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关系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政治经济二元论
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从来都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在今天，它的现实性和实践价值表现得更加突出。
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是建立在二者的分化基础之上的。首先有了两个各自独立的社会领域，然后才有了两者间的能量交换，首先有了政治与经济的二元分化，然后才有了二者的相互关系。
政治与经济的二元分化并不是指在一个因素之中产生出另一个因素。从发生学的角度而言，经济是人的第一需要，它的产生与人类同样久远。政治的产生则相对晚一些。然而，政治一旦产生，便同经济一样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领域。政治与经济都是客观存在的，通过人为的因素无法将它们中的任意一方随意取消或抹杀。所谓政治经济的一元化，只是意味着由于一方的过份强大而使自身处于独尊地位，而另一方不得不受其控制和摆布，依附在它身上。即使在一元化的前提下，两个领域依然是存在的，所不同的是二者的地位发生了明显的倾斜，以至于一方不能独立自由地发展，更谈不上双方平起平坐。
就既往历史发展的大势而言，尽管经济之于人类更重要，它的产生也较政治为早，但政治出现以后，经济就处在了屈辱的地位。特别是在奴隶制和封建专制制度下，经济更是成为政治的附庸，经济活动处在专制政权的控制之中。不仅经济，一切社会领域也都被笼罩在政治的阴影之中。全能主义政治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形成的。
资产阶级是通过登上经济舞台然后登上政治舞台的，它们首先完成的是对财产和资本的占有，然后才是对权力和地位的占有。于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便意味着对私有财产的法律上的确认，在这一制度下，首先是宣布人与人政治上的平等，法律上的平等，然后又宣布经济上的自由竞争，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伴随着政治上平等和经济上自由的实现，政治对经济活动的干涉力降低了，国家政权不再具有超越一切的能量。可见，资产阶级在人类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很重要的在于实现了政治、经济的二元分化，从而为经济的独立发展争得了一席之地，为商品生产和流通的繁荣打开了通道，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当然，不可否认在这一社会制度下，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资本与财产的崇拜现象，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由“商品拜物教”代替了“权力拜物教”，人由“人的奴隶”变为“物的奴隶”的现象。
由此可见，政治经济的二元分化是社会历史进步的象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国家社会前提下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前进只能更进一步强化这种分化，而不可能产生新的倾斜。
从长远的历史沿革角度而言，政治、经济的关系将呈现出两大趋势：首先是在分化前提下的融合趋势。即政治与经济各以独立的形态发展，然而，在保持独立性的前提下，二者的关系将变得融洽起来，经济为政治提供强有力的基础，并通过经济的进步促进政治的进步，政治为经济提供良好的服务和外部环境，使经济在政治的支持与保护下更快地发展。其次是伴随着国家功能的弱化，经济的地位将进一步突出，政治为经济服务，围绕经济发展而导生的政治功能将进一步强化。
（二）经济所有权及其政治效应
经济究竟如何影响政治？政治究竟在何种程度上适应经济状况？这的确是一个十分重要、又很难三言两语就能说的清楚的。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而言，各种社会因素，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乃至人类自身的发展都是相同的，一方的发展都会影响和带动他方的发展，任何一方的落伍都是暂时性的，不可能永久性地单独向着背离历史总趋势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一方的落后又都会对他方形成不良影响，而其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超越其他各方而实现跨时代的超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社会变迁中各种因素是齐头并进的，而是有先有后的。这种现象，可以称之为社会因素的相关互动性。
事物间的这种联系性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中得到了最突出的体现。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通过各自内部各部分间的能量交换而得到具体体现的。作为生产力要素的民众和作为国家公民的民众的关系，物质基础同政治设施的关系，商品交换同权力占有的关系，经济条件与政治意识的关系，生产关系同政治体制的关系，如此等等。
在经济构件同政治构件的相互关系中，所有制形式同人对政治权力的占有、分配与实现形式的关系，或者说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同权力的所有制的关系最为密切。它们各自都是自己所在领域的基础和本质体现，它们的关系也构成两大领域关系的基础并体现这种关系的本质。不少政治理论家沿着所有制这个线索去揭示一个社会的政治本质，揭示一个社会的自由、平等现象，是很有见地的。
财产和权力，是这个世界上最具诱惑力的东西。对它们的占有和使用形式的变化，是人类社会形态变更的重要原因和基本标志。由原始公有制到私有制，首先是对剩余财产的剥夺，继而是对公有权力的攫取，最后，连社会主体也被当成了私有物。封建制与奴隶制在总体上属于同一体系，作为其本质体现的所有制形式与政治平等状况，当然也不会有实质性变化。因而，从根本上讲，奴隶社会同封建社会的所有制形式属于同一类型。
