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对红军东征的拦截及其多方政治周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军论文,政治论文,阎锡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征是红军的战略转移。1935年10月抵达陕北之后，因当地的条件不适宜发展，为此，1936年2月，红军又向东面山西方向发起东征，其战略意图是，赤化山西和绥远，以期靠近外蒙，从而“打通苏联”。就战略意图而论，东征之役仍然具有战略转移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讲，东征也可视为长征的继续。
东征的直接对象是阎锡山。民国以来，山西在阎锡山的掌控之下，长期处于半独立状态。经过多年经营，阎在山西积累了一定的统治基础，所部晋绥军因多次参加军阀大战，故而也具有一定的战斗力。总之，如何确保对山西的掌控，这是阎锡山观察、认识和处理一切问题的最高准则。
东征之役是红军与晋绥军之间的头一次正面交手。红军的到来，首先是对阎锡山的山西统治权的挑战。同时，由于复杂的派别关系、敏感的地区环境以及特定的政治背景，东征之役不仅牵动了华北政局，也牵动了南京政府以及山西周边的几个利益攸关方。阎锡山面临这样几个问题：首先，部署攻防，拦截红军；其次，由于阎之晋绥军自身的力量不足以抗衡红军，而必须借助蒋介石的中央军，那么，中央军入晋之后是否危及阎的地位，这是阎颇为慎思的问题；再次，山西地处华北，而日本此时的侵华方针集中体现为大力推行华北自治，所谓自治，一句话，就是不允许任何外部武装进入华北。因此，无论红军还是中央军入晋，都是日方所不允许的，这是阎必须应对的又一问题。与此同时，陕西的张学良、河北的宋哲元都有入晋“助剿”的拟议与传闻，张、宋二人是否乘机窥视山西，这也是阎高度警觉的问题。总括而论，阎锡山既要“剿共”，又要防蒋、防日、防张、防宋。显然，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局面。
红军以及蒋、日、张、宋五方之间，性质与统辖关系各不相同，但对阎锡山来讲有一点则是相同的：他们都是异己势力，因而都是山西的半独立状态所不能接受的。然而，各方性质与利害关系的不同，又为阎提供了选择与区别的余地。对于红军，阎的方针是全力抗击，同时又为红军留出撤离的退路；对于中央军，阎的策略是利用加限制；对于日方的威胁，阎是竭力周旋；而对于张、宋，阎则采取严拒与防备。
有关红军东征的作战过程，中共党史军史均有记载，但其他相关问题的掌握、联系与研究则极为简略，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讲，等于空白。台湾出版的相关著作，有关是役的记载亦甚简略。① 晋绥军与中央军联手抗衡红军，从失利、相持到扭转战局有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其作战方针的商讨、争论与实施，是本文将重点提出和研究的问题。另外，阎在红军与蒋、日、张、宋之间又是如何周旋的，也是本文将着重提出和研究的问题。
徐永昌时任山西省主席，至少在名义上仅次于阎锡山而具有山西二号人物的地位，徐在其日记中记载了大量有关东征之役的作战情况，以及阎、徐二人就多种问题的私下磋商，从而为研究是役提供了一批原始记录。本文将以徐永昌日记为基础并参照其他材料，对东征之役的作战过程及其所牵涉的诸多问题做一次较大的补充与扩展，以期将此项研究引向深入。
红军与晋绥军的初次交手
1935年11月取得陕北直罗镇战役胜利之后，毛泽东随即就红军的战略方向提出建议：“开辟我们的苏区到晋陕甘绥宁五个省份去，完成与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打成一片的任务。”尔后，毛致函洛甫：“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最好是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路”。当年12月23日，中共政治局通过《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由毛起草，决议要求：“第一方面军行动部署之基础，应确定地放在‘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并把‘打通苏联’作为中心任务……具体步骤即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到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去。”② 这就是说，山西与绥远已被确定为红军的下一步发展方向。
山西与绥远此时均隶属于阎锡山管辖。阎曾因发动中原大战并另立政府，一度与蒋交恶，事后二人关系逐渐缓和。1932年2月，阎就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下辖山西与绥远两省，所部称晋绥军，此时，徐永昌任山西省主席，傅作义任绥远省主席，徐、傅形同阎之左膀右臂。1936年1月，蒋授予阎一个虚职：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当然，蒋、阎关系的本质并未改变，也就是既相互利用，又相互提防。
关于红军东渡的意图，陕西的张学良与杨虎城不仅有所察觉，并且即时向阎做了通报。1936年1月8日，张学良、杨虎城、高桂滋抵达太原，随即与阎锡山、徐永昌磋商红军东渡问题。有趣的是，关于如何防范红军的到来，阎所提出的头一个问题并非如何排兵布阵，而是一个颇具政治意味的话题：分配土地。
改变农村的土地制度，实行土地革命，是国共内战时期中共动员和组织民众的一项收效显著的政策。鉴于此项政策的影响力，阎锡山从前就有过一个设想，即在山西同样推行分配土地政策，用以抵消中共的影响与渗透。阎曾对徐永昌说：“防共只要分配土地，共党即无办法。”这一回面对红军即将东渡的现实，阎向张学良征询的头一个应对措施即分配土地。徐永昌记载：“阎先生询分配土地，能否杜共党扩大及组织民众以御共匪。”也就是以分配土地作为组织民众抗拒红军的手段。张学良似乎并不认同：“张以为土地问题小，恐怖问题大。”③
当然，阎与张等肯定还要商讨相关的军事方针。翌日，徐永昌补记：“昨晚饭时，张、高等谈共匪企图东窜。余主严密防河，阎先生主放过来打，且举郭坚、樊钟秀事。争论久之（张右余说）。”④
1917年5月，陕西将领郭坚由临晋县攻入山西，结果被击溃。1925年8月，樊钟秀由豫北攻入晋南，最后在晋军的重围之下退回河南。⑤ 阎锡山没有与红军正面交手的经验，故而以当年抗击郭坚与樊钟秀的战例作为依据，主张“放过来打”，亦即采取内线作战。徐永昌主张严守黄河，并得到张学良的认同（“张右余说”），但未被阎采纳。据此，红军后来之所以能够较为顺利地突破黄河，与阎锡山“放过来打”的方针多少有些关系。
2月18日，毛泽东、彭德怀下达东征作战命令。这道命令对阎部兵力有所通报：山西方面约5个师另加2个独立旅，绥远方面2个师。⑥ 这道命令没有把蒋之中央军可能的增援估计在内。东征之役集中了红一方面军全部主力，即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红一军团，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十五军团。东渡地点选择在晋西的三交镇至辛关之间。2月20日晚，红一军团率先突破黄河，随即攻入三交镇。
2月21日，徐永昌记载：“早问阎先生令梁秘书来通知，昨夜以来共匪已有一二百渡河袭人三交镇，守兵以众寡不敌撤退。其他各处仍有渡河者，惟夜黑不知匪人究有多少、有几处渡过云云。”⑦ 这个记载表明，在红军东渡的第一时间，太原当局对于军情的掌握十分有限。25日徐又记载：“悉匪渡处北在三交，南至辛关一带，数约七八千，为徐海东股及毛泽东一部，已逼近柳林、中阳、石楼、隰县。”⑧ 显然，关于红军渡河的地带、人数、领导人以及攻击方向等等，太原方面正逐步掌握。
2月24日，毛泽东电令全军：“阎锡山因仓促应战，须从陕北及远地调兵……其从调动、开进、展开到战役攻击之日，尚须十天左右时间。”“目前极短时间之内（估计十天左右），我们是处在两个战斗任务之间，即渡河战斗已经完结，而进攻尚未到来。这个中间阶段的任务是集中全力准备作战。”⑨ 毛的判断是，阎从调兵、开进、展开到发起攻击须十天左右，因此红军有一个中间阶段用以备战。看来毛低估了阎。
2月26日太原当局决定反攻。徐永昌记载：“十时半到绥署……决定萃岩率孟、陶、马、陈四旅及温旅之一小部向中阳地带以南进击，李舒民率霍、周两旅由关上、水口、石口地带向西进击。”⑩ 绥署指太原绥靖公署。孙楚字萃岩，时任第三十三军军长。李生达字舒民，时任第七十二师师长。徐永昌的记载表明，晋绥军迅速调集了近七个旅的兵力发起反攻，兵分两路，其中，展开于关上一带的李生达一路兵力较弱，仅两个旅。
