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研究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进展论文,研究成果论文,社会科学论文,人文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在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发挥着特有的评估作用、导向作用和激励作用。尽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界与科研管理部门分别从实践与理论角度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问题做了大量的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但是，由于研究的角度不同，得出的观点与结论也各异，各种评价规范之间存在着矛盾与冲突，各种评价理念与具体的评价操作之间也有脱节现象。这种研究现状将严重影响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有效评价，不利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健康发展。鉴于此，迫切需要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发展历程、探索轨迹与各种研究观点进行系统分析与归纳述评，以便在鸟瞰全局的基础上构建既具有人文社科学科特点，又不乏时代气息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体系。
1 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的发展历程
纵观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同行学者之间的单一定性评议，到使用评价指标将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从较为单一的同行评议的评价方式，到同行评议与文献计量分析多种评价方法互相补充的综合评价演变过程。具体来说，我国人文社科评价研究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即行政评议阶段、同行评议阶段、定量评价阶段和综合评价阶段。
1.1 行政评议阶段
建国初期，对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的评价基本上是以行政手段进行，评价结果也以行政级别的形式体现出来，但随着科研事业的发展，这种行政评价及相应的管理模式的固有缺点就显露出来。
1.2 同行评议阶段
鉴于行政评议的弊端，我国科研机构借鉴和采用了西方科学界早已通行的、更符合科研特点的同行评议方法，旨在科研评价中利用科学家群体的集体智慧形成正确的判断。20世纪80年代，同行评议机制被正式引入到国内。此后，同行评议法被大量应用于我国科学评价实践中。我国社会科学领域的同行评议制度相对于自然科学要迟一些。与自然科学界相同的是，同行评议的实施最早也是在科研规划、项目鉴定、成果评奖等方面，而不像国外是从刊物的论文匿名评审起步。同行评议具有一定的优点，如同行专家对学科发展、研究力量等比较了解等，能够做出比较准确的判断，但由于同行评议在评价过程中缺乏公认的评价标准，加上受诸多学术和非学术因素，而使同行评议流于形式，致使同行评议的科学性和公正性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批判[1][2]。
为了减少学术评价的主观性、随意性，增加评价的客观性，上个世纪90年代初，同行评议逐步由纯粹的专家定性评价，发展为在成果评价中由同行专家使用某种评价指标体系来进行定量的评价，以此作为定性评价的补充。这种方法叫做指标体系评价方法。指标体系评价方法自身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为成果评价工作提供了一个可参照的、统一的评价标准；二是采用以量化评价为特征，以定性评价为依据的评价方法。将指标体系评价方法引进同行评议后，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同行评议形成一致的评价标准。1994- 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和新闻所分别研制的《社会科学成果评价指标体系》在指标体系评价方法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与推动。
1.3 定量评价阶段
为了减少人为因素的影响，使成果评价尽可能客观，90年代中后期，许多管理部门和研究人员开始探索借助科学计量分析的方法来评价社会科学成果。借鉴国外人文社会科学的三大引文索引《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HCI)、《国际学术会议社会科学引文索引》(ISSTP)，我国人文社科成果定量评价的兴起始于南京大学研制成功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的应用，目前成为我国主要的社会科学评价工具之一。定量评价阶段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指标量化评价时期，即上文所说的指标体系评价方法。第二个时期是科研计量评价时期。根据发表科学论著的数量和引证次数，根据不同的评价要求采用对应的细化指标，运用综合集成的方法求得分值，用以衡量科研机构和科学家的科研贡献和学术水平所达到程度。科研计量评价是将正在兴起的科学计量学和文献计量学方法引入同行评议，为专家评议提供公正客观的计量统计分析数据，是科学计量学、文献计量学与同行评议的有机结合。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计量学的兴起和科研计量评价共识的增加，越来越多的科研机构和管理部门将科学计量学和文献计量学方法引入科研绩效评价和科学家绩效评价，并作为科研管理与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3][4]。
1.4 综合评价阶段