早期资本主义私有制从本质上讲依然是一种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这一点，同以前出现的私有制并无实质性区别。所不同的是，在这一历史时期，作为直接生产者的人在法律上和政治上获得了自由的地位。一方面，他们因缺乏生产资料和生存条件而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另一方面，这种出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由的选择，他不必被束缚于其主人身上，而且，在法律上它享有与其他人包括资本家同等的政治地位。
现代资本主义所产生的新变化迫使我们不得不对这种所有制形式进行重新的思考。首先，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整个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股份制企业占据了社会经济的很大位置，工人有机会成为持股者，从而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其次，在这类国家，自由竞争是其经济信条，法律平等是其政治信条，这样，只要凭借个人努力，任何人都有跻身资本者行列的可能，尽管历史积累和世袭增加了普通社会成员攀登这一阶梯的难度，但社会制度却没有消除这种机会。再则，国家资本主义的出现并在国民经济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使得资本家的垄断地位受到威胁，而为社会生产和分配的调节创造了便利条件。大量的劳动者可以更多地从事于国办企业，从而摆脱资产者的直接剥削。这些变化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但不管怎样，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是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它终将被更加进步的所有制形式所代替。
（三）社会所有制的实现
国家在既往的所有制关系中一直扮演着特殊角色。在这里，便遇到一个如何评价国家所有制的问题。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角度，伴随着高科技、高信息量和高社会化的发展，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特别是军工企业由国家经营显然要比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经营要有利得多。国家掌握一部分这种类型的企业，对于政权的巩固、生产的布局、分配的调节以及生产技术和信息的利用等都是必要的。这一点似乎没有什么歧义。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把国家所有制无限地扩大化，把它作为社会进步的合理选择。对此，实在无法盲从。因为，国家所有制实质是政权所有制，无限制地扩大这种权力，对于普通民众和国家官员都是不利的。
每个人都过着国家生活，但人民永恒还是国家永恒呢？是国家选择了人民，还是人民选择了国家？人民生活在国家之中，是否就是把自己的一切都捐献给了国家呢？是谁赋予国家，更具体地说是赋予政权以代表人民占有生产资料的权力呢？谁又能保证这种占有不发生不利于民众的倾斜呢？科学理论的出发点在于，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以一个完整的整体而存在的，人是一切事物的本原，也是考虑一切问题的基点。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人无法直接去行使一切权力，而必须放弃一部分权力，或让他人代表自己去行使一部分权力，但不是所有的权力民众都可以放弃，都可以允许他人来代表。任何人都无权强行代表别人，也无权强迫别人拿出一部分权力而由别人来代表。代表不是天然合理的，是要由主体来选择的。对于民众而言，一些基本的权力是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放弃了它，就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出卖和放弃自身。
以生产工具，生产设备、生产资金和生产物资为主要内容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条件的占有始终是所有权的主导内容。生产是人类生存的前提，是伴随人类始终的，只要人类的生命不终止，消费不停止，生产活动就不会终止。这一点决定了所有制形式也是永恒的。只要存在生产，就要利用生产资料，而利用生产资料，则必然存在着利用的方式。因而，无论人类对未来社会如何选择和把握，总离不开对所有制形式的选择和把握。不仅如此，对所有制形式的选择和把握还是决定所选择的社会形态是否科学合理的基本标志，是其他各种把握的基础。
那么，决定所有制形式选择的关键是什么呢？任何目标选择都取决于其内在的价值标定。于是，话题便不得不重又回到被大家讨论了若干年，还不得不继续讨论下去的话题上：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所有制形式和价值追求，无非也落脚到这个社会平衡杠杆上。
公平和效率是这样一对关系：二者往往是背离的，难以兼顾，但现实却常常需要它们之间取得一致。现代社会，作为人类理性可以很大程度上加以操纵的社会，更是以求得二者的协调作为社会运行的一个基本目标。
这样，就为合理的所有制形式选择确立了大致的轮廓，首先，这种所有制形式必须是以人人平等作为前提的，是人类在政治上、法律上平等基础的条件下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其次，这种所有制形式必须是不违背效率原则的。也就是说，它不仅不妨碍尊重人，而且有利于发展人，有利于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在这样两个原则之下，社会所有制形式便是其最好的选择。社会所有制，有这样几个特征：
①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属于所有从事劳动的社会民众，他们都有占有、使用和享受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的权利，劳动和才能是衡量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多寡的标准。
