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神崇拜与华夏族的起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阳神论文,华夏论文,起源论文,崇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界各国大多存在过对太阳神的崇拜，并有许多民族认为他们就是太阳神的后代，古华夏族便是其中之一。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指出：欧、亚、非、美各洲的原始民族普遍崇拜太阳神；朱天顺先生在《原始宗教》一书中说：古希腊人有日神希利奥斯之庙，罗马人有日神梭尔之庙，英国人也有立石柱祭日神的风俗。日本人供奉开国女神天照大帝，墨西哥人有杀人祭日之俗，古秘鲁人的酋长自称为太阳之子，这与中国华夏族之帝王称“天子”——太阳神之子颇相类似。自称为太阳之子或太阳之族的并非仅只中国与秘鲁，据美国盖斯特注释的《新金枝》一书载：古埃及王与太阳神同称，非洲的郎高、梦巴萨、哈瓦等族的酋长也都自称上帝，日本人称日皇为“天皇”——太阳之皇〔1〕。
华夏族的“华”与“夏”，华夏帝王的炎帝、黄帝、太昊、少昊等，都是太阳或太阳酋长的不同称谓；从文物、典籍各方面看，都与太阳有密切关系，因此说，华夏族是太阳之族，华夏领袖是太阳之子——“天子”一点也不过分。下面试从华夏古义、族徽、居地等各方面论述作为太阳之族的华夏之根源，以就教于海内学者。
一、华、夏释义
“华”之古义，本为太阳的专称，但《说文》已失之，仅作“花”讲，唯加日旁的“晔”字作“光”讲，尚存太阳发光的本义。但考之秦汉以前的文物典籍，不难发现“华”作为太阳专称的本义。如：
1.《水经·若水注》引古本《淮南子·地形训》称：“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华，其光照下地。”但在今本中却改为：“末有十日，其光照下地。”是知后来的十日原称十华，十华即十日。
2.秦汉间有一种瓦当，中绘日形，并有十字相交纹（十字纹即日纹，后详），其四个空间有铭文曰“与华无极”，对照日纹及十字纹，知“华”即太阳也。
3.《楚辞·天问》有“羲和之未扬，若华何光”句，对照前文可知：羲和为御日之神，“若华”指上述若木上的太阳，此华亦指太阳也。
有此三例，足证太阳古称华，华族即太阳之族。
既谈华族，必然联系到后出的夏族，华族自伏羲氏起，夏族则自夏鲧始，夏出于华。
夏字在金文中有许多写法，其共同的特点是：一人头顶或手举太阳，这与华为太阳古称同义，即夏族仍继承了华族为太阳族的称谓。
华夏族以日为名，尚能从“两昊”中看到。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说：太昊、少昊之“昊字本作旲，象正面人形而头上是太阳，古代把天叫做昊天，是以太阳为主的。那么，太昊、少昊之所以称昊，是代表太阳神。”〔2〕昊字从日从天，古天、大、人三字通，因此， 昊即人间以日为名的首领或氏族。由此而知，“两昊”与炎黄有密切血缘关系。
太阳族源自燧人、伏羲时代。《尚书大传》称：燧人称燧皇，伏羲称羲皇，神农称农皇。“皇”字的古义为光芒四射的太阳〔3〕。 因此，三者都是以太阳命名的氏族。伏羲之母族称华胥氏（即赫苏氏，音近义通），华族之始盖起源于华胥氏，华族为华胥氏的简称。而繁育了炎黄二族的少典氏即出自伏羲氏（后详），因此，伏羲、少典、炎帝、黄帝、太昊、少昊皆华族也。
下面对以上各氏与太阳的关系略述于下：
太昊伏羲氏《帝王世纪》称太昊“象日之明”；《拾遗记》云：“其明睿于八区，是谓太昊。昊者明也。”其为太阳之族是很明显的。
炎帝神农氏《白虎通·五行》云：“炎帝者，太阳也。”《左传·昭公十七年》称炎帝氏以火纪。“火”，据《淮南子·天文训》“积阳热气者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看，并非水火之火，而是太阳神之火。
黄帝“黄”字据《说文》“从田从
”。即光。其实光即太阳光，“田”字在甲骨金文中往往作日形，后讹而为田，其义为太阳发出的光亮。知黄帝实即太阳之帝也。
