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简约乡村叙事”的背后——探析贺享雍新近小说的人类学蕴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探析论文,蕴涵论文,简约论文,乡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易·系辞下》：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
——题记
我省著名的农民作家贺享雍新近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土地神》和《猴戏》，尽管依然飘荡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回荡着时代的变革旋律，然而，不论是结构编织，情节安排，还是笔墨运用，都一反过去的复调形式、多线并进和浓墨重彩而呈现出“删繁就简三春树”的景象和“抖落铅华见精神”的质朴。在这被评论家喻为“简约乡村叙事”的美学风格的背后蕴涵着的却是深广而厚重的人类学信息。
我国较早倡导文学—人类学批评的著名学者方克强认为：“文学人类学批评的实质，就是运用人类学的视野、方法和材料审视文学，就是对文学持一种远古与现代相联系、世界各民族相比较的宏观态度，就是把任何文学都看作人类整体经验的一部分或一个环节。”①那么，围绕“生命”的主题，贺享雍的这两部小说以“土地”和“女性”为承载，《土地神》讲述的是一个草莽英雄向往权力和占有更多女性的传奇故事，《猴戏》讲述的是一个破烂大王渴望发家致富而子孙荣华富贵的辛酸故事。尽管这些都是发生在当代的中国农民追求“现代化”生活的故事，然而一旦用人类学的犀利眼光揭开覆盖在它们上面的种种时代性、政治性和现代性因素的遮蔽，我们就从中看到了人的本性、生命的本相和文化的本来面目，因为，“人类学这门学科追求一种反思，它企求获得一种特别的历史深度和一种相对的文化立场，来理解人类生活的不同可能性，企求在这种理解当中揭示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②那么，贺享雍的新作给我们提供了一幅怎样的人类学图景呢？
一 内容：土地与生命交响合奏的鸿蒙之初
《周易》：“至哉乾元，万物资生。”《庄子·达生》：“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合则成体，散则成始。”它们都说明大自然是宇宙万物生长的根本，而导致所谓的“万物”生长的有两个最基本的根源：大地和女人。大地长出禾苗给人类生存以食物，女人生出小孩使人类生命得以延续。人类学家们通过文字、图腾、仪式和习俗发现土地崇拜和地母崇拜所蕴涵的生命来源的共同指向，如汉字的“土”和“也”就分别描摹了植物的生长和女阴的形状，而“地”就合二为一了。
贺享雍的农村题材小说基本上都是围绕“土地和生命”的内容展开的，《土地神》中因当众揭批前任村长卖土地的交易，牛二坐上了现任村长的宝座。当某建材厂又要低价征用他们村上的土地时，牛二颇有大丈夫气概，在推土机开进村里将要强行施工时，他带头躺在推土机轮前，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捍卫了农民的合法权益。纵观牛二的发迹史，“土地”成了他问鼎权力宝座的重要舞台，他就在这块浸润着先辈的苦难和生长着今天的希望的舞台上，演出了他“以暴制暴”、“以毒攻毒”和“以恶止恶”的奇特人生喜剧。牛家湾仿佛就是一个牛氏部落，牛二是这片土地的“酋长”，而女人和后人就应该是他政务的核心内容。随着他拥有土地权力的扩大，他占有了更多的女人。
贺享雍的《猴戏》着眼点不在土地，而是在一个家庭生命的兴旺，小说记叙了本应该念书的侯大才因为家庭贫困而辍学走上了拾破烂的道路，后来尽管响应政府号召修建了“小康房”，可他的人生理想依然是想他的儿子侯天才能到北京读大学，今后当什么市长厅长。可是出乎侯大才意料的是，他没能给儿子挣到今后上大学的钱，反而因欠债使得儿子辍学南下打工。儿子走不出土地的羁绊，这才是最令侯大才悲痛欲绝的，这样一来家庭的“生命”希望将付诸东流。
从这两部小说的写作时间差异也透露出人类文明演化的依稀足迹，《土地神》初稿于2004年11月和12月，《猴戏》构思于2002年10月，初稿于2005年1月和2月，这就是说“生命”问题始终是作家（当然更是人类）的“唯此为大”的问题，而土地意象直接启示了作家（人类）的生命意识。肥沃的土地带来丰收，顽强的生命延续希望。正是“土地”和“生命”所具有的穿越时空的永恒性，使得这两部小说成了人类远古记忆的现代“版本”。
