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京津冀城市化快速进展的历史探源与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初论文,清末论文,启示论文,进展论文,快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依据《天津商会档案全宗》的原始记载并借鉴前人诸多成果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经受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战争激烈震荡的京津冀地区，在清末北洋新政和欧战爆发的刺激下，作为全国封建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与华北贸易货栈和金融商贸中心的天津，城市化和城市近代化大大加快的历程，以及在京津两大中心城市带动下，京津冀城市网络形成的状况，并对其历史原因作了较深入的揭示，同时对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京津冀城市网的架构之再造，提出有价值构想。
关键词 京津冀城市化速度 历史探源启示
地处黄河下游的京津冀地区，是我国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尤其是自公元1153年（金贞元年）定都北京后，历元明清三代直至民国初期1927年的800余年间，更成为我国的腹心地区，对于整个中华疆土的统一和中华文明的形成以及中华文化圈的构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我们纵观京津冀800余年的兴衰荣枯轨迹，其城市化速度，应当说，北洋新政时期及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在内的北洋军阀时期最为迅速。这一时期，一方面是政治的黑暗和民族危机的加重，而在经济上，以京津冀为重心的华北和环渤海圈市场，真正成了世界市场的一环，由此引起的近代交通、能源、电讯、工业革命真正展开，机器大工业在一批重要部门取代手工业并且形成支柱产业，以新式融资机构银行证券、保险、新式集股有限责任公司、新式大型综合百货零售业为重要标志的商业革命广泛展开，农产品商品率明显上升，市场规模扩大。不但京津两大城市近代化步伐大大加速，而且在直隶省这一空间范围内，京津冀城市协调发展，初步构建起以北京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以口岸城市天津为北方金融商贸中心，环绕京津，形成由保定、唐山、秦皇岛、沧州、承德、张家口、石家庄、邯郸、邢台等中等城市和高阳、辛集、胜芳、泊头、祁州等一大批小城市以及独流、芦台、河头、稻地镇等一大批商业集镇组成的，梯次分明、商务联系密切的城市网络体系。如果不是军阀战争严重摧残，其繁盛景象会紧步江南市镇之后，逐步形成北方第一城市群。
那么，京津冀城市群在华北近代史上这一不长的繁盛期具体状况如何？内外促动因素何者居首？它给予我们今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打破环渤海经济圈十年徘徊局面有何历史启示？下面就这些问题略陈浅见，以就教于学界诸贤。
一
我们首先来考察清末民初大约30年间京津冀城市网的构成状况与运作态势。
（一）天津开埠，京津冀城市网络格局迅速演变。在明清两代的传统农业封建宗法社会时期，京津冀城市网是以京师为中心的单功能服务体系，即京师为法定的政治文化中心，全国的政治心脏和神经中枢。它通过陆上东、西、南、北四大驿路通道和海上南北洋航线，内河的京杭大运河航线及覆盖直豫两省的海河水系航线，构成了京师直达边陲要隘的军政民情信息传递网络。京师周边的城市保定、天津、山海关、承德、宣化及张家口等城市，其首位功能即是京师的军事防卫地和行政管理职能。其商品流通与交换功能，开始仅是满足驻军及其家属的日用所需。同时保定又长期是直隶总督驻地和京师的文化分中心，承德是京师的政治分中心，天津则还是京师一带每年400～700万石漕粮及京师、直、豫180余府厅州县数十万引长芦盐的供应地。由此牵动闽粤宁绍徽晋豫鲁各大商帮向京师及天津集结。京津两地陆续建造了60余家商帮会馆，形成以京师为金融、商业中心的内贸市场，而天津的金融商业亦日渐占有重要地位。长芦盐商、海运贸易商及粮商，成为京津一带最大的私人财富拥有者。