黄帝在《书·吕刑》中又作皇帝，前文已明，皇帝亦太阳之帝也。王国维也认为：皇字像日光放射之形。〔4〕
颛顼 又称高阳，义为高高在上的太阳，其为太阳之酋长是较明显的。
帝喾 有学者认为：喾与皓通，亦为太阳光义。在《山海经》中，帝喾称帝俊。据《大荒东经》：帝俊妻羲和，生十日。十日者，即十个以日为名的氏族。据《拾遗记》：帝喾之妃邹屠氏“常梦吞日，则生一子，凡经八梦，则生八子。”梦日生子典型地说明了喾及其后裔皆为太阳部族。
尧 《史记·五帝本纪》称尧“就之如日”。《易通卦验》云：“尧之精阳，万物莫不从者。”精阳即阳精、太阳之精。又，《孝经援神契》云：“尧，火精，鸟廷。”前文已明：火精实即太阳之精。“鸟廷”是尧继其父的鸟图腾。在《大荒东经》中，帝俊（喾）记有五采之鸟为帝俊下友。知其为鸟图腾。
舜《春秋感精符》云：舜为“斗星之精”。《帝王世纪》称：其母握登感大虹而生舜，星、虹皆天象，与日甚近。另，《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尚书》云：舜又名重华，尽管学界对重华各有解说，但重华为“伟大的太阳首领”之称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夏 夏为太阳之族已如前述。另，《尚书·汤誓》云：夏桀无道，民众说：“是日曷丧，予及女偕亡！”意思是你这个太阳之君怎么还不死，我们宁愿与你一同死！说明夏帝自称为太阳之君是很明显的。
商 商人以日为名已成学界共识。“商人即兼称天神及商王为日或帝”；“殷人有祭日之祀，且于日之出入，朝夕祭之。”〔5〕
周 “周人的明明上天、昊天、皇天即上帝，只能是太阳神。”〔6 〕周人称后稷为“皇祖”（见《诗·鲁颂·閟宫》）称女祖大姜曰“皇妣”（见《国语·周语》）。皇祖、皇妣即太阳之祖、太阳之母也。
传为出于颛顼的秦、楚族亦为太阳族后裔。秦人称其祖曰“皇且”（祖）；《史记·楚世家》称：楚族亦出自颛顼，楚之大姓屈、景、昭皆为太阳光义，屈或作昢。《楚辞·离骚》中，屈原称他是“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高阳与皇皆太阳也。
以上证明：伏羲、神农、黄帝及黄帝后裔等都是太阳之族——华族。
当今不少历史书籍在论及华夏族的组成时，总喜欢把夏描述为羌族、商为夷族、周为羌族或狄族等等〔7〕。 但其共同的太阳图腾足以说明：它们是同出于一族的。还有的认为两昊与炎黄不同源，主张“夷夏东西说”〔8〕。但从两昊与炎黄皆为太阳族看， 此说也是不能成立的。
自炎黄至虞夏均是部落联盟时代，根据恩格斯“血缘亲属关系是联盟的真实基础”〔9〕这一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原理， 炎黄虞夏同祖同源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二、华族族徽释读
我国原始社会后期，太阳纹在浙江、陕西、云南、广西、四川、河南、山东等地均有发现。由于黄河流域被称为中华民族（更确切地说为华夏族）的摇篮，因此，我们把研究重点放在黄河流域。当时黄河流域在东、西方分别存在着大汶口文化和仰韶文化这两个平行发展的文化圈。中原地区已发现太阳纹的有：陕西华县、郑州大河村和洛阳王湾等；山东则有：泰安大汶口、莒县陵阳河与大朱村、诸城前寨、邹县野店、苏北大墩子、连云港将军崖、乳山南北斜山等遗址。因此，无论就质量或数量方面，中原地区的太阳纹远不如东方。笔者据此以为：东方是华夏族的真正发祥地，尤其是泰山之阳的汶泗流域，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位于鲁中南丘陵西南部边沿的大汶口早期遗址多而集中，遗存物丰富，并具有与北辛文化的承袭关系，说明这一地区是这一文化的原生地和中心区域。”〔10〕华夏族正是源于这一核心地区。
据《大汶口》考古发掘报告，大汶口遗址太阳纹多而典型，是华族的重要遗址。其太阳纹称为圆点纹、同心圆纹、涡纹或朱色图象等。现分列于下：
