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相对和绝对辩证认识历史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相对与绝对是哲学中的一对重要范畴。西方古代近代哲学家都从不同角度进行过探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运用辩证的观点，正确阐述了相对与绝对。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中，运用和发展了这一理论。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巧妙地运用了这一理论，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伟大理论。
【关键词】相对、绝对、共性、个性、辩证法
相对与绝对的问题，被毛泽东称为“辩证法的精髓”，这一问题历来受到哲学家们的重视，认真研究相对与绝对理论的发展，对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正确理解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伟大理论，都是十分有益的。
（一）
在欧洲哲学史上，哲学家们曾从不同的角度，探讨过相对和绝对的关系问题。古希腊最早出现的米利都学派，其创始人泰勒士最早提出了相对和绝对的问题。他认为，水是万物的本原，水产生万物，万物又复归于水，水永远流动不会静止，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由永恒运动的水产生的。泰勒士显然提出了运动的绝对性问题。
被列宁誉为“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的赫拉克利特，可以被看做是最早的明确地探讨过相对和绝对关系的哲学家。他认为，万物的始基不是泰勒士的水，而是火，断言火富于灵活性、易变性，它是万物的本原和始基，一切从火产生，一切又复归于火。在他看来，一切都在永恒的变化，僵死不动的东西而是没有的。他用稀散和浓聚来描述事物的生灭变化。赫拉克利特看到了运动的绝对性和静止的相对性，并把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看做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源。但是，他看不到事物上升的运动是绝对的，而倒退是暂时的相对的，反而把相对夸大为绝对，使他的发展观具有循环论的色彩。他的学生克拉底鲁，则片面夸大运动的绝对性，根本否认相对静止的存在，成为一个只承认绝对，否认相对的绝对主义者。
柏拉图在继承巴门尼德和苏格拉底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庞大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柏拉图认为，理念先于个别事物，脱离个别事物而存在，理念是真实的客观的，个别事物是理念的影子，是不真实的。如房子的理念是客观的真实的，先于具体的房子而存在，而具体的房子是理念的影子，是不断变化的，是不真实的。柏拉图夸大了理念的真实性，否定了具体事物的真实性，也就是夸大了一般，否定了个别，夸大了绝对，否定了相对，歪曲了绝对和相对的关系。
亚里士多德被恩格斯称为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他公开批评了柏拉图的理念论，他指出理念论的根本错误在于把理念（一般）看成是脱离个别事物而独立存在的东西。实际上，一般的东西既不能在个别事物之外，也不能在个别事物之先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我们看到的都是具体的个别的房子，不可能在个别的具体的房子之外，还有一个一般的房子。亚里士多德否定一般脱离个别而存在，肯定了一般不在个别之外，不能脱离个别而存在，一般就存在于个别之中，从而也就肯定了绝对存在于相对之中，既不存在脱离开个别的一般，也不存在脱离相对的绝对。亚里士多德同他的前人相比，对相对与绝对关系的探讨显然前进了一大步。
亚里士多德在批评柏拉图的理念论时，提出了自己的形式与质料说。但是，亚里士多德在形式与质料的问题上，没有把辩证法的观点坚持到底。他认为，形式与质料的区别是相对的，例如，对于泥土来说，砖瓦是形式，而对于房屋来说，砖瓦又是质料，高一级的事物是低一级事物的形式，低一级事物是高一级事物的质料，这样推下去，总有一个开头和结尾，于是便推出一个完全没有形式的质料，即纯质料，和一个没有任何质料的形式即纯形式，而纯形式无论在现实还是在时间上都先于质料而存在，它是宇宙的推动者。亚里士多德这样一来，就把形式与质料、一般和个别、绝对和相对割裂来，陷入唯心主义形而上学。针对他的错误，列宁指出：“这个人就是弄不清一般和个别、概念和感觉、本质和现象等等的辩证法。”[①]
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出现过唯名论与唯实论的斗争，双方争论的焦点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唯名论认为，个别事物是真实的，一般不过是一个名字。唯实论则认为，一般是真实的，它先于个别而存在，个别事物是不真实的。唯名论和唯实论在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上，都是夸大一方，否定另一方，把二者割裂和对立起来。
欧洲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家们，注重点是认识论问题，他们围绕着认识的来源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分成了两大派即经验论和唯理认，前者主张认识来源经验，后者则主张认识来自于理性。英国的经验论创始人培根断言，一切知识都应当求之于感官：洛克也断言一切“知识归根到底都导源于经验。”[②]法国的霍尔巴赫主张“只有通过感官，事物才为我们所认识。”[③]“人的一切观念、概念、存在和思维方式都是获得的。[④]”在经验论者看来，经验是实在可靠的，它是一切知识来源。但是，经验论过分夸大了感性认识的意义和作用，贬低理性认识的意义和作用，甚至否认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的质的差别，将理性认识归结为感性认识。如霍布斯和洛克都把理性思维的作用看做是对感觉观念加减分合，霍尔巴赫把理性认识看成是对感觉经验的结合与分解。经验论实际上是夸大个别，否定或贬低一般，强调相对，否定或贬低绝对，都不能正确处理相对和绝对的关系问题。
唯理论与经验论相反，它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而否定经验的实在性。笛卡尔认为，感觉经验是骗人的，只有理性提供的知识才是可靠的。他说：“各种感官有时是会犯错误的，因而要过分依赖曾经欺骗过我们的事物，也是很鲁莽的。”[⑤]斯宾诺莎认为，经验只能提供泛泛的知识，是不可靠的，只有理性直观提供的知识才是可靠的。唯理论否认经验的实在性，就是否定了个别的实在性，就是否定了相对，它同经验论一样，割裂了一般与个别、绝对与相对的关系。
