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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在进入90年代之后，经过一个短暂的调整期，改革开放更全面更迅速地向前推进，带来了从经济生活到社会生活乃至人们精神生活的更为全面深刻的变化。
比如在政治方面，虽然政治体制改革并无大的进展，但一些社会机制逐渐有所松动，政治气氛比较宽松，人们的情绪得到缓解逐渐平和下来。而在经济方面，南巡讲话之后，在“发展是硬道理”的口号之下，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快，力度更大，直至中共十五大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由此带来了经济生活前所未有的活跃繁荣局面。对于老百姓来说，发财致富已不只是心底的愿望，而是成为生活实践中无须讳言的公开追求，并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鼓励竞争，也提供了这样的环境和更多的机会。至于文化方面，更形成多元化的格局，各种文化形态都在寻求发展并显示出各自的价值取向。主流意识形态文化当然仍是居于中心和主导地位，以宣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为神圣使命；而面向消费市场的大众文化则迅速发展，它直接满足大众的消费需求，为群众的娱乐消闲服务，以通俗易懂、易于普及接受被称为“快餐文化”，虽然从社会地位看它显得更为边缘化，但由于有巨大的消费需求作为源头活水，自有其蓬勃生机。而介乎于这两者之间的学术文化（或称“精英文化”），本是以追求学术真理、弘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为始终不渝的目标，然而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却时常处于两头顾盼之中，尴尬而困惑。
改革开放快速发展，市场经济潮流涌动，当然也带来了人们思想观念、精神、心理等方面的一些带有普遍性的或者说具有时代特征的变化。比如，个体性更为突出，个体意识更为强化。理论界有一种看法，市场经济与个体独立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一方面，市场经济的本性是以个人为本位的自主性经济，而自主性经济就要求发挥一切个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就必然要求和依赖个体独立；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发展最为根本的意义也就在于促进普遍的个体独立，解放个人，推动人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这是它最主要的历史作用。（参见高清海：《从人的生成发展看市场经济》，《江海学刊》1995年第1期）
确立个人为本位自然就要肯定和发展个人利益。事实上，90年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使得个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地位逐渐得以现实的确立，这样也就带来了价值观念的转变，比如从原本的以无私奉献、无条件绝对服从集体和国家利益为核心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向追求个人利益、个人自我价值实现为核心的个体主义价值观转变；从理想主义的价值目标向现世主义的价值目标转变；从一元价值观（集体本位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转变，等等。
总的来看，90年代人们的政治情结（比如对政治权力场中是是非非的关注议论）在弱化，而经济利益的意识则在强化，人们从以往的经历中意识到，与其去关心那些太遥远、并且又不明真相的东西而上当受骗被愚弄，还不如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讲求眼前的实惠和当下的实际享受。从理论上讲，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体独立性的形成，对个人利益的确认，并不意味着发展“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但在我国的特定条件下，社会转型更多是受民众直接利益愿望和感性欲望的驱动，而缺少社会理性的规范导引，况且国民整体素质偏低，就难免带来一些新的问题，造成国民精神和心态的种种不良倾向或误区，如物欲化倾向、粗俗化倾向、冷漠化倾向、躁动化倾向、无责任化倾向、虚假化倾向等等（参见邵道生：《当前国民心态的误区》，《北京青年报》1995年2 月23日），导致道德观念、理想信念、精神品位的下滑，带来人的本性的失落与沉沦。如果用贾平凹对80年代时代情绪的概括来比照，似乎可以说90年代人们生态的浮泛和心态的浮躁，可能更甚于80年代，并且城市更甚于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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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而来的是文学进一步转型。90年代文学继续着从社会文化中心到边缘的位移，当然这种“边缘化”并不是文学所自觉和甘愿选择的，而是由社会变革的潮流涌动对文学的不断抛离所造成的，其中主要是政治与商潮对文学的双重抛离。