1861年天津被迫开埠后，经过半个世纪内外贸易互动和中外市场的被迫对接，尤其是李鸿章、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和北洋通商大臣后，天津成为指导全国的北方洋务重心和清末慈禧新政的示范地，汇集了一批具有世界眼光和洋务新政人才，如盛宣怀、唐廷枢、周馥、李兴锐、朱其昂、杨宗濂、周学熙、严修、孙多森等和一批留学人才都聚集到这里。同时，一批以机器为动力的军事、民用的洋务新政企业在津京冀兴办，轮船招商局、电报局、新式邮政、长途电话局，最后是京奉、津浦、京绥三大铁路的兴建，这些当时最便捷的商流、物流、客流和信息流的传递网络，最早地把京津沪三大城市同西北内陆联结在一起，同最早开埠的广州相配合，就构成了牵动南北城市化和城市近代化的龙头。京津冀城市网络格局发生了以津京冀为序的新的调度。
（二）天津成为华北贸易货栈，京冀则成为天津口岸第一位的洋货销售市场和土产货源供给地。请见下表[①]：
由上表可见，天津口岸在华北六港进出口贸易总值中所占比重，均在55.50%～67.97%之间，典型年份的平均值亦在60.36%以上。
同时，各种可信的记载显示，京冀为天津口岸居于首位的洋土货输出入最大市场和货源基地。见下表各年销售洋货数字[②]：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1902～1928年的26年间，直隶省在华北、西北各省销售天津口岸进口洋货数量不仅位居第一，且往往超过各省销量之总和。
（三）直隶中等城市的崛起和成批小城镇的勃兴。如前所述，在明清传统农业社会时期，天津作为京师的第一辅助城市，就已经形成以保证京师粮食、宫廷消费品及建筑材料、军民用各类商货，尤其是长芦盐的河海水运体系。由于水运价格仅为陆运价格的1／6～1／7，所以水运在长时期里始终占据各类运输工具的首位。即使在天津开埠以后，铁路开通并构成庞大路网、形成强大运力的半个世纪中，帆船水运仍占有重要地位。因此，由海河、蓟运河水系所覆盖的京津直豫184府厅州县的芦盐运销网，就成了开埠后洋货疏销和土产品出口的集散网络。这些网络上的各个结点，就形成了新的商业城镇，开始了城市化的进程。而当沟通天津的6大铁路干线——京奉（1881～1911年）、京汉（1898～1906年）全长1214公里；津浦（1901～1911）全长1009公里；胶济（1901～1904），全长394公里；正太（1904～1907）全长243公里；京绥及京包（1909～1923）全长818公里。铁路这种大型、快捷、安全的运输工具，大大缩短了陆上距离，增加了商品的可及性与鲜活度，使大批量僻远的废弃物资成为有价值的商品。如天津海关一位税务司所说，铁路每向前伸展一寸，都使天津的商业势力向前伸展一步。在这些铁路与水运的交汇点，其城市化的步伐就以惊人的速度向前跨进。这样，原来一些功能单一的中等城市增加了活力，而成批的鲜为人知的小集镇、甚至小小自然村，亦成为生机勃勃的商业城镇乃至令人刮目而视的中等城市。
首先是保定，据1905年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的调查[③]，货物从内地运到天津来的：从山海关方面，占2成；从北京、保定方面，占8成。货物从天津向内地疏销的：向山海关方面，占3.5成；向北京、保定方面，占6.5成。据天津商会档案记载，天津保定间自保定直接运达天津的棉花、杂粮等各类商货每年即在100万担以上。由于“京——津——保”这个“金三角”的密切往来，很长时间保定并未如有的同志所说，出现了萧条，真正的萧条期是更晚的事。
迅速崛起并跨入中等城市行列的当属唐山、秦皇岛、石家庄、张家口及焕发青春的古城邯郸、宣化，临近省区崛起的城市当属归绥、包头以及山东德州。这些中等城市的崛起往往成为天津与内陆腹地集镇初级市场间的二级市场。
通过口岸城市天津及分布于京津保及张家口、山海关等城市的外国洋行，就把京津冀城市网同世界城市网络联结在一起。而且从1905年开始，天津口岸同英美德日等国的直接贸易量已超过从上海转口的贸易量。1912年以后，天津的城市综合经济实力、纳税金额等项指标已成为位居上海后的第二商埠。京津冀城市网的大体状况如下表[④]：
由上表我们对于京津冀城市网的概貌可有一个粗浅的了解。但由于统计资料极其匮乏，笔者力图突破描绘性的窠臼，也很难如愿。
关于直隶全省小城镇勃兴的情况，我们根据慈鸿飞的研究，编制了下表[⑥]。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30年代直隶全省镇集发展状况表
上表显示19世纪下半叶，本省平均每县拥有镇集仅15.26个，而到1933～1934年间拥有的镇集数则增加了8个，达23.6个。另据《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的记载，1907年10月～1909年8月间，天津商务总会曾协同直隶各州县商会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全省度量衡情况调查，其中的4府3州、49县、132镇、152个集市载有详细的该地度量衡状况资料，也可以从另一侧面反映出直隶省镇集的概貌。我们还可从这些翔实记载看出，以土布著称的高阳、以瓷器著称的磁州彭城镇、以皮毛著称的辛集镇、以猪鬃加工著称的河头镇、以酒醋加工著称的独流镇、芦台镇，都是名闻中外的商业市镇。下面，我们通过1910年交河县泊头镇输出入品的调查，更可窥见一个地方小镇同津京冀城市网及世界市场商务联系状况的一斑。该调查表显示，交河县出产的名品梨、花生均行销天津，豆油则行销天津、北京、胜芳，带子和土织布行销山西、东三省，五谷杂粮行销天津及运河一带。泊镇梨的运津量每年达40～50万斤。