2月26—27日，红军与晋绥军展开头一回正面交锋。据聂荣臻回忆：红一军团在关上村截住对方独二旅，聂率一部由北向南，林彪率一部由南向北，将独二旅旅部和第三团击溃。独二旅第四团被包围于关上村，最后被全歼，“打了东渡以后第一个胜仗”(11)。
在关上遭重创的就是李生达所率周原健独二旅。27日徐永昌记载：“关上周旅两营为匪所算，团长不明生死，周已撤至郭家掌。”关上之役将阎锡山的指挥弱点暴露出来，徐这样评价：“阎先生极用心、极辛苦，惜不长于指挥大军。”“遇下级官之情报，亦随时处置……结果上下紊乱，负责不专，诚可虑也（阎先生与高级将领、各级参谋数十人杂于一室办公，嘈扰至极……亦特有之方式也）。”(12) 作为大军统帅，对于来自下级的情报，一般说，不应越级直接或随时处理，如此必然造成各级指挥的紊乱，因而就指挥大军而论，阎锡山是不合格的。总之，从指挥方式到办公方式，徐对阎均有微词。
3月1日毛泽东高度评价红军的胜利，认为：“一军团与十五军团连日的胜利，特别是关上与水头的占领，使红军取得了在山西创立根据地的初步自由。”“使阎锡山对我们的进攻与防御陷入极大困难中。”(13)
红军东渡之后，为集中兵力应战，阎随即将所部统编为4个纵队：杨澄源任第一纵队司令，杨效欧任第二纵队司令，李生达任第三纵队司令，第四纵队司令为孙楚，总指挥则由杨爱源担任。晋绥军在其发展历史上，曾多次遭受重大打击，能够在残酷的军阀混战中顽强生存下来，证明其具有相当的抗打击能力。当毛判断阎之攻防均陷入极大困难之际，阎部则迅速集结兵力再次决定反攻。2月29日徐永昌记载：“萃岩于军渡至中阳集结五旅……龙泉于隰县一带集结约三旅又一团，舒民、毅如联合纵队于孝义一带集结约六旅……决于三日开始进攻。”杨澄源字龙泉，杨效欧字毅如。这个记载表明，阎之4个纵队已全部动员集结，即将倾其全力发动一场大规模反扑。
关上一役战败之后，晋绥军所以能够迅速组织反击，一个重要依据就是双方力量的对比。徐永昌这样统计：“渡河之匪除徐海东全部外，毛、彭、林之大部，刘子丹或亦有一小部，大约在一万五千以上。剿匪军约三万以上……”(14)“三万以上”指晋绥军第一线作战兵力，并非全部，徐对红军兵力的估算大体准确。(15) 就在策划反攻的同时，“蒋拨飞机九架归此间使用”(16)，这是红军东渡以来，蒋对阎的头一次直接增援。
当晋绥军集结兵力策划反攻的同时，红军总部也在部署对阎部实施一次重大打击。3月6—8日，中共在大麦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兑九峪一带集中兵力重创阎军。(17) 兑九峪位于孝义县西部，也就是杨效欧、李生达所部二、三纵队集结地带。当红军做此部署之际，恰逢晋绥军反攻之时，3月8日徐永昌记载：“李、杨纵队今晚可达郭家掌之线。”(18) 郭家掌位于兑九峪附近。上述记载表明，双方的攻击地点均选择在孝义县一带，并且攻击时间也大体相同，由于两军都是有备而来，因此，是役的发起对于双方都不具有突然性。
3月8—10日，红一、红十五两军团由左权统一指挥，在孝义县的兑九峪、阳泉曲、仲家山一带，与杨效欧、李生达所率晋绥军二、三纵队展开会战。程子华回忆：“我军原计划围歼杨效欧部约五六个团，但敌陆续增援总兵力达十五个团之多。兑九峪战斗，我方口子张得太大，结果打成对峙战，在总部命令下撤出战斗。”(19) 所谓对峙战至少表明红军的战役意图未能实现。
3月10日徐永昌对是役这样记载：“杨毅如部姜旅等，在郭家掌东北与匪激战，匪伤亡近千。在大麦郊东南有三四千之匪纵队正向东南，谋绕杨部侧背，经五架飞机之痛击，杀伤亦夥。”(20) 参战飞机即前述由蒋所派来。翌日，徐再记：“据毅如报，俘匪三四百，得枪二百余。匪称自出江西以来未有之大败也。萃岩前部已到关上，龙泉前部已达石口，匪于此五六十里隘口外，尚占大麦郊、郭家掌不退。论作战共（军）真难能可贵。”(21)
兑九峪之役的结果是，红军迅速改变了原先的安排与设想。先前，关上之役获胜之后，毛于2月28日指示红一、红十五两军团：“石楼、中阳、孝义、隰县四县交界地区，是我军作战枢纽……望下创造作战根据地的决心。”(22)4县交界地区即晋西中部。由于兑九峪之役未能实现歼敌五六个团的设想，这样，在晋西中部建立根据地或作战枢纽的意图已难以实现。为此，3月12日，红军迅速改变计划，决定分兵行动。其部署是：以红十五军团为左路军（也称北路军），展开于晋西北地区；以红一军团为右路军（也称南路军），展开于晋西南地区。分兵的意图是，以红十五军团北上吸引牵制晋绥军，从而使红一军团在晋西南实施有力地展开。红一军团在晋西南的出击，亦即红军主要作战方向。
经过兑九峪之役，红军的战役意图未能实现，但晋绥军亦遭受重创，在红军于3月12日改变作战部署的差不多同一时间，阎锡山也在考虑改变对红军的作战方式。3月13日徐永昌记载：“早八时绥署约商改变剿匪方式。阎先生以为过去剿匪者之失败在于，处处防匪窜扰，虽兵力数倍于匪，以不能团结使用，结果每为匪乘。”所谓不能团结使用，就是未能集中使用，处处设防，结果必然是处处薄弱。有鉴于此，阎提议改变方式，将兵力集中靠拢，阎说：各部如“不能四路则三路，不能三路则两路，总以每路兵皆优厚于匪，此兵胜也。不守地区，不怕匪窜，此心胜也。盖不守地区则兵可活用，匪若他窜，则失其根据，以优厚活用之兵击单薄失据之匪，其胜可操左券。”(23)
这是阎锡山与红军初次交手之后，在战术上总结的第一个经验。到处设防必然导致两个后果：其一，兵力分散；其二，不便调动。因此，必须“不怕匪窜”，将若干地区弃守，如此才能做到集中与机动。“以优厚活用之兵击单薄失据之匪”，此即阎的基本结论。
综上所述，通过兑九峪之役，两军统帅均从中取得了各自的经验。毛将分兵展开南北两线出击，阎则决心将几个纵队集中靠拢。总之，以兑九峪之役为标志，红军与晋绥军结束了第一阶段的交锋。
阎锡山关于援兵的选择与迎拒
红军东渡之后，阎锡山迅速抽调所辖各部全力应战，其首先抽调的就是绥远傅作义部。2月23日，正在绥远视察的徐永昌记载：“午后接太原养电云，匪渡河已达四五千，调宜生、治安各一旅向榆次集结。”傅作义字宜生，时任绥远省主席。王靖国字治安，时任第七十师师长，驻防绥西后套一带。此时，日本方面正加紧策动内蒙地区德王与李守信叛乱，绥远政局极不稳定，接到太原调令之后，傅作义对徐说：“德王确将称帝，李守信要扰绥东……调绥军剿共，是速其早异动也。”傅的意思是，削弱绥军，将促成德王与李守信更快异动。关于如何调兵应战红军，徐这样认为：“按目下情形，绥军殊不应调出。共匪东渡，晋军果不足时，应调驻豫中央军助剿，惜阎先生不愿也。”(24)
上述记载表明，为应战红军，阎首先考虑的是抽调绥军，而徐则首先考虑借调中央军。阎所以不愿借调中央军，除去历史上的恩怨，主要原因则出自一个更为具体的研判，即阎一开始便怀疑，红军东渡是蒋介石与张学良合谋的结果。2月28日徐永昌记载：“阎先生料事每失于过分，如共党渡河，疑及蒋、张两方联俄使共渡河。”(25) 既然有此怀疑，最初，阎并不轻易接受外援。
关上之役晋绥军战败之后，张学良随即向阎提出入晋“助剿”。2月29日徐永昌记载：“晚八时张汉卿来电云，拟助晋剿匪，如以来晋为妥者，可否由风陵渡过河云云。”不料张电在晋绥军高层引起轩然大波，“阎先生大怒，以为必无好意……星如谓共匪渡河，决为张主使。阎先生亦言，曾闻之郭增恺（杨虎城亲信），张汉卿去冬某日在陕北与毛、彭约晤等等，举室惶扰。”杨爱源字星如。
郭增恺时任西安绥靖公署参议，确为杨虎城亲信。阎锡山、杨爱源等所以怀疑红军东渡为张学良主使，其主要依据之一即郭增恺所传张曾与毛泽东、彭德怀在陕北会晤。徐永昌不赞成上述议论：“余力言其非，以为不应如此误会，过于疑人。”然而，徐为张等的辩护不仅招致更大的争论，并且引火烧身，结果：“互相争论至十一时不已。有几位竟疑余袒蒋、张，或竟疑余受人运动使然者……余以说话过多，受刺激过甚，终夜不能合眼。”(26)
由阎锡山组建并训导的晋绥军，是一支以地域关系作为结构基础的区域武装，因而具有很强的排外与自我封闭意识，由张学良而疑及徐永昌，相当典型地反映了这支军队的狭隘意识。
张学良自请援晋，结果被阎视为“必无好意”，大怒而拒。反观蒋介石，其锋芒则收敛得多。2月24日蒋这样考虑：“赤匪窜晋，使阎锡山因而恨匪反赤，不致再存与匪妥协之心。”“吾唯早准备入晋部队助阎平匪。”(27) 红军入晋，必然触犯阎之利益，阎必然“恨匪反赤”，基于这一判断，蒋不动声色，立即着手准备，等待时机遣兵入晋。
另一方面，阎锡山也是一位身经大起大落、阅历相当丰富的政客，故而相当懂得变通，以需要决定取舍。当晋绥军难以孤军抗击红军而必须借助援兵时，阎在蒋与张之间迅速作出选择，即拒绝张学良，但有限度地接受中央军。3月4日徐永昌记载：“午前阎先生约商，拟调关麟征师开入运城……商启予部开入榆次，防匪东窜。”(28)
关麟征时任中央军第二十五师师长。商震字启予，时任第三十二军军长，商部为一自成系统的小派别。运城、榆次位于山西南部与中部，“防匪东窜”意即防止红军越过山西进入河北，引起日军干预。关、商两部是最早入晋的外部兵力。
