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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51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81X(2004)03-0293-10
德国历史的演变和发展是一条不同于英法美的特殊道路。在德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为什么德国资本主义走的是普鲁士道路?为什么德国在20世纪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为什么法西斯能在德国兴起并夺取政权?为什么在两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完全崩溃的情况下，德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又迅速崛起?为什么二战后德国分裂成两个国家?为什么联邦德国成立后政治经济比较稳定、社会得到全面的进步?为什么两个德国在20世纪90年代又闪电般地实现了统一?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跳出传统的思维框架，不仅仅将德国看成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并遵循一般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现代工业文明国家，而且也看成是一个具有根深蒂固的鲜明个性的民族文化传统、并对现代工业文明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民族国家。只有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了解这个民族的历史。比如说，德国为什么在20世纪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前史学界主要是从帝国主义性质角度来解释的，就是列宁《帝国主义论》阐述的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垄断资本家为了追求最大利润，向外夺取原料产地和国外市场，必然要向外发动侵略战争。列宁讲的是帝国主义的一般规律，当然也适合德帝国主义。以前有一本书叫《德帝国主义与战争》，作者是保罗·汪戴尔，主要是按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观点写的，但没有从民族文化传统角度分析德帝国主义与战争之间的关系。我认为，仅仅按帝国主义一般规律的观点还不能完全解释德国为什么在20世纪发动两次世界大战。德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还有自己的民族和历史文化传统方面的原因。要从更深层了解德国历史，回答德国历史为什么出现那么多曲折，就要重视对以下几个问题的研究，学术界目前对这些问题研究还不够。
一、德意志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问题在每个国家都是存在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但是，德意志的民族主义在1945年前尤为突出，并包藏着一些非理性因素，如认为自己的民族是优秀的、伟大的，其它一些民族是丑陋的、渺小的，并由此导致或者说派生出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复仇主义、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的产生与民族主义有关，普鲁士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是以军国主义作为其精神支柱的。法西斯主义是极端民族主义、民族复仇主义、封建专制主义的结合。这些非理性主义对德国历史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并贯穿于整个德国历史的进程之中。民族主义对德国历史产生过正反两方面作用，有积极的进步的一面，也有消极的和反动的一面。起过积极作用的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是民族主义精神催生了德意志的资产阶级改革。以前有一种说法：“法国革命标志着德意志民族主义的诞生。”[1](第40页)当然，1789年法国革命对德意志产生过强烈震撼，德国自由资产阶级企图通过大力宣传和弘扬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反对法兰西文化的入侵，重新发掘本民族文化精华，重现德意志文化的光彩，使德意志民族在精神文化方面实现统一。这一文化层面上的民族主义并没有真正唤醒德意志。德意志民族真正觉醒是在拿破仑入侵之后，在此之前的德意志处于四分五裂状态，民族意识、民族国家观念十分淡薄。是拿破仑的刺刀才真正唤醒了德意志的民族意识，拿破仑的铁蹄才真正催生了德意志的民族主义。其重要标志是在普鲁士激起了德意志民族社会改革的浪潮，即施泰因—哈登贝格的资产阶级改革，民族意识第一次对德意志民族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场改革源于1806年普鲁士在耶拿和奥尔斯泰特的惨败，以及1807年的《蒂尔西特和约》，这个和约使普鲁士丧失了一半领土和人口。“蒂尔西特和约对于德国曾是莫大的屈辱，而同时它又是走向民族大复兴的转折。”[2](第472页)军事上的失败、财政和经济上陷入崩溃，人心思变，要摆脱外国的奴役和复兴经济，必须改革，必须振兴民族，才能抵抗外族的入侵，所以才有了施泰因—哈登贝格的资产阶级改革。这场改革说明德意志已从文化上的民族主义走上了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只有政治思想上真正觉醒了，那么这个民族才真正觉醒了。拿破仑入侵德意志之后，社会上的民族情绪十分强烈。如费希特的民族主义思想就是在这个时期滋生起来的。他通过一系列演说，宣称在原始时代就存在着一种不可磨灭的德意志精神，号召德意志人奋起反抗拿破仑侵略。拿破仑被驱逐后，德意志的社会、经济、思想领域发生了很大变化，要求改革的呼声高涨，要求实现民族统一也提上了日程，而推动这一进程的是德意志的民族主义。