至于各国洋货的销售情况，则见下表[⑦]：
河间府交河县泊镇输入品调查一览表
由上表我们即可以推知直隶全省数以百计的市镇及集市，通过铁路与水路运输同口岸城市及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联结起来，并且通过输出入品截然不同的商品构成，反映了市场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所谓京津冀城市网络的主导方向，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关于这个网络形成与演变的内外动因，我们需要作进一步探讨。
二
下面，我们即来考察京津冀城市化步伐加快，城市网络密切度进一步提高的根本动因。
众所周知，城市化是人类社会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过渡的共同规律。
何谓城市化？所谓城市化，是指城乡间从对立到统一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它是把城市人口因自然增长和移民增加而引起的人口集聚过程、新城市的产生过程、城乡地理界限空间调整过程等三个社会历史过程结合起来的一种社会演进现象。在近代中国，城市化总是与城市近代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又说：“它们的产品不仅供应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⑧]我们以此观点来观察清末民初京津冀城市网同世界市场的日益紧密的联系，观察邢台和交河县的泊镇洋土洋货输出入同津京及世界市场往来状况，就更加一清二楚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⑨]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而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⑩]这正是清末民初京津冀城市网络体系各城市联系密切度大大提高，城市化与城市近代化大大加快的根本动力所在。具体说来就是：
（一）历史的灾难及其补偿——北京使馆区和天津租界地推动京津城市近代化。在1860～1900年的60年间，京津冀地区——即通常所说的畿辅地区，也许是人类历史上反差最大的地区。曾几何时，地中之国天朝的门户天津同其内庭北京，继1860（咸丰十年）之后第二次沦陷，在天津设立了“都统衙门”达2年之久，北京设立了“联军管理北京委员会”亦达半年余。至1901年9月签订直接涉及京津命运的第三个条约——《辛丑条约》，这一世界史上独一无二的大赔款和京津入海通道的长期驻军，而且在清以来只准旗人居住的内城东交民巷，堂而皇之地设立了代表中央政府的驻华机构——使馆区；天津则出现了超过传统天津中国城达7倍的九国租界地（后美租界并入英租界）。“屹立”于神圣天朝畿辅地区的两块“国中之国”，无疑是殖民者血腥征服和民族屈辱的表证。但恰如恩格斯所指出：“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11)]正是“国中之国”的北京使馆区，才真正开始打破了封闭保守的北京城，使之同当时快速发展的世界联系起来。同时，各国使馆还把西方各国建筑风格的洋式楼房、柏油路等现代城市设施带到了北京，从而带动了北京城市建筑和城市公用设施的近代化。尤其是火车和电车，终于穿透了厚厚的宫墙，改变了整个城市的道路走向。民国后宫禁的开放，新式电报、电话和新式邮政，把北京同外部世界越来越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而且，到1936年有多达1276户、4081名外侨生活在北京，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对北京市民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由于北京是政治城市，如果说北京外国使馆区还同北京市民的经济与社会生活保持较大的距离。而且整个使馆区的占地面积仅为整个城市建成区面积的1%[(12)]、整个城市成为我国近代最大铁路枢纽等都是由历届北京市政府完成的。北京的外国使馆区还同北京市民的经济与社会生活还保持着较大的距离，而天津如英人雷穆森所说，作为商业城市的天津[(13)]，沿海河两岸自上而下有序排列，为老城区7倍的八国租界地就不仅是城市空间范围的扩大。在城市总体上是华洋两界、两种政权的城市管理者的管理之下，租界区的状况和面貌如何，简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乃至决定了天津城市的总体面貌和功能。具体说来就是：
