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困惑--教授应该吃“皇粮”还是“杂粮”_大学论文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困惑--教授应该吃“皇粮”还是“杂粮”_大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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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国内外高等教育在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它是培养社会和经济发展所需的各类高等专门人才的主要途径;另一方面它又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指标。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路线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很快,无论是量的扩充还是质的改善,可以肯定地说,都有显著的进步,不仅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较多的人力资源,也为丰富人类精神、学术文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高等学校也必须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而改革。因中央财政的困难,部委属院校在80年代期间的财政优势已慢慢失去,一些部委属院校以“共建”、“调整”、“合并”、“移交”的方式以寻求更多的财政支持。高等学校内部也被要求进行管理体制改革,以理顺关系,减少冗员,提高效率,力争走出困境,把大学办好并办出特色。

中国高校的经费来源不外乎如政府拨款(部分部属院校以“共建”的方式获得两级政府拨款)、学费收入、学校本身创收这几方面(因为目前的科研体制,高校教师所获得的纵向科研经费还不足以养人,所以,这一部分经费不宜列入学校财政)。从国内高校的实际财政状况分析,更新设备、改善住房更是奢谈。政府拨款只能满足高校维持运作开支的50%左右,其余50%的经费要靠高校自己去筹措。

另外,在中国的高校中,还有一个怪现象,就是重心越低的高校,获得的财政支持也越大。如在广东,中心城市办的院校经费优于省属院校,省属院校经费优于部委属院校,教师的工资、住房和其他待遇也是如此。

因此,我国高等教育的两级管理已成为“既不是计划,亦不是市场”的“四不象”模式。其计划性体现在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人员编制、毕业证书发放与毕业生分配、专业设置,仍由各级主管部门统管,严格控制;其市场性体现在办学经费筹措上,各高等学校既吃“皇粮”,又吃“杂粮”。结果造成除了学校要筹措经费以外,高校员工也在平摊“皇粮”的同时,教授们要花很多精力去找“杂粮”,“嘴里吃着皇粮,心里想着杂粮”,并在相当部分院、系、所出现“杂粮”多于“皇粮”的状况。这样做的代价是学校科研、教学水平下降,校园弥漫着“商气”、“媚俗”和“酒气”。基础学科缺乏创收能力,则人心涣散。大学所应具备的理念如创新能力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能力也随之减弱。如果高等教育系统不从体制上改革,不能保证受聘教授有足够的“皇粮”来保证生存的基本需要,则高等教育的发展只能是慢步走,能走多远,谁也没有把握。

当前,高校教师(特别是有悠久历史渊源的重点院校教师)生存环境恶劣,高校有限的“皇粮”还不足以支付人头费,这类院校的教师与职员比例大都是2∶3,教授工资与职员工资相差无几。以经济发达的南方某大学为例,一位正教授每月的全部工资只有一千二百元左右,而一位刚参加工作的博士每月仅八百元。有限的薪金和住房的困难使教授、博士们难以安心教学、科研。然而,经济体制的转轨并没有因高校教师的生存压力而有丝毫的怜悯,房租仍然年年大幅度上升,教授们同样要拿出几万甚至十几万元去购公房,看病一样自付部分医疗费,每月还要支出养老金、住房公积金等多种支出项目。

一句话,由于高校管理体制改革落后于经济体制的转轨,高校教师面临生存危机。在高等学校,政府下拨经费还不足以支付人头费,所以,院、系、所一级,甚至是教研室一级,都有“创收”项目。当高校教授为生计而四处奔波寻找“杂粮”时,我们不禁要问,大学的功用究竟如何?大学的理念路在何方?

诚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是高校理所当然的责任与义务。但是高等学校也不能因此就完全融入经济,因为“经济化”大学的角色,把它纳入了生产体制,毋庸置疑地窄化了大学的社会功能,更扭曲了大学原本具有宽广、神圣的历史使命,容易丧失大学的理想,抛却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重要理念——批判性与创造性。

我们知道,人之异于动物在于人有理想,人类社会异于动物社会同样在于理想。人类具备以高度理想性来缔造、改善现实状况的能力,如果人类只是本能地反应环境,让社会实际发生的状况顺其自然的因循下去,那么人类与其它动物的世界将有何区别?要使社会具备理想性,并且使理想成为指引现实的动力,关键在于社会能否孕育自我反省、批判与创新的能力。就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看,大学即是被人创造出来,并被赋予上述重要任务的组织。大学被视为创新理念的炼炉,并以自我批判态度精炼理念,进而以此来批判现实、改造现实。要使大学具备此批判与创新精神,则要确保大学有自由创造与批判的自主性,确保大学有一批有理想、有知识、热爱祖国、热爱事业的优秀人才,这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条件。

教授作为大学创新与批判的主体,不仅要保证他们的学术自由权,而且必须保障他们体面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使他们不要因为生活的困窘而放弃或部分放弃其职责。这样做,从表面上看,教授似乎是占了很大的便宜,但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不让他们占这一便宜,我们怎能寄厚望于他们的创新与批判?如果一个社会失却了自我批判与创新的能力,我们又怎能乐观于它的发展前景?

