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生活与人的中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与人论文,中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02)05-0112-07
哲学的现实生活转向人的现实生活，是现实的人的生活。“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1](P25)。在这个意义上，人就是人的生活，人的生活就是人。如果说“人是人的最高本质”[1](P9)，那么人的生活就是人的根本。因而，对人的追问，应当追问人的生活或转向对人的生活的追问。在“一切经过中介”的视域内，人的生活规定于人的中介，人的生活是人的中介的一种表征。当然，人的生活规定于人的中介之命题的确证，需要深入地分析。在讨论之前，我们先对本文所谓的人的生活和人的中介，作以必要的界定。
广义的人的生活，指包括生产活动在内的最广泛意义的人类活动。狭义的人的生活，指生产活动以外的人的生活活动的总和，“是由一定的社会生活交往关系中的生活主体，以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形式，对一定的物质生活资料和精神生活资料”的运用的活动[2](P39)。具体说来，大致可以包括以个体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饮食男女、言谈交往为主要内涵的日常生活领域，政治、经济、管理、公共事务等非日常的社会生活领域，科学、艺术、哲学等等构成的非日常的人类精神生活领域[3](P335)。这里的狭义的人的生活，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相比，有比较宽泛的意义。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是“唯一实在的，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到并能被经验到的世界，即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4](P58)。我们所说的人的生活，指狭义的人的生活，即包括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的人的生活。
人的中介，是人与世界对象性关系中的属人的中介，是人为了生活的本质力量的“首要”对象化。之所以称为人的本质力量的“首要”对象化，在于没有这种“首要”的对象化，就不可能使取得和运用生活资料的对象化现实化。在这个意义上，人的中介是人的自觉自由的活动或活动结果在中介面的展示或表达。这种展示作为关系实在和实体实在的统一[5]，具有关系实在的本质规定，主要包括属人的工具、技术、方法、观念、理论、思维和实践的活动、规则、制度以及人等等。
一、人的生活的人的中介规定性的一般分析
在某种意义上，人的生活可以逻辑地二分为在本质上不可分割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依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人的物质生活制约着人的精神生活。因而，对人的生活的人的中介的规定性的一般分析，可以人的物质生活为例。因为，只要确证了人的中介对人的物质生活的规定性，也就间接或在基础层面确证了人的精神生活的人的中介的规定性。当然，这并不否定人的精神生活对人的中介依赖的特殊性。
1.属人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对人的生活的规定性。从根源上考察，人的生活所赖于的生活资料，来自于自然界。而自然界或自然“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6](P229)。人改变自然界的“行动”或活动或实践或生产或劳动，作为人与世界对象性关系确立的中介的状况，规定着人的生活资料占有的状况，人的生活资料占有的状况，规定着人的生活的状况。因而，人的生活规定于作为人的中介的改变自然界的行动或活动或生产。由于人的以占有自然为目的的理念、方法、技术和“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7](P19)。因此，规定着人的生活的人的中介，就现实地归结到以占有自然为目的的属人的理念、方法、技术和工具等等。