第二次是民族主义精神帮助俾斯麦实现了德国的统一。俾斯麦统一德国，就是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帜，或者说民族运动的旗帜，通过弘扬民族精神、利用民族主义口号唤起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并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实现统一德国的目的。在三次战争中，他利用德意志的民族运动和民族情绪，达到了三个目的：一是巩固了他在普鲁士的地位；二是排挤了奥地利，巩固了普鲁士在北德的地位；三是打败法国，夺回了南德，统一了德国，确立了他在德意志帝国的地位。三次战争胜利的主要原因，是俾斯麦充分利用了德意志的民族运动和由此激发起来的强烈的民族情感，把德意志人都团结起来了，才取得了对丹麦、对奥地利、对法国战争的胜利，进而实现了德意志的统一。民族主义对德意志的统一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第三次是民族主义精神奠定了1990年两个德国统一的情感基础。从当时的欧洲形势看，两个德国的统一似乎是东欧政治剧变导致的结果。当然，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东欧剧变以及当时的苏联和美英法等西方国家为适应这一变化对德国统一的支持，对促进德国的统一起了促进作用，但这只是德国统一的外部因素。实现德国的统一，是早就存在于两个德国的德意志人民心中的夙愿，是两个德国人民民族情感的重新融合。这种民族情感是联邦德国实行“新东方政策”、以及之后两国签订《基础条约》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民族情感、德意志的民族主义奠定了两个德国统一的情感基础，是实现两个德国统一的重要内部因素，是推动两个德国实现统一的强大动力。从“柏林墙”倒塌时德国人民激动的心情，可以窥见民族主义情感所产生的强大力量。没有民族情感的推动，再好的外部因素也不能导致德国的统一。
以上讲的是民族主义在德国起的进步作用。但是，德意志民族主义在1945年前的较长时间内则是起着消极的和反动的作用，具体表现是德国在不同时期出现的极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复仇主义。
从1871年德国统一后，由于俾斯麦把在统一德意志过程中形成起来的民族精神渗入到帝国的各个领域，在政治文化思想领域都充满了民族主义精神。普鲁士用强大的军队统一了德意志，军国主义精神又广为泛滥。俾斯麦还将民族主义的宣传同军国主义结合在一起，将民族主义宣传推向极端，最后导致极端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巨浪将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呼声淹没了”[3](P.77)。威廉二世为了推行其“世界政策”，对极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更是推崇备致。他把军队看作高于一切，对军队极端赞誉和推崇，认为“把德意志帝国锤炼出来的是士兵和军队，而不是议会决议”[1](第379页)。一战爆发之前的1913年，极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势力恶性膨胀。这时，德国已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明，这一年正是威廉二世登基25周年，为此，全国出现狂热歌颂皇帝的热潮，任何其他德国皇帝从未受过类似的赞颂。威廉二世也被冲昏了头脑，全国出现了一股极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狂热。在一战爆发前后，德国人民“团结在国旗下支持政府”，几乎是每一个人对“1914年8月1日发出兴高采烈的欢呼”。对此，瓦尔特·拉特瑙写道：“君主国军国主义意识在群众中是多么根深蒂固啊!”“这种根深蒂固的精神状态是古老的德国历史传统的产物，这种传统由于19世纪末期出现的新的更有毒的民族主义而得到恢复和发扬。”[1](第418页)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上是极端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相结合的结果，是利用民族主义的情绪挑起来的，是从极端民族主义走向大国沙文主义。
希特勒纳粹运动，也是利用一战后德意志民族中以小资产阶级群众为主的强烈民族主义情感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纳粹党之所以有大量的追随者，是由于希特勒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帜，标榜自己是德意志民族的爱国者。希特勒对外发动战争的理论“生存空间论”，也是以极端民族主义为基础。在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者看来，优秀的德意志民族领土狭小，“需要不断地扩大国境，以便安置剩余人口”，但是，“地球上差不多所有地方都已殖民化，新土地就只有靠牺牲已占有这些土地的人来获得，也就是说，通过征服来获得。因此，战争与征服是产生于需要的法则”[1](第420页)。所以，只有通过战争，才能为优秀民族获得新的“生存空间”。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希特勒企图建立一个德意志大帝国，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另外，二战还是一场民族复仇战争，希特勒从成立纳粹党的那一天起，就抱定一个目标，就是要实现向一战中的战胜国复仇。因此，二战也是一场从极端民族主义走向民族复仇主义的战争。
因此，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源都与极端民族主义有关。极端民族主义导致法西斯的兴起。二战起源不纯粹是经济问题，民族文化问题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二战起源也不完全是由帝国主义的一般规律所能完全解释清楚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民族主义问题处理不好就会产生副作用。一个民族在遭受外族侵略之后，为了民族的解放，树立民族的自尊心，进而实现民族的复兴，大力发展经济，加强国防建设，为此而大力弘扬民族主义精神，这是必要的。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起着重要的进步作用，但不能因此将具有进步意义的民族主义引向极端民族主义的道路，更不能在经济军事力量强大之后，以怨报怨，进行民族复仇战争。欧洲历史上之所以动荡不宁、战争不断，就是由于陷入冤冤相报的怪圈。1949年成立的联邦德国历届政府在对待纳粹罪行问题上、在处理民族主义的问题上做得比较好。