第一，海河两岸八国租界，首先使天津成为沟通内陆腹地并连接世界各国的国际港口。海河自三岔河口不远的日奥租界起至绵延10余公里的德、比租界止，各国首先陆续建造了可以装卸3000吨级轮船的现代化码头，并建立了统一疏浚河道的海河工程局，长期保持了海河港的通航状况，使直接进入海河的轮船达1500艘左右。各类杂货达100—200余万吨，每年进入该境的华洋人口也多达5～13万人之间。[(14)]
第二，沿海河左岸，形成了英租界中街的天津银行街。据李洛之、聂汤谷先生的统计，在这里集结的外国总分银行达21家，华资银行也在这一带开业。据统计，华资总分银行数多达103家。还有大批钱庄银号亦在这一带立足，从而使天津真正成为北方融资和结算中心之一，位居上海之后的第二金融中心。
第三，围绕内外贸易的仓储、报关、会计师、律师事务所和大型百货零售业比肩而立。使天津成为沟通腹地和国际市场的商贸中心。至1926年，聚集的外国洋行、商社有960家，外侨13812人；10年后的1936年，外国洋行社更增至2686家，[(15)]外侨6622户，19786名[(16)]。
第四，租界地——人口和资金的首位集结地。天津租界的大面积开发，使位居京师海通道咽喉的天津，吸引了大量华洋人口向这里集结。从清末至40年代中期，法租界人口平均增长8.74%，英租界增长7.89%，华界增长也达4%[(17)]。而且这种聚集一直以“华洋杂处”的模式进行。据1936年天津市公安局统计，该年居住于华界的日、德、美三国为主的外侨即达829户，3069人[(18)]，而1906～1927年租界地华洋人口比例则维持在10：1左右[(19)]。
聚集人口的来源，居首位的即是直隶各州县人口。这一点，京津两市完全相同。据《北平市统计览要》的数据，1936年1533083名人口中，北京籍的为651021人，而河北籍人口则达616114人；据1946年天津人口籍贯统计计算，该年河北各州县人口达66.3万人，而天津本籍只有65万[(20)]。人总是由亲缘、地缘、业缘等社会纽带联系在一起的。京津冀人口的移动与组合，京津两市冀州商帮的崛起，北京冀州商帮向天津的移动，都使京津冀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之成为共同推动京津冀城市化进程的合力。
至于资金和社会财富的集中，则是由于进入民国以后，成批的前清遗老遗少，包括溥仪、载振和成批的北洋军阀、官僚、政客等麇集于天津租界。北洋政府的5位大总统、9位国务总理、22位各部总长、24位各省督军巡阅使，均携巨资、建豪华巨宅于各国租界。这些巨额资金一部用之于挥霍，也有相当一部分投资于民族工业、银行典当、银号和房地产业，造成了租界的畸形繁荣。金城、大陆、中南、盐业并称的北四行，主要资金均来自于这些人物。这种通过野蛮、血腥的原始积累手段积累的资金，对京津冀城市网络的发展和近代化，也起了一定作用。
第五，最重要的一点是，天津租界在充当各种罪恶渊薮的同时，也成为近代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传播的中心。
为殖民主义侵略服务的英法美各国传教士在传教布道的同时，也办了一批教会学校。据初步统计，1860～1900年间共办了8所；庚子事变后，各国列强为推行“以华治华”的总方针，尤其重视西方文化和基督教精神培养造就未来中国的领袖人物。所办学校更加系列化与规模化。基督教系统创办的究真中学，1902年创办的新学书院，还有汇文中学和1900年创办的中西女学，都是很有特色的学校。这些学校已侧重于传播科学文化知识而较少宗教色彩。尤其是天主教系统，于1901～1923年间，在天津共设立中小学9所，天津工商大学1所，成效也颇明显。
办报纸，更是当时最广泛的一种传媒手段。1886年创办的《中国时报》，是天津的第一家外文报纸。而著名的《京津泰晤士报》则创刊于1894年，1918年由英籍华人主编熊少豪接办，改为汉文版后，读者面更加扩大。
著名报人英敛之为基督教徒，他于1902年创办了近代中国新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公报》，成为近代中国北方社会变迁的一份重要实录。
进入民国后的1915年，则有《益世报》出世，也是天津和全国一份很有地位的报纸。
