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仁学管理思想的传统意义与现代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管理思想论文,意义论文,传统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 “仁学”管理思想，是孔子在弘扬中国远古社会道德统治和礼乐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发展的伦理型管理哲学。孔子提出了仁者爱人、为政以德、礼乐教化、见利思义、选贤任能、博施济众等管理主张，孔子的“仁学”管理思想长期占据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对于国家统治和社会教化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0世纪以来，“仁学”管理思想经过文化批判和反思而被纳入学术研究的转道，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受到世界人民的普遍重视。它所蕴含的超越时代和时空意义的管理价值，对于现代管理具有积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并极有可能与现代西方管理文化相融合而培养产生21世纪的新型管理文化。
关键词 孔子 仁学 传统意义 现代价值
中图法分类号 B222.2
一、孔子“仁学”管理思想的基本内容
孔子的“仁学”管理思想，发端于他对中国远古社会流传下来的文章典籍的研究整理。孔子十分推崇远古社会尧、舜、禹、汤、文、武时代的道德统治及礼乐文化，并系统地对远古流传下来的《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进行了删编整理或重新编修，目的是使它们对后世产生“垂世之教”的作用。在这样的基础上，孔子形成了“以仁为本”的世界观和伦理思想。孔子一生的活动主要有两方面，第一是兴办教育，开创私学，用“仁学”思想培养教育了一大批学生，极大地促进了儒学在当时社会的传播，为儒学在后世社会的影响奠定了基础；第二是率领一些学生以“仁学”思想周游列国，向当时的诸侯君主宣扬道德统治，进行道德教化，参与政治，改造社会，历尽磨难挫折而不改初衷。孔子一生以弘扬道德传统，宣扬德治仁政为己任，具有高度的自我良知和社会责任感。
孔子是中国儒学的创始人，而“仁学”思想又是孔子儒学的中心内容。在《论语》一书中，孔子讲到“仁”100多处，但在不同场合，孔子对“仁”的解释又各不相同，这就需要把它们联系起来，融会贯通。孔子的“仁学”思想，从管理哲学的角度来看，包括“修己”与“安人”两大原则。它首先要求社会统治和管理者，按“仁学”体系的要求进行自我修养，陶冶性情，成为仁德贤明的君主；然后又用“仁”的原则去管理国家、社会和人民。在孔子看来，“仁道”的管理，能够结束当时社会的动荡离乱，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恢复崇礼尚乐的生活方式，并最终实现天下太平。
孔子的“仁学”管理思想，主要有以下6个方面的内容。
1.为政以德
这是“仁学”管理思想的纲领。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孔子把管理道德化，首先要求管理者自身要正，“政者正也”（《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这表明管理者本身的行为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百姓是否服从统治，取决于管理者本人是否正确以及有无道德感召力。在孔子同时代，有一些统治者主张用严刑峻法来治理国家，以防止臣民犯上作乱。对此孔子明确表示异议，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是说严刑峻法只能使百姓因害怕刑杀而不敢做坏事，但不能使人自觉知耻而避免违规之事；相反地，以道德治理国家，以礼乐教化人民，就可以使人自我规范，自我约束。当然，孔子不是完全不讲刑杀，而是主张德与刑应宽猛相济，重德轻刑。他说：“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颜渊》）说明孔子希望用道德教化来代替刑杀。孔子对于社会管理的理想目标是消除残暴，善人为邦，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德治社会。
2.忠孝修身
这是“仁学”管理思想付诸实施的前提。忠孝包括忠恕、孝悌两对范畴，泛指君与臣、长与幼、父与子之间存在的自我道德规范，实际上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自我道德约束。先就忠恕而言，“忠”是指臣民应该尽心竭力地维护君主的统治，“臣事君以忠”（《八佾》）。“恕”是指主应宽容、体谅臣民，“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我不欲人之加诸我，吾亦无加诸人。”（《公冶长》）这就是孔子关于“以己度人”和“推己及人”的管理观念。忠与恕意味着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双方应相互信任和通力合作。再就孝悌来说，它是忠恕原则向家庭伦理的延伸，对全社会的人有普遍的道德约束力，使每一个人都按照道德要求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在孔子看来，以忠恕、孝悌作为人的修身之本，使人人都能出现道德自律，那么整个社会实现德治仁政就是完全可能的。孔子说：“子欲善而民善矣。”（《颜渊》）就表达了关于德治的动机与效果关系。