康德总结了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历史教训，认为它们各执一端都是片面的，他力图克服二者的片面性，建立起自己的新哲学。康认研究了认识能力，断言人有三种认识能力：感性、知性、理性。感性的先天形式是时间和空间，知性的先天形式是纯范畴，这两种认识能力只能认识相对的有条件的有限的东西，即现象。理性则不同，它要求超出相对的有限的东西，去把握绝对的无限的东西，要求超越现象去认识物自体。但当理性这样做时，就会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物自体是人的认识永远达不到的彼岸。在这里，康德把物自体看做是现象之外的东西，物自体不可能通现象表现出来，现象也不能表现物自体的任何性质，实际上，也是把无限的绝对的东西，看做是在有限的相对的东西之外的存在，从而把相对与绝对，有限和无限、现象和本质割裂和对立起来，陷入了形而上学和不可知论。
黑格尔是欧洲哲学史上最伟大的辩证法家，他第一个自觉地系统而全面地叙述了辩证法，但是，由于他错误地处理了精神和物质的关系，因而不能对相对和绝对作出科学的解释。
黑格尔哲学的出发点是绝对精神。他认为，作为宇宙本原的绝对精神，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出现之前，它早已经存在了。绝对精神自身是能动的，它的发展经历了逻辑，自然和精神三个阶段。在黑格尔看来，绝对精神是第一性的，它的存在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自然是绝对观念的异化，是精神派生的，它的出现和存在也是有条件的。黑格尔的错误在于：一方面把本来是有条件的相对的，作为物质产物的精神，夸大为无条件的、绝对的，脱离了物质先于物质而存在的东西；另一方面，他又把本来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客观存在的物质，说成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是绝对精神派生的东西，这样，黑格尔把相对的东西说成绝对的东西，又把绝对的东西说成相对的东西，颠倒了相对和绝对的关系，同样陷入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费尔巴哈打破了黑格尔哲学体系，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但他对待黑格尔哲学，像对待死狗一样，把它看得绝对的坏，没有任何值得肯定的东西，把黑格尔的体系和方法一齐扔到垃圾堆里。费尔巴哈在对待黑格尔哲学上，之所以犯错误，其原因之一在于不能正确理解相对与绝对的关系问题。
（二）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重视相对与绝对的问题，把它看作辩证法的重要内容和范畴。早在1841年，马克思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就提出了相对和绝对的问题。1843年，马克思发表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揭露了普鲁士政府关于出版自由的虚伪性，限制了作家的写作活动。在马克思看来，自由都是具体的、相对的，抽象的绝对自由是不存在的。在这里，马克思又十分明确地提出了相对和绝对的问题。1847年，马克思出版了《哲学的贫困》一书，深刻揭露了蒲鲁东的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历史观。马克思指出，蒲鲁东的错误在于颠倒了经济范畴和经济关系、相对和绝对的关系。他认为，人间的一切思想观念，人间的一切关系，都受经济关系的制约和规定，经济范畴同人的其它思想观念一样，都是第二性的，只具有相对的意义，而经济关系则是第一性的，具有决定的绝对的意义。他说：“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真正的哲学家蒲鲁东先生对事物的理解是颠倒的，他认为现实关系只是睡在‘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怀抱里（正如这位哲学家蒲鲁东先生告诉我们的）的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⑥]他又说：“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 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⑦]马克思的论述，深刻阐明了经济范畴和经济关系、相对和绝对的辩证关系，是对蒲鲁东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点的致命打击。马克思在他的名著《资本论》中，通过对相对剩余价值和绝对剩余价值、经济关系和经济范畴的分析和研究，又进一步阐述了相对与绝对范畴的问题。
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十分注重对相对和绝对范畴的研究，取得了公认的理论成果。他在《反杜林论》一书中，通过真理、运动和静止等问题，深刻揭露了杜林的形而上学观点，精辟地阐明了相对与绝对的关系问题。
恩格斯在批判杜林形而上学道德观时，主要批判了他的形而上学的真理观。恩格斯通过对思维中的矛盾至上性和非至上性、思维能力的无限性和有限性的辩证关系的研究，阐述了思维的相对与绝对、真理的相对与绝对的问题。他指出：“一方面，人的思维的性质必然被看作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又是在完全有限的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这个矛盾只有在无限的前进过程中，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⑧]在恩格斯看来，承认思维的至上性和绝对性，就是承认世界的可认识性，以便同不可知论划清界限，承认思维的非至上性和相对性，就是承认认识的条件性和历史性，以便同形而上学的绝对主义划清界限。他说：“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们中实现的；拥有无条件真理权的那种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谬误中实现的；二者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⑨]人类的思维是至上的，又是非至上的，同样，真理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人的认识都是在一定条件下实现的，因而是相对的，但相对中有绝对，人们通过认识相对可以逐步达到对绝对的认识。因此，任何真理既是相对的，也是绝对的。杜林在真理的问题上，把相对和绝对对立起来，只承认真理的绝对性，否认真理的相对性，是完全荒谬的。