关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中国社会的特定环境中，历来是复杂而微妙的，这既关涉着当政者对于文学的态度，也与社会民众的政治热情相关联。在民主革命的年代，全民族都在寻求光明的政治出路，政党和民众的政治热情及愿望与文学相互呼应，文学在这种与民众政治愿望相一致的自觉追求中充分实现和确证着自身的价值。然后在以政治为中心、政治统帅一切的年代，一切都为政治这个中心服务，文学也不例外。一方面，文学被纳入政治意识形态的结构系统中发挥作用，其社会地位和优越性不言而喻；另一方面，它毕竟只是政治的奴仆和工具，被动地受驱使，谈不上有什么独立的品格与价值。文学的内在自由本性使得文学家们不能不对这种丧失独立性和自由的处境感到屈辱和反感，从而产生拒斥情绪。因之有不少文艺家或直接或委婉地表达对“文学为政治服务”这种强制性要求的不满，极力呼唤文学的独立品格和自由本性。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结构发生调整，政治已无意于对文学多加控制，文学也庆幸着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与自由。回顾80年代的文学，可以分明感受到那种获得解放的欢欣之情。况且，社会改革正在方兴未艾之时，民众的政治热情依然十分旺盛，文学以自己的方式介入现实，自由地呼应着民众的政治热情与愿望，依然在社会意识形态的价值坐标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实现和确证自身的价值。然而到90年代，随着政治风波的平息，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推进，从上到下全社会的兴奋点都愈益转移到经济建设和经济利益上来，民众对自身实际利益的关心更甚于对政治的关心，即使文学关心政治，社会民众也并不关心文学。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文学被抛离的命运，带来文艺家严重的失落感。文艺界普遍存在着一种心态，一种既不愿被政治束缚、又害怕被政治抛离的复杂心态，这种心态对于90年代文学转型发展的潜在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造成90年代文学向边缘位移的另一种力量是来自商业大潮的裹挟。当然，商业化浪潮对文学的影响冲击从8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但在90年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显得更为突出。
就文学的本性而言，本是以张扬人文精神、追求人文价值为旨归的，但是在商业主义原则渗透到一切领域的时候，当然也就构成对文学的严峻挑战。文化人一方面从社会中心地位被抛离，现实生存受到挤压，另一方面，具有广阔市场的大众消费文化则向他们发出呼唤，形成诱惑。在商业文化的侵蚀和商业大潮的冲刷之下，文学所坚守的人文精神便显得苍白，文化人所信奉的人文价值信念也不无动摇，或者即便有人独立坚守这种人文价值信念也容易被认为是假清高；而一些人放弃人文精神的理想追求，奉行实利实惠的现实原则，则更能被理解认同为富有现代意识。一时间里，“文人下海”成为一时风尚和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这姑且不论；即便是仍然操笔为文，在一些人那里也已明显包含着商业动机，有的甚至以跻身中产阶级为目标。在这种情势之下，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文学本性的退化乃至异化，带来人文精神的危机。正因此，在90年代中期，一些坚定的文学家园的守护者才要大张旗鼓地呼唤人文精神的复归，由此引发了文学界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然而这场本来就显得苍白无力、底气不足的讨论最终不了了之，更说明了人文精神难敌商潮冲击的现实。
有人认为，90年代人文精神的滑坡，与知识分子地位的下降有关，而关于知识分子的地位问题，也确实是知识界谈论较多的话题之一。其实，这个问题不宜笼而统之地讲，宜作具体分析。知识分子也许大致可区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即技术型知识分子和人文型知识分子。在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作为技术型知识分子，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市场都是充分看重其价值的，谈不上地位下降问题；而在经济利益高于一切，现实关怀胜于人文关怀的情况下，人文知识分子的价值相对而言不那么为社会所看重，这大概也是事实。但这只是从社会文化的意义而言，倘若换一个角度，从商业社会更为通行的经济地位的衡量标准而言，不少人文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作家艺术家，都早已跻身于中产阶级的行列，梁晓声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毫不隐讳地把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一些文人作家列入中产阶级，记得贾平凹也曾坦言自己已属于城市的中产阶级。虽然现在还没有人能对中国社会的阶层划分作出准确明晰的界定，但大家都明白所谓“中产阶级”的含义是什么，能跻身其中，其经济实力与地位，肯定不是一般工人农民，也不是一般工薪阶层所能望其项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是一些人文知识分子（包括作家），还是从商业化社会变革潮流中得了实惠，其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并未见得有多少降低。要说地位的变化，也只是从政治地位和社会文化地位上说，存在从中心到边缘的位移。