说“象花朵形”〔11〕；刘夫德释：“应是一乌载日的形象”，它同华县护泉村出土的太阳鸟形象性质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前者为仰视图，后者为侧视图〔12〕。笔者赞同他的看法，认为这即是古书记载的三足乌、金乌、阳乌、朱雀，实则太阳神鸟也。
然而，在读音方面，应读华，即华夏之华。因为，它与金文（如克鼎、华季盨、邾公华鼎等）的“华”字字形十分接近。不过，经过千百年的流传，为了书写的方便，中间的太阳圆形不见了，下面又出脚，但经过分析比较，还是可以肯定它就是代表崇拜太阳神，并以太阳族自命的华族的族徽。结合前述资料，它出于泰山之阳决不是偶然的，说明包括大汶口一带的汶泗流域正是华族的最早发祥地。
其实，所谓亚形符，不过是双钩的一种十字符号，……分别代表动静两态的太阳或宇宙。”〔13〕许良国说：“在排湾人看来，‘十’是太阳或眼睛的象征。”〔14〕
山东过去出土了不少殷周青铜器，其中不少带亚形纹。如长清与费县出土的亚冀族徽，益都（现青州市）出土的亚丑形纹，应该都是太阳华族的后裔。大汶口墓地之十字形纹应是华族亚形纹最早的祖型。它证明了山东是太阳华族的最早发祥地。
等太阳纹，唐兰先生释“炅”〔15〕，王树明先生说：“是一依山头纪历的图画文字”〔16〕。但不管怎样，它是华族的族徽是毫无疑问的，而发现于莒县、诸城一带，则说明华族确实由泰山东迁于齐东一带居住的事实。
此纹发现于胶东沿海一带，论者以为是嵎夷祭日的遗迹，其说有理。此二字今释曰“日出”，即日出于东海中。《山海经》云：东海有扶桑之木，为十日所居。《尚书·尧典》有尧“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日出。”“日出”之器发现于海边，足证这是嵎夷或羲仲祭日的习俗之遗迹。
将军崖发现的众多日纹，可能与少昊有关。据《山海经》东海之外有大壑，为少昊之国。又，帝俊之妻羲和生十日，当也与这一带有关。
余暂不释。
三、华、夏首领居地
为进一步落实华夏族居于东方、特别是起于汶泗的事实，今对华夏各著名首领或氏族的居地情况作一简要探讨。
①太昊（暤）伏羲氏 《诗含神雾》云：“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宓牺。”雷泽在今荷泽市。《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云：“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暤与有济之祀。”任在今济宁市，宿、须句在今东平县，颛臾在今平邑县。《左传·昭公十七年》云：“陈，太暤之墟也。”过去学者多认为陈在河南淮阴，其实，古陈、成同意通用，如前述之成风氏，即《大戴礼记》尧母陈酆氏，音义皆同。而“成阳”确在雷泽附近。河南之陈很可能为伏羲族后迁之地。
②少典氏 《国语·晋语》称：炎帝、黄帝皆出自少典氏。《史记·秦本纪》云：大业娶少典之子曰女华。据说大业即皋陶，《帝王世纪称：皋陶生于曲阜。皋陶既在曲阜，少典氏当距曲阜不甚远（少典为氏族名，非人名，古人已辨之）。王献唐引《伏羲庙残碑》云：“东迁少典君于颛顼，以奉伏羲之祀。”并认为“颛顼”即“颛臾”〔17〕，此说极是。伏羲庙碑虽不会早于汉代，然这条记载相当重要，是出自当地的民间传说，有一定的可信度。而王先生说颛顼即颛臾也是对的。顼、臾音近，而且，孔子曾说：颛臾是“东蒙主”，其在古史中的地位相当重要，颛顼既为黄帝之孙，又是伏羲的后裔，居于此也是合理的，故颛臾又作颛顼。
少典氏原居地可能在荷泽伏羲故地，后东迁于颛顼，繁衍了炎黄二族，其后裔女子并嫁给皋陶是合理的。据此，则炎、黄二族不仅是少典氏的后裔，也是伏羲氏的后裔。伏羲、少典、炎帝、黄帝等均以太阳族自命的事实完全证实了这点。
③炎帝神农氏 《左传·昭公十八年》称：曲阜有大庭氏之库。先儒们说：大庭氏即炎帝神农氏。《帝王世纪》云：炎帝自陈营都于曲阜。看来，少典氏早在荷泽时即繁育了炎帝氏。后少典氏东迁于颛臾，炎帝氏亦东迁于曲阜。惟黄帝氏是生于曲阜的。