3.礼乐教化
这是“仁学”管理的基本手段和措施。孔子主张“为国以礼”（《先进》），认为“上好礼而民易使也”。（《宪问》）按照《周礼》的记述，礼的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生活、起居、婚庆、丧葬、往来等一切社会生活的礼仪行为，它规定了人们的行为标准。孔子要求人们严格依礼而行，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一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反之，一个人不依礼而行，也就没有仁。孔子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畏缩不前），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出口伤人）”。（《泰伯》）可见礼与仁是表里关系。与隆礼相对应，孔子也尚乐，认为习乐可以陶冶人的性情，提升人的道德。他对《韵》、《武》、《雅》、《颂》等乐舞的评价非常高，认为《韶》尽美尽善，可以使人进入高尚境界。孔子向往的理想社会是礼乐文化繁荣的社会，因而特别要求统治者以礼乐治国，“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使人民普遍养成尚礼习乐的社会风气。否则，“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阳货》）那就不是德治仁政的理想社会了。
4.见利思义
这是“仁学”管理的道德取舍标准。“义”是指社会公利及个人合乎道德的行为标准，“利”是个人私利或局部利益，因而义与利的关系就是公与私的关系。对此孔子有两个层次的认识。第一，义与利是相通的，互相包含，“智者利仁”，（《里仁》）“因民之利而利之”。（《尧曰》）是说聪明仁厚的人应首先满足社会公众利益，然后自己可相应从中获利。因此，孔子并不反对个人获得正当利益，而是反对个人见利忘义，先利后义。他说：“放于利而行，多怨”，（《里仁》）“无见小利，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第二，一个人面临义和利的矛盾冲突时，应该把公利放在第一位，把私利放在第二位，“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宪问》）而决不可违背公德去追求私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从以上两个层次的分析可以看出，孔子已经把仁的道德要求和礼的道德规范具体地深化为义的取舍标准。换言之，管理者要推行德治仁政，在具体行动上就应该先义后利，先着眼于百姓的利益和要求，然后才能取得自己的正当利益，这样的管理行为才是合乎道义的，才会得到百姓的真正支持和拥护。
5.选贤任能
这是“仁学”管理的重要辅助手段。中国封建统治的中央权威，需要众多地方和部门的行政官吏来执行和传达，才能深入到家庭和个人。吏治是否清明，直接关系到德治仁政能否实现。对此，孔子明确提出了“举贤才”的思想，要求“君子尊贤而容众”，（《子张》）主张统治者注意选拔贤能之士来辅佐政治，不能让邪恶的人从事管理工作。孔子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正，则民不服。”（《为政》）提拔正直的人，罢黜邪恶的人，百姓拥护；反之，将邪恶的人凌置于正直的人之上，百姓就会反对。又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颜渊》）把正直的人安排在邪恶的人之上，能迫使坏人改邪归正。孔子之所以重视“举贤才”，是因为“文武之道，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子张》）因此，君主也应“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里仁》）关于如何选拔贤才，孔子提出“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卫灵公》）不因为某人话说得好听就赏识他，也不因为某人有过一些缺点就废弃其正确意见。正确的做法是“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选拔确有才能和作为的人。
6.博施济众
这是“仁学”管理思想的最终目标。孔子关于德治仁政的思想，归结为一个核心，就是“仁者爱人”。（《颜渊》）孔子说：“古之为政，爱人为大。”（《礼记·哀公问》）古代贤明君主，把爱护百姓作为头等大事。现今的统治者也应如此，“君子学道则爱人”，（《阳货》）要做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也》）这是向统治者提出的严格要求，其目的是要使百姓富足，若能做到这一点，那就是统治者最大的满足。“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颜渊》）因此，孔子要求统治者：“君子之行也，废于礼，施取其厚，事取其中，敛从其薄。”（《左传·哀公11年》）也就是要按照礼法规定，向百姓施恩要从厚，要百姓做事则适中，至于向百姓征敛赋税则要尽可能减少。孔子还特别指出，君主要体察民情，同情贫弱百姓，关心老人和孩子，说：“古之听民者，察贫穷，哀孤独矜寡，宥老幼”。（《尚书大传》）孔子这种为民请命的思想，历来为人们所称道，这就使孔子的“仁学”思想，体现了一定的民本主义精神。