1990年两德统一后，也有一个民族主义的问题，新纳粹势力曾猖獗一时，好在德国政界有见识的主流政治家对这股极端民族主义势力进行了打击，否则，极端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也有可能重登德国政治舞台。这不是危言耸听。奥地利的由约尔格·海德尔领导的具有法西斯性质的自由党在2000年选举中获胜，并参加了联盟政府。海德尔经常发表有排外、反对移民和仇视犹太人的讲话，为此欧盟对奥地利实行了7个月的制裁，以示惩罚，海德尔最后被迫辞去了自由党主席职务。极右势力参加执政联盟的还有意大利全国联盟、丹麦的人民党。还有法国极右势力组织国民阵线主席让—玛利·勒庞在2002年4月法国总统选举中超过了主要左派候选人诺斯潘，仅次于希拉克，位居第二。勒庞也极力主张排外，认为“法国首先是法国人的法国”，将失业、犯罪等法国现代病归咎于移民，最后在一片反纳粹主义的声浪中败下阵来。另外，在荷兰、瑞典、挪威和比利时极右势力都有所抬头。在德国，潜在的极右势力还是存在的。2003年，德国就出现了有关反犹太人言论的风波，一位属于基民盟的联邦议员赫曼公开说犹太人是一个“凶杀民族”，德国联邦特种部队指挥官君策尔将军给赫曼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赞扬信表示支持。由于德国政府采取了果断措施，赫曼受到了党内纪律处分，并撤掉了他在党内的部分职务，君策尔被解除了特种部队指挥官职务，使这场风波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控制，然而反犹情绪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再如德国的“新移民法”长期搁浅，也说明极端民族主义的幽灵还在德国徘徊。2000年施罗德政府为了吸引亟须的技术人材，制订了“新移民法”，立法机构审议了2年，2002年7月议会两院通过了，12月又被最高法院驳回，现在处于僵局状态。这一法案对德国社会是一个挑战，它不仅仅是旨在改变控制德国移民人数的方式问题，还在于触及了德国人根深蒂固的对于公民权和德国人身份的看法。德国现行的有关公民权的法律要追溯到民族主义盛行的时期。1913年通过的有关法律规定：要完全依赖血缘关系来赋予公民权。这一规定的目的是要阻止移民，当时主要是阻止波兰人获得德国公民权。可见，在当今全球化的国际形势下，德国社会也不可能变为一个具有包容性的社会，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还是存在的。两德统一虽然已经13年了，但民族情感方面的真正融合也还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
二、每个历史阶段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这个问题是个广义问题，政治本身包括政治革命、政治改革、政治制度、政党政治、政治思想等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它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又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并给予经济发展巨大的影响作用。因此，政治与经济及其相互关系是决定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性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的基本相对同步协调发展，是一般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发展规律，也是一定社会得以全面进步的重要保证。在政治滞后于经济发展的情况下，统治阶级就要对不适应经济发展的政治上层建筑进行变革；如果不变革，即使在一定历史阶段内经济暂时上去了，但落后的政治最终将阻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德国在资本主义历史的演进中，每个历史阶段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及其在体制上的反映是有差异的，由此而导致每个历史阶段呈现的社会形态也是不完全相同的。具体地说，在1945年前，德国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呈现不同步协调发展状态，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并没有推进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政治长期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德国资产阶级始终没有在政治上确立自己的绝对统治地位，在德国没有出现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完备的资本主义国家形态。二战后建立的联邦德国才可以说是一个真正完备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自1871年开始，德国资本主义的演变经历了4个时期，出现了4种不同社会形态：
1.德意志帝国时期(1871—1919)。这是德国资本主义的奠基阶段。在这一时期，德国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国家。一方面，俾斯麦、威廉二世在经济体制上顺应了世界工业革命这一历史趋势，建立了基本上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容克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措施。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工业强国。另一方面，第二帝国在政治上实行的是以具有封建特权的容克贵族占主导地位的容克资产阶级专政。帝国虽然也确立了议会制，名义上立法机构是帝国议会。然而，在帝国议会中占优势的是容克贵族的代表。议会不能自行通过一项对政府不利的法案，一切法律和决议需经皇帝同意方能生效。首相由皇帝任命，只对皇帝一人负责，不对帝国议会负责。这种议会制度只是专制政体的门面，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并没有出现。因此，第二帝国在政治上是落后的。从这一时期德国政治经济结构来看，只能称为经济巨人、政治跛子的半资本主义或者说半专制主义的社会形态。
