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民主社会主义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民主论文,国内外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4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15(2010)04-0101-05
受苏东剧变的影响，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研究在上世纪90年代曾出现过一个高峰，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总体上还是以意识形态批判为主，最终的落脚点都是论证“中国的发展拒绝民主社会主义”。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共产党在进一步探索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思想的更加解放，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逐渐以客观的形象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视野。最近几年，由于民主社会主义各政党为摆脱困境进行的革新以及“第三条道路”理论的兴起，加上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关系的讨论，国内外学术界对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兴趣又在上升，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研究再一次进入“高峰期”。这一期间的民主社会主义研究渐渐地进入理性化阶段，学术界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研究成果，不论是在广度和深度上，还是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是有目共睹的。已有的这些研究成果，是继续深化研究的重要条件和前提。因此，对近20年来的研究情况进行回顾和总结，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民主社会主义研究的代表性论著
1.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民主社会主义研究的主要著作
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外研究民主社会主义的著作颇多，主要有：《社会民主与未来》(勃兰特、克赖斯基、帕梅尔著)，沃·麦尔克尔著的《社会民主党走向终结了吗？》，安东尼·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以及《超越左与右》等书。这些著作为我们直接了解国外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研究动态提供了宝贵资料。此外，近年来社会党国际、各国社会党文件以及有关社会党理论和政策的文章，也是我们研究民主社会主义的重要依据。
在研究的过程中，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翻译介绍民主社会主义方面资料的过程中充当了主力军的作用。他们不但把社会党国际和西欧各主要社会党近年来的代表大会和决议翻译过来，而且还向理论界奉献了如《未来的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导论》的中译本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这样的精品。这些译著也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民主社会主义特别是它的发展趋势，提供了很好的资料。
2.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民主社会主义研究的主要著作
国内学术界对民主社会主义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不多。由重庆出版社1995年12月1日出版的徐崇温的《民主社会主义评析》一书，对民主社会主义作了客观、系统、全面的分析与探讨，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界限，阐释了苏东剧变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关系，是一部研究民主社会主义的力作。而当近来有人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说法时，徐崇温又有针对性地撰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不同含义和原则界限》等六篇文章，作为最后一章列入本书2007年增订版中，希望以此帮助人们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区别。2003年初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另一种选择：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研究》主要侧重于从理论、纲领和相关政策三个层面上展开综合分析，作者李宏试图尽可能客观地勾勒出一幅比较清晰的民主社会主义发生、发展的演变轨迹，并加以公正的论析和评价。这本书的问世使得沉寂了不少时日的民主社会主义研究又出现了新的亮点。最近由殷叙彝编写的《民主社会主义论》一书，也是学术界较为系统研究民主社会主义的一本专著。该书汇集选编了殷叙彝从1979年到2001年，在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和欧洲社会民主党研究方面的学术成果共23篇，在许多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除此以外，我国学术界还有些学者就民主社会主义的某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挖掘，在这方面也产生了许多颇有影响的著作。如：许俊达主编的《民主社会主义哲学源流》全面深入地研究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深层思想构架，梳理了民主社会主义哲学的渊源和流变；符建礼的《评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方法论》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方法论进行了深入剖析；赛晓序的《民主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演变原因探析》对民主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作了深入研究等。
在这众多的研究中，不同学者从不同立场、不同角度对民主社会主义的不同内容作了众多的研究，可谓百花齐放。归纳起来，主要的研究角度有三个：一是思想体系角度，二是政治流派角度，三是社会模式角度。
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民主社会主义的研究热点
1.思想体系角度的研究
研究从思想体系角度出发，即将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考察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理论溯源、理论体系及对其的评价等。主要涉及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1)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研究