首先，人的生活规定于人从自然界获取生活资料之理念中介。在人从自然界获取生活资料的过程中，“推动人去从事活动的一切，都要通过人的头脑”，即通过“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的“理想的意图”，才能“变成‘理想的力量’”[8](P228)。人从自然界占有生活资料的理念中介，面对自然界，“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9](P29)，推动着人“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10](P516)。人“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11](P202)。没有人的理念中介，人占有生活资料的目的就与动物一样，是与自身生命活动直接同一的。这种没有理念中介规范的生活资料的获取，不是人的获取，获取的生活资料也不是人的生活资料。正是有理念中介或“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12](P53)。以从自然界获取生活资料为指向的理念中介的存在，往往以动机、目的、目标、计划等等为形式，是生活资料和生活资料获取过程现实化的前形态，即将要“转化为实在的东西”的“观念的东西”。尽管转化过程与多重中介和其它因素相关，尽管“转化为实在的东西”并不一定与理念中介一一吻合，但却有着合理的现实对应性。在这个意义上，人从自然界获取生活资料的理念中介怎么样，生活资料现实化的过程就怎么样，现实化的生活资料就怎么样，人的生活也就怎么样。
其次，人的生活规定于人从自然界获取生活资料之技术(方法)中介。一般认为，技术是人为了生活而依靠自然规律和自然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来创造、控制、应用和改进人工自然系统的手段和方法。技术和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具有一种等价性。人从自然界获取生活资料，不仅赖于理念中介，同时赖于技术中介。正是由于技术中介的重要性，马克思曾把技术、方法等作为改变世界之独立要素加以考察。他说：“生产活动是由它的目的、操作方式、对象、手段和结果决定的。”[11](P55)这里的“操作方式”、“手段”，和我们所说的技术、方法，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含义。马克思的此类论述，较多出现在《资本论》中。面对试图从中获取生活资料的自然界，一定的技术中介与理念中介、工具中介等共同构成着一定的中介系统。当其它条件一定时，技术中介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获取的生活资料的状况，决定着人的生活的状况。技术中介的不同水平，往往使生活资料的获取展现为不同水平，往往使获取的生活资料展现为不同水平，往往使人的生活展现为不同水平。人的技术中介水平的不断提升，不断提升着人的生活水平。人的技术中介对人从自然界获取生活资料的规定性，不仅展现在直接性层面，同时展现在经由对人的理念中介、工具中介等的规定性的间接性层面，即经由对理念中介、工具中介的规定性而规定人的生活资料的获取和规定人的生活。
再次，人的生活规定于人从自然界获取生活资料的工具中介。人的工具作为从自然界获取生活资料的中介，其巨大作用是人所共知的。在黑格尔看来，人以工具为中介是“理性的机巧”。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理性的机巧”，就是人把工具“当作发挥力量的手段”[11](P203)。正是工具作为人的力量发挥的手段，在与理念中介、技术中介等共同构成的中介系统中，展示着人的本质力量。如果没有工具中介，理念中介和技术中介的力量展示，就失去物质的根据，就失去从自然界获取生活资料的中介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工具中介是人从自然界获取生活资料的中介系统的核心构成。同样在这个意义上，正是工具中介的不断发展，才使人从自然界获取的生活资料不断发展，才使人的生活不断发展。恰如马克思所言，“机械发明”，归根到底引起“工人生活方式上”的改变[13](P501)。如果说，人的历史就是人的生活的历史，人的生活的历史就是人的生活资料获取的历史，人的生活资料获取的历史就是人的工具中介的历史，人们以人的工具中介的阶段性变化，作为人的历史阶段划分的标志，那么，在我们的论域内，这种标志深刻表达着的是：人的生活的历史就是人的工具中介的历史，人的工具中介怎么样，人的生活就怎么样。