尽管阎已经决定中央军入晋，但晋绥军内部意见并未统一。3月6日“宜生电，极反对调中央军助剿匪，以为宁舍绥远不守，亦不可调中央军”。如前所述，因德王即将叛乱，傅作义原本不赞成抽调绥军剿共，而傅作义3月6日来电意即，宁可抽调绥军剿共，宁可绥远在德王叛乱时无兵可守，也不可调入中央军。傅时任绥远省主席，本有守土之责，并且，傅也是晋绥军中为数不多的具有大局观的将领，“宁舍绥远不守，亦不可调中央军”，此言竟出自于傅，徐永昌颇觉诧异：“此诚出人意想之主张也。”(29) 总之，“宁舍”与“亦不”，傅之此一权衡，相当深刻地反映了晋绥军与中央军之间的历史成见。
3月10日，晋绥军与红军经过兑九峪大战遭受重创之后，也就在阎锡山极须外援之际，蒋向阎慷慨伸出援助之手。3月11日徐永昌记载：“蒋先生电，除黄术［杰］一旅、关师全部外，更令卫立煌率两师来晋助剿。”(30) 黄杰时任中央军第二师师长。可以肯定，蒋已经算准，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阎才会接受中央军大规模开入，蒋对于中央军入晋时机的拿捏，相当老到。
3月12日，红军决定南北两线分兵作战，以调动分割晋绥军。3月18日徐永昌记载：“昨夜以来，霍县电线不通，关师报告有匪六、七支，每支千余不等，均到灵石城南一带。”“傍晚闻赵城车站为匪所占，其众约两千。”(31) 关师指关麟征师。霍县、灵石、赵城均位于同蒲路南段，在此出现的正是林彪率领的红一军团。也就是说，当红军南北分兵之后，晋绥军因兵力所限，不可能同样采取分兵迎战之策，结果是，中央军加大了入晋规模与速度。3月20日徐永昌记载：“关师除一营退回运城外，余均集结灵石……黄杰师之一旅已到运城，俟周晶之第六师一旅及第四师全部过河后即北进。以上中央军两师两旅均归汤恩伯军长指挥。”(32)
此次入晋中央军的最高指挥官是陈诚。3月25日，奉蒋之命陈诚抵并。陈诚位高权重，为打消太原当局的不安，陈诚特地放低身段，以尊重与合作的姿态与晋方接洽。26日徐永昌记载：“早间陈辞修来谈，三几日即走，入晋中央军拟由汤恩伯指挥。对于此间之各军每人加四元五火食，谓中央军不能接受……中央军兵士月饷若干不须另增云云。”(33)
陈诚字辞修。陈称中央军由汤恩伯指挥，自己数日即走，是在试探太原当局对其本人接受与否。陈诚明确表示中央军伙食费与士兵月饷不须另增，亦即中央军的到来不会另增太原当局的军费开支。这些显然都是尊重与合作的表示。
陈诚随即被阎接受。鉴于红军已南北分兵，同时为便于统辖，阎锡山决定将中央军统编为第一路军，由陈诚任总指挥，集中于南线作战。另外，所有晋绥军统编为第二路军，由杨爱源任总指挥，集中于北线作战。3月26日阎致电蒋：“辞修兄昨日抵晋，业已洽谈，并请担任第一路总指挥，遵照钧谕指挥同蒲线各部矣。”(34)
随着陈诚的到来，国共双方各自形成南北两个作战集团。
因与阎的关系敏感，陈此次出征山西一直谨言慎行。阎挂有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之名，陈始终对阎施以长官之礼。并且，陈还采取了若干具体措施让阎安心。据陈回忆：3月28日“在晋垣成立第一路总指挥部。内部人员大部即由太原绥署借调，虽译电员亦不例外，藉使山西当局一切放心。”(35) 用阎锡山的人担任译电员，此即表示对阎不设防。
同样，蒋亦十分注意掌握分寸。陈诚回忆：“委员长指示入晋兵力以不超过晋省兵力为度。我当时认为如部队过少，恐不能达成剿灭共军任务，莫如多调兵力，但功成后即行撤出。委员长以为然。”(36) 蒋的此项考虑，也是意在消除阎之顾虑。
此次入晋参战部队，中央军之外只有商震的第三十二军。商震原为阎锡山的部将，1931年，商率其三十二军脱离山西，另起炉灶，自成派别，时任河南省主席兼三十二军军长。接到援晋命令之后，商曾于3月14日赴并接洽。(37) 由于商震出自阎部却又弃阎而去，商、阎之间关系复杂，因此这一回商本人并未率部出征，仅由所部第一四一师（师长宋肯堂）和第一四二师（师长吕济）入晋，两师统由吕济指挥。
商部入晋之后，其与阎部的微妙关系随即表现出来。3月19日徐永昌记载：“阎先生密告，已扣得启予致吕、宋两师长电，谓不经渠同意，不得随便听晋命令行动云云。”也就是说，该两师的行动必须由商掌握，“不得随便听晋命令”。商电之意，阎、徐二人当然读懂了：“盖恐吃此间亏也。”(38)
上述记载相当典型地反映了蒋、阎、商三者之间的关系。商恐吃阎之亏，阎则恐吃蒋之亏，典型的强者、弱者、更弱者三方心态。
蒋、阎、商三军聚于一地，难免惹是生非，在此情况下，关键取决于陈诚如何处理。入晋之后，汤恩伯部军纪极坏，徐永昌4月27日记载：“前晚阎先生云，中央军纪律太坏，人民多烦言……今早派人送两函来，系检查邮电所扣，皆述汤军之骚扰，较匪为甚，似亦实况。”徐的处理意见是，将两函暂时保留，“候匪平后必交蒋或陈”。(39)
由于阎、徐身份为“地方”，对于“中央”有些话不便直说，尽管“汤军之骚扰较匪为甚”，但为避免影响战局，故徐主张平定红军之后再向蒋、陈提出。然而数日之后陈诚主动采取了整顿措施。5月1日徐记载：“陈辞修因启予部之谋求无厌，拟请调回冀豫。又对于汤军军纪之整顿，且请通令各军师，以为炯戒等，确系国家军队办法，令人钦佩。”(40) 一个阎、徐不便处理甚至也不便提出的问题，却被陈诚果断解决。
由于阎、陈合作基本顺畅，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阎之疑虑，为此，中央军亦大规模开进山西。最后，徐永昌对蒋、阎、商三部兵力有这样一个统计：“中央入晋剿匪军为六师两旅共三十一团，商部两师共六团，晋绥军加入前方除骑炮兵外三十团，不下十五万人。”(41) 也就是说，除去骑炮兵，步兵共67个团。
综上所述，在援兵入晋问题上，从全盘拒绝到有选择地接受，阎锡山有一个考虑与权衡的过程。最终，拒绝张学良，迎进中央军。中央军的到来，极大地改变了战争力量的对比，更为重要的是，中央军与晋绥军由此而构成南北两个作战集团，这样，红军力求通过南北分兵从而分割阎部的意图，将不能奏效。
山西的“门罗态度”与日本的华北自治
1935年以来，日本对华方针集中体现为大力推行华北自治，其实质就是推动华北五省（冀、察、鲁、晋、绥）三市（平、津、青岛）脱离南京中央政府，形成事实上的第二个“满洲国”。所谓自治，其基本要求就是不允许任何外部武装进入华北。
在阎锡山掌控之下，山西对于历届中央政府均保持半独立状态，对此，日方予以这样一个定位：“门罗态度”。所谓门罗态度一定意义上就是指自治，因此，山西的门罗态度与日本的华北自治，一定意义上似乎可以相通。当红军与中央军相继开进山西，当山西的门罗状态在形式上略为改变之时，也是对华北自治的威胁。为此，日方以多种渠道、多次出面过问。
3月20日徐永昌记载：“日武官和知中佐午后四时约晤阎先生，谓奉其陆军省之命令相谒致意：一、共匪赤化山西日本不能坐视；二、中央军于剿共后不出山西境，日本不能默视；三、如用日本之飞械［机］器械，借购皆可；四、可否令宋部来助剿。”(42) 宋指宋哲元，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第二十九军军长。
日方4点意见出自其陆军省，表明山西的时局已引起日本最高军事当局的关注，并直接出面过问。日方4点意见的核心是前两点：不允许红军赤化山西，不允许中央军滞留山西。因为，无论红军还是中央军的到来，都是华北自治所不能接受的。日方之所以提议由宋哲元入晋“助剿”，意思就是要在华北自治的范围之内解决红军问题。日方的提议，使阎、宋之间原本就互为防范的关系，又增添了几分紧张。
宋哲元因主政冀察，与日方关系较为复杂，宋是否欲以入晋剿共为名从中取利，阎锡山不仅早有所闻，并且十分警觉。3月7日徐永昌记载：“午后阎先生约晤，出宜生密电，略云宋、萧密谋遣兵入晋，名曰助我剿共，实则劫我入伙。”萧指萧振瀛，宋之心腹幕僚。所谓“劫我入伙”，亦即将山西纳入宋的势力范围。徐永昌对此消息表示怀疑，阎问是否转报南京政府，徐表示：“余以为不必，因事果属谣传，而我告中央之电或使宋悉，岂非无事而反生事耶。”最后，“阎先生以为然，因置之”。(43)
“置之”就是暂时搁置，并不表明阎之疑虑已经消除。3月20日，日方当面向阎提出“宋部来助剿”之后，必然加深阎对宋的不安。3月27日徐记载：“阎先生每疑惧宋明轩部受日指使，将藉剿共入晋。”徐对阎说：“绝勿顾虑，因宋之力量镇压冀察尚嫌不足，若委之日伪军，以己部入晋，决不为也。”(44)宋哲元字明轩。徐的意思是，宋哲元实力有限，控制河北与察哈尔两省已嫌不足，宋部如果出兵山西，便只能将冀察交给日伪军，因此宋不会取此下策。
然而，徐之意见仍不能使阎摆脱疑惧，4月4日晚阎又向徐出示一密电，电称：“日压迫宋，必使华北实现独立政权，已拟以联蒋剿共口号，令冯治安师进驻大同云云。”冯治安时任宋部第三十七师师长。大同位于晋北，阎对宋所以如此警觉，根本原因就在这里。此刻，晋绥军集中晋西与红军交战，晋北兵力空虚，因而阎极为担心宋部乘机进入晋北。关于冯治安将进驻大同这一消息，徐再次表示了否定的看法：“余谓日人此种企图必有，宋未必应允。”徐判断日方此一企图的真意是促成宋晋交恶，“日之所以如此希冀促成宋晋交恶，万一宋部真加入剿匪，日必更迫其增援，至冀察空虚时，乃令石友三辈出头，或以扰乱，或以协助，是皆以华治华，不战屈人之故智。”(45) 徐反复解释，核心就是一条：入晋并不符合宋之利益。