所有这一切都反映了京津两地互相配合，使京津冀城市网在华北近代化中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二）“危亡”与“灭亡”论的契合。慈禧～北洋”新政的实施。英国著名学者威尔斯在探讨中国的智慧被束缚的原因时曾指出：“当动物的处境对目前的生存是‘够好’的时候，它是不需要改变的。在这件事上，人也还是动物。”又说：“19世纪以前的2000多年，中国历史上很少有能引起中国人头脑中对于他们自己的文明一般优越于世界其他各处的文明发生过任何疑问。因此，显然也没有任何改变的理由。”[(21)]尽管晚清的内忧外患已使当时思想界、政界和社会下层，出现了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出现了李鸿章、张之洞这样的洋务领袖和一批洋务思想家，然而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及其决策层的思想主流，仍被抱残守缺的封建顽固势力所把持。但是，改变整个东亚格局的中日甲午战争，1895年的《马关条约》的签订，迫使近代思想界的先驱们同光绪帝代表的一部分政界人物结合，发动了震动中外朝野的“戊戌变法”运动。这一运动设计的一整套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改革方案，尤其是高高举起的“生存竞争、适者生存”的天演大旗，第一次使国人感受到自己民族有被“开除球籍”的危机感。这是戊戌维新思想家们对于我们民族作出的最大贡献。尤其是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战争给予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致命打击，使慈禧在内冥顽不化的掌国者感到末日来临，必须改弦易辙，以求苟延时日。于是社会先驱者的“危亡论”同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灭亡论”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契合了。慈禧和袁世凯这两个戊戌维新运动的直接绞杀者，却在维新志士的血迹未干，义和团烈士的血泊中，全盘不动地抬出了“戊戌变法”方案并付诸实施。曾任天津、顺德等地知府的李映庚在序《北洋公牍类纂》时开头便指出：“光绪辛丑冬，乘舆旋轸扫尘雾以复光华，中外臣庶受切身之创，念来日之艰，知向者抱常守故之足以受侮而自覆也。始皇皇焉议维新。”[(22)]这应当是当时包括慈禧、袁世凯在内一些人的心态。于是在传统政治、文化中心地北京实施慈禧新政。在直隶则以津保唐山为重点，实施“北洋新政”。而北洋新政在直隶省之所以获得明显成功，即在于任用了后来的著名实业家周学熙和著名爱国教育家严修、林墨青等人。抓住推动社会前进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关键——实业、商务和教育，这也正是促进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关键。
（三）北洋实业的主持者周学熙对京津冀城市化的推动。周学熙（1866—1947）字辑之，号定吾，晚年号止庵，祖籍安徽建德（今东至县），为周馥子。他对于近代中国实业发展和京津冀城市化的重要贡献，除了史书久已明载的在天津、北京、唐山、秦皇岛、青岛和河南卫辉建立滦州煤矿、启新洋灰公司、京师自来水公司及天津、青岛、卫辉华新纱厂、秦皇岛耀华玻璃公司及中国实业银行外，还作了三件事应特别提出：
第一，主持直隶工艺总局。在直隶各州县设立工艺局49处，传习工厂34处。这些工艺局和传习工厂后来尽管因政局变动，大多数陷于停顿或歇业，但对于普及实业意识、开通风气，起了示范作用。
第二，主持直隶全省各地土产及运销状况与价格的全面调查，这是第一次全面系统的直隶省情普查。并编写了《直隶工艺总局调查直省各地土产记略目录》（第一册）。这一文献就是以今天的观点来考察，仍有宝贵的参考价值。
第三，在振兴实业的同时，注重实业教育。1903年，周学熙曾受袁世凯的委派赴日本考察工商业。中日两国国情的鲜明对比，给他很深的触动和教育，为他树立“工学并举”的实业教育思想起了很大作用。因此，在后来的实业教育活动实践中，他始终以世界各国实业教育发展的潮流为自己事业的基轴和准绳，以强盛自己的国家。他的名言是：“工学并举”，“工厂之设与工艺学堂联为一气”。他曾指出：“科学与实业如影随形，为国而思握实业界之霸权，必须通于各种科学人才，然后旧者可图改良，新者可期发达。此泰西富强各国之公例也。”[(23)]他兴办的实习工场即开了天津校办工厂的先河，而他兴办的图算学堂则开创了工厂办学校的先河。真正做到在生产与教学的过程中，既出产品，又出人才。在1903～1907年间，周学熙兴办的8所学校和工场，培养的各科毕业生共达2000余名。为京津冀和北方第一次实业潮的到来，输送了大批人才。当时来天津请调工徒匠目者，即有东三省、山西、山东、河南、陕西各官立工场。[(24)]反映了这位爱国实业家的实际贡献。