④黄帝氏 《帝王世纪》称：黄帝生于曲阜之寿丘。寿丘为古地名尚见于《史记·五帝本纪》舜“作什器于寿丘”之记。《帝王世纪》又称：“黄帝自穷桑登帝位，后徙曲阜。”据《拾遗记》：穷桑又称桑丘，桑丘在今济宁市，知黄帝初居地不在曲阜，但曲阜为其生地是可能的，古人迁徙原无常处。《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邑于涿鹿之阿。王献唐认为：涿鹿即邾娄，同音相假〔18〕，此论极是。古人地名多口耳相传，通假之例多见，如涿鹿又作独鹿、浊鹿等。直至春秋时代，济宁一带尚称“邾瑕”或“邾娄瑕”。据此，则穷桑、桑丘亦即涿鹿也。
⑤颛瑞 《吕氏春秋·古乐篇》云：“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空桑即上述之穷桑，空、穷古通。若水，据王献唐先生考，“若”字系“桑”字的讹变，若水即古桑水。桑、泗一音之转，古桑水即今泗水也〔19〕。其说有理。
⑥帝喾 《帝王世纪》称：帝喾都毫。王国维先生认为：喾在今鲁西曹县〔20〕。笔者以为：商汤亦居毫，“从先王居”。根据众多考古资料与古史资料证明：喾居之毫在齐东益都（今青州市）〔21〕。
⑦尧 《帝王世纪》称：尧生于丹陵，封于唐。丹陵即丹山，也即今尧山，地在今齐东昌乐县境。今昌乐县以唐、鄌为地名者不下五、六处，而且其中有名“大鄌都”者。鄌都即尧都也。丹山出丹水，古本《竹书》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昌乐县志》载：该县城西有丹朱冢。今日照市有尧王城。
⑧舜 《孟子》称：舜生于诸冯，东夷之人也。学界多认为：诸冯在今诸城市。
⑨禹 《淮南子》称：禹生于石；《左传》称禹父曰“崇伯鲧”；《逸周书》称禹亦曰“崇禹”。可知鲧、禹皆居崇。后代学者虽以河南嵩山为崇，但据《说文》崇只为“嵬高”义，并未专指某山。因此，笔者以为：泰山岩岩，堪称崇山。今泰山东南麓下大汶口支流石汶河岸边有地名曰“禹石汶”，结合禹生于石、并称崇禹看，此地当为禹生地。此地南距禹祖颛顼所生之泗水不远，当属可信。
⑩契 《世本》云：契居番。丁山先生以为：番是亳的音变，番即亳〔22〕。前已说明：商亳之地最早在齐东地区。
①①后稷 《史记·周本纪》称：后稷封于邰。虽然许慎在《说文》中认为邰在陕西武功县，但据《国语·周语》，后稷之子不窋因太康失国之乱而“窜于戎狄之间”，陕西一带包括周族初居的豳及后迁的周原，皆系标准的戎狄之地，非后稷所居之邰可知。山东章丘一带古有台县，又称台州、台邑或赖地，皆一地也。据《章丘县志》载：该县城南有龙盘生，传为姜嫄履迹处。结合《大荒西经》西周之国又确在此地，笔者以为：章丘是周民族的发祥地。
四、华、夏地名探源
泰山 泰山可说是中国最古老、最典型的太阳神之山，犹如希腊的奥林匹斯山一样。泰山古又作太山。《淮南子·地形训》言：昆仑虚有“太帝”之居。何幼琦先生认为：《海经》中的山川即是今山东中部地区，昆仑山即今泰山〔23〕，那么，这位“太帝”在《史记》中又作“太一”或“泰帝”：“泰帝兴，神鼎一。”颜师古注云：泰帝即伏羲。伏羲又称羲皇、泰皇，如秦承相绾说：“古者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联系前述“皇”为太阳或太阳神义，泰皇即太阳神，所谓泰山即太阳神之山也。无怪乎在《史记·封禅书》中，自伏羲起，经神农、炎帝、黄帝及黄帝后裔颛顼、喾、尧、舜、禹，甚至商汤、周成王等皆封禅于泰山，封禅泰山者，乃太阳族——华夏族祭祀太阳神并配祭其祖先“天子”也。
因此，直到现在，泰山极顶尚有玉皇阁，祀玉皇大帝。玉皇者，太阳神也。史载：春秋时代，泰山下即有明堂，齐王欲毁之，群臣极谏得免。汉武帝封禅泰山时，亦“坐明堂”。明堂者，大明之宫也。郑玄云：“大明，日也”。因此，明堂即太阳神之宫殿。演进到现在，称东岳庙，祀东岳大帝。东岳即泰山，东岳大帝即太阳神。
下面试对山东“华”地作初步探讨：
①荷泽华地 前文已明：伏羲氏之母族华胥氏于雷泽生伏羲氏，故华族之起源在荷泽。雷泽即古“华渚”或“服泽”也。这是华族根之所在。
②费县古华地 《汉书·地理志》载费县附近有华县，亦在颛臾附近。少典之子既称女华，当是华族女子，此华地是少典氏的居地。
③泗水华胥山 据王献唐考，今泗水县一带有地名曰“黄粟山”，山下有地名曰“黄沟”，黄粟山乃华胥山的音讹；黄沟乃华渚的音讹〔24〕。
