊斯兰教之于阿拉伯民族一样，是一种民族凝聚力的精神纽带，因此，无论在西方抑或在中国，都有人称儒学为“儒教”。尽管儒学缺少宗教应有的组织形式、教义形式、传播形式和人格化的至上神崇拜形式，都不影响它与世界上几大宗教体系一起享有并驾齐驱的人类文化地位。
除此之外，儒学与宗教的会通和认同还在于儒家哲学所蕴含着的超越精神。当代新儒家把儒家哲学与基督教加以比较，认为基督教是一个“外在的超越”传统，而儒学则是一个“内在的超越”传统，如果从儒学与宗教之异同的大致区划来看，这种说法基本上是合理的，因为它毕竟为我们了解儒学的超越精神提供了一种理论契机。但是，如果我们就此只承认儒家哲学的内在超越而否认其外在超越即儒家哲学所发散着的浓烈的宗教意志和信仰意识，那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儒家哲学中作为民族精神的那种生生不息的永恒价值。
说儒家哲学是一个内在超越的传统，仅相对于宗教哲学那种绝对纯粹的外在超越而言。就儒家哲学的实质即核心内容来看，它仍然分成两个层次，即以心性为主体的自我超越和由心推物、及世的世俗超越。前一种超越由它的心性之学昭示出来，后一种超越则由其天命观和社会空想学说所揭显，这两种超越是一而贯之、体用一源的。
心性之学即为贤成圣之道，是一种重视人的主体性思维和道德修养的终极关怀，是儒家哲学超越的核心和基石。心性之学发韧于孔子，成于思孟，失落于汉唐而重新恢宏于宋明。孔子的仁学原则以克己为事功的始基，以君子、小人之别作为成贤成圣的准绳，它直接孕育了孔门《中庸》、《大学》中的“天人合一”、“修齐治平”的学说和孟子关于君子、小人的义利之辩以及养气、尽心、知性、知天、至善的“良知”学说。
我们之所以认为先秦儒家首创的心性之学奠立了中国哲学史上超越论的基石，恰因它是一种先于宇宙本质而在的精神现象，一种主体思维性的“内在地构成的超越”（胡塞尔语），即心理的、内省的、直觉的，融本体论、认识论、道德论为一体的人本哲学。例如在孟子那里，人类心性、情欲中的善不仅是与恶的对立，更是对恶的超越，良知不仅是与意念的对立，更是对意念的超越。同理，主体性标准的君子不仅是与小人的对立，更是对小人的超越；圣人不仅是与凡人的对立，更是对凡人的超越。
老庄讲“真人”、“至人”，儒家讲“贤人”、“圣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儒家的“圣人”只具有超越现实性，而不具有超社会性；老庄的“真人”虽然具有超社会性，但不具有超自然性。恰恰相反，道家追逐的正是一种永恒的自然性，它融入自然，与自然一源一体，拒斥人格化的上帝或来世的存在（“道”仅是自然的抽象或化身），要求带着肉体凡胎羽化登仙。但是，“道”也有神秘性的一面，道家成神成仙的生命终极嘱托既想贪图生命的不朽和人世的享乐，又想摆脱生命的烦恼和今世的苦役，具有显而易见的彼岸性质，这是它最终被改造为道教的内在驱动。儒家的终极嘱托并不像道家那样自私，那样只图自己做神仙而遁世逃俗，儒家要求置身于地面建构天堂，以伦理精神统摄万物。尽管儒道两家的超越在形式上不同，但在性质上都是由逻辑先在的内在精神超越终达外于精神世界的身世、境遇超越。这里，有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也有明确的信仰主义趋向。不过，这种信仰主义不像基督教那样，完全摒弃对现实的希望，仅仅仰望茫茫的天国，追求一种彼岸和来世的永恒，即所谓“绝对的他在”或“纯粹的超越”。
宗教意蕴的“纯粹超越”根于理想与信仰的割裂——前者是理性的超越，后者是非理性超越，前者提升了现实，后者割舍了现实。如果说中国文化缺失了宗教传统，不在于中国哲学缺少对外于“我在”的“他在”的追求，而在于中国哲学从先秦时就没有在人们的心灵中建立起那种来世的彼岸乐园的“外在地构成的超越”，虽然孟子把他的心性之学界定为“反求诸己”，但《易传》作者并不排除“远求诸物”。儒家哲学立意把彼岸移置于此岸，把万物移置于心灵，把信仰移置于理想，把外在的移置于内在——没有外在，安有内在？因而，儒家哲学是一种合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为一体的综合超越，或叫做“内外合一的超越”。
任何超越都体现出一种宗教精神。与世界上其它几个伟大的文化系统一样，中国文化也具有一种内凝的信仰趋向和宗教精神。人们往往把信仰与理性相对立，认为由于儒家哲学基本上是一种直观内省的非理性哲学，它缺乏西方哲学那种高度抽象和论理的形而上传统，所以儒家既不具备西方的信仰传统也不具备西方的理性传统。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有失偏颇的，正像基督哲学不乏宏硕的形而上体系一样，儒家哲学中的理性传统同样源远流长。须知，理性向前跨进半步就是非理性，理想只要执着就无异于信仰，二者的走向可能是“差之毫厘而谬之千里”，也可能是内外同归、“理一分殊”，而最终都可能聚合为一种意志力量，一种人格力量，一种不懈的努力。另外，信仰趋向和宗教精神也终究斩不断与此岸世界的脐带——天国只是现世的投影，来世仅为今世的寄托，儒家哲学的超越意识虽然起归于身心性命的自我修养和主体人格的内在氛围，但它所涵盖着的基于今世的信仰趋向和宗教精神必然外化流行、成事成功。如果说，先秦儒的心性之学还是原始的、胚胎的，那么，融三教义理为一的宋明儒学则完全成就了中国哲学史上的内外综合超越的传统。宋明儒出入于佛老而高扬起来的禁欲主义几乎实现了儒学宗教化的转变，尽管这种禁欲主义是一种自我超越的绝对——而不是对自然的外在超越的绝对，也没有建树起一个超绝的、以神性代替人性的上帝，但禁欲主义毕竟是宗教最现实、最市俗的特征。正因为如此，孔子自始至终不具有像耶稣那样的“天使”或“圣子”、“圣灵”的地位，而仅被视为中国文化的一位开山祖师或先知，一位能通达心性情欲的、敬天事人的、内外皆超的圣人——惟此，方显出中国文化传统不同于西方文化传统的特色。