2.属人的人与人关系的中介对人的生活的规定性。人依赖人的中介，从自然界获取的生活资料是一种社会性获取，为参与获取的个人所共有。但是，生活资料的社会性获取，并未真正赋予生活资料以现实性品格，只是赋予生活资料具有现实性品格的可能性。生活资料只有在消费中，才获得现实性。然而，具有社会性规定的生活资料，为个人所占有或消费，必须经由分配、交换的环节。“分配决定个人分取这些产品的比例；交换给个人带来他想用分配给他的一份去换取那些特殊产品”[14](P91)。如果说，交换生活资料，以生活资料的分配为前提，那么，个人对生活资料的现实消费，在生活资料社会性获取的基础上，决定于分配。如果“交换被规定为从个人出发的要素”，那么分配则“被规定为从社会出发的要素”[14](P92)。“一定的分配形式是以生产条件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和生产当事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因此，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15](P997)。只是规定于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或只是规定于由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所决定的分配制度或社会制度。
居于生活资料分配关系“两极”的人，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占有生活资料，其占有的生活资料的份额的多少，规定于分配制度或社会制度。社会制度或分配制度，既规范居于生活资料分配关系之“一极”的人对生活资料的占有，又规范另“一极”的人对生活资料的占有；既包含着生活资料分配关系之“一极”的人的规定性，又包含着另“一极”的人的规定性，是确立一定的人与人的生活资料占有关系的属人的中介。
作为人的中介的分配制度或社会制度，使人从自然界获取的生活资料的规定性，由可能的现实性转变为实在的现实性，使生活资料真正成为人消费的实在的生活资料，使人的生活成为实在的人的生活。如果说，个人现实占有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多寡和质量优劣，规定着个人生活的状况和水平，而前者规定于作为人的中介的分配制度或社会制度，那么后者即个人的生活或人的生活，也就规定于作为人的中介的分配制度或社会制度，或者说规定于制度形态的人的中介。
二、人的日常生活的人的“自在”中介的规定性
人的生活分为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在对人的生活的人的中介规定性作过一般分析后，应进一步分析人的中介对人的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的规定性。日常生活以衣食住行、婚丧嫁娶、饮食男女、言谈交往等为基本领域，依A·赫勒的观点，它的“主要特征在于，一个相对严格的‘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领域支配和表达着最异质行为的极端宽泛的范围”[16](P177)。对给定的“一般图式”的有条件的无限运用或重复。这种无限运用或重复，以对一定的“一般图式”的认可的理所当然性为规定，赋予这类“一般图式”以“如是性”。
1.人的“自在”中介对人的日常生活的发生的规定性。在某种意义上，人的生命的真正开始，与人的日常生活的开始具有等价性。在发生学视野内，个体生命或日常生活的开始，并不规定于个体的意志自由。“人出生于给定的世界中，如果他们要存活下去，那么他们必须占有并使之变成为自己的东西的，正是这一给定世界强加的条件”[16](P54)，即“一系列具体的预设和要求、具体的事物和具体的惯例”[16](P4)，或称为“自在”的社会结构。“自在”的社会结构，在源上是人的活动或人的思维活动和实践活动及其表达、展示或结果。只不过一当这种活动或活动的结果生成，就被人以理所当然的“如是性”为据而沿袭或重复，成为“自在”的先在，成为“自在”的类本质的对象化。当每个人的“日常活动所采用的各种各样异质形式，被这些对象化为我们所整理和引导”[16](P132)，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或生命活动就真正开始了。之所以“自在”的类本质的对象化能够对人的生活以“整理和引导”，是由于“自在”的类本质的对象化即“自在”的社会结构占有着人，或者说人占有和运用着“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的社会结构，以“整理和引导”着自己的生活。这样，“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即“自在”的社会结构，就成为人的“在任何给定时期再生产任何人之生活，即生产任何‘个人’的生活或人类的生活的手段”[16](P132)，就成为人的日常生活得以发生的中介。