④大汶口华族遗址 从大汶口遗址出土华族族徽及众多太阳纹看，可以认定它是一处典型的华族聚居地。
⑤济南华山、华泉 今济南市北有山曰华山，春秋时称华不注山。《水经·济水注》：“山下有华泉，……华泉，华不注泉水也。”
⑥章丘赫苏（华胥）氏陵 据《章丘县志》载：该县古有赫苏氏陵。《列子·黄帝篇》云：黄帝“游于华胥氏之国。华胥氏之国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它讲的是两处华族居地，一在弇（兖）州之西，即今荷泽市；一在台州之北，即章丘市。可知华族初居地不出泰山南北。
⑦莒县、诸城、连云港等华族居地。
凡发现太阳纹的地方，多半是华族迁徙地。据考古工作者的意见：大汶口人初以泰山为居住中心，后来逐渐向四方，特别是向东部沂沭、潍淄流域发展〔25〕，使东部地区到了山东龙山文化时代，成了华夏族的政治中心。联系尧、舜、禹、契皆居于东部地区看，这一看法是正确的。而太阳纹在东部地区的出现，正是华夏东迁的有力证明。
下面把夏遗迹作一简单探讨：
夏族出自华族，当以夏鲧始，此前无所谓夏族，只有华族。虞夏部落联盟时代，夏族只包括姒姓各族，其余皆为华族。陶唐氏、有虞氏、商、周各族皆华族也。华夏族西迁后，特别至春秋时代，华、夏混称，华亦夏，夏即华，如周本非夏族，这时也称其姬姓国为“诸夏”。孔子也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即华、夏一义。但这点足以说明华夏一家、夏出于华的历史事实。
①夏丘 在今兖州市，又称负夏、负瑕（见《左传》）。《孟子》称：舜迁于负夏。正像闻一多先生视鲁西楚丘为先楚族所居一样，夏丘亦当为夏鲧、夏禹初居地。禹虽生于泰山下，但南来兖州定居，与其祖颛顼所居之泗水甚近，亦属合理。因此，夏丘很可能是夏族最早的居地。
②夏讙城 《水经·汶水注》：汶水“又西迳下讙城。”下讙即夏讙。地在今肥城县境。灌即《左传·桓公三年》“公会齐侯于讙”之讙。讙又作驩，即驩兜之驩。在《尚书·尧典》中，驩兜是虞夏部落联盟成员之一。驩兜为什么称“夏讙”呢？原来，据《山海经·大荒南经》：驩头（同兜）是鲧的曾孙。据此，则灌兜在部落联盟会议上推举其曾祖鲧治水，似不合理。书缺有间，俟后人考之。
③邾夏 前已明，济宁一带古称邾瑕，邾瑕即邾夏，是邾族与夏族的居地。
④夏郊、夏邑 据《左传·昭公七年》：鲧因治水无功，被尧殛于羽山，“实为夏郊”。“殛”作遏绝义，即放逐鲧于羽山。杜预、郭璞皆云：羽山在东海祝其县，也即今临沂地区郯城县北。这表明是夏鲧与夏禹东迁于临沂地区的开始。《禹贡》有“羽畎夏翟”“蒙、羽其艺”句，知西起蒙山，中经临沂，东至羽山，皆夏族势力范围。
既有夏郊，必有夏邑。今本《竹书》称：禹子启即位于夏邑。笔者以为：夏邑即春秋时的“鄅”邑，又称启阳。鄅者，禹邑也；启阳者，启都也。其地在今临沂市北。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夏王国乃最早建都于临沂一带。据《沂州府志》载：该地古有康王城、康王池与康王射箭台。康王即少康或即太康也。鄅之西北的蒙山，据杨向奎先生考证，即禹会诸侯的会稽山，也即禹娶涂山氏女的涂山〔26〕。鄅北春秋时有“阳”城，又称“阳都”（地在今沂南县）。《世本》称：“禹居阳城”即其地也。
⑤鄫 春秋时有姒姓鄫国，地在今苍山县。《世本》称：少康封其子曲烈于鄫。
⑥
据《史记·夏本纪》，寻（同）为姒姓国之一，地在今潍坊市东南。《汲冢古文》云：“太康居”。知到禹孙太康时代，已由夏邑迁于。
⑦灌 亦为姒姓国之一，地在今寿光市。《汲冢古文》云：“夏后相居灌。《史记》作斟戈。
⑧诸 在今诸城市。王献唐认为：姒姓“东楼公未封杞前，早在山东之诸城，自有其国。封杞而后，旧国仍在。”“诸国之前身，历夏至商，当为姒姓。”〔27〕
⑨夏镇 在今微山湖东岸。《楚辞·天问》云：“阻穷西征，岩何越焉？化为黄熊巫何活焉？咸播秬黍莆雚是营，何由并投而鲧疾脩盈？”闻一多先生指“穷”为有穷后羿，似未妥。前已有六句专叙羿事，此“穷”似指“尽力”讲。同时，文中莆雚，闻氏云指水草。夏镇西紧靠微山湖，多水草，这里既称夏镇，在夏邑、夏丘之西，故称“西征”，鲧可能于此种植谷物，并赖水草而生活，是可能的。
五、华夏西迁