从上而知，儒家的超越精神把人带到一种生命体验的意境，它所包含着的禁欲意趣（僧侣主义）使其庶几混同于宗教。有必要指出的是，先儒的禁欲思想是中性的，即符合中庸之道。它反对禁一切欲，只主张禁恶欲、邪欲，立意在于惕厉人性的迷失，而承认人的基本正当欲望。这就与后儒的禁欲主义有了质上的层次区别。据此，有人说宋明儒的禁欲主义完全来自于佛教，先秦儒并没有禁欲的思想，此属误解。众所周知，中国哲学中缺少知识论传统，它把认识世界的心理活动和道德修养混沌成一，提倡一种整体、直观和“玄览”或觉识，无论这种觉识是慧觉还是愚觉，都属前科学认识，其中都不乏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的特质。且不说道家创始人公开提倡过“无知”、“无欲”的口号，宣扬过“无己”、“坐忘”的境界——这些无疑直接通往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就是孔子也曾提倡过“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泰伯》）的愚民之术，孟子也鼓吹过“养心莫善于寡欲”（《尽心下》）的养气去欲的心性修养之经，宋明儒学所滋润的这种“克己”、“去私”的精神与宗教禁欲主义在本质上毫无二致。
总之，儒家超越精神的实质无异于宗教，但这种宗教实质是遮掩在世俗主义的外衣之下的，因此，人们习惯于把它叫做儒学而不称其为儒教。需要再次强调指出的是，宋明儒所极力主张的“去天理，灭人欲”的教义虽受佛家影响，却与孔孟道统难解血缘之分。在一定意义上，宋明儒的禁欲主义与佛家禁欲主义可谓殊途同归，但从道统上说，后儒“天理、人欲”之说的真正鼻祖不是释氏，而是思孟学派。所以，王阳明在咬定程朱学派的心物、理欲之说援于释老之后，唯恐有人也攻讦他的“知行合一”或“致良知”之说辙出释家，故反复喧嚷那是“孔门正法眼藏”、“圣人教人第一义”、“千古圣人相传一点滴骨血”。儒家的心性修养论至宋明儒尤其在王阳明手里得到了更完备、更精致、更富“道德形而上”之哲理性的阐释和发展，其“内外综合超越”遂也达到更鲜明、更微妙和更有独创性的阶段：蕴含先秦儒学的精髓，吸纳佛家之义理，开创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新局，遂被近人称为新儒学。
新儒学对中国哲学的贡献正在于他们建立了一种较为精致的道德的形而上学，王阳明的心性学说可以算是一个代表。王阳明除不遗余力地阐释了他那精神性的内在超越理论以外，还给我们留下了理解内外综合超越的启示录。他论内学和外学高扬性无内外，说：“夫理无内外，性无内外，故学无内外。讲习讨论，未尝非内也，反观内省，未尝遣外也。夫谓学必资于外求，是以己性有外也，是义外也，用智也；谓反观内省为求之于内，是以己性为有内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无内外也。”（《传习录中》）内学与外学无碍，内圣与外王无碍，因而，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当亦无碍。这应该作为我们理解儒家哲学一而贯之、体用一源的综合超越精神的一把钥匙。
然而，儒学的综合超越精神包含着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是由儒学自身的体系造成的。
体系的内在矛盾决定了它所提出的所有命题几乎都有二重意义，都在内在和外在超越之间开掘了一条又一条相互贯通的大道。例如，它的心性之学中的若干子命题无不包含正反两个层面：“仁”不仅强调了伦理、道德、次序和自我完善的价值，还隐含着压抑个性、窒息创造的保守观念；“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不仅培植了中国人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的民族气节，还暗示了一种无条件舍己为他的殉教精神；“义利之辨”不仅提倡了公而忘私的高尚情操，还宣扬了一种种轻视事功和物利的出世教义；“善恶之辨”不仅揭示了崇尚善美的人本主义，还藏匿着一种违反人性的禁欲主义；“在人合一”不仅确立了东方哲学综合超越的整体方法论，还潜埋着知天畏命的神秘主义天命观；至思路向的综合超越一方面把人们引向超越市俗、物利的精神生活，一方面又使人们关注天下百姓的日常运作，追逐建功立业的外王盛事，以致最终要么献身于非宗教的天下大利，要么在绝望中逃禅入佛、遁入空门。这种充满于体系之内、无时无处不可避免的、自相矛盾的“二律背反”现象陶铸了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二重人格，实乃中国传统中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总之，儒家哲学的综合超越精神融理想与信仰为一体，置外在与内在成一系，一方面体现了儒学中蕴含着的人本主义和民族精神——这是中国文化的精髓、真正的“一点滴骨血”；另一方面弥散着一种十足的信仰气息和宗教精神——对此，也不能视如敝履，而要细心剔析，因为这种宗教精神也是一种重要的民族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