要对民主社会主义进行研究，前提是必须弄清楚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主要在“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能否等同的问题上。苏东剧变以后，社会党国际内部就是否继续使用“民主社会主义”一词作为他们的理论和实践的名称，引发了更大的争论。越来越多的社会党人认为，应该恢复社会民主主义的用法，而且在1992年以后的社会党国际文件、社会党国际的刊物《社会党事务》和重要人物的讲话中，“社会民主主义”一词的使用频率明显比“民主社会主义”要高。在学术界，有的学者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在本质上一致的，只不过是颠倒一下‘民主’和‘社会’两个字”。[1]两者是同一个概念，可以交替使用。但是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殷叙彝在他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概念的起源和历史演变》一文中，按历史顺序论述了这两个概念的发展变化过程，对这两个概念的内涵作了全面的介绍，有利于我们比较精确地理解和使用这两个概念。我国学术界多数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是为了凸显社会民主主义的民主诉求而从社会民主主义改变来的，意在表明它是与科学社会主义不同的社会主义。而“社会民主主义”则意在表明他们是民主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因而两者是不能简单等同的，不能混淆。
(2)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溯源研究
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源头，学术界的研究总体上达成了较为一致的意见，即民主社会主义绝不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具体理论源头，大多数学者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是一种来源于资本主义改良主义的思潮，包括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工联主义及后来的费边社会改良主义思潮。而当代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的奠基人伯恩斯坦，更是这之前各种改良主义的集大成者。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托马斯·迈尔曾明确指出：“在由德国历史的进程所决定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几个发展阶段中，民主社会主义逐步用修正主义来表达自己的理论和纲领。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的哥德斯堡纲领使修正主义的主要内容成为现代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2]还有观点认为，民主社会主义除了来源于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之外，还来源于基督教伦理、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还广泛吸收了现代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流派的思想和观点。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著名的《哥德斯堡纲领》明确宣称，社会民主主义“在欧洲根植于基督教伦理学、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3]该党的理论家托马斯·迈尔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在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上，首先是从基督教、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的传统中产生出来社会主义观念的。从中可以看出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多元化，因此它主张以多元化思想来代替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从而否定科学社会主义。
(3)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研究
对于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存在着较多的观点，不同的学者对于其理论体系的概括都各有侧重。如罗云力在《当代国外社会主义流派》一书的第三章民主社会主义中，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的体系“择其要点而言之就是两条，即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观和把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完全民主观”。[4]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观中又细分为抽象的“人”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与自由、公正、团结的基本价值观两部分内容。把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完全民主观包含政治民主、社会民主、经济民主、国际民主等四部分内容。李永清在他写的《当代民主社会主义》一书中，对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了系统研究，从民主社会主义时代观、社会主义观、价值观、民主观、国家观、所有制思想、市场与计划思想、社会思想、党建思想等九个方面论述了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最后界定了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徐崇温在《民主社会主义评析》一书中将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体划分为政治纲领、经济纲领、思想纲领三部分。政治纲领包括民主观、人权观和国家观，经济纲领包括用混合经济取代社会主义公有化、工人参与决策和管理的经济民主和社会福利的思想和政策三部分，思想纲领包括民主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伦理社会主义、抽象人道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的关系。总体说来，学术界对于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研究还是较为系统和全面的，这也是前一阶段研究的成果之一。