最终，随着东征之役的结束，有关宋哲元的种种传闻才随之而止。
日方在干预威胁山西的同时，又将触角伸向绥远，从而形成对阎的双重威逼。如前所述，日方曾明确向阎提出不能坐视红军赤化山西，接下来，日方又在绥远向傅作义提出相同的要求。3月27日徐永昌记载：“宜生电云：日人和知、羽山一再声述，共党如北窜近绥时，日决不坐视。问此时能［否］与结一防共默契，不则形势极其险恶云云。”(46) 所谓防共默契就是防共密约，日方称如果拒绝签此密约，绥远局势将极险恶。的确，在绥远方面日本确有几个棋子可走。
如果说日方对于山西是以宋哲元之名予以威胁，那么，对于绥远则是以李守信等人之名予以威胁。两日之后傅作义向太原求援：“宜生电，此间云李守信全部，张海鹏一部，刘桂堂残部，均有侵绥远企图，日人亦屡屡表示共匪窜绥必取断然处置，请示能否调回一部实绥。”(47)
如前所述，红军东渡之后，阎立即抽调绥远兵力到山西应战红军，造成绥远空虚，为此，傅作义要求调回一部以充实绥远防务。然而傅作义此一意图日方似乎早有所防，4月17日傅再电太原：“日武官羽山面称：绥远最小限须与日协定防共密约（阳为反日皆可），械器无条件供给，否则将有不幸事件发见。日本决不再容晋军返绥，且将令张自忠人大同，并占雁北各县云云。”所谓防共密约的实质，就是以防共为名将缔约方与日方捆在一起，从而置于日方控制之下。由于日方已两度向傅提出缔约要求，对此，太原的态度是：“决定复宜生，婉词拒绝。”(48)
先前，日方当面向阎锡山表示不允许中央军滞留山西，现则当面向傅作义表示不允许晋军返绥，两者都是意在削弱晋绥以便控制。张白忠时任察哈尔省主席，隶属宋哲元，早些时候曾传出冯治安进驻大同消息，现则由日方直接宣称将由张自忠进驻大同，因为，大同是阎锡山的软肋，抓住这一点，以迫使阎就范。
那么，在日方明确表示“决不再容晋军返绥”的情况下，晋军将如何返绥？太原方面这样谋划：“惟希速灭共匪或迫匪西渡，王治安等军得假追匪以实绥，而杜日伪觊觎绥东于万一。”(49) 也就是以追击红军为名，乘机将追兵调返绥远。
根据太原“婉词拒绝”的指示，傅作义立即回绝了日方要求。既然拒之，也就必须即刻谋划应变措施。4月19日徐永昌记载：晚“八时往绥署，因宜生电云：已断然拒日，且调凉城清水河之少数防共军队回绥东矣，盼戒备晋北。”因日方多次威胁将令宋哲元部进驻大同，为此傅建议戒备晋北。收到傅电，徐永昌的意见是：“余主原电转蒋，必要时调三两旅开大同至平地泉一带。”平地泉即集宁。
如将傅电转蒋，事实上将造成由蒋来处理晋绥问题的局面，从而削弱阎的主导地位。而布防大同，则又将造成阎与日、宋对峙的状态。不料徐永昌的一席话将阎抑压多时的郁闷情绪引发出来，引起激烈争论。徐记载：“阎先生谓，蒋如令咱联共拒日如何，又谓令我们悉数去抗日，他来剿共如何，辩论久久……而仍信张汉卿与共匪有洛川会议，又言宋来占雁门如何”，等等。结果：“噪至十二时半不已，约以明日再讨论方散。”徐的感觉是：“觉此四小时如对疯人，烦甚苦甚。”(50)
张学良确于1月21日在洛川与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会晤。(51) 阎的一番话，既指向红军，又指向蒋、日、张、宋，乍看起来逻辑混乱，不知所云，确有几分“疯人”之状，其实，这是阎对其面临的全部难题所做出的一次集中表露。也就是说：阎锡山既要“剿共”，又要防蒋、防日、防张、防宋。由于应对与提防的对象太多，精神长时间抑压，所谓“疯人”之状，实际上就是其郁闷情绪的一种宣泄。
关于日方对晋绥的威逼，身在山西的陈诚当然有所耳闻。4月4日陈诚致函夫人：“自匪入晋后，确极引起国际间各国之注意。尤以日本欲藉此实行其共同防共之阴谋，其他如英美均派员来晋打听。”(52) 4月21日陈又致函夫人：“日本对于山西确极注意，但一时当尚不敢有何举动。惟最近对于绥远，确用种种威胁利诱办法对傅宜生，看阎主任最近确有决心，当不为所动。”(53) 陈诚对于情况的掌握大体准确。
阎锡山之所以能够在复杂多变的政局中生存下来，必然有其生存之道。徐永昌称阎不善指挥大军，但阎却极善政治周旋。这一回面对日方多种威逼，阎采取这样一个基本对策：日方“软来则‘不理’、‘忍耐’，硬来则‘与拼’”(54)。软硬两手，交替运用，最终，将事情拖了过去。
日方此次之所以一再出面干预，根本原因在于山西的局面将危及华北自治。4月12日，徐永昌以山西省主席的身份，会见了专程到访的日本驻华大使馆参赞，徐记载：“十时许日使馆参赞板垣修等来见，询问极其复杂，最奇者，询山西今后仍持向来之门罗态度否。”(55) 日方所提亦即全部问题的核心。
所谓“门罗态度”就是指山西的半独立状态，从形式上看，山西的门罗态度与日本的华北自治似乎有相通的一面，因为两者都具有排外与自治的性质。然而实质上两者却截然不同。日本的华北自治，其实质是由日本掌控全华北，包括山西。而山西的门罗态度，其实质则是拒绝任何外部势力的染指，包括日本。正因为两者在实质上是互为抵触的，因此，日方关于签署防共密约的要求，被阎拒绝。
围与追：剿共战术的争论与选择
兑九峪战役结束之后，阎锡山于3月13日总结出一套新战法，放弃处处设防，将几个纵队集中靠拢，实施重兵集团进攻，此即“以优厚活用之兵击单薄失据之匪”。从理论上讲，此一战术既有集中又有机动，似乎无懈可击，然而在实战中遭遇的却是另一局面。
3月20日徐永昌记载：“阎先生极早请商军事……盖十日以来，四个纵队时进时退，始终未与匪接触，亦不悉匪在何处。”“一、二、三、四纵队面前，不过侦探常遇极少数匪哨而已。”(56) 也就是说，当阎集中重兵，摆开与红军对攻的阵势之后，突然间却找不到红军了，4个纵队时进时退，但却“不悉匪在何处”，阎之重兵集团面前，不过少数“匪哨”而已。
正当晋绥军苦于找不到红军之际，红军却又突然出现。3月22日徐记载：“第一纵队行经隰县北之上下太平与匪千余遇战颇烈……第四纵队在水头北某山地与匪对战中。第二纵队报告，双池有少数匪，但以第一纵队未下水头未动。”“今日二、三纵队不动，系恐匪击第四纵队之侧，又恐二、三纵队移动后匪击其后。”眼见4个纵队瞻前顾后，进退失据，徐认为：“如此坐看，谁也救不了谁。”(57)
上述记载，亦即阎之集团进攻战术在实战中交出的成绩单：或者“不悉匪在何处”，或者在红军出现之后则又相互“坐看”。
山西战局的扭转始自陈诚抵并之后。3月24日蒋致电阎，关于红军的用兵意图，蒋判断：“此时匪必以洪洞与沁源为中心，取待机之势。而北对太原阳泉，南对曲沃长治，皆为其扰乱范围，以牵制我军之整个进剿。而其在晋西亦必有不全放弃，以保持其陕北老巢之连络线。”这是蒋对红军意图的总体判断。红军如果企图穿越山西进入河北，那么，洪洞与沁源便是必经之地，蒋判断红军的真实意图便在于此，其他地区的作战目的只是牵制。同时，蒋判断红军必然保持晋西与陕北的联络线，从而保持增援或退回的通道。提出上述研判之后，蒋建议：“晋西有力部队，应先以封锁黄河东岸，截断匪与陕北之联系。其余部队应会合三十二军与二十五师向同蒲线南段进击，与运城之汤军双方兜剿。”西面封河，然后于同蒲路南段“兜剿”，蒋之意图就是要将红军围歼于山西。最后，蒋向阎推荐陈诚：“兹令陈辞修来晋趋候，彼于剿匪经验，颇有心得，请垂询之。”(58)
收到蒋电之后，徐永昌在当天日记中这样评论：“蒋谓匪必在洪、赵、沁源间待机，我最应防其东出平定，又应竭力封河，杜其后路云云。蒋阎用兵高下已见。”(59) 显然，通过此番比较，徐认为蒋之用兵高于阎。
3月25日陈诚抵并。蒋称陈诚颇有“剿匪”经验，因为陈诚在江西曾多年与红军作战。陈随即向阎建议：“采取碉堡政策，先求巩固现有防线，以堵共军奔窜。”(60) 碉堡政策是导致红军在江西最终失利的直接原因之一，因而陈诚抵并伊始便祭出此一法宝。所谓碉堡政策，从战术上讲就是“围”，然而此策最初并不被阎接受，因为阎的主导思想不是“围”，而是“追”。
接下来，究竟是“围”还是“追”，阎与徐永昌私下反复争论。4月8日徐记载：“阎先生谓，兵力既不足围，即不能不努力追剿。”徐认为围与追两者可以并行：“余主一方设限（不欲匪窜之区域，筑碉配兵以限之），一方追剿，同时切实封河……”(61) 徐之所言，表面看似乎是平衡的，但实际上倾向于围，筑碉指小范围的围，而封河则是大范围的围，徐之所谓追，实际上是在围的前提之下的追。
4月9日，阎、徐二人再度磋商这个问题。阎说：“围是围不住，真要围住，匪即实行赤化地方，其祸更大，所以还是追剿好。”所谓围不住含有兵力不够围之意。徐说：“‘不够围’与‘围不得’不可合论，真能围还是围住好，其利：一、少遭蹋地方；二、有消灭的可能；三、不至窜雁北及绥远，惹起外交。”惹起外交指日军干预。
徐之三点意见，其核心就是认为围有利，围的利益大于追，所以“真能围还是围住好”。然而问题的实质就在于，在阎锡山看来，“围”恰恰不符合山西的利益。在徐表示“围住好”的意见之后，徐记载：“阎先生遂谓：真要围剿，山西就完了。其最得力理由，以为圈在一处被其赤化，这地方永远剿不了。”听到阎的此番议论，徐颇觉费解，“余觉其议论奇诡，高深莫测……”