在运动和静止的问题上，恩格斯深入批判了杜林的观点，阐述了运动和静止、绝对和相对的辩证关系。他指出：“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没有运动的物质。”“没有运动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运动是同样不可想象的。因此，运动和物质本身一样，是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运动“只能转移”[⑩]。运动同物质的存在一样是无条件的，绝对的，而静止的存在则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运动和静止的区别也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杜林正是不懂得运动和静止、绝对和相对的关系，他把相对夸大为绝对，犯了静止绝对化的错误，他又把绝对贬低为相对，否认了物质运动的绝对性。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相对和绝对的理论。列宁在《谈谈辩证法》一文中，动用对立统一规律的观点，通过对矛盾对立面关系的分析，论述了相对与绝对的关系。他认为，矛盾着的对立面统一和斗争的关系，是相对与绝对的关系。他说：“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11)]绝对的斗争性存在于相对的统一性中，相对的统一性中包含着绝对的斗争性。在列宁看来，矛盾是普遍的，相对与绝对的关系同矛盾一样，存在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之中，世间的一切都是相对与绝对的统一，既不存在脱离开相对的绝对，也不存在脱离开绝对的相对，而是相对中有绝对，绝对不是在相对之外而存在，它就存在于相对之中。相对也只有与绝对相联系而存在。相对与绝对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二者是对立的统一的。列宁坚决反对把相对与绝对割裂和对立起来的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
（三）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相对与绝对的理论，运用于领导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捍卫和发展了这一理论。他深刻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写出了名著《矛盾论》，全面论述了矛盾的问题，把相对和绝对提高到辩证法精髓的高度加以阐述。他指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中，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矛盾就是事物，就是运动，就是过程，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这就是矛盾的普遍性。他又指出，任何矛盾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出现的，不同的矛盾，矛盾着的诸方面，都有着自己特殊的规定性。这就是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就是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关系。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绝对存在于相对之中，没有特殊性、个性、相对性，就没有普遍性、共性和绝对性。这是因为，一切具体事物，一切具体矛盾都是有生有灭的，因而都是暂时的、有条件的，都是相对的；反之，离开了普遍性，就不能把握特殊性，离开了共性和绝对性，也不能认识个性和相对性，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统一起来，才能认识矛盾，把握辩证法，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毛泽东把相对与绝对称为辩证法的精髓。他说：“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12)]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普遍真理，认为反动派不打不倒，提出枪杆子夺取政权的著名论断；另一方面又从中国特殊的实际出发，认为中国广大的贫苦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中国是贫穷落后封建的农业国，因此，中国革命不能走首先夺取城市的道路，而是首先在农村发展武装力量，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毛泽东一直坚持，中国革命一定要从本国实际出发，走中国人自己的道路，不能照搬外国的经验，为中国人民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武装斗争道路，制定了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正确处理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关系，如果把它们对立和割裂开来，强调一面，而否定另一面，就会犯“左”和右的错误，就会把革命引向失败，中国革命的实践已充分证明了这点。
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的核心，他敢于冲破各种错误思想观点的束缚，特别是“左”的思想的束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在深刻分析中国和国际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伟大的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普遍与特殊、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理论，为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找到了一条可行的光明之路。
邓小平同志在1956年就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叫普遍真理，另一方面叫结合本国实际。我们历来认为丢开任何一面都不行。”[(13)]在这里，他深刻地揭示了事物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关系。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正是巧妙地运用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绝对与相对的辩证法。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其性质来讲，属于社会主义范畴，因此，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具体来讲，从政治上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从经济上要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是社会主义的普遍性和共性，不坚持这一点，就是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就不是社会主义的建设。但是，我们是在中国这个特殊具体的环境中，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因此，不能照搬别国的模式和经验，中国人要走出自己建设现代化的道路，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出方针和政策，这就是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的，“革命和建设要走自己的路。”[(14)]