(4)如何正确认识社会民主党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有学者认为，社会民主党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不是在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而是在搞资本主义，因此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但我们可以像对待资本主义那样去对待社会民主党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否定其基本理论原则的同时，借鉴其某些具体政策，和它在某些问题上进行合作，结成统一战线。也有学者则认为，民主社会主义虽然已不是工人运动的一个流派，却还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派别，要是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在和国外学者进行交流时会连共同语言都找不到。还有学者认为，在世界范围内考察社会主义时，应考虑到民主社会主义是反映发达资本主社会特点的。针对这点，有学者指出，民主社会主义是反映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但问题在于它并不是像共产党的科学社会主义那样，从资本主义制度掘墓人的立场出发，去反映这种特点，而是或则为资产阶级管理资本主义社会，或则充当资本主义病床旁边的医生。因此不能抹杀它同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界限，不能把它说成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也不能忘记民主社会主义在1989-1991年苏东剧变解体过程中曾经和国际资产阶级紧密结合、发动和平演变的客观事实。[5]
2.政治流派的研究
研究从政治流派角度出发，将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流派，考察了社会党的政策调整及现代化走势、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关系及第三条道路等。主要涉及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党的政策调整及现代化走势的研究
对社会党的政策调整及现代化走势的研究也是我国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民主社会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社会民主党在90年代初同样陷入困境。在苏联解体之后的最初几年里，整个欧洲都在疏远社会民主党，原来处于执政地位的社会民主党纷纷沦为在野党。这是社会党进行政策调整的主要原因。在改革的旗号下，西欧各社会党进行了一次大刀阔斧的革新运动，内容涉及思想理论、社会经济政策、国际国内政治处理方式等各方面。世纪之交，全球化进程加快、进一步改革福利制度的需要更加迫切、右翼势力重新抬头等一系列新的问题，使欧洲各国社会党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国外理论动态》、《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当代世界》和《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等杂志大量介绍了关于西欧各主要社会党近期的政策调整和理论变化的情况，在此基础上发表了不少国际国内研究者的成果。难能可贵的是，国内学者不是仅仅满足于介绍，而是能透过现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这一变化进行科学分析。例如高放等人编的《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概论》中，对社会党面临的挑战进行归类，分为面临全面危机、面临新保守主义和保守党的挑战及以生态平衡运动为宗旨的绿党的挑战，并分析了这种挑战的前景是民主社会主义在探索中前进、在曲折中发展。
(2)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研究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比较研究》(汪恩健主编)在这方面研究得比较全面和深刻。由赵明义和孔令栋主编的《20世纪社会主义的抉择——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从理论形态、运动形态和制度形态三方面比较了两者的异同，提出了学习、借鉴和吸收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想法。在这个问题上，绝大多数学者只重视揭示二者之间本质的不同。杨玲玲在《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对立和思想关联》一文中不但指出了两种理论根本上的异质性，而且认为，二者之间也存在值得注意的思想关联，如：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立场、主动应变的精神、一切经济组织形式为我所用的思路以及世界一体化的眼光。牛先锋的《试析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绿党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认为，虽然他们之间在名称和形式上都承享着“社会主义”的美誉，但有真伪之别、科学和非科学之分，必须以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剖析民主社会主义和绿党社会主义。这也体现了我国学术界目前对民主社会主义研究的理性化。
(3)民主社会主义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关系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又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了。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内外学术界对苏联解体的原因分析一时兴起。国外有学者大肆鼓吹，苏联解体是共产主义的失败，民主社会主义在这一过程中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得力助手。例如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其著作《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中就说过，民主社会主义不是“传播共产主义的用心险恶的招牌。实际上，民主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常常是同共产主义学说的吸引力进行斗争和为共产主义模式提供另一种民主选择的最有效办法。”[6]我国学者对于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普遍认为，苏联解体的原因众多，但是戈尔巴乔夫所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确实是加速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周新城曾经打过一个比方，“社会主义的苏联好比一个生病的巨人”，它有病但不致命，而“当医生的戈尔巴乔夫为它开了一个错误的药方：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把它致死了。”[5]这就很形象地说明了民主社会主义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关系。
