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现状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它是对“一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先进地区无产阶级革命失败反思的结果。二战后，“西马”发展成为包括人本主义、科学主义以及多种流派的学术思潮。我国对“西马”的研究起步较晚，徐崇温同志在1982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中，较为系统地评介了这股思潮的主要流派和主要理论观点，并提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他的“西马”概念主要是通过改造、综合梅劳·庞蒂、佩里·安德森的“西马”概念而得来的。“西马”概念本是由科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最先提出，意指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阵营内对西欧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争论而形成的和第二、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有所不同的理论思潮，主要包括卢卡奇、葛兰西和他自己。他们三人或是各自共产党内的主要理论家、或是党的领导人。科尔施提出的“西马”概念当时并未引起多大的影响，使之广泛传播并产生影响的是梅劳·庞蒂。他在《辩证法的历险》一书中专设一章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梅劳·庞蒂是资产阶级的“马克思学”家，其理论目的是通过制造“青年马克思”和“成年马克思”的对立，赞扬前者，否定后者，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其手段是从反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出发，通过抽象肯定“西马”同青年马克思的一致，把“西马”置于列宁主义的对立面，达到反列宁主义的目的。梅劳·庞蒂的做法得到西方资本主义学者的喝彩，并使“西马”开始在西方流行。在他之后，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进一步扩大了“西马”的使用范围，着重从理论主题和关切问题的转移来分析“西马”，他把马克思主义描绘成几代人的更替，并认为“西马”的理论主题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传统相比，越来越从经济学转向哲学、文化、艺术，而其代表人物主要来自西欧，既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也包括一些资产阶级的激进学者，甚至包括一些反马克思主义者。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科尔施的“西马”概念是指马克思主义阵营内的一股理论思潮；梅劳·庞蒂则是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服务的，其“西马”概念是意识形态的；而佩里·安德森”的“西马”概念则是一种世代性和地域性概念，它们具有不同的内涵。徐崇温的“西马”概念则是具有吸收安德森“西马”概念范围有所扩大的特点，又摒弃他只谈主题和关切的问题，不谈思想路线的缺陷；恢复了梅劳·庞蒂从思想路线的角度着眼来规定“西马”特征的做法，但又摒弃了他反列宁主义的立场，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参考的需要出发，全面论述了“西马”同马克思主义在哲学和政治方面的对立，认为“西马”在政治方面，在对现代资本主义和对社会主义的展望上，在无产阶级的战略和策略上，提出了和列宁主义不同的见解；在哲学方面提出了不同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见解，是一股用西方唯心主义哲学补充、修改马克思主义，“重新发现”马克思原来设计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1〕
徐崇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对我国的“西马”研究起了启蒙和推动作用，他的“西马”概念也成为我国学术界通用、流行的概念。对“西马”研究起巨大推动作用的还有1986年8 月在长春召开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现状”学术讨论会，改变了过去对“西马”单纯的批判和否定态度。1986～1989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西马”研究和争论的热潮。学术界最先由中央编译局的杜章智同志对徐崇温的“西马”概念提出质疑和反对意见，认为徐崇温的“西马”概念不能正确地反映当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现状，是一个含糊、可疑的概念，应予以抛弃。〔2〕通过争论，围绕着对“西马”概念和性质的不同理解， 国内学术界形成了另两种较系统和独具特色的看法。具体地讲：
一、以武汉大学哲学系张守正（张本）为代表，他认为考察“西马”不应单纯从理论出发，而应该坚持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理出发，通过考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政治实践的不同点，就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丰富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如果单从理论出发，特别是象徐崇温那样，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几条原理，并且把这几条原理凝固化、教条化，以此作为评价、研究“西马”的标准，那就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的发展，也不能科学地界定“西马”。此外，离开了实践，也无所谓什么“西马”，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不可能有什么“东方”或“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之分。正是由于实践和实践对象的不同，才形成具有不同民族特点、时代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因此，张守正认为：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指西方共产党和西方进步的知识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具体特点，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种探索。西方马克思主义由此也应包括：西方共产党所奉行的理论和革命策略，他们是“西马”的主流；西方进步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则是“西马”的必要补充和支流。〔3〕
二、以北京大学哲学系张翼星、江西大学哲学系（现为华南师大政治系）彭赟为代表。他们也主张从实践的观点来看待“西马”，但他们更注意分析、说明评价“西马”的理论视野。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并非是“马、恩、列、斯、毛”一线单传的历史，而应是“一源多流”的发展史。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源”，而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西方共产党奉行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都是由这一“源”通过和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发展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由于其理论的完整性正确地引导了俄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经过了实践的检验，是马克思主义的主流；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是探索中的马克思主义，还有待实践的检验，是马克思主义的支流，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从这种“一源多流”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出发，他们反对国内学术界先入为主地将“西马”置于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地位，进而否定“西马”的做法，主张对“西马”代表人物在“一源多流”的理论视野下，具体审视“西马”代表人物的理论主张，进而得出科学的结论。〔4〕