其实，作家文人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的这种边缘化，一方面固然是商业化时代不可避免的命运，而从另一方面看又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作家们虽然失落了以往的那种优越感，却获得了从未有过的个体独立性和精神自由。每个人都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性，自由选择属于自己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追寻的目标。这种选择追寻虽然不是完全与外部环境的影响无关，但应当说主要还是取决于主体内在的理想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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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主体性和自由创造精神充分强化的90年代，文学形态和文学的价值取向无疑是更为多样化和多元化了，从总体上看，大致有这样一些变化趋向。
一是个体化写作的趋向。这是与社会化写作相对而言的。所谓“社会化写作”，我理解为一种站在社会立场、承当社会责任与道义的写作，甚至是一种社会代言式的写作，这不只是意味着文学直面现实生活，关注社会问题，而且也意味着如萨特所说的，文学以特有的方式介入现实，旨在实现某种社会启蒙，使人们在社会化活动的自由选择中，能够意识到并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80年代的文学，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乃至寻根文学等诸多文学形态，大都具有这种社会化写作的特点。而个体化写作的动机则显然不在于承当社会责任，而在于把它作为个体生命活动的一种存在方式，它所追求的是个体生命体验的审美传达，是个人情感与审美理想的寄托，是自我价值的实现。这是一种“独语式”的写作，也是充分个性化的写作，作家只管按自己的生命体验和感悟，用自己的语言方式写作，至于别人怎样读或怎样理解则未必有多少顾及。当然，个体化写作未必就缺乏人文精神内涵，未必就没有社会意义，不过这种人文精神是从个体生命体验升华而来，其社会意义也是由个体意义的深度扩展延伸所形成，与社会化写作普泛的社会人文关怀及其社会影响是有很大不同的。
二是商业化写作的趋向。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中，文与商本是两不相及的，文人往往耻于言商言利，清贫自守、安贫乐道被视为文人固有的品格，言志载道则为文学的基本功能与价值取向。在革命年代，文学甚至被要求承担更重要的社会责任，追求更高远的理想。改革开放以后，当商业化原则逐渐成为社会生活中普遍通行的原则的时候，文学界便不再耻于言商了。在理论上人们提出，文学也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因此商品价值也是文学的基本价值属性之一。出版界在国家财政“断奶”的情况下，为求自身生存发展，通常都以“双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作为经营基本策略，其实，行业内外都明白，“双效益”的提出和强调本身，所着眼的主要是经济效益问题，作为安身立命之本，这也并不难理解。商业化原则无疑也渗透到文学生产当中。当然不能说文学界也都商业化了，但商业化写作显然是一种新的趋势，而且到90年代愈益明显和普遍。其中一些“文化打工族”，或曰“自由撰稿人”的写作自不待言，这些人（不知是否可以说形成了一个小阶层）本身就是市场经济新机制的产物，而且他们本来也就是依赖文化消费市场、依赖商业化写作而生存的，对他们而言，商品化原则大概可说是他们写作的第一原则，也是他们生存的基本原则。况且大众消费市场有广泛的需求，生产与消费相互策动形成的市场机制，为这种写作提供了广阔的前景。这种商业化写作及其市场策动效应，对比较高层次的创作乃至所谓“严肃文学”，也必然会带来一定的影响，甚至形成某种程度的诱惑，使得一些作家的创作也难免包含某些商业化动机与谋略在内，比如写作内容与方式迎合取悦市场消费的欲望，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商业化包装，作品出版发行过程中以及文学评论中的商业化炒作等等。其结果既可在文坛引起轰动效应，又能极大地刺激市场消费欲望，带来作品畅销，给出版者和作家也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想当初贾平凹的《废都》、《白夜》，梁晓声的《浮城》等，都莫不如此，如今这种情况更是司空见惯了。一些作家之成为中产阶级，除有的是从文学之外的商业行为中获利，大多恐怕还是文学写作所带来，可见文学的商品价值也是不菲的。当然，如果文学生产按照本身的规律运作，同时又能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这并非坏事；并且，文学作品之畅销也未必必然违背文学的本性。但是，如果文学写作活动过多地受商业动机的驱动，过于受市场消费趋向和商业化原则的牵引，就难免不造成对人文精神的背离乃至消解。这种情况在90年代文学中显然不是个别现象。