任何人的日常生活的现实发生，无不以现实地占有“整理和引导”之的类本质对象化为中介根据。没有“一系列具体的预设和要求、具体的事物和具体的惯例”为中介的范导，就没有具体的日常生活。或者说，离开作为中介的“自在”的社会结构，人的日常生活的真正开始是不可能的。正如A·赫勒所言：“如果一个人要在给定的社会关联中维持生存，维持自我，那么‘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的占有是最低的必要条件。严格奉行如此产生的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对每个人都是强制性的，因为否则他将根本无法生存，将走向死亡。”[16](P143)显然，只有现实地占有作为中介的“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人的日常生活才能现实地发生。
2.人的“自在”中介对人的日常生活的展开的规定性。人的日常生活的现实展开，必然以占有和运用人的“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为中介规定，“必然建构于由‘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所提供的框架之上，并且只能在这样的框架中”展开[16](P143)。人的日常生活的展开，以对占有的“自在”的人的类本质对象化或人的“自在”中介的重复性运用为规定。这种重复既表现在共时的结构中，又表现在历时的历史中。前种重复，是同时代不同个人对同一具体的“自在”中介的占有和运用。后种重复，是不同时代不同个人对同一具体的“自在”中介的占有和运用。不同个人依据“自在”中介来“安排和整理”自己的经验或生活，是列菲伏尔所言的“重复性”实践。该“重复性”实践，“指谓某种在某一时期产生于创造性思维的活动、而现在被自发地实践的思维”[16](P137)。显然，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实践作为活动或结果，一旦成为人重复运用的对象，其创造性或“自为性”仅有原生态意义，在现实中成为“自在”之中介。其实，人对“自在”中介的重复性运用，是人的生存需要。如果“在日常要求和日常活动的多元复合体中”，“都要求创造性思维，那么我们简直无法存活下去”[16](P134)。
规定于人对“自在”中介的重复性运用的展开的日常生活，在现实中展示为实用、模仿、类比、过分一般化等倾向。但这并不表明每个人对“自在”中介“如是性”认同的一致性的绝对性，表明的只是对“自在”中介“如是性”认同的一致性的相对性。即一部分人认同这样一些“自在”中介的“如是性”，另一部分人可能认同另外一些“自在”中介的“如是性”。正由于此，人的日常生活的展开，并非绝对化一的，而是多样的、丰富的。这就表明，人占有和重复性运用的“自在”中介怎么样，人的日常生活就怎么样。
3.人的“自在”中介的演变对人的日常生活的历史的规定性。人的日常生活的历史，并不以重复性为惟一规定。如果说历史即变化的过程的话，人的日常生活的历史在具有重复性规定的同时，也具有非重复性。这里的非重复性，突出表明在人的日常生活的历史阶段的更替中，即当一定的日常生活历史阶段，转入下一个历史阶段时，前后两个阶段的日常生活展示着突出的非重复性。人的日常生活的历史的这种非重复性规定，尽管与非日常生活的“挤压”有关，在根本上仍是日常生活内部运动的展示。日常生活的内部运动不是别的，只是人的“自在”中介的演变，即原来的“自在”中介的“如是性”，受到人的怀疑或否认其“如是性”时，这一或这些“自在”中介就失去“如是性”规定，人便不再对之重复运用。占据原来“自在”中介位置的新的“自在”中介，成为人重复运用的中介时，人的日常生活就现实地发生历史阶段的转换，表现出非重复性。这就表明，人的日常生活的历史的演进，只是人的“自在”中介的演变的结果。当然，人的“自在”中介的演变或更替是缓慢的。正如马克思所言：“历史不断前进，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1](P5)但是，人的“自在”中介的演变总是要发生的。人的“自在”中介怎么演变，人的日常生活的历史就怎么展现。在这个意义上，人的日常生活的历史，是人的“自在”中介的演变史或更替史。
三、人的非日常生活的人的“自为”中介的规定性