(4)关于“第三条道路”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叶，世界政治中最壮丽的景观莫过于左派的重新崛起，英国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院长安东尼·吉登斯撰写的《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不但为欧美政坛上的中左派走第三条道路的尝试作了理论上的阐述，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关于第三条道路理论的大讨论。从90年代后期起，我国学界关于第三条道路理论的研究渐渐升温。从方法路径上看，国内这项研究基本上着眼于：一是以介绍为主，重点是把西方特别是持第三条道路立场的一些代表人物，包括著名学者和政治家的观点介绍过来，并且密切关注正在进行的争论；二是以评论为主，基本上能够客观地评说第三条道路理论和实践中的新思想和新策略，但是在结论上总喜欢以批评性的腔调来言说自己的观点，比如试图论证它是“新路还是旧途”、实质上是旧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翻版、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剥削性质，等等。
目前社会党对新“第三条道路”的内涵尚处于探索过程之中，并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有学者认为“第三条道路”的主要内容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在价值观上，继续接受“社会公正”的核心价值观，坚持民主、自由、公正，但放弃阶级政治和左右划分，反对将社会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替代。(2)在经济体制上，提出要建立既强调市场功能又强调政府作用的“新的混合经济”，实现经济生活中的管制与非管制、社会生活中的经济与非经济的平衡。(3)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上，认为国家对经济的责任是社会党的一个基本理念，不能放弃，但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已经没有凯恩斯时代国家单独调控的可能。政府为经济提供条件而不是指挥经济，并要利用市场的力量服务于公共利益。(4)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要求建立强大的公民社会，承认政府在社会领域的有限作用；主张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统制”，实行一种“广泛包容”的政策，使在“老社会民主主义”的平等理想中受亏待的个人自由能得到发挥。(5)在福利国家问题上，要改社会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实行积极的福利国家政策，把社会福利国家改造成一种主动的福利。(6)在党建方面，主张从纲领党进一步转变为选举党，淡化意识形态色彩，以现实需要和选举需要制订政策，以争取更多的选民。[7]
3.社会模式研究
研究从社会模式角度出发，将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模式，考察了福利制度和瑞典模式、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个性化发展模式及其国家未来的改革出路等内容。主要涉及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1)福利制度和瑞典模式研究
福利制度、瑞典模式虽然正在受到各方面的挑战，但我国学者对这个领域的研究依然兴趣未减。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学者对福利制度特别是瑞典模式的研究倾注了大量的热情，作为民主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功典范，瑞典的福利制度模式不但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左派政党所推崇，而且曾一度吸引了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目光。可事实上，就在我们的研究兴起之时，福利国家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并渐渐走向了衰落。即便如此，我们对它的研究兴趣仍没有随之消退。福利制度在实现民主、公平、效率为导向的实践中所尝试的办法和措施，实施这一制度的国家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人民利益的满足程度以及民主的实现程度，它们在现代化过程中应对各种矛盾的思路，对我们国家当前的实践无疑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最近几年我们不但继续关注其所取得的社会成就及其经验，而且更多地在注视其发展动向。作为民主社会主义最动人之处的福利制度将何去何从，我们正拭目以待。近几年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有：杨迟在《国际论坛》上发表的《瑞典模式的演变及当今瑞典社民党的政治定位》，高锋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上发表的《瑞典社民党的理论、政策创新与瑞典历史变迁》。吴江教授的长文《瑞典式社会主义考察》列举了杨启先《一篇迟到的考察纪要》中所述的瑞典当前的社会事实，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作为走向社会主义的另一种模式同样有其历史必然性和正当性。
(2)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民主社会主义比较研究
1986年的《利马委托书》重申：“社会主义没有单一的模式……社会主义的各种理论应当适应变化中的世界社会，以使各国人民，和每一代人都能在他们时空的现实中打下自己的印记。”[8]各国社会党的实践确实印证了社会党国际的说法，各党的发展进程呈现出多元化的、彼此相关又相互区别的特点。因此，对于民主社会主义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发展模式进行比较研究，成了学术界的一大热点。例如，罗云力对老牌社会民主党中的中北欧模式和南欧模式进行了比较。指出两者在方式方法上和力量动员方面的区别，也指出两者又逐渐趋同的发展趋势。曹长盛先生主编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比较研究》是这方面的力作，该书对西欧民主社会主义三大模式，即北海—波罗的海模式、内陆模式、地中海模式的划分和论述，在研究民主社会主义的类型学意义上具有一定的独创性。
另外，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比较研究也是当前我国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之一。对这一问题，上世纪90年代就曾经进行过研究。但当时的研究成果总体上还是以意识形态批判为主，最终的落脚点都是论证“中国的发展拒绝民主社会主义”。上个世纪末，国内民主社会主义研究已经完成了对两条不同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区别的分析和鉴别。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正在转向这一研究的第二阶段，即深入地研究其微观层次上的问题。90年代以来，我国的思想解放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能够更加客观理性地看待民主社会主义；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已经把发展中的问题推向了前台，这些问题不但需要在总结自己的经验和教训中找到解决方法，而且需要在借鉴别国经验包括民主社会主义的经验中提高认识；再加上对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状况有了比较确切的了解，罩在民主社会主义身上的意识形态面纱已经被揭开。所以在这方面的研究，我国学者目前已形成一个基本共识，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能等同于民主社会主义，两者之间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对于同属于人类文明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和方法层次上的有利手段与方法，我们可以也应该加以借鉴和吸收。