此外，我国学者还就“西马”的代表人物的思想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主要包括：1.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是否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2.葛兰西的实践哲学的哲学属性、倾向如何；3.阿尔都塞是不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争论，极大深化了我国学术界对“西马”的认识，取得了丰富的成果。1990年以后，“西马”争论告一段落，但有关“西马”的研究则从更深入的角度进行。1991年11月成都全国马哲史学术讨论会，专设“西马”讨论会场，并酝酿成立“西马”研究会，会后出版论文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与当代》，收录多篇研究“西马”的高水平论文。1994年10月在江苏无锡召开“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状和问题”讨论会，把“西马”研究的视点推近到本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西马”流派〔5〕。通过学术界的努力， 我国的“西马”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体现在：1.目前“西马”代表人物的原著基本上有了中译本。由徐崇温主编、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已出版“西马”译著26种。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二十世纪哲学译丛”、三联书店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华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库”均有多种“西马”原著中译本问世。它们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原来“西马”研究一穷二白的状态，也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西马”提供了便利条件；2.有关“西马”研究的通史著作也有若干种，主要有：徐崇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李忠尚的《“新马克思主义”析要》，俞吾金、陈学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曹玉文、陆杰的《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陈学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论》，陈振明《“新马克思主义”》，廖惠和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六大思潮初探》，即将出版的还有由易克信主编、国内多名学者集体编著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3.有关“西马”的专题研究、流派及代表人物的研究专著也有若干种，主要有：徐崇温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李青宜的《阿尔都塞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欧力同、张伟的《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余文烈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概论》，陈学明的《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论述评》、《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义》，张一兵的《折断的理性翅膀》等等。
尽管我国的“西马”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总的来说，仍有待我国学术界进行深入研究。特别是在“西马”研究中，还存在着若干尚未解决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它们使我国的“西马”研究只能停留于一般地评介“西马”思想的表层，严重地阻碍了我国“西马”研究向深层次的发展，使当前我国的“西马”研究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1.我国学术界未能科学地界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西马”概念的理解和使用较为庞杂，严重地阻碍了学术界之间的交流，制约了“西马”研究水平的提高。徐崇温的“西马”概念在学术界影响较大，但它并非是通过考察“西马”代表人物的思想归纳得来的，而是直接借用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西马”概念而得来的，其最大缺陷就是先入为主地将“西马”置于列宁主义的对立面加以论述。表现在对具体人物的研究上，不是通过考察具体人物的思想归纳出“西马”的总体特征，而是使具体人物的思想适应“西马”概念，以保证理论的一致性和完整性，这样自然难以科学地研究“西马”。国内还有相当部分人将“西马”和西方“马克思学”不加区别地同等使用，将本属于西方“马克思学”家的理论特征（如：制造“两个马克思的对立”等）赋予“西马”身上，由此得出“西马”同马克思主义对立的结论。可见，“西马”概念的不科学性已成为阻碍我国“西马”研究向深层发展的重要因素。笔者认为，西方学者的“西马”概念对我们当然有借鉴意义，但决不是我们科学地界定“西马”的立足点。真正的立足点应建立在对“西马”代表人物具体思想的考察和对“西马”的实际发展历程的考察上。而不应该先构造某种“西马”概念或“西马”理论体系，然后让“西马”具体人物的思想适应这种先验的概念或理论体系。只有从这种指导思想出发，才能避免对“西马”的先入为主的研究和评价。2.对“西马”研究的理论视角狭隘，严重地制约了我们对“西马”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我国学术界常常把“西马”置于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和“对立面”的地位加以论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国“西马”研究的理论视角狭隘。我们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表现形式和巨大发展，而认为我们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正统，而这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就是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在理论观点上，谁和这个体系不相符，谁就是异端，谁就是修正主义，而“西马”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于、甚至批评这种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就得出“西马”是反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结论。这种“唯我独马、唯我独革”的指导思想，势必会使我们将其它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包括“西马”不加分析地予以全盘否定。而如果我们本着“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基本原理对“西马”首先予以真确的理解，然后再进行科学的分析，这样才能保证“西马”研究的科学性、客观性。3.抽象主义的研究方法严重地制约了我们对“西马”的科学研究。“西马”是在西方具体历史背景、文化背景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我们不应该把“西马”所提出的理论观点从他们所处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中抽象出来，然后和我们总结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原理进行机械的比较，这样做的结果当然难以理解“西马”提出的诸如：“文化心理革命”、“阶级意识的危机”、“消费异化”等论题。因而要深入研究“西马”，就应该认真研究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的变化和特征，总结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将“西马”置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大的背景中予以研究，从而真正看到“西马”的理论价值以及它对我们在现时代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意义，也只有这样，才能把我国的“西马”研究推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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