在科学评价实践中，同行评议方法是微观评价和定性评价的主要方法，文献计量方法则是宏观评价和定量的重要方法。但是，由于同行评议方法容易受人的主观认识能力的限制，不能全面、准确、真实反映评价对象的各个方面的情况，而科学计量学与文献计量学方法则又受指标限制，缺乏综合性。两者各有优缺点，需要在科学评价实践活动中将其有机结合起来，相互补充。在面对复杂评价对象和评价问题时，既需要定性评价，又需要定量评价，因此综合评价方法便成为科学评价的首要选择。
2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悖论和矛盾
同行评议是同行专家使用直接标准对成果进行直接评价，较直接地反映了成果的学术质量，这本来应当是较为可靠的，但是由于这种评价容易受到评价者主观因素的影响，其评价具有较强的主观性评价的特征；科学计量评价方法是采用论文发表数、成果被引用、被转载、获奖情况等间接指标，间接地反映成果的学术质量，减少了人为因素的干涉，客观体现了成果的学术影响和社会效益，但由于间接评价受评价主体的主观影响较少，又具有不受评价主体影响的可重复性，评价结果过于锐利而缺乏人性化，不符合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特点与发展规律，容易导致“精品意识”的缺失，引起所谓的“十年磨一剑”变成“一年磨十剑”现象[5]。
以上这种直接性与主观性紧密相连、间接性与客观性紧密相连的特性，就构成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悖论。
同时，在人文社科成果评价领域，现存的各种评价标准与规范之间也存在着许多矛盾与冲突。文献 [6]对此总结为5点：①学术标准与非学术标准的冲突；②基础理论研究标准与应用研究标准的冲突；③本土化标准与国际性标准的冲突；④创新性标准与规范性标准的冲突；⑤不同评价对象标准的冲突。
3 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探索轨迹
如何确保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客观性、有效性、公正性、科学性以及操作的简便性，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广大科研管理工作者十分重视并且一直在进行不懈探讨的一个问题。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的原则恰恰是为了解决在成果评价中出现的悖论与问题而提出的成果评价的基本方针。这些原则在成果评价的实践中已经被社会科学管理界普遍认同，它们是：坚持直接指标和间接指标相结合，坚持主观评价与客观评价相结合，坚持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相结合，坚持科学性与易操作性相结合，坚持重点评价与一般评价相结合，坚持专家评价与科研管理部门评价相结合。尤其是前三项原则，是针对成果评价的悖论和矛盾提出来的，而后三项原则更针对评价操作和指标体系设计中的问题。
但是，由于人文社会科学是以人自身及人类社会作为研究对象，具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特点与发展规律，其研究成果评价涉及到价值判断与时间判断问题，较为复杂，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目前还无法找到一个面面俱到的万全之策[7]，只能根据不同的评价对象、评价主体、评价目的来设计相对适用的评价体系。但尽管如此，我国科研人员与科研管理部门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这一难题的应答与对万全之策的探索：
20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院系统、高校系统就社会科学成果评价问题进行过多次会议研讨，逐步引起社会科学管理部门和社科工作者的关注。
1994年前后，有关成果评价的研究由自发分散研究阶段发展到有组织的系统研究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了“社会科学成果评估指标体系的研究与设计”重点课题，设计了较为完整的指标体系，在院内试行，并于1997年通过了专家鉴定，1998年正式执行，并出版了专著《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价值评估》。
1997年，武汉大学博士生娄策群以“社会科学评价的文献计量理论与方法”为题撰写了博士论文， 1999年又出版了同名专著，系统地将文献计量理论与方法应用到社会科学评价中。
我国现行的大学排名也涉及社科评价问题；《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励办法》等国家级大奖，实际上也是一些带有导向性的人文社科评价标准。
2000年，南京大学编辑出版了《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2001年7月5日，清华大学讨论形成了《清华大学文科科研业绩考核指标体系(第三次讨论稿)》，提出“代表性学术成果”制度。之后，该制度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与南开大学逐步实践与推广。
2003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制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
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申报了教育部重大课题“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体系研究”，预计2006年6月结项。该课题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合并进行成果评价，凸显对人文科学研究的重视与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精品缺失的思考。
2004年6月，南京大学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建立和完善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研究”获准立项。课题组计划利用CSSCI几年来的特色数据及其他数据，结合对国内相关评价系统的分析，采用文献计量方法、调查法、信息组织方法、系统方法等，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的宏观和微观研究、被评价者和评价者、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学科、评价理论和评价实践等方面进行研究。