二 母题：女性和男性阴阳结合的生命力量
不论是土地还是生命，真正能够使它们具有永恒性的是女性神格化的原母神，尤其是在远古的母系氏族时期，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女性集中了物质和人类的“两种生产”于一体，因而简直就是至高无上的天皇。
如果说“生命”是人类最重要和最根本的话题，那么，女性和男性结合而诞生新的生命所显现出来的力量才是人类文化真正的“母题”。贺享雍的《土地神》和《猴戏》里面的男人无论如何奸诈乖张、意气用事，可是，一旦遇见女人立马俯首帖耳温顺如小绵羊，这或许证明了弗洛伊德总结的“恋母情结”，换言之，这些男人尽管在外面叱咤风云，独闯世界，但是都渴望投入女性温柔的怀抱。《土地神》里的牛二性情蛮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奸雄人物，可是，每当他攫取到权益的时候，“就觉得十分亢奋，心里痒痒的像有毛毛虫在爬，总想发泄点什么。”他急不可待地要在妻子或情人那里获得慰藉，因为只有在女人那里得到了满足他才感到真正的成功。《猴戏》里的侯大才靠拾破烂和卖废旧报纸，挣得一幢像模像样的“小康楼”，还揽到了村小学的校舍修建工程。这时他由拾破烂的侯老头变成了包工程的侯老板，一时名声大振，可一个心病困扰着他，就是夫妻生活质量不高，于是几则《有关侯大才的经典笑话》就在乡里广为流传：比如“侯大才想‘欺头’——倒贴一砣”，“侯大才玩花样——害婆娘”，“侯大才就诊——有艳福”等。最具有征服世界实力的男性最后总要拜倒在女性的石榴裙下，说明的是男女二性分别以阴阳两种力量显现出他和她的独特魅力，这种原始时代才有的“力”，今天仍然在贺享雍的小说中产生了遥远的回响。
三 角色：父亲与儿子长幼秩序的伦理结构
男女二性构成人类，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而“道成肉身”，这“肉身”就是早期人类“家庭”关系中的三要素：拥有力量的男性，生育子女的女性和延续家族的后代。文明的发展使得血缘家庭中只有两种人重要：智勇双全的男性——父亲形象和懵懂天真的子嗣——儿子，这类“父子”形象在中国古典小说里表现为：唐僧和孙悟空，宋江和李逵，诸葛亮和张飞，贾政和贾宝玉。他们一老成一童稚的奇妙组合构成了文明初始时代人类的“家庭”模式和“生命”景象。
在贺享雍的这两部小说中，尽管两性关系占了相当多的内容，而女性无一例外地处于陪衬地位，或者说女性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证明男主人公的成功。这种“男尊女卑”并非作者有意为之，而是“父权制”文化的集体无意识所致。如果说这是偶然中的必然，那么必然中的偶然就表现在《土地神》的牛二和《猴戏》的侯大才，他们构成了人类文明初期“偶婚制”家庭中的父子关系，尽管是两部小说中的两个人物。扮演土地神“父亲”角色的牛二强悍无比，他信奉“皇帝是大王，村长就是小王”的理论，他在“不日他娘，他就不知道我是他爹”的暴力逻辑推论下，凭着野蛮凶横为村民争得了整修水渠的投入平摊；制服了不交农业税的钉子户和流氓无赖；用身体阻止了开发商的推土机。如果说牛二是权威与崇拜混为一体的“父亲”，那么侯大才就是远古和现代浑然结合的“儿子”，虽然他精细过人，骗得乡政府的补贴修一面高墙，又用它来收取乡政府的广告租金，还利用儿子同学的关系当上了包工头，净赚五万，然而命运最后告诉他，这不过是“小聪明”罢了，其性格特征还是“天真、拙稚”。他幻想着儿子侯天才能当上市长厅长，指望着个人力量能斗过官商勾结的社会体制毒瘤，还想象着用装疯卖傻就能逃避债务。他的“儿童”性格最生动地表现在他多次在大庭广众的场合“人来疯”似的扭秧歌、唱快板，那一段段琅琅上口的快板词，再加上他老顽童一样的表演，给人留下了强烈印象。如果说牛二依仗部落的集体力量而成功，那么侯大才则是一个被国王抛弃的俄狄浦斯。牛二聪明过人的成熟性和侯大才鸿蒙未开的童稚性，这一“老”一“少”的奇妙组合再现了人类从原始时期到当今时代的伦理结构：即家庭成员的父亲和儿子的关系印证的是部落组织的酋长和臣民的关系，也正是它们的互补性促成了人类文明的承先启后和继往开来。
四 性质：苦难和超越悲壮崇高的文化意义
“父亲”和“儿子”的关系组合意味着文明的诞生，从此人类开始了有“意义”的生活，而这“意义”的最根本性质却是使人类明白了自己是所有生物中唯一知道个体生命终有一死的物种。置身于这本体性质的“悲剧”境地，人类开始了悲壮的超越历程。学者刘士林说道：“人类所有的精神反应都来源于死亡对象的黑色刺激，也正是克服生死恐惧的过程中，原始的精神活动凝聚起来并最终在生命中超自然的精神生命。”③因此，死亡的“苦难”是一切苦难的根源，正是在死亡苦难的阴影下，人类勇敢地向“宿命式”的悲剧发起永恒的冲锋，从而创造出辉煌灿烂的人类文化，从而使得有限的人生放射无限的光芒。