2.魏玛共和国时期(1919—1933)。这是德国资本主义演变和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在这一时期，随着德国“十一月革命”的胜利和旧专制政府的垮台，魏玛共和国建立了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使德国资产阶级以统治者的身份初次登上德国政治舞台。表面上资产阶级成为德国统治集团的主体，封建容克地主阶级的力量受到一定的削弱。但是，魏玛共和国议会民主制是在没有完全摧毁封建专制主义基础的情况下建立的，旧的反民主反共和的封建势力在上层建筑领域依然存在，并未退出政治舞台。当时人们称魏玛共和国是“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政权”[1](第549页)。因此，从形式上看，魏玛共和国实行的是民主共和政体，只不过是容克资产阶级统治变为资产阶级容克统治而已。同时，德国在一战后期，为避免陷入全面崩溃，接受了威尔逊的“14点建议”，并请美国出面“媾和”，但威尔逊提出的条件是：德国必须结束“君主专制”统治，实行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只同德国人民代表谈判。这也是魏玛共和国仓促地宣告成立的一个原因。为表明德国实行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魏玛宪法》成了当时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政治欲望长期受到压制的德国资产阶级出于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强烈渴望，不顾本国的实际国情，全面引进美英等国的自由主义，实行一种不成熟的没有群众基础的资产阶级多政党议会民主制政治。经济上，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从1924年开始，德国接受和实施《道威斯计划》，利用美国的贷款和技术，吸收外资和引进先进管理技术，应该说基本上是成功的，1925年经济上就出现了奇迹，德国再度成为欧洲的经济大国。但是，由于经济上实行的是一种完全放任的自由主义，把第二帝国国家干预经济的传统丢掉了，因而在30年代经济大危机爆发后，政府束手无策，无法对付危机。由于政治改革不彻底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不健全，经济危机又导致多政党议会民主制发生危机。根据《魏玛宪法》，德国不得不实行所谓“总统内阁”的领导体制，总统成为替代皇帝，企图实行专制统治来克服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结果导致了德国资产阶级民主进程的重大挫折。最民主的宪法“在实践中却只是为恢复专制开道”，成为专制主义的护身符，为法西斯上台鸣锣开道。从魏玛时期政治与经济的结构来看是不协调、不成熟的，这一时期德国社会呈现的是不成熟的或者说不完备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
3.第三帝国时期(1933—1945)。希特勒第三帝国政治结构的特点是实行一党专制的极权主义独裁统治。纳粹党并非德国某一个特定阶级或阶层的政治代表，而是极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封建专制主义等各种反动势力的一个集合体。希特勒在政治上通过“领袖原则”和“政治生活一体化”，取消了除纳粹党以外的一切政党，在德国全面实行一党专制独裁统治。虽然希特勒没有公开宣布废除《魏玛宪法》，在形式上保留了议会制度和司法独立权，但那只不过是形同虚设。希特勒建立的第三帝国，不仅是对魏玛共和国的极端反动，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治的一种倒退，而且也是对德国历史的反动、政治上的严重倒退。在经济上，为谋求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纳粹政府将极权政策实施于经济领域，加强了对经济的全面干预和控制，建立了“总体战争经济”体制。由于军事工业的恶性膨胀，从而刺激了整个德国工业的发展。1937年，德国工业生产在资本主义世界占11%，英国为10%，法国仅为5%，超过了英、法，又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专制主义和“总体战争经济”体制使德国经济暂时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是，第三帝国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扩充军备，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从政治角度看，这一时期德国可称为封建法西斯式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从军事经济角度看，可称为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形态。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德国在1945年前由于政治与经济发展不平衡、处于不同步协调发展状态，所以没有出现一个比较完备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
4.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时期(1949—)。二战后由英美法三国扶持建立起来的联邦德国，在吸取第二帝国时期专制主义、魏玛共和国时期自由主义、第三帝国时期纳粹极权主义等政治经济体制失败教训的基础上，结合本民族的特点，基本上是按照西方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体制的模式建立起来的，确立了完全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体制，使政治与经济逐步实现了相对同步、稳定和协调发展的状态，因而资本主义得以在健康平稳的道路上演进，社会也得到了全面进步，是一个真正完备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或者说较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