2004年6月21日，《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经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其中“学术成果规范”中涉及到抄袭、剽窃或侵吞他人学术成果的问题，以及学术成果应注重质量，反对粗制滥造和低水平重复。“学术评价规范”的内容涉及到评价机制、评价基本标准(学术价值或社会效益)、评价机构、同行专家评审、评审意见措辞、评议过程保密、被评价者责任。
4 国内各界对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问题的观点归纳
综观国内各界对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问题的认识与研究现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超越观点；(2)创新观点；(3)计量观点；(4)管理操作观点；(5)综合观点。
4.1 超越观点
称其为“超越”是因为该观点强调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学科区别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特有的独立品格，坚持侧重于成果本身的直接定性评价理念，反对采用引文率、获奖率与课题基金资助等间接指标的定量评价方法，反对简单化，反对一刀切，认为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定量化造成了学风浮躁与学术研究的失范，是学术腐败之源[8]。他们认为，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不同于工业流程的文化产品，是人类从各个不同角度对自身和社会、自然的一种理性思考。人文社会科学难以提供像自然科学那样明确的鉴定依据，成果价值与社会效益很难用数字来显示，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不能简单地把工程计量的方法搬到人文社科领域来。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大多从事人文科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对上述中国社会科学院1998年完成的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非常赞赏。这一套评估体系是在对数百位专家的调研基础上完成的，这也说明了这种观点在人文社会科学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所以，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9]。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的最大特点在于：只以论著本身作为评估对象，不考虑其他外在因素。这些外在因素主要指：①不以课题来源评成果，认为课题来源和级别只反映政府管理机构对社会科学的需求和导向，难以证明其学术价值；②不考虑媒体的报道和评价，认为新闻炒作仅是某种政治或商业宣传的需要而无学术意义；③不承认所谓“核心期刊”，认为自然科学在世界上尚有一些公认的权威学术期刊可以作为一种衡量研究成果的依据，但人文社会科学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国外的权威期刊并不适用于我们，国内的核心期刊不足以反映真正的学术价值；④不以评奖论英雄，认为我国的学术评奖非学术因素太多；⑤学术同行的引用率暂时无法作为衡量标准，认为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界尚无科学引证系统，引证者也没有完全养成遵循引证规范的习惯。
需要指出的是，“五不原则”的产生是有其现实背景的：南京大学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是在2000年编辑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是在2003年5月研制成功；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的研究时段是在1994年至1998年。所以，应当是由于缺少客观评价工具与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引证不规范以及其他的社会文化因素，才造成了当时间接评价指标的不可用，而并非间接指标本身缺乏评价意义。单就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来说，其指标体系评价方法的探索确实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定性评价的定量化实现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4.2 创新观点
这一部分研究学者主要把关注视野投放在基础研究类成果，对资料类、工具书类与教材类则不予涉及。众所周知，“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创新包括科技创新、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2002年第8期的《中国软科学》在科学技术部办公厅调研室的指导下，就目前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原始创新”话题，举办了一次题为“自然、人文、社科三大领域聚焦原始创新”的座谈会，中国学术界缺乏“原始创新”的问题引起人们普遍关注。“就人文社会科学而言，发表了很多的论文，出了很多的成果，但大量的都是重复，了无新意；或者是反复解说某些已有的结论，原创性的东西极其罕见。”[10]人文社会科学由于其具有较强的理论思辨性，研究成果的科学创新性评判不如自然科学那样具有可重复验证性。正因为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创新性判断与操作的复杂性，才出现目前愈演愈烈的抄袭、剽窃或侵吞他人学术成果现象，造成大量学术研究的低水平重复与研究资源的浪费。