牛二和侯大才，原先与他们的祖辈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希望能颐养天年，寿终正寝。而当“现代化”的春风吹醒了这片沉睡的大地后，他们就面临着“传统的规则和一套相关的物质文化的设备”的制约，牛二被牛家湾村民选为村民代表，接着又当上了村民小组长，再后来当上了村长，就在他成为一个“人物”的同时，更大的贪欲也伴随着他，一是如何拥有更多的女人以满足本能的欲望，二是如何攫取更大的权力以获得村民的拥戴。为此，他承受了村民的白眼，经历了官场的争斗，遇见了流氓的捣乱，遭逢了官商的欺压，忍受了欲火的煎熬。每当有了困难的时候，他都有一句铁骨铮铮的语言：“脑壳掉了，不过碗那样大个疤！”显示出男性的力量。在面对死亡时，如果说牛二是不畏惧身体的死亡，那么侯大才就是不惧怕精神的死亡。侯大才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经历了心灵的大起大落和苦乐交加，以他承包修建村小学为转折点，这以前他信心百倍、意气风发，可谓春风得意，这以后他灰心丧气、万念俱灰，真是行尸走肉一个。古人云“哀莫大于心死。”侯大才主动选择疯癫，尽管有几分佯装，说明他已经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和自尊，小说最后的《侯大才的（骂儿歌）》，嬉笑中包含着辛酸，谐谑里蕴藏着悲愤，连儿子都彻底抛弃了，他还有什么不能抛弃的呢？孟子有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两个社会底层人物尽管经受千般的苦难，但是由于他们已经将死亡的最大苦难置诸脑后了，他们的人生便经历了由“悲”而“壮”的涅槃历程，从而获得了悲剧的崇高性意义。
《土地神》和《猴戏》这两部小说之所以耐人寻味，透过其中的文学审美学，即所谓的“简约乡村叙事风格”，结合“内容、母题、角色和性质”这四个方面，小说还分别在宏观上微观上显示出文化人类学和病理症候学的意义。
其一，在文化人类学的宏观意义上，再现了人类文明的“自然—文化”的演进历程。小说在“现代感”的遣词造句和“现代化”的题材内容所表达的“现代性”的简略叙事的背后，隐约回荡着的却是“古朴感”的远古风情和“自然化”的史前文明所透露的“原始性”的幽暗深沉的声响。小说的“内容、母题、角色和性质”四个方面再现了人类文明的“自然—文化”的演进历程：从土地与生命交响合奏的鸿蒙之初，到女性和男性阴阳结合的生命力量，再到父亲与儿子长幼秩序的伦理结构，最后是苦难和超越悲壮崇高的文化意义。
其二，在病理症候学的微观意义上，折射了作家成长的“环境—生命”的人生历程。文学是人学，是作家血泪交融的生命记忆。结合作家出生的穷乡僻壤和家徒四壁这些恶劣的环境，他由一个苦难农民成长为一个著名作家的人生经历，加上笔者长期对贺享雍的跟踪研究，再一次发现这两部小说似乎浓缩了作家苦难而辛酸、觉醒而抗争和收获而成功的生平“简历”，这就是在作家创作内容深厚的“土地—生命”情结、小说母题深沉的“女性—男性”旨意、文学角色的“父亲—儿子”形象和文化性质的“苦难—超越”意义上，所具有的作家人生经历的时间序列意味，以及包含的人文历史的学理逻辑意义。
总之，不论是人类学意义上自然—文化的历史演进，还是症候学意义上的作家生活—人生的经历缩影，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都是：“对象和主体合一了，自然和人类一体了，形象和意义结合了，更显出贺享雍对生命的独特理解：让无言的宇宙万物在艺术的王国里‘开口说话’，让沉默的诗意心胸绽放出缤纷的花朵，从而实现外在的自然生命在作家的审美生命的连接下和文学的意义上生命对接。”④
注释：
①方克强：《文学人类学批评》第9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②王铭铭：《人类学是什么》第5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③刘士林：《苦难美学》第116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社2004年版。
④范藻：《沉默的呐喊——贺享雍小说研究》第209页，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