为了要找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式的路，邓小平同志认为，首要的问题是研究中国的特殊的环境，对中国的国情作出正确的判断和结论，为此，他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对中国的国情作出了透彻的分析。他指出，中国的国情主要有两条，“一个是底子薄。……由于底子薄，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15)]后来，他又进一步提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邓小平对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是他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出发点。离开对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仅仅从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出发，就不可能找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
邓小平同志高度重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的指导作用，又下大力气对中国国情作出科学分析，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二者的结合上下功夫。在邓小平看来，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这二者之间不是对立而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表现了事物的普遍性和共性，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和趋势，离开了它，就会迷失方向；但是，只有深入认识具体事物，认识个别的相对的东西，才能更深入地认识一般的普遍的东西，同样，只有深入地了解一般和普遍性，才能更深入地理解个别，深入地理解具体事物。
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强调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同时，特别突出强调对中国具体国情的研究的重要性。因为普遍的一般的东西尽管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和必然趋势，但是，每个具体事物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和偶然性，它不可能完全被包含在普遍和一般之中，不对具体事物进行研究，不了解它的特性，就不能找到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当然，更不能用对普遍性的研究，代替对具体事物的研究，必须把普遍性置于特殊性之中，才能更深入地理解普遍性。只有把普遍性同特殊性结合起来，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国情统一起来，才能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社会主义。”[(16)]简单地采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和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既重视事物的普遍性，又重视事物的特殊性；既重视事物的共性，又重视事物的个性；既重视事物的一般，又重视事物的个别；既重视事物的绝对性，又重视事物的相对性，把二者有机的联系和统一起来，找到了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正确道路和方法，这不仅在实践上引导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不犯或少犯“左”或右的错误，充分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工人、农民以及各阶层人士的积极性，使中国人民在短短的十几年中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而且为贫穷落后国家的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新经验，新理论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注释：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8页。
② 《十六世纪末—十八世纪初的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66页。
③④ 《自然体系》，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45、154页。
⑤ 《笛卡尔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页。
⑥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3、144页。
⑧⑨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6、125—126、98页。
(11) 《列宁选集》，第2卷，第712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8页。
(13)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46—247页。
(14)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4页。
(15)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3—164页。
(16)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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