(3)民主社会主义的个性化发展模式研究
个案化倾向，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民主社会主义研究的一大特征。这方面研究主要以某一国家、地区或某一社会党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他们的政策措施、理论主张、实践状况等方面的介绍和评价，使我们具体、形象、生动地了解民主社会主义，特别是其实践发展和社会党的政策调适过程。向文华的《斯堪的纳维亚的民主社会主义研究》是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之一，也是民主社会主义个案化研究的成功之作。张月明所著《民主社会主义在东欧》一书在丰富的事实基础上，既清晰地勾勒出了东欧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嬗变的历史轨迹，又深刻揭示了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特点，为我们理解东欧国家与民主社会主义亲近疏远的历史发展以及民主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剧变过程中的作用，提供了严密的论证。罗云力也对亚非拉的民主社会主义、“新加坡模式”及原苏东地区的社会党进行了研究，分析各自走上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过程，详细说明各种模式的发展情况。还有不少有见地的论文，如《后福特主义时代德国民主社会主义的危机》、《拉美民主社会主义在拉美现代化中的作用》、《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改造》、《波兰的民主社会主义》等，为我们了解民主社会主义在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提供了更多的研究成果。
(4)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未来的改革出路研究
基于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各种模式的研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民主社会主义这种社会模式在发展过程中的困境。例如，曾经是民主社会主义引以为豪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国家制度，成为了制约社会前进和发展的“包袱”。福利这块蛋糕是社会民主党在科技革命促进经济繁荣基础上做出来的，本来只要保证新蛋糕能持续不断出炉，或者吃蛋糕的人数减少，那么这个制度就平安无事。但是问题就在于蛋糕越来越少，而吃蛋糕的人却纷至沓来。因此对于未来发展模式的重新选择和修改问题，成了摆在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大难题。为此，安东尼·吉登斯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成了全球兴起的一个选择，学术界对其的研究，前面已经叙述过，这里不再重复。此外，也有学者对民主社会主义存在的问题领域作了分析，并指出其未来的模式。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著名理论家托马斯·迈尔就在其编写的《社会民主社会主义的转型——走向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一书中，分析了国家和社会、民主和专政、国有化和社会化、目的和手段、生态和经济、基本价值和复杂社会六个问题领域，并指出了社会民主主义未来模式的六个维度。
三、我国民主社会主义研究的未来趋势
未来的研究应该着眼于解决一些当前民主社会主义研究所未涉及和深入探讨的问题，比如：民主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民主社会主义生成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正当性问题、马克思主义在民主社会主义中的作用问题、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关。未来的研究我们必须从新的视角和新的语境下给出新的答案。
新的角度是指吸收和借鉴的视角。以往研究民主社会主义问题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更多是从传统的斗争加批判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对民主社会主义习惯于简单地用“好”与“坏”来评判。现在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必须认识到同各国民主社会主义者进行对话与交流的可能与必要。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可以吸收借鉴民主社会主义的有益之处，提高自身创新能力，应对新的挑战。新的语境是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语境。改革开放进行了三十多年，我国目前面临着扩大开放的这一背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新时代的民主社会主义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语境。尤其是党的十七大召开以后，如何正确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之间关系的问题，更是成为学术界应该关注的问题之一。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在扩大开放背景下更好地发展以及如何在发展中更加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实践语境，为民主社会主义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寻求制度完善，是我们与民主社会主义进行深入对话和交流的理论要求；寻求国家发展，是我们从民主社会主义吸收和借鉴积极因素的实践呼唤。
总之，未来我国民主社会主义研究的趋势，从理论上，应该是站在交流完善的平台上，重新认识和梳理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主张和思想资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有益的指导，这是我们研究民主社会主义的出发点；从实践上，应该要挖掘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中的社会主义实践价值和实践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借鉴，这是我们研究民主社会主义的落脚点。从吸收和借鉴的角度深化，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语境中发展，未来的民主社会主义研究有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更多有利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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