阎称“还是追剿好”，徐称“还是围住好”，二人关于追与围的分歧，源于二人对于利益的不同认识。通过此番谈话，徐对阎的真实意图逐渐弄懂，徐在日记中这样写道：“阎先生在防匪东渡时之不守河，一意孤行，以为郭、樊之事可以再见。在匪已分窜之后，不甚注重封河，是希图迫匪西去……若今之不主围剿，是欲逐匪速去，其结果恐致弄巧成拙。”(62) 郭、樊之事指前述郭坚、樊钟秀早年攻晋之事。
这一回徐总算把阎打的小算盘弄清楚了。蒋所以强调封锁黄河，所以要求实施“兜剿”，其意图就是要将红军围歼于山西。问题在于：如果以山西作为围歼红军的战场，必然对山西造成巨大的战争破坏。因此，“围”并不符合阎之利益，所谓“真要围剿，山西就完了”，正是此意。阎之所以不注重封河，实际上就是给红军留出通道，以便“迫匪西去”，而阎之所以主张追，其意图就是“逐匪速去”，从而尽快结束战争。对阎而论，如何保全山西才是其最高利益，其他问题并不重要。由于阎的此一意图不便明说，只能隐晦地表达，于是，也就有了上面那些奇诡而高深莫测的议论。
但是，“逐匪速去”很大程度上表现为阎的个人主观意志，其实，正因为“追”在实战中无济于事，这才有了“围”的意见。阎在主观上既不愿围，但实战中又不得不围，这就必然造成其言与行的脱节，具体表现就是在围与追之间反复摇摆。所谓围，具体而论主要就是指筑碉，4月12日徐永昌得到一个好消息：“阎先生已下令规画做碉堡线矣。”然而两日之后徐又沮丧地记载：筑碉计划阎“仍在犹移，以为无军队做”。(63)
阎在筑碉问题上的犹移，较为典型地反映了其性格特点。徐永昌这样评论：“最浅明之兵法每日，巧迟不如拙速。阎先生最是好巧好迟，尤其对外能明，对内则暗，愈闻离奇之谣言，愈是宁信其有，遂造成狐疑满腹之心绪，功不敌过之状态（阎先生之政治甚得力于巧迟，盖政许其反复，许其失信，军事则大不然也）。”(64) 这是一段关于阎的深度评论。
巧迟与拙速，是古典兵法中含有辩证思想的两个概念，徐的意思是，筑碉既花钱又费时，此即所谓“拙”，而阎生性又好取巧，因此在筑碉问题上便摇摆不定。徐的看法是，政治上可以取巧，并且阎之政治也得力于取巧，因为政治可以反复、可以失信。但是，反复、失信等取巧手段用在军事上则行不通。换句话，阎是以对待政治的方式处理军事。
鉴于阎在筑碉问题上的犹移，4月15日，徐对阎做了一次深谈。徐记载：午后“四时半往晤阎先生，关于筑碉问题为下说以明之。一、当匪之初东渡也，每向我寻战，公主剿而不围，甚是，盖冀早日消灭之也，今已流窜，是不可不取截堵之势。二、往者兵力不足围，今日围之有余，岂可仍寻前计。三、刻下中阳至军渡，萃岩已构相当工事；而临汾经曲沃迄禹门，汤恩伯之碉堡线亦成十之七八；由临汾至介休，陈辞修已令吕、宋着手筑碉矣。所缺者只介休至中阳之空隙耳……否则匪果由介休、中阳间窜出，公不唯贻笑友军，恐社会亦不公谅也。四、顷间防共会议悉，六十四县保卫团丁离队入城，每月需给养费十三万……劳民伤财，曷甚于此。”吕、宋指商震部，保卫团即民团。徐的核心意思就是，在中央军等已普遍筑碉的条件下，如果阎部不筑，红军便可能由阎部防区突围，这样阎就不好交待了。这一回徐之进言阎似乎听进了，“阎先生大悟，立命朱先生晤陈计此”。(65) 朱指朱绶光，时任太原绥署参谋长，陈指陈诚，计此即磋商筑碉事宜。
筑碉肯定需要一大笔开支，而阎在花钱的问题上从来十分计较，为防阎再度生变，4月18日徐又为阎算了一笔帐，徐说：“拟征民夫一万（每碉三十人），每人予二角，七日需一万五千元（按此可做五六百碉，因人民纯做工，三十人两日做一个，九十人两日可做三个，每连征九十民夫）。再每碉予以补助料费三十元，亦约一万五千元，共需三万元。”如前所述，太原当局已下令将各县民团开入城镇以加强守备，“每月需给养费十三万”。而征民夫一万，7天之内筑碉五六百，工料费总共三万，相比之下，显然筑碉更为划算。徐所算的这笔帐，阎似乎又听进了，“阎先生甚以为是，即令兰荪、子良、星如照办”。(66)
经徐反复进言，阎在筑碉问题上时而“大悟”，时而“甚以为是”，但实际上最终也未下定决心。4月20日阎对徐说：李生达师长经常报告，红军“攻我阵地时，前扑后跻如潮拥［涌］而来，我守兵有三弹未毕即被夺枪去，此岂廿余人守里许一碉所能臻事者。”徐再一次向阎说明筑碉之利，但“终不能破其疑”。徐反问：“不围仍追剿乎？”而阎“又以为不办”。也就是说，阎只是不断地反驳筑碉的意见，而自己在围与追之间却又做不出任何明确决断，既不愿围，又不言追。眼见阎如此动摇，徐少有地郑重地当面指出阎的弱点：“余从容语阎先生曰：公困于思，困于疑，今日何日，诚不许公如此虑事也。”(67) 过于算计，结果却是作茧自缚，此即“困于思”。
最终，阎实际上还是一面筑碉，同时又一再否定围的意见。关于阎为何在主观上如此抵制围，第七十师师长王靖国私下对徐永昌这样分析：阎因“过去不主围，故今日仍不放弃攻”，“企图匪早日西渡”，“筑围已未雇夫，恐军队苦筑围而生怨”。(68) 王靖国关于阎锡山“企图匪早日西渡”的研判，表明徐永昌之外，晋绥军其他将领也看出了阎的此一盘算。
徐永昌的筑碉之策，包括“征民夫一万”，也就是雇夫筑碉，结果却是“未雇夫”，这样，筑碉便要由军队自己来做，于是阎又“恐军队苦筑围而生怨”。另外，晋绥军没有筑碉的经验，所筑之碉质量低劣，徐曾记载：“傅少云［芸］经筑之二十里碉线恐难坚固（已筑者昨夜自蹋毁其四）。”(69) 这些也是阎不愿筑碉的原因。
综上所述，阎、徐二人关于围与追的争论，说到底，就是出自对于利益的不同认识。阎所以在主观上始终抵制围，就是要“迫匪西去”，“逐匪速去”，从而保全山西。同时，围与追在形式上恰好表现为拙与巧，从而又将阎锡山喜好取巧的性格具体地表现出来。
战场条件的改变与红军退回陕北
3月20—27日，中共在大麦郊等地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25日，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目前经营山西为主，也要准备在河北、山西、绥远三省进行运动战。在战略上采取大胆的方针，因为客观环境好。”(70) 所谓客观环境好，至少包括山西的作战条件好。就在毛于3月25日做出此一评估的当日，陈诚抵达太原，尔后中央军大批入晋，战场力量的对比即将发生重大改变，“客观环境好”亦将很快消失。
如前所述，红军于3月中旬实施分兵出击，徐海东、程子华率红十五军团展开于晋西北，林彪、聂荣臻率红一军团展开于晋西南。陈诚抵并之后，根据阎锡山的意见，所有中央军编为第一路，作战区域为晋西南，所有晋绥军编为第二路，作战区域为晋西北。这样，双方各自形成南北两个作战集团。
3月初，刘志丹、宋任穷率红二十八军北上，进入陕北神府葭榆根据地。3月25日，刘志丹部在当地红军领导人王兆相等协助下攻克沙峁镇，对绥远形成威胁。
由于神府地区靠近绥远，而此时傅作义应对德王、李守信已经十分困难，同时日方又不断施压，明确表示红军如靠近绥远决不坐视，因此刘志丹部进入神府地区，使得太原当局极为紧张。3月30日，太原绥署决定致电蒋，“请令陕北剿匪军以有力一部出府神兜剿刘子丹北窜股匪，阻其侵绥。”关于神府局势徐永昌这样记载：“府神原驻晋绥骑兵一旅，两月以来王兆祥［相］股屡向之进扰，迄未得手。最近刘子丹率二三千北窜与王股会合，已围陷沙峁，府神吃紧万分。”(71)
就在太原当局判断刘志丹部将北上“侵绥”之际，3月31日夜，刘率红二十八军东渡黄河，攻占晋西北的罗峪口，俘守军300余，包括一营长。(72) 此一消息随即传至太原，徐永昌当晚记载：“晚间悉刘子丹股一部分由罗峪口渡河……我守军死营长一，兵士死伤十数。新渡河之匪一部正向渡口东南白文方向进窜。”(73)
刘志丹部东渡之后，随即与活动于晋西北的红十五军团会合。尔后红十五军团立即由兴县南下，途中与晋绥军温玉如旅遭遇。程子华回忆：“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全歼该旅，敌旅长温玉如率残部一百二十多人，逃到临县城内。”(74) 徐永昌对是役的记载是：红军“一部由罗峪口东南窜，与北进中之温旅四连相遇，我某团长受伤，士兵死伤近百，温玉如旅长率之退入临县。”(75) 温玉如自己的记述是，该旅于红军东渡之初已被打残，此时官兵仅600余，与红军激战后伤亡四五百，剩下120余退入临县。(76) 程、徐、温3人的记述略有出入。
是役也是晋西北地区红十五军团与晋绥军的主要一次交手。与此同时，由林彪率领的红一军团与陈诚率领的中央军在晋西南的交手，则是双方的主要战场。
3月27日陈诚致函夫人：“对于匪不能有十分把握，因剿匪绝非军事单独所能胜任，而政治及思想尤为重要也。如能做到政不离民，军不离兵，则庶几可言剿匪矣。”(77) 3月30日陈又在致夫人函中写道：“剿共”虽有进展，“然根本肃清恐尚须时日，且非军事所能为力。而中国政治之腐败实堪注意，盖均离开民众，而为个人谋利益也。即军队方面，可谓养官不养兵，虽有革命之口号，及为国家为人民之漂亮话，而官兵生活之大悬殊，究不能使士兵信服听命也。”(78) 陈之两函记载了他的一些零碎的政治思考，关于作战则“不能有十分把握”。