联邦德国的政治结构是以中等阶层(或称中产阶级、中等阶级)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统治形式，在政治体制上建立了以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组成的“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为主、自由民主党为辅的三党制政治，并在此结构基础上形成稳定的议会民主制，由《基本法》(即《宪法》)规定对总统权力加以限制，总统只是国家权力象征性代表，不再拥有行政权，废除了《魏玛宪法》规定的总统拥有的“紧急权力”。总理由总统根据议院中力量对比，提名最强大的党的领袖为总理候选人，再经联邦议院选举后组织政府。政府一旦组成，就获得了比《魏玛宪法》时更大的独立性。这既不像美国国会独立于政府首脑，从整体上形成对总统的抗衡力量，也不像英国下院完全受政府支配和控制，成为政府和反对派争吵的场所，而是这两种类型的混合体。政党政治结构比较民主和稳定。在总结自由主义和极权主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吸取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两种模式的利弊，制订出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这一体制强调在坚持市场经济、坚持自由竞争为主的前提下，强调社会秩序。国家不能对市场经济完全放任自由，要进行适当的调节，维持一种“竞争秩序”，保证竞争得以实现，使经济有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同时，国家也要干预收入分配和劳资关系，以确保“经济人道主义”；通过社会保险、救济和补贴等措施来缓和私有制及竞争带来的危害，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在这一体制下，联邦德国经济发展十分迅速，50年代中期已超过了1936年的生产水平，增长率为10%，创造了又一个“经济奇迹”。1964年至1967年经济发展达到最高点，工业生产平均增长率为7%，至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提高了6倍，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工业强国。联邦德国政治与经济体制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以“平衡”作为杠杆，强调“秩序”和“稳定”，这也是鉴于德国在动荡多变的历史中遭受磨难而得出的宝贵经验。虽然联邦德国成立后联邦政府也几经更迭，也出现过几次经济危机，但政治和经济体制基本上没有改变。在西方民主政治影响下，联邦德国也出现过多元主义，代表各个不同阶级、阶层利益的压力集团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虽然人们对各个压力集团活动有所不安，但联邦德国稳定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使利益多元主义也呈现稳定的状态。民主制的实行和多元主义的出现，并没有削弱德国传统中强调国家权力的作用，而是国家权力和民主制度融洽地结合在一起。事实证明，联邦德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是成功的。
三、容克贵族与资产阶级、封建君主专制与资产阶级民主制
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性质的问题。1945年前总的情况是以容克贵族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大于资产阶级势力，资产阶级极其软弱，封建君主专制主义战胜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在德国，专制主义、军国主义是以容克贵族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具体表现。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代表容克贵族势力，这好理解。为什么说军国主义也代表容克贵族势力?因为一方面军国主义起源于普鲁士，是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产物。同时另一方面，在普鲁士及第二帝国，军人地位至高无上，在德国人的心目中，崇尚武力和当一名军人为无尚光荣。德国军官团成员一般都是由容克贵族及其子弟担任，所以说，军国主义是德国容克贵族封建势力的代表。军国主义意识在群众中也根深蒂固。军队是国家权力象征的观念支配着整个德国的政治生活和人民的思想。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军国主义对人民群众的影响，具体表现就是保守主义、崇拜权威、对权威人物的盲目服从，这些都是阻碍资产阶级民主发展的思想因素。
由于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1945年前在德国历史上出现了有悖于历史发展规律的现象，如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和经济的发展，不是资产阶级力量变得强大，加速推进资产阶级民主进程，而是资产阶级变得软弱，处处与封建势力妥协，甘心忍受在政治上受封建势力的打击和排挤，使资产阶级民主进程受阻，甚至出现倒退。这样的例子有：一是在第二帝国时期资产阶级甘愿在政治上与容克贵族妥协，共享国家权力，放弃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追求。二是魏玛共和国时期的1924年艾伯特总统受审判和1925年总统选举，这是最典型的一次。1924年底，在德国政治舞台上上演了一场围攻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现任总统艾伯特的闹剧。反动报刊纷纷指责艾伯特等人曾在1918年1月参加了柏林五金工人的罢工，认为这个行动是在“背后打击了”德国军队，是卖国行为。反动势力竟然在马德堡法院对艾伯特总统进行审判，艾伯特屈从于反动势力的压力，公然出庭接受审判，并一再表白自己并不想革命，没有背叛民族。艾伯特经过这次折腾，心力交瘁，于1925年2月离开人世。艾伯特总统死后，德国举行总统选举，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军国主义分子兴登堡当选为德国总统。兴登堡上台，德国在政治上迅速右倾。1926年5月，德国政府发布命令，所有驻外使馆除悬挂共和国旗帜外，还要悬挂旧帝国的黑白红三色旗；希特勒纳粹党又开始恢复了反对共和国的活动；经济危机爆发后，兴登堡又利用《魏玛宪法》第48条的规定，通过颁布“紧急法令”实行专制统治。所以，经济繁荣没有进一步推进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政治上反而趋向反动，社会民主党势力明显削弱，资产阶级中的不稳定分子明显右转，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最后彻底崩溃。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不能建立并得到健全发展，主要是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势力太强大、资产阶级太软弱的结果。