（四）近代中国工商企业家的崛起与商会的建立。这是京津冀城市网络各城市城市化步伐加快的又一重要因素。京津沪穗汉宁渝与苏州等八大商会对于近代中国城市和城市近代化的巨大推动作用，已为世人所公认。那么直隶各州县商会的功能状况又如何？在近年来出版的《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1912～1928）和（1928～1937）即清末、北洋、前国民党时期等各辑750余万字的翔实记载中可以看出，在清末民初设立的50余处商务分会中，以直隶高阳、胜芳、磁州、正定、顺德、泊镇等处为代表，曾进行了多方面的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活动。主要是：
第一，调控银钱比价，平息金融波动；
第二，制订合理价格，缓解粮价波动；
第三，调节商务纠纷，维持市场秩序；
第四，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改进高阳、饶阳等地土布质量。
第五，设立工艺传习所和考工厂，考评检验土布磁器等产品质量，以广销路。
第六，争取土布等免税，以轻负担、提高对洋货的竞争力。
第七，举办初、中等商业学堂，以先进业务知识，造就新型商业人才，尤以高阳成效最著。
第八，设立阅报室和讲演会，开通风气。
这些活动在今天看来，也许是幼稚可笑的，但在本世纪初的实业家有此眼光和见识，并付诸行动，是十分可敬的。而我们今天的社会进步是同先人们的札实努力分不开的。
商会是近代中国工商企业家的团体，这一组织的诞生，是近代中国资本家阶级成熟的标志。京津冀商会组织网的发展与健全，更进一步密切了京津冀城市网的联系度。
三
上述京津冀城市网络发展演进的状况及其内外因素的剖析，给予我们怎样的启示呢？
（一）京津冀共生于一个生存空间，应该更进一步地密切携手，彼此发挥各自优势，并为对方发挥优势创造条件。
（二）“历史是现实的镜子”。清末民初30余年的历史充分表明，京津冀是密切联系、协调发展的，在我们迎接21世纪的奋斗中，应该更加协调，把京津冀城市网络建设成同江南地区城镇媲美的城市网。
（三）建议国务院成立京津冀联合发展领导小组，共同协调、调动三方优势，加快共同发展。清末民初京津冀的协调发展，在行政建制上同属直隶总督管辖有直接关系，这一点值得注意。（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
注释：
①华北六港即：天津、烟台、青岛、秦皇岛、龙口、威海卫。本表资料来源：历年《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及《中外经济统计汇报》第一卷一期。转引姚洪卓：《近代天津对外贸易研究》（1861—1948）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9月第65页。
②本表资料来源：据《天津海关年报汇编》（1861—1918）。各年零散资料汇集编制，因资料不完整，各年合计数同天津海关贸易总值数字有出入。直隶省数字包括北京。
③日本驻屯军司令部编，侯振彤译：《天津志》，1986年版，第242页。
④本表资料来源：（美）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农商部总务厅统计科编纂：第一次至第八次《农商统计表》、《中国工商名鉴》等，鲁荡平：《天津工商业》（1930年）。北平市政府秘书处第一统计股：《北平市统计览要》（1936年）。李洛元、聂汤谷：《天津的经济地位》，银行数为1932年分支行总数。
⑥慈鸿飞：《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2期。县镇集市数为查到资料数字。
⑦本表资料来源：据胡光明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1003页。
⑧⑨⑩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一卷，254—256页。
(11)恩格斯：《致尼·弗丹尼尔逊的信》。载《马恩全集》第39卷。
(12)1936年的北京城市建成区面积为64.16平方公里，见《北平市统计要览》（1936），使馆区具体占地面积尚未查到，由地图推测。
(13)（英）雷穆森：《天津——插图本史纲》，许逸凡、赵地译，载《天津历史资料》1964年，第二期，188页。
(14)(16)(17)(18)(20)参见李竟能主编：《天津人口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2页（年份为1912—1928年），310页，283页，318页，283页。
(15)梁占鳌主编：《天津通志·大事记》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246页。
(19)尚克强、刘海岩主编：《天津租界社会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