针对这一问题，文献[11]提出了超越同行评议的复合型学术评议法。他提出的优先权焦虑、观点数据库、数字学术版图、基本参考文献与入围承认等概念以及复合型学术评估法很具有科学性与操作性。他认为，避免低水平重复是合理配置资源、提高学术竞争力的一个关键。目前的学术规范中存在着一个缺陷，即没有避免重复研究的措施，也没有类似专利数据库那样完善的检索查新系统，以致引用不充分的情况很多，重要的成果远不能及时地成为同类研究的基础。一贯实行的由研究者自行选择和引用参考文献的做法是在同类及相关研究不多，信息技术不发达的时代延续下来的、约定俗成的产物，而在信息技术日益发达和普及的网络时代应该有所变革和创新，应该建立基本参考文献制度。基本参考文献制度是指把基本参考文献列为论文(著)的指定参考文献，要求研究者了解这些已有的同类及相关的研究成果的学术规范。指定参考文献有两层含义：一是学界提供基本参考文献数据库，研究者可方便地检索、查阅；二是杂志编辑、审稿人和读者假定作者已经读过这些文献，以此为前提来评价论文。基本参考文献制度的建立是逐渐的，用复合型学术评估法的客观确认可有效地建立基本参考文献数据库。实际上，目前一些高水平的专业文献综述、汇编和研究手册就具有基本参考文献的性质。例如中国人民大学的《复印报刊资料》系列刊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基本参考文献的作用。
复合型学术评议法就是建立观点数据库、数字学术版图和基本参考文献数据库。观点数据库已有一些，尽管还不完全，建议规定论文摘要的格式，写成若干观点(论点)模块，便于加入数据库和引用。所谓基本参考文献就是将通过了复合型评估法创新性确认的成果，可汇集成基本参考文献数据库，其观点和观点名称分别加入和标注到观点数据库与数字学术版图上。基本参考文献数据库和观点数据库，直观清楚，使用方便，利于发现热点、启发思路、制定战略和识别人才。这些学术信息化的工作不仅提高了科研效率，而且也改变了科研和评价的方式。比如学术竞争成为在学术版图上的攻城掠地，谁的标注圆圈大，数量多，谁就优秀。以观点模块为单位可以解决质与量的关系：一篇论文可以有多个重要的新观点，而一本书却可能一个都没有。
应该说，在信息技术与计算机网络普及的今天，这种复合型学术评议法的实施已经不存在技术方面的问题，具有可操作性。至于在人文社科领域建立基本参考文献制度，条件也基本成熟，因为《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文摘》与《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是广受社会科学界推崇的四大文摘，它们的权威性已经得到了多数学术界人士的认可，只是还没有得到国家法律或政策的确认和维护。可见，该创新观点与评价方法实施的技术条件与学术条件俱备，只差相应的政策与法规支持。
为解决学界的重复研究问题，倡议创新，在其他文献中也有许多类似的提法。例如文献[12]认为：“无论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类型或形式多么的变化多端，有一点，最根本的评价依据，就是创新。这是社会科学研究生存与发展的最本质的要求。离开创新奢谈社会科学研究是不理智的行为。因此，构建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方法体系，必须以创新为起评点。”他建议以科技成果查新体系为借鉴，在有关的图书情报机构中，建立类似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创新鉴定中心，承担起社会科学创新的认证工作。以创新鉴定中心的鉴定报告为基本依据，再辅以专家的主观评价，就有可能以创新为起评点，实现客观、公正、科学、合理评价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方法体系的构建，从而在最大程度上约束了专家的个人主观偏见，这是符合社会科学研究与管理需要的。
4.3 科学计量观点
许多社会科学管理部门和研究人员为了使社会科学成果的评定结论尽可能地符合客观性，减少人为因素的影响，开始不断探索如何借助科学计量分析指标来评价社会科学成果。目前，常用的计量分析指标包括主体成果发表的刊物级别，论文收录、转载情况，成果被引证情况，获奖情况等。定量指标分析法的优点是，由于它是根据登载成果刊物的权威程度和成果被转载、引用次数来作为评价标准的一种评价方法，因此它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严谨性，不受个人主观因素干扰和其他非科学因素的影响，有助于规范评价行为。
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与社会历史状况，客观上存在着对客观评价方法的迫切需求。由于科学计量评价方法解决了长期困扰国人的人情问题，在我国发展非常迅速，引起了许多人的研究与实践。1997年，武汉大学博士生娄策群以“社会科学评价的文献计量理论与方法”为题撰写了博士论文，1999年又出版了同名专著，系统地将文献计量理论与方法应用到社会科学评价中。2000年，南京大学研制了《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3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编辑出版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2005年5月刘霞等发文《从获奖情况看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竞争力》[13]，通过对教育部颁布的三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的计量分析，统计了获奖成果的学校分布和学科分布，分析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在全国高校的研究力量分布以及各校优势学科分布，并对各高校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产出率进行了分析和排序，以从一个侧面研究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竞争力。
然而，对于以著作和学术论文为主要产出形式的社科成果来说，采用计量分析法也有不足之处。首先，由于人文社科成果的价值判断存在着延时性，通常要等若干年才能验证其真正价值，因此不可能对其进行及时的定量评价。其次，定量分析指标只适用于已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公开出版的著作等科研成果，而对于那些不宜公开发表，已被有关部门采用，并已取得明显经济社会效益的调研报告成果却无能为力。