人的非日常生活，不同于人的日常生活，不是对人的“自在”中介的重复性运用，而是以人的“自为”中介为根据的生活。站在人的立场上，在属人的人与世界的关系中的中介都是属人的，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首要”的对象化。因而，无论人的中介的具体形态怎么样，都是人的自觉自由的活动或其结果，都是人的创造性思维和人的创造性实践的活动或其结果，都是人的“自为”中介。但是，超出原生态的意义，人的“自为”中介可能生成为“自在”中介，成为人重复运用的中介，而使人的生活成为日常生活。只有保持人的“自为”中介的原生态意义，并运用于生活，人的生活才具有非日常生活的规定性。当然，这并不表明人的非日常生活与日常生活是截然分离的，只是表明人的非日常生活规定于人的“自为”中介。人的“自为”中介，作为人的创造性思维活动和创造性实践活动或活动的结果，在根本上“都体现了人的自由，并表达了人性在给定时代所达到的自由的程度”[16](P128)。如果说人的非日常生活在某种意义上是人的自由本性张扬的生活，那么这种张扬人的自由本性的生活只是人的创造性活动。若将人的非日常生活作社会的和精神的二分，进一步分析人的非日常生活的人的“自为”中介的规定性时，应对这两方面作全面讨论。但由于篇幅的原因，只以非日常精神生活为例。
1.人关注科学的“自为”中介对人的非日常的科学精神生活的规定性。人的非日常的科学精神生活的现实发生和演进，规定于人的对关注科学的“自为”中介的占有和运用，规定于人关注科学的创造性思维和实践。没有以关注科学的创造性活动为中介，非日常的科学精神生活是不可能发生的。如果说伽利略作为“近代科学之父”，有着丰富的非日常的科学精神生活，那么惟在于其在力学和天文学等领域，占有和运用着创造性思维和实践这一“自为”中介。不仅伽利略如此，而且任何人的非日常的科学精神生活，都需以关注科学的具体的创造性活动为中介。只有这一中介保持着“自为”本性，而非“自在”本性，非日常的科学精神生活才是真正的非日常的科学精神生活。不然，爱因斯坦就不会请牛顿原谅他，因为爱因斯坦“用另外一些离直接经验领域较远的概念来代替”了牛顿“所创造的概念”。正因为如此，爱因斯坦的科学精神生活才具有真正的非日常性。或者说，只是由于爱因斯坦并没有重复牛顿的“自为”中介，占有和运用着只属于自己的创造性活动这一“自为”中介，才有着丰富的非日常的科学精神生活，才为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
2.人关注艺术的“自为”中介对人的非日常的艺术精神生活的规定性。艺术作为非日常的精神生活的一种展示，是人占有一定的创造性思维和实践这一中介运用的一种结果。这一结果总是人的个性的展示。如果说“日常生活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人的个性在其中活动的场所”[16](P278)，那么艺术家总是在日常生活中，对这种异化进行反抗，以关注艺术的创造性活动这一中介，打破着“自在”中介重复性运用的限制。尽管这种打破并不是绝对的，但却是本质的。正是由于艺术家占有和运用着关注艺术的创造性活动这一中介，才拥有着丰富的非日常的艺术精神生活，才是艺术家。当然，这绝对不是说除艺术家之外的其他人，就不可能有非日常的艺术精神生活，而是说凡占有和运用关注艺术的“自为”中介的人，都会拥有非日常的艺术精神生活。这就是黑格尔所言的，艺术既属于艺术家，又不属于艺术家。当艺术不属于艺术家时，指人对艺术的欣赏。但这种欣赏，并不是重复艺术家创作艺术品时的“自为”中介，而是人的创造性思维活动这一中介与一定的艺术品的互动，所以有多少个观众才会有多少个哈姆雷特。欣赏的人，只有占有和运用关注艺术的“自为”中介，才会有非日常的艺术精神生活。可见，不论艺术家还是其他人任何，其非日常的艺术精神生活，无不规定于关注艺术的“自为”中介的现实占有和运用。
3.人关注哲学的“自为”中介对人的非日常的哲学精神生活的规定性。人的非日常的哲学精神生活，在西方最早可溯至公元前7世纪至6世纪。哲学以“爱好智慧”之称流传于世，起自苏格拉底。以最一般的理解，智慧是对事物能认识、辨析、判断、处理和发明创造的能力。因而，非日常的哲学精神生活对人的创造性活动的依赖，是显而易见的。非日常的哲学精神生活所依赖的人的创造性活动这一中介，首先指人占有的关注哲学的创造性思维这一中介，因为在直接性上，只有人占有关注哲学之创造性思维这一中介，“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1](P36)。同时，非日常的哲学精神生活所赖于的“自为”中介，在深层次上是人的创造性实践活动。但这需稍作解释，因为在一些人看来，唯心主义哲学精神生活的根基与人的创造性实践活动这一“自为”中介无缘。其实，在“物质生活”制约着包括哲学精神生活在内的一切精神生活的意义上，不论何种流派的哲学精神生活的现实发生，在深层次上都根据于人占有的关注哲学的创造性实践活动这一“自为”中介。更进一步分析还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关注哲学的“自为”中介，就有什么样的非日常的哲学精神生活。简言之，人关注哲学的“自为”中介怎么样，人的非日常的哲学精神生活就怎么样。
收稿日期：2002-03-15
标签：创造性思维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