红一军团与中央军在晋西南的头一次重大战斗发生在4月中旬。聂荣臻回忆：“四月十五日顺便把吉县打开了，俘敌保卫团、稽查队等三百余人……与关麟征作战，我军也受了一些损失，苏家屯战斗，我二师参谋长钟学高阵亡，五团政委林龙发牺牲。”(79)
4月19日陈诚致函夫人：“昨今两日我关师获大胜。阎先生极表满意，并赏关师洋五千元。惟此次计划，只有我敢做、能做。虽不能将匪完全歼灭，总算予以极大痛击，实入晋后之第一声也。”(80) 陈诚在其晚年的回忆中再次提及是役：四月“十七、十八两日，关麟征部与共军第一军团激战于大宁县境之午城镇堡村、苏家庄一带，大败之。共军素称精锐之第二师所属之第四、第五两团，几于全被消灭。”(81)
聂、陈二人的回忆略有出入。
陈诚出征20余日之后才有了“入晋后之第一声”，表明陈并不急于进攻。如前所述，陈诚一开始便向阎建议采取碉堡政策，尽管阎不时动摇，但陈诚却在其所统辖的中央军部队中，将此一在江西行之有效的战法坚持下来。
4月27日陈诚致函夫人：“此间连日均在构筑封锁碉楼中，故无甚动作。第一期总算完全成功；第二期下月初即可开始，如成功，则晋省剿匪当无问题矣。以现在情形观之，成功之公算甚大。”(82) 一个月之前，陈在致夫人函中曾表示“对匪不能有十分把握”，现在则是“成功之公算甚大”，陈的这种信心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出自筑碉的实施及其进展。
陈诚抵并之后，正常情况下几乎每日与夫人通信。4月28日陈函写道：“匪有窜回陕北模样，因此间封锁线已完成，匪知不得逞，只有回窜之一法也。”所谓封锁线就是指碉堡线。陈在该函中还特地提到阎在筑碉问题上的态度：“阎先生初不愿筑碉，盖恐费时，不如赶快驱其出境。结果，不但不能达其妙算，反屡吃匪之亏，始采用封锁之法。今匪果回窜，彼当更感我矣。”(83) 陈函所记阎在筑碉问题上的态度，与徐永昌所记是相符的。
关于中央军的筑碉概况，陈诚有一个统计：“本路军全部防线五百五十余里，截至五月上旬，共筑碉楼经验收给奖者八百一十六座，简易的土碉尚未计入。”(84) 本路军指第一路军。陈未计入的土碉其数量肯定大大超过碉楼，两者总数相当庞大。
当陈诚判断因碉堡封锁线即将完成，红军有退回陕北模样之际，作为陈诚的直接对手，林彪的确在考虑这个问题。4月24日，林、聂致电毛、彭：“敌在同蒲路及三交、孝义封锁线数日内即可完成的情势下，我们意见，我军在目前的准备应着重在过黄河去……并应在汾河流域及北面敌人尚未开始进攻时（至迟同时）西渡黄河。”红一军团活动于晋西南，其东面是同蒲路，西面是三交，北面是孝义，林、聂的意思是，对方的东、西、北封锁线即将完成，完成之后便将开始进攻，因此应在对方动手之前西渡黄河，退回陕北。林、聂的依据是：“我们估计待敌人封锁线完成后已开始分路进攻时，我企图突破封锁线的可能是极少的……若封锁线过不去，回头过黄河，则河岸又有先已失去可能，遂陷于极困难之境地，企图在现地粉碎‘围剿’亦是极少可能的。”(85)
林、聂所提出的就是三种可能：其一，突破封锁线的可能性不大；其二，如全力作战则黄河渡口有丢失的可能；其三，既不能突破封锁线，又不能渡过黄河，而在现地粉碎“围剿”的可能性也不大。因此，林、聂的核心意见就是，在对方封锁线尚未完成、尚未动手进攻之前，红军应抢先西渡黄河，跳出包围圈。
后来的事实证明，林、聂的意见不仅准确，而且及时，因为，战局的演变恰恰取决于这数日之间。陈诚于27日尚称“此间连日均在构筑封锁碉楼中，故无甚动作。”两天之后，陈在4月29日致夫人函中写道：“此间部队今日已开始进剿，大约在一星期内，情况当较明瞭。”(86) 也就是说，在封锁线基本完成之后，中央军终于开始发动进攻，时间是4月29日。
然而，就在陈诚动手的前一日，毛泽东、彭德怀于4月28日下令西渡黄河。毛、彭在命令中指出：“在山西是阎锡山加蒋介石（五十一个团），再加堡垒主义。”“方面军在山西已无作战的顺利条件”，“我军决西渡黄河”。(87)
这里的蒋介石指中央军，毛的统计是阎加蒋共51个团。如前所述，徐永昌恰于是日同样做出一个统计：中央军31个团，商震部6个团，晋绥军骑炮兵之外30个团，仅步兵总共67个团，大大超出毛的统计。所谓“堡垒主义”，就是指筑碉。的确，中央军与堡垒主义，这两点是红军东征之前所没有预料到的，正是这两个外界因素的介入，最终导致红军“在山西已无作战的顺利条件”。
5月1日，陈诚致函夫人：“此间昨日关师又与匪打了一仗，匪颇有损失……匪如不过河西窜，当能歼灭之。”(88) 陈函证明，红军西撤的决定是正确的。鉴于关师获胜，陈诚与阎锡山决定迅速缩围。当日徐永昌记载：“早往绥署，悉昨日关师胜仗，毙匪甚多，获枪百三四十支。”“十一时陈辞修来商缩围或进剿办法，阎先生亦以缩围亦能止匪一部分赤化。当决定先缩由石楼、川口、康城、勃香至克城。”(89)
5月2日徐永昌记载：“陕息，日前刘子丹在三交附近受伤，现已毙命。”(90) 刘志丹于4月14日在攻打三交镇的战斗中牺牲，当时为防军心动摇而封锁消息，徐的记载表明，太原当局是在刘牺牲近20天之后才获此消息。
5月5日徐记载：“匪于二日已开始西渡，刻下仅永和、大宁以西一带（距河有三四十里），尚有几小股匪作掩护而已。”翌日，徐又记载：“张汉卿电，云匪已回窜，请此间大军入陕助剿。”(91)
5月上旬，红军全部退回陕北。
入陕“追剿”的拟议与搁置
红军东渡之后，为强化管制，阎锡山在山西各地大开杀戒。3月14日，太原绥署秘书长贾景德告诉徐永昌：“数日来全省捕获之共党已毙者约五、六十。”(92) 一个月之后，此一数目直线上升，4月16日徐记载：“共匪渡河以来，省城及各县抓获之共党（非共匪）及匪探，经法枪决者已八百二十余名。此阎先生不防共、不守河、轻法律、死人数也。”(93)
然而，在屠杀共产党人的同时，善于政治周旋的阎锡山又在私下与中共方面有所接触。4月1日，阎、徐二人有过这样一次谈话：“阎先生云，有人来商联俄，妥协毛泽东，抗日等等。并问是否要俄之械品协助。”阎称已拒绝对方要求。徐问“已否与蒋先生说过”，对此，阎神秘地说：“不能答。”(94) 尽管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但阎与中共方面多少有些联系，这一点徐是知道的，徐曾在日记中写道：“阎先生始终与共党有些连系，自以为利用之，而彼亦何尝不讲利用……”(95) 凡事讲利用，此即阎的政治性格。
东征之役结束之后，阎偶然对徐谈到此次接触，徐记载：“阎先生偶谈及当共匪初入晋，有持蒋廷黻介函来晤者，谓年来屡走苏俄，中央有与俄、共提携抗日计画，共党已承认蒋之总司令，问晋能否划数县与共而待抗日云云。当时虽拒其请，然颇疑蒋（此蒋指蒋介石——引者）与共有联系。今方明了，独怪蒋廷黻何以为此绍介。”(96) 这位神秘来客的姓名阎却始终未披露。
蒋廷黻时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与孔祥熙关系密切，即将出任驻苏大使。如前所述，红军东渡之后，阎或者“疑及蒋、张两方联俄使共渡河”，或者称“蒋如令咱联共拒日如何”等等，看来，阎之疑虑便出自蒋廷黻所介绍的这位神秘来客，并且，由此蒋（蒋廷黻）而疑及彼蒋（蒋介石）。
此时，中共与南京政府的确已通过多种渠道开始接触，但这_次由蒋廷黻所介绍的与阎锡山的联系，尚未见其他史籍记载。
阎锡山既然拒绝与中共合作，那么，对红军的战争必然继续下去。如前所述，阎锡山全部作战思想的核心即“迫匪西去”，也就是避免山西遭受战争破坏，而将围歼红军的战场摆在陕西。为此，阎早已向蒋提出此一建议。3月13日徐永昌记载：“阎先生前日电蒋，谓大军进剿能在山西歼灭之最好，匪如退陕，拟即乘胜渡河，协同汉卿各军肃清陕北，不悉钧座以为如何……”(97) 该电表明，还在红军东渡之初，阎已经把西渡的问题提了出来。
关于红军的动向，3月26日蒋这样研判：“晋匪回窜陕北之公算为多。”(98) 基于这个研判，蒋采纳了阎的意见。4月12日徐永昌记载：“蒋来电，大意谓同蒲线已打通，残匪渐就消灭，对于陕北匪之肃清，似应早为计及（此两项系复阎先生者，因曾电蒋谓匪势大蹙及将来拟剿陕北匪云云）。将来拟由第一路（中央军陈指挥）编一纵队，第二路（晋绥军杨指挥）编两纵队……每纵队以十五团，其余之中央军拟早日撤豫。”蒋在该电中同时向阎表示：“吾人救国须精诚、须实在，一切希不客气……”等等。按照蒋的意见，中央军编为一个纵队，晋绥军编为两个纵队，每个纵队15个团，也就是说，中央军将出兵15个团，而晋绥军则出30个团。对此，“阎先生复电，以为晋绥军不敷分配，最多能出兵十二团。”阎的还价较之蒋的开价低去一半还多。蒋、阎之间的开价与还价，是在“精诚”、“实在”的名义下进行的，徐永昌不无感慨地在日记中写道：“阎蒋可以合作御外，谈不到合作图强。”“私而忘公，只顾一己之虚荣，不顾国家之存亡。”(99) 徐之私议，可谓不恭。
4月底，红军开始西退陕北，入陕“追剿”亦具体提上议程，既然要入陕，便必须得到张学良的首肯。4月29日张学良飞抵太原，随即与阎锡山、陈诚、徐永昌等磋商入陕“追剿”事宜。徐永昌记载：“午后张汉卿突来，谈陕北苦况，谓匪非万不得已决不西渡，即西渡亦不能停留。”接下来，“阎先生与商将来入陕助剿兵力，渠云能解决运送给养问题，则兵力自以愈多愈好，否则诸待斟酌。”张的意思是，他不能提供入陕各部的给养。