从以上6个方面的内容看，孔子的“仁学”管理思想，是在弘扬中国远古时代以来就已存在的道德统治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升华的一种伦理管理哲学。“仁学”管理思想的基本立场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但是，这种思想一经产生，其作用就决不仅仅限于如此。而是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普遍的伦理道德学说，构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内容之一，对后世社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二、“仁学”管理思想在传统社会中的管理意义
以“仁学”管理思想为特质的儒家学说，对于维护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和社会教化，产生了巨大而不可替代的作用。自西汉至清末，封建统治阶级长期尊孔尊儒，将它置于一切学说思想之上，决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有着十分深厚的社会基础。“仁学”管理思想在传统社会中的管理意义，就在于它向统治阶级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以德治国”的管理方法。它既代表了统治者的治国需求，又体现了人民百姓的心声愿望，因而是一种于国于民均为有利的管理原则。
“仁学”管理思想的传统意义，最集中地体现在追求“修己以安人”的“内圣外王之道”。它把管理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修己”以达“内圣”，第二部分是“安人”以达“外王”。因此，管理实践就成为管理者在具备良好的道德理性素质的基础上，去管理好别人的行为。也就是孔子提倡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恕”的行为。由于这种管理以仁爱为本，立足于道德感召，致力于协调管理双方的关系，追求和谐统一的社会人伦，从而使管理活动成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双方之间情感交流和良好合作的载体。这样的管理就会出现上级爱护下级，下级拥护上级，双方朝着同样的目标共同努力的管理效果。
孔子关于“修己以安人”的“仁学”管理思想，备受后世儒家推崇，并给予了进一步的论证。儒家经典之一的《大学》开宗明义地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并把人生修养和作为依次推断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根据这种演绎关系，可以建立孔子“仁学”管理的基本模型：
这个管理模型，能充分反映“仁学”管理思想的传统意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管理者的“内圣”功夫，是用“仁学”思想充实提升自己，使自己达到仁义道德境界。“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管理者的“外王”目标，是“推己及人”、“以德服人”的管理效果。
这个管理模型，深刻反映了中国传统管理具有浓厚的家庭伦理管理特色。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表明小到家庭治理，大到社区管理、国家统治，只是管理程度和范围的数量差别，而无本质的不同。国家统治不过是家庭管理方式的放大，国家君主相当于一国的大家长，他维护统治、管理政事的方式就象一家之长一样，视臣民如子女、恩威并重。正如在家庭管理中家长的权威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家长凭借其道德威望去指挥和影响家庭成员。国家统治者也应当首先修身养性，树立道德权威，推行德治仁政，以德治国，以德教化，才能影响感化臣民百姓，营造和谐稳定的统治秩序。以此类推，地方行政管理、军事管理、文化管理、经济管理、行业管理……等等具体而微的管理部门和领域，都可以广泛地运用这一“仁学”管理原则，产生相同的管理效能。因此，“仁学”管理思想作为一种相对完善的管理理论，必然在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存在和发挥作用，事实上也没有任何其它一种社会政治思想能达到这种境界。由于孔子的思想贡献是如此重要，他的人格地位也急剧上升，被后世的统治阶级和儒家系统共同尊称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享受着无与伦比的尊荣。