4.4 管理操作观点
从文献调查情况来看，这方面研究的文献量最多 [14][15][16]，但论述重复，观点与方法大同小异，基本上是对中国社会科学院评价体系的仿效或修正。持管理操作观点的作者多从事科研管理或人事管理工作，他们在尽量追求科学合理的前提下，探索易于操作、方便管理的评价方法，一般是通过将定性指标定量化来实现。大都是将成果按应用性的研究报告、学术专著、学术论文、资料工具书和译著分类，分别提出各自的指标，将指标再进一步分解成子指标，研究每一指标中各种子指标的相互关系。然后根据不同的成果类别，确定不同的指标的价值或权重。最后提出专家评审的科学方法(如专业范围内的随机抽样原则和保密制度、回避制度)。他们设想运用这些指标体系确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工作量和职称评审的模式，使人文社会科学评估的指标体系具有可操作性和规范性。
但在目前的科研管理与职称评审的实际运用中，除北大、清华、南开等少数著名大学开始试行“代表作制度”之外，我国大部分高校仍然主要是看量化指标，即：发表多少篇论文、出版多少专著、有多少获奖，其中“核心期刊”多少篇， CN期刊多少篇等。这也是目前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改革呼声最大的一个领域。事实上，科研成果的质与量同等重要，量的本身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成果的质；一位学者首先要在研究成果上有质的突破，同时还要通过量的积累来实现科学研究的持续创新。至于在人文科学研究领域需要有“十年磨一剑”的学者与成果，这要在原有评价体系的基础上寻求完善，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而不是完全抛弃原有评价体系。特别在对国家与机构科研成果进行宏观层面上的评价时，量化的统计数据更是不可或缺。
对于科研评价理念的具体操作问题，2004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问题”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强调，在很大程度上，评价是与管理联系在一起的。我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伴随科研管理而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需要“规划在先”。甚至可以说，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宏观目的和意义就在于，如何以评价来促进人文社会科学健康、有序地发展，评价是要服从管理目标的。反过来看，没有科学的评价就没有科学的管理，评价研究应关注科研管理实践的具体问题，为科研管理提供支持。评价服务于管理，自然对评价提出了可操作性和运作效率的要求。评价是一个逐层操作的过程。评价应该在保持评价功能的基础上尽量简化，提高效率，才能为管理服务。评价追求实质公正不如先追求程序公正，前者难度太大，后者相对更易把握。在某种程度上，任何指标体系都受制于一定的评价程序，如果没有一个科学、公正的评价程序，也就不存在公正的评价[17]。
4.5 综合观点
综合观点试图从更宽广的研究视角对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进行价值、影响与效益评估，其评价指标不仅包括学术界内部的评价，还涉及到成果的社会与经济效益的评价；不仅采用同行评议方法对成果的直接指标进行评价，还采用文献计量方法对成果的间接指标进行定量评价。这种综合观点不仅是上述各种具体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方法的综合，而且是成果评价与成果推广的综合，充分体现了“社会科学要‘社会化’”的时代强音。
图1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四维综合评价模型
文献[18]从同行评议维、引文分析维、货币贡献维与现实收益维四个维度提出了一种高校社会科学成果的四维综合评价模型(如上页图1)。
作者认为，如果把社科成果比作产品，以前的成果评价只是从“生产者角度”进行评价，同行评议是从“生产人员”的角度，引文分析是从“生产技术”的角度。社科成果的需求价值分为两个维度：货币需求和现实收益。货币需求来自于学校、团体和政府定向性很强的货币资助，需求大小等于资助的总金额大小，因为货币投入实质上是对社会科学成果的一种价值预期。现实收益是指现实的单位确实使用了目标社会科学成果后的新增收益，反映了成果的社会价值，虽然这些新增收益不全是社科成果的贡献，但如果将货币需求与现实收益相结合可以大致反映该社科成果的需求价值。
这种从社会视野角度的评价理念体现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社会需求相结合的问题意识，有利于增强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社会责任感，有利于实现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化”。问题意识就是对一些尚待解决的有科学价值的命题或矛盾的承认以及积极解决这些问题的自觉，对问题意识的自觉，也就体现了对社会的人文关怀和责任感。强烈的问题意识作为思维的动力，促使人们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直至进行新的发现、创新。因此它是学术创新和理论创新的突破口，也是推进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遗憾的是，我们在相关文献普查中发现，关于转换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取向、突出理论研究成果的实践价值、实现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社会化”的讨论异常热烈[19][20]，但真正将这些因素反映到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体系中去的研究文献与实践案例却不多见，这需要引起社会科学成果评价研究者的关注与思考。
收稿日期：2006-0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