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军国主义之所以在德国历史上影响大，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德国没有进行过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封建势力没有受到彻底打击和清除。1848年，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德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但是，资产阶级由于害怕人民群众，将如火如荼的革命从街头搬进了议会，甘心与封建势力妥协，同容克贵族分享政权。恩格斯因此称德国资产阶级“是个小资产阶级气息非常浓厚的阶级”[4](第59页)。这次革命失败了，没有“摧毁君主制和反动派”，封建势力没有受到彻底打击，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统一德意志的任务。对于德国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妥协，背叛革命的行径，马克思写道：“历史上没有比德国资产阶级更可耻更下贱的角色了。”[5](第316页)资产阶级完全拜倒在容克贵族的脚下，没有形成一支反对封建势力和实现自己政治要求的强大力量。1871年建立的第二帝国是俾斯麦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道路并按普鲁士方式、而不是对封建王朝采取暴力革命实现的，并没有触动容克封建势力。因此，第二帝国占统治地位的仍是“封建主、容克、君主制军国主义”[6](第282页)，封建的阶级关系、政治势力、意识形态都被保存下来，并与资本主义因素相结合，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7](第114页)。因此，德国虽然由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但在政治上仍保留了浓厚的封建残余，“德国资产阶级长时期保存着半封建的特征”[7](第113页)。德国在政治上的封建保守性和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在魏玛共和国依然存在，政治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结构并没有多大变化，只不过是容克资产阶级专政暂时变为资产阶级容克专政。迫于“十一月革命”的形势，一些旧的具有封建保守性质的容克资产阶级政党在“民主”、“人民”的外衣下重新进行包装，摇身一变成为“纯粹的”资产阶级政党，如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基督教民主人民党(又称中央党)、德意志民主党等。这些政党只不过是改头换面，并不是真心拥护魏玛议会民主制，它们后来在推翻共和国和法西斯上台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旧官僚、旧军官和容克贵族经常给共和国制造麻烦，左右共和国的政治局势。1925年以后封建势力又占据优势，资产阶级步步退让，最后导致共和国的崩溃。
第二，容克贵族俾斯麦完成了资产阶级没有完成的德国统一这一创世伟业，从而确立了俾斯麦在德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地位，进而也使封建容克贵族的影响不断扩大。列宁指出：“俾斯麦依照自己的方式，依照容克的方式完成了一项历史上进步的事业。”[8](第111页)由于俾斯麦的这一历史进步功绩，从而奠立了以他为代表的容克贵族的封建意识形态在德国政治舞台上的绝对统治地位，德国资产阶级因而也对其顶礼膜拜，也甘愿与封建势力妥协，也逐渐容克化了。梅林在《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一书中写道：“资产阶级拜倒在这位‘百年难逢的伟人’的膝下，他给他们带来了发财的美景。俾斯麦本人也就却之不恭地接受了这种过分的殷勤赞颂，但并不作回报。对待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他依然用铁腕加以压制，假如有哪一位资产阶级讲演家敢于在国会里吞吞吐吐地唠叨一句有关‘人民权利’的话，那末他就会被俾斯麦痛骂为讨厌的乞丐。”[9](第210页)由于俾斯麦、威廉二世支持和保护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也就放弃了政权上的要求。俾斯麦在德国和欧洲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以前我们受“左”的思想影响，对俾斯麦的评价不敢正面肯定，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在德国电视二台2003年4月开始的“最杰出的德国人”评选活动中，鉴于俾斯麦在完成德国统一、社会立法、最早创建社会保险体制方面的功绩，他与马克思、路德、阿登纳等被评为10位“最杰出的德国人”之一，足见俾斯麦在德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第三，人民群众反封建的民主意识不强。人民群众反封建民主意识不强，也助长了封建势力，影响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发展。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由于长期受封建专制主义、军国主义的统治以及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国家至上、强权主义和权力意志思想的影响，在德国人民群众中养成了认为纪律、责任和服从比自由、个性、反抗更有价值的思想，进而形成了“崇拜权威”、“崇拜强有力的领袖人物”的极端观念，人民群众中的自由民主意识比较淡薄，盲目的服从便成为道德观念实现的尺度。德意志人讲求秩序、守纪律、严谨、刻板、守时、服从等这样一些民族性格，是与这些有关系的，是普鲁士军队立正、稍息、正步走走出来的，专制主义、军国主义精神培植了这一民族性格。另外，由于魏玛共和国政府的软弱无能，在共和国存在的14年时间里共有26届内阁相继执政，更迭十分频繁，魏玛共和国又遭受两次经济危机的打击，国内政局动荡不宁，人民群众对议会中政党之间的斗争十分厌倦，因而对议会民主政治失去了信心，渴望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和行政机构来领导德国。人民群众民主意识不强，因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没有实现的基础，这也从客观上为法西斯上台提供了土壤。
