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的巾帼风采——中国妇女参政议政一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参政议政论文,巾帼论文,中国妇女论文,风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天的我国政坛，活跃着她们的飒爽英姿：5位妇女跻身于我国国家领导人的群体中，18位妇女担任着正副部长，1997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政领导班子中，至少有了一名女性。女干部占全国干部总数比例，1995年已增加到33%。在最基层，90年代中期，在我国10多万个城镇居委会担任主任副主任的，62%左右是女性，她们有15.5万人，66%的村妇代会主任成了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的一员。
这是一组令人欣喜的数字，也是一组催人奋进的数字。它代表着成就，也包含着差距。
1990年和1995年，我国为促进妇女参政两次设立了战略目标。
1990年7月在长春，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全国妇联联合召开了有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8个中央国家机关部委和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参加的培养选拔女干部座谈会。这就是著名的长春会议。针对当时女干部在各级领导班子中比例过低（在省部、地局、县处三级分别占6.18%、6.85%、8.12%）、女领导干部青黄不接（县处级女干部平均年龄在45岁以上，地局级在55岁以上）、基层女干部来源匮乏等现象，长春会议提出目标：到1995年实现100%的县和50%的乡镇有女领导干部；各级组织人事部门在同等条件下注意优先提拔女干部。
1995年8月，当我国即将履行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东道主的国际义务时，国家颁布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1995年—2000年）。其中第一条主要目标宣布：提高妇女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决策及管理的程度。积极实现各级政府领导班子成员中都有女性，政府部门负责人中女性比例有较大提高。女职工比较集中的行业、部门以及企事业单位的领导班子成员中，应多选配一些女性。随后召开的世妇会上，各国政府代表团在北京通过了到本世纪末的《行动纲领》，要求在立法机构和决策职位中“实现女性占30%”。
90年代，我国的妇女参政之路就这样攀升着。
这条路上，曾经有过闪光的历史足迹：
全国妇联主编的《中国妇女运动史》记载，1933年，苏维埃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妇女权益的措施。9月，在根据地的一次大规模选举中，多数乡苏维埃的妇女代表达到了25%，有的地方还远远超过，如福建上杭上才溪乡女代表占60%，才溪乡占66%，江西兴国县有30多名妇女当选为乡苏维埃主席；李普著《我们的民主传统》记录了抗日战争时期冀中7个县民主选举，女性在村主席、县议员、议长／秘书中分别占7.1%、15.9%、14.3%；
1953年，全国第一次普选时，98万妇女当选为各级人民代表，其中147人走进了全国人民代表的行列；50年代后半期，全国70%—80%的乡有女乡长，大部分县有女县长……
在历史的曲折前进中进入90年代的妇女参政之路，又一次面临机会和挑战。80年代末妇女领导干部数量有滑坡趋势。在这同时，吴仪、何鲁丽先后当选北京市副市长和本来不在候选人名单中的张润霞以优势当选为安徽省副省长的信息，又向人们昭示了女性的政治才能。
1990年长春会议后，全国妇联率先行动起来，建立妇女人才库，为1993年各级领导班子的换届物色和推荐女性人选；各地党委、政府和组织部门密切配合，创造了“小步快跑”、“先进后出”、“接长板凳”等确保妇女参与的方法。1993年底，海南在全国第一个实现100%县市区和50%以上乡镇党政领导班子中有女性的目标；到1995年，14个省、直辖市先后“达标”。来自中组部的消息表明，1995年，全国女干部由1990年的1004万增加到1275.4万，占干部总数的比例由30.26%增加到33.29%；省、地、县三级干部中，女性比例分别提高到7.08%、8.12%和12.63%。
1997年春天，妇女界人士兴奋地谈论北京市1995年—1996年换届中，乡镇一级女代表占31.6%，最高的密云镇达58.44%的突破时，这个突破已经不仅仅发生在北京了。在新疆，自治区八届人大女代表占24.18%，七届政协女委员占15.82%。1997年5月全国人大组织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执法检查组来到青海，看到这里的女干部已经占35.01%，其中少数民族女干部占女干部总数的22.3%，省县乡三级人大女代表比例，虽然最低的只有1.3%，但最高的县已经达到35.9%。陈慕华同志7月在上海全国省市妇联主席工作会议上披露，1996年年底，全国省地县乡镇四级党政班子中，女干部数分别比1994年增长38.7%、22.6%、13.9%、50.9%。
2000年指日可待，纲要目标召唤着最后的冲刺。现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制定了本地的妇女发展规划，许多地方针对女领导干部担任正职少等现象，在“规划”中提出了要求。经过努力，中国妇女的政治和社会参与水平，一定会有新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