张所以谈陕北苦况，意即红军西渡之后也不会在陕北驻足，其潜词就是不希望阎、陈入陕，而张所以对“剿共”不甚积极，主要因为张倾向于抗日。为此，徐永昌特地将“剿共”与抗日联系起来，对张做了这样一番开导：“余谓赤军在晋陕不过两万余，我十数万大军无如之何，且时遭其打击与骚扰。设此两万余窜入东（三）省或朝鲜，是否日本亦须动员十五或二十万兵与之长期周旋，抑以三五万即可消灭之。如前说，则有如赤军者五六万，立可使日本全国坐困待敝［毙］；如后说，则我十五万不敌人三五万，此如何能轻言抗日者。所以我不消灭共产（党）到某程度，不足言抗日，而我不能消灭共匪亦不配言抗日。”徐的这些话不仅是说给张学良的，也是说给陈诚的，“余以张、陈好言抗日，故为斯说证之”。(100)
4月29日陈诚致函夫人，其中也记载了他与张学良之间关于抗日与“剿共”的谈话。陈写道：“今日汉卿自洛川飞晋，谈得很久，要紧的是，部队（指张部——引者）因为抗日的关系，不愿剿匪。而且全部军官对委座有两成怀疑不抗日，对于委座的左右有八成怀疑不抗日，他（指张——引者）感觉到无法自解。”鉴于张部因抗日而不愿“剿共”，陈诚从另一角度对张做了劝告，陈说：“我们应该知道日本的策略系速战速决，而我们的对策当然是要拖延。我们的战略是持久战、消耗战、扩大战……真正抗日，非有十年决心不可。”(101) 陈的意思是，抗日并非当务之急，因此眼下仍需合力“剿共”。
徐、陈二人，就“剿共”与抗日问题，从不同角度对张学良做了劝告。历史证明，这些劝告均未收效，7个多月后，张发动了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诉求的西安事变。
如前所述，蒋曾明确要求阎封锁黄河以防红军回师陕北，那么，红军西渡之后，阎必须对此向蒋做出解释。5月6日，阎致电林森并蒋，电称：“锡山以共匪惯技在避实击虚，四出流窜，遂分层构筑碉堡，逐次压迫，期于圈入最小地区，聚而歼灭，惟黄河防线南北袤长千数百里，头头是道，我以筑碉围匪，兵力尚感不敷分布……迭据前方报告，残匪已于冬江等日由永和县境之于家嘴、清水关渡河回窜。”最后，阎表示：“锡山奉职无状，既不能防匪东来，复不能杜匪西窜……应请先行褫职，饬下所司，严加议处，以做来兹。”(102)
本文的研究证明，在与红军的整个作战过程中，阎始终未实施封河，意在“迫匪西去”，阎对筑碉也始终不甚积极，意在“逐匪速去”。但在致林、蒋电中，阎则将问题颠倒过来，声称正是由于“筑碉围匪”，无力封河，以至红军得以西渡。蒋当然不会将阎褫职或者严加议处，5月12日蒋复电阎：“由晋西渡河向陕北进剿，整个之计划请即拟定详示，并请与汉卿兄切商之。”(103) 蒋所关注的是入陕“追剿”，对于阎的解释并无兴趣。
经阎与陈诚反复磋商，入陕方案基本确定，由陈诚担任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6月1日，四省“剿匪”总部在太原成立，出兵陕北箭在弦上。然而，就在当日，陈济棠、李宗仁发动两广事变，6月5日陈诚奉命南下参预解决此一突发事变，入陕计划随之搁置下来。
结束语
东征之役是红军与晋绥军之间的头一次正面交锋。最初，关于战争的进程，彼此都缺乏足够的估计。
阎锡山对于红军东渡的消息，其本能的反应是“以为郭、樊之事可以再见”，主张“放过来打”。结果，郭、樊之事没有重演，相反，在红军的调动与打击之下，阎部4个纵队时进时退，或者“不悉匪在何处”，或者相互“坐看”。
同样，红军也有两个未曾充分估计的问题：其一，中央军能够迅速而大批开入；其二，中央军与晋绥军广泛采用筑碉战术。前者极大地改变了战争力量的对比，后者则极大地限制了红军运动战的机动性。最终，阎锡山加蒋介石再加堡垒主义，导致红军退出山西。
对于阎锡山而言，东征之役主要表现为多种政治力量之间展开的一场相当复杂的军事与政治的角逐。阎锡山既要“剿共”，又要防蒋、防日、防张、防宋，从而将其极善周旋的特长充分展示出来。这一回在“剿共”问题上阎与蒋找到了利益的接合点，二人之间完成了一次少有的、顺畅的合作。
对于红军而言，东征之役则是倾全军之力发动的一次具有明确战略意图的行动。关于是役的收获，通常肯定为三点：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补充新兵8000余，筹款30余万。(104) 但是，赤化山西、“打通苏联”的战略意图则未能实现。正因为东征未能完成这一战略任务，接下来，红军又发动了同样是以靠近外蒙和苏联为意图的西征。(105)
陈诚在受命担任四省“剿匪”总指挥、即将领军入陕之际，其情绪却产生了些许波动。5月28日陈由太原致函夫人：“此次任务我原不愿担任，并非为怕苦，实深感政府无具体办法也。即收回陕北，如过去之江西及湘西，试问有何利益及于人民，无非为少数之官僚耳。”(106) 陈诚曾在江西长期与红军作战，但是，战争的结果不是惠及人民，相反，“无非为少数之官僚耳”，把江西的结果与眼下的入陕联系起来，陈诚的思想多少产生了几分疑惑。陈诚私函中的几句话，触及一个深层问题：国共内战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讲，陈之所言，也为观察和认识东征之役，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参照依据。
注释：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有关东征的记述不足一页（第502页），不能反映是役的全貌。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对红军作战过程的叙述较为清楚，但关于对方的情况，尤其是对方内部的核心情况，显然缺乏掌握（第321—332页）。陈诚在其回忆录中专设一节记述是役，基本以其个人言行为主，难免片面性（陈诚：《陈诚先生回忆录——国共战争》，台北，“国史馆”2005年版，第79—85页）。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相关记载甚为简略，具体材料很少。
② 中央文献研究室、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03、408、413—421页。
③ 《徐永昌日记》，1936年1月8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高桂滋字培五，时任第八十四师师长。另外，徐在其日记中均将阎锡山的阎写为闫，将张汉卿的汉写为汗，本文均直接改为阎和汉，不再一一注明。
④ 《徐永昌日记》，1936年1月9日。
⑤ 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山西大事记（1840—1985）》，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6、128页。
⑥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442—444页。
⑦ 《徐永昌日记》，1936年2月21日。
⑧ 《徐永昌日记》，1936年2月25日。
⑨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453、454页。
⑩ 《徐永昌日记》，1936年2月26日。徐记诸旅长指孟宪吉、陶振武、马延守、陈长捷、温玉如、霍原璧、周原健。
(11) 聂荣臻：《聂荣臻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246页。
(12) 《徐永昌日记》，1936年2月27日。
(1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472页。
(14) 《徐永昌日记》，1936年2月29日。徐在其日记中均称刘志丹为刘子丹。
(15) 程子华记载，红一、红十五两军团共13000余兵力。见《程子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18页。
(16) 《徐永昌日记》，1936年3月2日。
(17) 《程子华回忆录》，第118页。
(18) 《徐永昌日记》，1936年3月8日。
(19) 《程子华回忆录》，第119页。
(20) 《徐永昌日记》，1936年3月10日。姜旅指杨效欧部姜玉贞旅。
(21) 《徐永昌日记》，1936年3月11日。
(2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468页。
(23) 《徐永昌日记》，1936年3月13日。
(24) 《徐永昌日记》，1936年2月23日。德王全名为德穆楚克栋鲁普，当年4月下旬德王等召开“蒙古大会”，决定成立伪“蒙古军政府”。李守信参预了德王的叛乱活动，曾任伪“蒙古军”第一军军长。