②这种所有制形式承认人人在政治地位上平等，为了效率，它们必须舍弃结果上的绝对平均，谁付出了更多的劳动，谁更具有非凡的才智和能力，他们便可能更多地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并可以担负起集体财产的代理人的职责，充当直接生产单位的管理者。
③个人平均占有社会的生产资料是这种所有制形式的基础，但现代生产的特性决定了大量的生产方式是一种联合劳动，因而，人们组成一定的生产组织，平等地占有、支配公共的生产资料和分配劳动成果将成为基本的所有制方式。这样做，既不违犯社会所有权，也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社会分配总值。
④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他们不需要中介环节代表自己占有生产资料，也不需要来自外力的强制和干预，更无须由凌驾于自身之上的组织向自己派遣管理者，使本来的主人反而享受被支配的地位。这是提高劳动效率，增强劳动者主人意识和生产热情的最内在动力，是一种不竭的动力源泉。
社会所有制因其公正性、效率性、按劳分配性、直接性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有制。它既是人类自身的进步，也是社会生产活动方式的进步。在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社会所有制是高于历史上任何所有制形式的。
在社会所有制下，直接生产单位主要有联合劳动组织和个体经营两大形式。联合劳动组织可以是多种形式的，诸如经济联合体、股份制经济、合资企业等。个体经济将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形式。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个体经济必将逐步扩大自己的经济势力，通过自身特有的优势，成为大的企业体或财团。应当说，这种个体经济的膨胀现象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趋势和经济增长规律的，也是与社会所有制原则相向的。它既符合效率原则，也符合按劳按智分配原则，它所背离的只是绝对平均主义，而不是公平原则。
那么，在社会所有制下，是否国家政权就与经济的直接经营活动无缘了呢？显然还不能这样说。一些国防军工生产项目、高技术生产项目、关系国家安全和生存大计的生产项目、重大的与外资联合生产项目等由国家政权直接经营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而且，国家作为公共权力组织，它必须充当有利于人民总体利益的所有制形式的卫护士，并从总体上平衡过分悬殊的财富占有，救援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竞争落伍者，使国家既是活跃的竞争场，又是弱小者的保护人。
社会所有制的目的，不在于限制政权的活动，而在于按照科学的原则合理地分配政权与民众的权力，使国家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政权所失掉的只是自身本不应有的东西；民众所获得的，也只不过是本来就属于自己的东西，如此而已。
（四）市场经济与市场政治
当国人刚刚接受被自己鄙弃多年的名词——市场经济的初期，难免只晕眩于市场所爆发出的经济能量，感慨于产品的巨大涌流和经济关系的剧烈变动，而忽略其将要引发的政治与社会效力。事实上，经济力作为一种社会进步的原发力，是可以冲垮一切，也可以带来一切的。当市场显示了其经济能量之后，必将显示其政治能量、文化能量、社会能量。
市场经济的潜政治效应和显政治效应是多方面的，但最终体现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市场是相对于计划而言的，计划是国家（具体是政府）利用自身所特有的强制力对直接生产者和生产单位所进行的规划与控制，有时是对具体经济活动的直接管理。市场经济是与自由的、民主的、人权的开明政治相对应的。这种人权的、自由的、公正的、透明的政治从价值取向上可以划归为民主政治的范畴，或者说它是政治民主化的内含标定。但为了便于说明问题，特别是便于说明由于经济市场化所带来的政治上的变革，有必要引入市场政治的概念并不是研究者有意的卖弄新鲜名词，实由于它较贴切地反映了市场的经济通则在政治上的渗透，较清楚地说明了公平政治的天性：政治是人们所共有的意志表达场、权利实现场，在这里完成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间的自愿而合理的政治交易。而一旦接受了这一概念，也就等于承认了市场的经济通则与市场的政治通则的相关性、对应性乃至共通性，或者说也就等于承认了政治的价值规律。
平等是市场经济的天条。市场经济的真正确立是在实现了人的独立法律地位之后完成的。因而，市场一开始就同人的政治法律地位结下不解之缘。市场经济确立之后，便更进一步要求人的政治上的平等，并以此作为市场运作秩序建立的保证。
公平竞争作为市场经济的通则，同样也会反射到政治领域中来。经济上的公平竞争也必然呼唤政治上的公平竞争。市场政治首先意味着以人的政治资本（主要是政治能力和素质）作为获得权位的前提，人人都是以平等的身份参与政治角逐的；其次意味着以人的施政实绩作为决定权位留退的标准，在这里起支配作用的是政治价值规律，而非资历、荣耀、裙带、人情、势力、财富；再则意味着以政治效益作为参与政治的条件。市场经济要求自由，但是，绝对的自由必然带来不自由，因而，市场政治又是秩序政治、程序政治、法治政治。
市场经济的政治冲击力量突出地聚合在政府职能与行为上，经济对政治的需求最先反映在与经济活动关系密切的政治构件上，以对经济活动进行计划为宗旨而确立的政府职能和行为方式，必然与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活动形成冲撞。以市场经济为对象的政府职能与行为方式必须而且只能是宏观规划、协调服务，通过投资、信贷、财政、税收等杠杆调节经济运作，利用法律手段监督经济活动，企业等直接生产单位和生产者成为独立、自主的经济主体。政府职能与行为的转变，浅层反映着政府管理体制模式的调整、深层引伸出民众与政权、社会与国家、经济与政治关系的变革。
回顾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史，经济首先是作为政治活动的基础而存在的，后来成为政治的附庸，再后来膨胀的经济终于冲破政治的牢笼，并最终使经济活动在政治的保障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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