从孔子“仁学”管理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实际作用看，在大多数的历史时期，那些有所作为的统治阶级，包括封建帝王和各级统治官吏，都能够推行德治仁政或怀柔政策，使百姓能够休养生息、安居乐业，从而使社会处于平稳有序的运行状态。一般的官僚大夫和文人学士大都能够以“仁学”原则进行自我修养，做到事君以忠，使民以礼，自觉维护统治秩序和教化百姓。民间社会由于长期接受儒家“仁学”思想的熏陶，也普遍养成良好的道德意识，彼此之间和睦相处，形成文明礼让、互相帮助的民间习俗和社会风气。这种德治意识代代相传，培养凝炼了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文化传统，使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传统美誉。
但是，也应该客观地看到，“仁学”管理思想不是万能的，在某些特定历史时期，它也会出现暂时的无效状况。这主要表现在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社会秩序恶性混乱、统治权威岌岌可危的社会变革时期。其社会状况往往是最高统治者昏庸无能或残暴成性，贪官污吏横行霸道，社会机制腐败不堪，平民百姓揭竿造反，社会意识多元陈杂，等等。在这样的动荡乱世，“仁学”管理思想是苍白无力的。于是常常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原统治当局自觉放弃“仁学”管理，转而采取某种其它理论，如法家的“法”、“术”、“势”等原则，实行严刑峻法，残酷镇压，以平定弥乱，恢复统治权威和社会秩序。另一种情况是，反抗阶级也根据某种理论，团结群众，壮大队伍，并成功地推翻前朝统治，建立新的国家政权，形成新的统治权威。这两种情况——镇压或反抗活动，都可以使社会复归中央集权统治。新的统治权威以前朝覆亡为鉴，一般又都会重新启动儒家学说和孔子的“仁学”管理系统，推行德治仁政，医治战争创伤，维护社会秩序，巩固统治权威。治盛世以德，治乱世以法；太平盛世则尊孔，动荡乱世则反孔，这一现象已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
还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历史发展中尊孔与反孔的反反复复，使封建统治阶级愈益强化了儒学的地位和作用。“仁学”管理思想由于附着在封建专制统治和宗法等级制度的机体上，也就慢慢地脱离原貌而发生病变，被统治阶级及其卫道士们操纵和演绎成为关于“三纲五常”、“天理人欲”等道统的封建礼教。于是，“仁学”管理思想由原本是积极地提倡德治仁政，革除现实弊端、建设理想社会的自由学说，反而逐渐转化成为桎梏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限制人们进一步去革新政治、改造社会、创造新的思想文化成就。这就最终导致了20世纪以来人们对传统儒家思想的强烈怀疑和批判反思。本世纪人们批判和反思传统儒学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发现了作为社会管理思想的“仁学”与作为封建纲常教条的“礼教”的本质区别。人们肯定前者，批判后者，实际上就是充分肯定“仁学”管理思想在传统管理中的积极意义。而且，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对比，人们认识到，孔子的“仁学”管理思想有着博大精深的文化蕴藏，它对于现代社会管理仍具有积极影响，其价值未可限量。
三、“仁学”管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孔子关于“仁者爱人”、“为政以德”的“仁学”管理思想体系，并不是孔子的独创和发明，而是来自比他更为远古的先人们的道德统治传统。孔子是中国远古以来就已经产生了的德治传统和礼乐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并使它上升为系统的“仁学”管理思想，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管理原则而延续到现代。因此，“仁学”管理思想纵横上下五千年，贯穿了中国管理文化发展的全部过程。这充分说明，“修己以安人”的管理原则是中国社会自古至今最普遍最基本的管理原则。它不因生产方式的变更、社会制度的不同而丧失其价值，它发挥作用的根本机制在于协调人与人的关系和行为，其管理驱动力就在于要求人们普遍以“仁爱”之心去对待他人。从狭义讲，“仁学”管理思想是处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关系的管理原则；从广义讲，“仁学”管理思想是协调全社会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因此，“仁学”管理思想具有跨越时代、跨越时空的普遍适应性，它对于现代人类的管理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指导作用。
“仁学”管理思想在现代社会的管理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4方面。
1.“仁学”管理思想对于东亚地区经济的崛起起了重要的作用