为了确保大学的理念不致于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迷失,为了使教授能安心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我们提出如下策略:

1.加大改革力度,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引入高校后勤管理,高校的后勤应在短期内实现自主经营的模式,拖延只会丧失良机。考察解放初期的高校,教授是学校的主体,学校职员(包括管理及后勤人员)人数不多,学校没有沉重的后勤负担,教授的工资是当时社会平均水平的10倍左右,所以,教授能安心从事学术研究。考察当今发达地区如台湾、香港地区的高校也可发现类似的情况,香港地区的教授月薪就有10万多港元左右。考察大陆的高校,由于职员(包括后勤及管理人员)人数远远超过教师人数,庞大的人员平摊吃掉了大部分的“皇粮”,所以,高校后勤只有全部实现社会化,学校财政才会减压,教授薪金才可能提高。同时,由于后勤实施社会化,竞争加剧,服务质量和效率都会比现在大为提高,职工收入却未必会比现在的收入少。

2.高校可以在“一校两制”的构思下,在教授等专业人才中,建立两支队伍。一支队伍专责科研教学,即以政府财政拨款来保障学术研究和基础研究,吃“皇粮”,属计划体制;另一支队伍专责科研成果的推广和应用,市场的开发经营,吃“杂粮”,属市场体制。吃“皇粮”教授的学术研究是吃“杂粮”教授开发经营的依托,而搞开发经营的教授为搞学术研究的教授提供资金及物质支持。

应当明确,吃“皇粮”者必须全心全意搞科研和教学,除了承担国家、省部级课题外,还必须接受学校下达的应用型的科研任务,有提供科研成果的义务,成果可作为技术入股,但自身不能参加经营,以免分散精力,这支队伍,应当为学校争取学术声誉和学术地位。吃“杂粮”者,利用学校的科研成果和信誉进行市场开发和经营,专门开拓市场,从而取得效益,一部分上缴学校作为科研教学资金,另一部分作为个人的利益回报。有能力、有兴趣的教授,也可以适时交换岗位,从学术研究转换到开发经营或从开发经营转换到学术研究。

这一措施的实施,必须要有全局的观念和改革决心,否则实施不易,特别是参与开发经营的专业人才,应当鼓励他们发财,才能做大“蛋糕”。

3.要想达到“一校两制”的构想,对吃“皇粮”的教授要实行真正的聘任制,有聘、升、解、延等一整套可操作的规章制度。因为这一部分教授已得到了良好的工资待遇,已确保优厚的生活条件,理应身无旁骛地做好本职工作,要“物有所值”,不得兼职去找“杂粮”。接受聘任时就必须定任务、定工作量,科研成果及教学成绩必须定期接受考核,未能通过考核的教授,要予以解聘。

教授该吃“皇粮”还是“杂粮”?归根究底是高等学校的管理体制问题。目前,国家制定并正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得到认可。而我国高等学校生存压力仍很大,一方面高等学校内部的管理体制还未按照市场体制的要求作相应的改革;另一方面,本来思想最活跃、创新能力最强的高等学校,恰恰对于改革表现出最为保守的观念。

近年来,高校的低待遇和活力不足,难以吸引一大批一流的人才到高等学校工作,而正在高校工作的教师也由于生活艰难,显得心不在焉。长此以往,没有一流的教授群体,哪会培养出各类优秀的专业人才,“科教兴国”的战略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因此,政府必须痛下决心,明文规定,把政府拨款的相当大比例用于教授身上,从法规上保证教授有充足的“皇粮”,以保证教授职位能吸引国际、国内一流人才的参与。另外,不足资金的筹措,亦应由学校有组织地搞创收,弥补“皇粮”的不足,不要个个单位、人人都去搞“创收”,以确保大学的精神理念、大学的学术形象、大学的教学质量在改革中发扬光大,不辱大学的使命。只有这样,各高等学校才能根据实际重新定位,更有效地配合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进而“科教兴国”战略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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