中原地区为“三代之居”且有大夏、夏墟之称，夏后皋墓亦在该地，说明夏族与华族曾有一段由东方迁往中原的大规模的、持久的民族迁徙活动。它既见之于史册，又能证之于考古学。今本《竹书》云：“少康迁原”。学者认为原即今河南济源县。《史记·殷本纪》称：“自契至于成汤入迁”；此后又有五迁。《国语·周语》云：后稷之子不鄌，因夏太康失国之乱，去稷不务，而奔于戎狄之间。据此，则夏、商、周族皆有迁徙之举。
考古资料亦证明：在大汶口文化中后期阶段，特别是后期阶段，不少东方人西迁于中原安家落户，在中原地区发现了不少东方人的遗址和墓葬，并有许多已由仰韶文化区变为大汶口文化区〔28〕。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夏都的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据邹衡先生说，其文物带有浓厚的大汶口文化色彩，说其渊源来自东方〔29〕。同时，据李学勤先生考证，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饕餮纹铜饰，其纹样源自山东两城镇遗址〔30〕。据此，则二里头夏城的创始者应为东方华夏人。
河南临汝阎村出土一件彩陶葬具，上面绘有“鹳鱼石斧图”。画的左边系一昂首站立的白色鹳鸟，口衔一尾大鱼。鹳鱼左侧绘有一柄代表权力杖的有柄石斧。论者以为：死者生前是一个以鹳鸟为图腾的部落军事领袖，其叨鱼形象是说明他凭武力（石斧）战胜了鱼族〔31〕。鸟是东方少昊氏特有的图腾，鱼是中原仰韶文化特有的图腾，鹳鸟或即上述驩头之国的族徽，联系《史记》舜放驩兜于崇山，崇山即今嵩山，嵩山距临汝甚近的情况，可以初步认为：东方驩兜之族在被舜逐出山东后，以武力降服了嵩山一带的土著鱼族，成了新的统治民族。
关于中原地区发现的太阳纹及“华”名之出现，这里还要多说几句：
苏秉琦教授认为：中原之华山、华县当因华族源于该地而得名〔32〕。刘夫德先生也认为：陕西华县护泉村出土的太阳鸟应是华族的祖型图腾，此后，这一族经过豫东迁居于鲁南苏北一带，发展了新的华族〔33〕。笔者不同意华山、华县一带是华族最早的发祥地之说，相反，根据前述资料，华族是源于东方，然后沿黄河流域逐步发展到中原地区的，而夏、商、周各族大体上也是由此路线西进中原的。
经过华夏族的迅速向西发展，逐渐形成了一个融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为一体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文化，庙底沟文化的特点是包含有两大文化的因素，但又因东方文化为主体，这种倾向愈往后愈明显，愈向东愈明显，并愈来愈占着相对的优势。石兴邦先生即认为：“庙底沟部落应是大汶口——青莲岗文化系统的一个分支。”〔34〕因此，上述太阳鸟纹当是西进的华族的遗物，而华山、华县之得名，也是来自东方的华族以旧居地名名新居地形成的。
仰韶文化郑州大河村类型也有相似的情况。根据大河村出土不少太阳纹可以断定，这是一处华族遗址，它的文化也有十分明显的东方倾向。值得注意的是，在大河村“一老年女性墓，脚下随葬着两件泥质红陶彩绘背壶，很象大汶口文化的典型器物，也许表明这个妇女是大汶口文化移民成员或后裔”；“这种文化更接近于东方沿海地区的原始文化。”〔35〕
可以说，中原夏、商、周三代文明之起源，是以原居东方的华夏先民为主体，团结当地土著民族，经过漫长时期的艰苦奋斗而创造出来的。
总之，华夏族起于东方，后迁中原，无论从图腾学、古文字学、考古学和古史资料各方面分析，都是比较接近实际，并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注释：
〔1〕杨希枚《先秦史文化论集》第75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2〕唐兰《中国奴隶社会的上限远在五、六千年前》， 载《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79年版。