四、二战后西方盟国对德国的改造
德国社会长期存在封建专制主义、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历史传统，成为阻碍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而纳粹主义则是封建专制主义、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想之集大成。因此，德意志民族要新生，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要得以建立和健全发展，德国社会要得到全面进步，就必须铲除纳粹主义。那么，这样一个任务是由二战后战胜国对德国的占领和改造而得以实现的。对西德来说，西方盟国对德国的改造实际上是完成了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完成的反封建的任务。这个任务主要是通过“四化”即非纳粹化、非军国主义化、非工业化、民主化实现的。除非工业化外，其它三化不同程度地实现了。
首先，美英法苏四大盟国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将“一再发生瘟疫的策源地”普鲁士彻底分割，使其从德国地图上消失。紧接着，四大国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德国制裁不成功的教训，确定了重在从政治、经济上铲除德国的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原则，目的是造成一个在德国发展民主政治的局面，进而建立健全的民主政治体制，使德国成为一个民主、爱好和平的国家，并按这些原则对德国的政治和经济进行民主改造，重建德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
其次，对纳粹主要战犯和骨干进行审判，予以严惩。纽伦堡法庭以破坏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对戈林、里宾特洛甫等24名主要罪犯进行了审判和严惩。纽伦堡审判后，各占领区还进行了较低级的审判，如美国占领当局在纽伦堡又举行了12次审判，其对象为各个阶层的纳粹骨干。西方占领区共判处5025名被告，其中806名判处死刑。纽伦堡审判和各占领区审判揭发出来的纳粹犯下的骇人听闻的罪行，在德国人民中引起强烈的震动和愤怒，从而教育了德国人民。
第三，在德国实行“非纳粹化”和“非军国主义化”。“非纳粹化”的目的是肃清纳粹主义对德国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的影响，彻底铲除纳粹残余势力。各占领区废除一切法西斯的法律和决议，查禁和摧毁了所有纳粹党团组织，严禁法西斯组织重新活动，清洗了盘踞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领域的重要岗位上的纳粹分子。如美占区规定1937年5月1日以前加入纳粹党的官员必须辞职，所有纳粹党员全部不得在私人企业中就业。在非纳粹化过程中，容克大地产被没收，文官制和容克大地产的取缔，标志着专制主义的基础容克阶级的覆灭。非军国主义化侧重消灭德国的作战潜力，“铲除和控制可用于军事生产的一切德国工业”，防止军国主义复活。非纳粹化和非军国主义化为德国的民主改造奠定了基础。
第四，对德国实现民主化的改造。非纳粹化过程实际上就是民主化的教育过程。各占领区在非纳粹化的同时，就开始重建德国的民主政治生活。一方面，盟国利用教育宣传机构，在西德进行西方民主的灌输，与此同时，培养西德人的参政意识，以及对民族的责任感和不任凭别人摆布的政治上独立思考的能力。另一方面，按照民主原则恢复和重建德国的政治生活。西德社会民主党于1945年5月开始了重建工作，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也先后成立。这几个政党从重建和筹建开始，就成为西德的主要政治力量。此外，还成立了自由民主党，共产党也恢复了活动。由于战后特殊的环境，大资产阶级、大地主被取缔了，工人阶级为温饱而忙碌，失去对权力的兴趣，而中产阶级则适时崛起，成为西德政治舞台上的中坚，从而为西德民主政治改造提供了阶级基础，因为德国历史传统中主张民主自由的恰是德国中产阶级。美国为了在战后实现称霸全球战略，害怕苏联对西德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一心要把西德纳入西方阵营，客观上也为西德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建立创造了条件。西德民主政治的建立多少是外部力量在特殊的情况下施加于德国人民的。但是，西方民主政治只有通过西德人民的接受才能在德国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美国当局深知，“民主政治就像拿破仑的军队一样，只有吃饱了肚子才能向前推进”。德国大部分民众在战后最关心的问题是吃饱肚子，对政治不十分感兴趣。美国人深知，要使德国人接受美国民主政治，还必须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以美国为首的西占区当局采取了一系列经济、社会措施，尤其是“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和币制改革，为西德经济输血打气，使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从而使西德人民顺利渡过了战后初期的困难，这从客观上也为西德人民接受西方民主树立了信心，为推行民主政治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对德国的改造，在德国历史进程中起着巨大的进步作用，为二战后德国资本主义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与一战后战胜国只是从经济上对德国进行掠夺和剥削，而不是重在从政治思想上对德国进行改造有着天壤之别。二战的胜利结果，既壮大了社会主义制度，也促进了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发展。盟国对德国实行的非纳粹化和民主化措施，实际上是一场政治革命，是在西部德国实现了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最后在西方大国扶持下建立了具有真正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五、德国的教育和科技