(25) 《徐永昌日记》，1936年2月28日。
(26) 《徐永昌日记》，1936年2月29日。张学良确与中共有所接触，但并未与毛、彭会晤。
(27) 蔡盛琦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35），台北，“国史馆”2009年版，第658、659页。
(28) 《徐永昌日记》，1936年3月4日。
(29) 《徐永昌日记》，1936年3月6日
(30) 《徐永昌日记》，1936年3月11日。
(31) 《徐永昌日记》，1936年3月18日。
(32) 《徐永昌日记》，1936年3月20日。
(33) 《徐永昌日记》，1936年3月26日。
(34)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第1906页。
(35) 《陈诚先生回忆录——国共战争》，第81页。
(36) 《陈诚先生回忆录——国共战争》，第80页。
(37) 《徐永昌日记》，1936年3月14日载：“午前往看启予，渠早间到。”
(38) 《徐永昌日记》，1936年3月19日。
(39) 《徐永昌日记》，1936年4月27日。
(40) 《徐永昌日记》，1936年5月1日。
(41) 《徐永昌日记》，1936年4月28日。
(42) 《徐永昌日记》，1936年3月20日。
(43) 《徐永昌日记》，1936年3月7日。
(44) 《徐永昌日记》，1936年3月27日。
(45) 《徐永昌日记》，1936年4月4日。
(46) 《徐永昌日记》，1936年3月27日。
(47) 《徐永昌日记》，1936年3月29日。张海鹏时任职于伪满。刘桂堂又作刘桂棠，系一私人小武装，曾为宋哲元收编，后投靠伪满。
(48) 《徐永昌日记》，1936年4月17日。
(49) 《徐永昌日记》，1936年4月17日。
(50) 《徐永昌日记》，1936年4月19日。
(51) 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54页。
(52) 陈诚：《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下册，台北，“国史馆”2006年版，第365页。
(53) 《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下册，第372页。
(54) 《徐永昌日记》，1936年4月9日。
(55)《 徐永昌日记》，1936年4月12日。
(56) 《徐永昌日记》，1936年3月20日。
(57) 《徐永昌日记》，1936年3月22日。
(58) 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阎伯川先生要电录》，台北，七海印刷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419页。三十二军指商震部，二十五师指关麟征部，汤军指汤恩伯部。
(59) 《徐永昌日记》，1936年3月24日。洪、赵指洪洞、赵城。
(60) 《陈诚先生回忆录——国共战争》，第84页。
(61) 《徐永昌日记》，1936年4月8日。
(62) 《徐永昌日记》，1936年4月9日。
(63) 《徐永昌日记》，1936年4月12、14日。
(64) 《徐永昌日记》，1936年4月14日。
(65) 《徐永昌日记》，1936年4月15日。
(66) 《徐永昌日记》，1936年4月18日。朱绶光字兰荪。周玳字予良，时任晋绥军炮兵司令。杨爱源字星如。
(67) 《徐永昌日记》，1936年4月20日。
(68) 《徐永昌日记》，1936年4月27日。
(69) 《徐永昌日记》，1936年4月25日。傅存怀字少芸，时任独三旅旅长。
(70) 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杨尚昆年谱（1907—1996）》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23页。
(71) 《徐永昌日记》，1936年3月30日。王兆相长期担任陕北神府葭榆根据地红三团团长，是一位在当地颇负声望的红军领导人，此时任中共神府特委军事部副部长（王兆相：《战争年代的回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0页）。另外，神府是神木、府谷两县的合称，因此称神府、府神均可。
(72) 王兆相：《战争年代的回忆》，第163页。
(73) 《徐永昌日记》，1936年3月31日。
(74) 《程子华回忆录》，第122页。
(75) 《徐永昌日记》，1936年4月1日。
(76) 温玉如：《红军东渡时中阳石楼两县的“河防”》，《山西文史资料》第6辑，政协山西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63年编印，第40—42页。
(77) 《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下册，第362页。
(78) 《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下册，第363页。
(79) 《聂荣臻元帅回忆录》，第248页。
(80) 《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下册，第372页。
(81) 《陈诚先生回忆录——国共战争》，第82页。
(82) 《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下册，第374页。
(83) 《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下册，第375页。
(84) 《陈诚先生回忆录——国共战争》，第84页。
(85) 周均伦：《聂荣臻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7、178页。
(86) 《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下册，第377页。
(87)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523页。
(88) 《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下册，第378页。
(89) 《徐永昌日记》，1936年5月1日。
(90) 《徐永昌日记》，1936年5月2日。
(91) 《徐永昌日记》，1936年5月5、6日。
(92) 《徐永昌日记》，1936年3月14日。贾景德字煜如。
(93) 《徐永昌日记》，1936年4月16日。
(94) 《徐永昌日记》，1936年4月1日。
(95) 《徐永昌日记》，1936年4月26日。
(96) 《徐永昌日记》，1936年5月7日。
(97) 《徐永昌日记》，1936年3月13日。
(98) 周琇环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36），台北，“国史馆”2008年版，第198页。
(99) 《徐永昌日记》，1936年4月12日。
(100) 《徐永昌日记》，1936年4月29日。
(101) 《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下册，第376页。
(102)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第1912、1913页。
(103) “国史馆”审编处编：《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三）剿共与西安事变》，台北，“国史馆”2002年版，第57页。
(104)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1卷，第332页。
(105) 1936年5月18日，毛泽东发布西征命令：“为着扩大抗日红军，为着更加接近外蒙和苏联……以主力组织西方野战军活动于陕甘宁广大区域。”《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529页。
(106) 《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下册，第3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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