三是世俗化写作的趋向。世俗化首先是一种生活态度和价值观。据说在西方，世俗化的主要意思是“解神圣化”，即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宗教信仰规范脱钩，人们不再到生活之外的宗教世界去寻找生活的合法化依据，不再到世外天堂去寻求幸福，宗教性道德和价值观不再是公共生活中的普遍性规范，而只是个体的精神信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注重和追求的是现实的、也是个人化的幸福感受。当代中国社会的世俗化所消解的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宗教神权，而是准宗教化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教条的规范，这种世俗化社会变迁仍有着与西方相似的一面。在世俗化的过程中，必然凸显出大众对于日常生活幸福本身的强烈欲求，凸显出人的生活观念和价值取向在解神圣化以后的多元化、实用化与平民化的趋势，具体表现在人们对于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生活享受和情感寄托的追求，人们的生存活动，更多与当下的实惠相关联，而与以往那种神圣的精神价值，比如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等等相去愈来愈远。这种世俗化的社会变迁应当说从80年代批判假、大、空的政治神话及发展商品经济的时期就已经开始了，而在90年代，在全面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种世俗化生活进程或者说发展趋势更是空前加快，几乎是以加速度向前推进。
当然，世俗化还不仅仅表现为一种日常生活形态，同时，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也会在文化形态中表现出来，尤其是流行文化，往往成为社会变迁中大众文化心理的直接表征。有论者认为，最能体现世俗化价值取向的文化形态莫过于流行歌曲，它对于世俗化心理情感与欲求的表现，比之于在其他的文化产品与艺术形式中体现得更为本真，更为直接，也更为具体生动。比如90年代初电视连续剧《渴望》的主题歌，其中反复吟唱的“恩怨忘却，留下真情从头说，相伴人间万家灯火”，以往政治化革命化的激昂情调，已被温情脉脉的倾诉所取代。此后，对于日常生活幸福的诉求就成为许多流行歌曲的主题。如《三百六十五个祝福》所唱：“每一天都要祝你快快乐乐，每一分钟都盼你平平安安。吉祥的光环绕着你像旭日东升灿烂无比。”在这里，已不是革命化的激励，而是平安、快乐的愿望成为亲朋好友间互相祝福的核心内容。而在《心情不错》这首流行于1995年歌坛的歌曲中，心情的好坏已经无关乎国家形势民族前途，好心情来自于“家人不错、朋友不错、自己也不错”。甚至是来自于这样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平凡小事：“上帝们多少能分清真货假货，饭店的菜单又召回不少回头客，在家里没人的时候，门还是别忘了锁”。这类流行歌曲所表现的都是极为世俗化、生活化的平民心态和平民情感。（以上参见陶东风《解读流行歌曲》，《中国贸易报》1996年5月3日“雅周末”版。）
世俗化倾向在90年代文学、尤其是小说中表现得同样十分突出。一方面作家文人由于时代变革潮流的抛离而边缘化，而边缘化实际上也就是平民化，使他们不能不作为平民来体验生活的滋味，与平民阶层有更多的沟通交流，从而取世俗化的生活态度，具有平民的心态与情感；而另一方面，由于文学不再居于社会文化的中心地位，不再承载为政治服务的功能，并且愈益与意识形态相疏离，因而价值取向也逐渐下移，走向与大众世俗生活价值的认同。由此也就带来了文学写作的形而下走向，不求“生活深度”，不相信“本质真实”不重视精神品位的提升，不追求理性价值或所谓“思想性”，也不追求宏伟叙事、理性叙事和诗性叙事，信奉“平平常常才是真”，以随意化的态度和随意化的写作方式去叙写日常世俗生活的原生形态，这通常被称作平民化、平面化、平淡化的写作。比如90年代初期所流行的所谓新写实主义小说、新状态小说、新市民小说等，都明显具有这种世俗化的写作倾向，对此类作品甚至无须去研读其文本，仅从作品的标题就多少能看出一些特点和写作取向，诸如《一地鸡毛》、《单位》、《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等等。
更有甚者，在90年代文学的世俗化转型中有一些文学形态，比如一些被称为“新生代”、“晚生代”的小说创作中，甚至是从世俗化写作进一步走向粗俗化、鄙俗化，叙写内容往往是放纵情欲一族的生活形态，而此种生活形态又往往与金钱和性相关，有的甚至涉及与金钱和性相关的暴力；而叙写本身也往往是放纵式、欲望化的叙述，泛性化，丑陋化，以审丑的态度看待生活。因为在他们看来，生活本身就是粗鄙的、丑陋的，就如朱文的小说《丁龙根的屎》所说的：“生活就是屎”，人们（尤其是都市中人）不过是生活在屎中，或者说是在屎中寻生活，这样当然没有生活的意义、没有美、更没有崇高之可言。在这类写作活动中，生活的价值和写作的价值都差不多被消解了，剩下的只是写作者自身的世俗化观念和人生态度，以及鄙俗化、欲望化的渲泄表达而已。
总的来看，90年代文学转型，是在80年代文学充满激情的探索、创新之后，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舒缓和平淡，走向了平民化和世俗化，走向了“雅俗合流”或“雅俗共融”。一方面，它逐渐收敛或放弃了以往那种启蒙、教化立场或先锋姿态，从而更为贴近人们的现实生活和世俗心态，也更贴近大众的审美趣味，成为人们的一种日常的心灵言说、情感交流和精神休闲方式，使大众感到自然亲近和乐于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说，90年代文学适应社会的转型发展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拓展了新的生长空间。但另一方面，90年代文学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却又过于消解了曾经拥有的崇高和朝气、激情与人情，显得过于世俗化、平淡化，甚至平庸化、粗鄙化、轻浮化了，很少给人精神情感上的震动、激动，甚至哪怕是一些感动，这种状况已使人们愈来愈感到厌倦和不满。看来，走向新世纪的文学需要从这种平庸化状态中超越出来，寻求重建一种文学精神（比如有学者提出的新理性精神），才能克服自身发展中的潜在危机，保持蓬勃的生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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