从普鲁士开始，德国在每个历史阶段的历届政府(纳粹时期除外)都很重视教育和科技。这是德国在政治与经济不协调发展以及处在逆境的情况下，工业化飞速发展、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德国的教育、尤其是普及教育的程度居世界各国之首。为适应工业化的需要，德国还十分重视技术教育，大力发展工科大学。另外，德国还十分重视职业教育，规定18岁以下青少年有进补习学校的义务，仅普鲁士在1900年就有工业补习学校1070所。在发展教育的同时，德国十分重视科学研究。1911年底，德国创建了“威廉皇帝科学促进协会”，为杰出的科学家提供专门从事研究工作的机会。国家还在大学和高等技术学校建立研究机构，使大学成为教学和科研的基地。联邦德国把教育和科技视为“进步的中枢神经”，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为经济发展造就了大批科学人材和高素质的职工队伍。
德国在教学科研方面的学术空气十分活跃，允许学者们在学术上自由发表意见，科学研究和学术探讨完全独立于政治和宗教之外，不受其干扰。除第三帝国时期外，这是德国一贯的传统。这种学术上的自由探讨和重视、尊重知识的环境，使德国造就了不少享誉世界的著名科学家，如物理学领域出现了爱因斯坦和普朗克两位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于1905年和1916年分别创立了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推翻了经典物理学的基石——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奠定了现代物理学的基础，极大地推进了20世纪的科学研究。普朗克在1900年提出量子论概念，为量子力学奠定了基础，为20世纪深入研究物质内部结构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还有能量守恒定律的提出、电磁波和X光射线的发现、自动点火内燃机和汽油内燃机汽车的创制等，都是德国科学家的贡献。另外，在数学、生物学、地理学、天文学领域也是人材辈出、硕果累累。在1933年以前，德国的科学一直处在世界的前沿。在世界45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中，德国人就占10人；40名化学奖获得者中，德国人占16人。许多科学家的涌现，大量研究成果和科学发现，对德国工业现代化起着重大促进作用。
另外，德国教育和科研重视与生产实践的结合，重视发明创造。德国对旧工业的改造和新兴工业领域的开拓并得到发展，关键的因素是注重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在第二帝国，科技发明和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成为当时欧洲最发达的科技先进国家。德国的电力工业、化学工业、钢铁工业、交通运输业在世界上占有领先地位，主要得益于科学家的发明创造、得益于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应用。联邦德国在经济领域也是广泛应用科学技术，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在各个生产部门大量应用，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德国还重视学习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德国工业革命起步晚，为了缩短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从一开始就十分注意学习英、法、比、瑞士等国先进技术和经验。19世纪80年代，德国采用了英国人发明的托马斯—吉尔克里斯碱性转炉炼钢法，使钢铁生产节节上升，很快超过了英国，跃居欧洲之冠。魏玛共和国时期利用《道威斯计划》，除接受外国贷款和投资外，德国还大量引进了外国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如在全国开展“工业合理化”运动，在生产领域引进新的生产方法，大力提倡科学进步。德国工业家向来比较重视技术的合理化，将技术合理化作为经营企业、赚取利润的战略措施。在“工业合理化”运动中继承了这一科学传统。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的采用，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教育和科技是德国经济发展、建立强大国家的法宝。法国科学家帕舍尔认为，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是在“科学上失败了”。他说：“德国增设大学，在大学之间培植有益的竞争心理，对大学教授和博士很尊敬并给予荣誉，设立宽敞的实验室，并具有精良的实验仪器。而法国则只顾革命，沉醉于理想政体的无益争论之中，对高等教育的设施也只是给以偶尔的注意。”[10](第236页)这种分析是很有见地的。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失败是由于敌不过以西门子、克虏伯发明制造的钢炮武装起来的普鲁士军队。第二帝国工业化飞速发展，不是依靠俾斯麦专制主义，正如凯恩斯所说：“德意志帝国与其说是依靠血和铁建立起来的，不如说是依靠煤和铁建立起来的。”[11](第1页)二战后的联邦德国更是依靠教育和科技而成为西方经济强国。当然，依靠教育和科技而强大起来的德国，也曾助长了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势力，使德国走上了冒险道路。但这另当别论，不是教育和科技的过错。
本文作者系中国德国史研究会会长，本文是根据其在2003年10月召开的第六届中国德国史学会第一次学术讨论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收稿日期：2003-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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