〔3〕顾颉刚、杨向奎《三皇考》，载《古史辨》七（中）第53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4〕转引自刘盼遂《说文练习笔记》。
〔5〕杨希枚《先秦史文化论集》第749页。
〔6〕同〔5〕，第759页。
〔7〕徐中舒《先秦史论稿》，巴蜀书社1992年版。
〔8〕傅斯年《夷夏东西说》， 见《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前）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1936年）。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90页。
〔10〕巫鸿《从地形变化和地理分布观察山东地区古文化的发展》，《考古学文化论集》第一辑，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11〕唐兰《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载《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79年版。
〔12〕刘夫德《扶桑考》，载《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3期。
〔13〕何新《诸神的起源》杨希枚序，三联书店1986年版。
〔14〕许良国《从纹身看原始宗教艺术》，载《学术月刊》1984年第2期。
〔15〕唐兰《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
〔16〕王树明《谈谈陵阳河与大朱村出土的陶尊文字》，载《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8年版。
〔17〕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第487页，齐鲁书社1985年版。
〔18〕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第67页。
〔19〕同上注，第488页。
〔20〕王国维《观堂集林》第518页，中华书局1955年版。
〔21〕景以恩《商族源于齐东新探》，载《学术月刊》1996年第10期。
〔22〕丁山《商周史料》，龙门书局1960年版。
〔23〕何幼琦《〈海经〉新探》，《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
〔24〕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第476页。
〔25〕吴汝祚《从黑陶杯看大汶口—龙山文化的阶段性及其中心范围》，载《考古学文化论集》第2辑，文物出版社。
〔26〕吴汝祚《从黑陶杯看大汶口—龙山文化的阶段性及其中心范围》，载《考古学文化论集》第2辑，文物出版社。
〔27〕杨向奎《夏民族起于东方考》，《禹贡》七卷六、七期合刊，1936年。
〔28〕王献唐《山东古国考》第242、239页，齐鲁书社1980年版。
〔29〕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30〕李学勤《论二里头文化的饕餮纹铜饰》，《中国文物报》1991年第40期。
〔31〕成常福《“讙头国”与〈鹳鱼石斧图〉》，载《百科知识》1986年第12期。
〔32〕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33〕刘夫德《扶桑考》。
〔34〕转引自张岂之《远古之旅》第37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35〕同注〔34〕，第151、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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