20世纪60年代以来，深受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影响的东亚、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全面吸收、引进西方的经济制度和管理理论，同时也十分注意开创企业管理的东方特色，他们普遍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忠孝”、“和谐”、“礼义”、“尊贤”等管理原则，加以吸收改造，使之与本国本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构成一种新的儒家意识，渗透到国民的文化心理中，成为国民普遍存在的社会伦理意识和为人处世原则。这种新的儒家意识与企业的生产经营相结合，融化为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形成上下一心、敬业报国的实干精神，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创造了管理上的“东方奇迹”，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动。这一现象已经初步说明传统“仁学”管理思想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现代企业管理机制乃致现代人类的精神文化需求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它启发我们进一步研究开发“仁学”管理思想的积极内涵，寻找其中蕴含的能够反映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类所共同需要的管理机制，努力使其转化为全人类共同的一般性的价值观念、文化心态和管理原则，从而使其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和法制社会条件下，产生更为广泛的作用。
2.以“仁学”管理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正在走向世界，其现实价值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充分肯定
本世纪上半叶发生在中国的中、西文化大论战，并没有象一些人所断言的那样，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衰竭。相反地，这场文化大论战，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向世界各国的传播，真正使孔子学说纳入到学术研究的轨道。60年代以来，一批被称为“新儒家”和“汉学家”的中外学者群落，在亚、欧、美、澳、非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相继出现，阵容空前强大。这些学者不但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各国的传播，更深入研究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应用价值，诠释中西方化的相容互补性，努力开发儒家文化的发展前途，提出了“儒家第三期发展”、“儒家资本主义”等重要概念。与儒家文化的走向世界相呼应，许多国家和民族都以求知的态度、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孔子“仁学”管理思想所蕴含的管理智慧和管理艺术，从中寻求启示和教益。1982年8月11日，美国旧金山首次举行孔子诞辰2533周年祭祀大会，里根总统亲派代表致祭词说：“孔子崇高与伟大的伦理道德思想不仅影响他的国人，也影响了全人类。孔子学说世代相传，揭示了全人类丰富的处人处事原则。”1988年1月，全世界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法国巴黎发表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头2500年，去吸收孔子的智慧。”这些现象表明，在未来世界发展中，儒家伦理思想和管理文化，将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
3.“仁学”管理思想对于弥补现代西方管理文化的缺陷具有重要的作用
从本世纪初到70年代末，西方管理经历了“科学管理”和“行为管理”两个阶段。“科学管理”见物不见人，以标准操作法、计件工资制等管理手段著称，虽然提高了工作效率，但引发了严重的“工业文明病”（精神危机）。二战后的“行为科学管理丛林”，表面上看是要改变“科学管理”的一些缺陷，重视对人的情感、动机、需要及自我价值进行研究，从而转变了一些管理观念，促进了管理理论的发展。但是，上述两种管理的共同基础——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念并没有本质不同。前者是显性、后者是隐性地强化着功利原则。因此，“行为科学”的出现并没有有效地缓解人们普遍存在的精神危机。
从比较管理学的意义来看，“仁学”管理思想与现代西方管理理论有着显著的区别：其一、前者是伦理型管理，后者是功利型管理。其二、前者的管理原则是“以己度人”，后者的管理原则是“个人中心”。其三，前者的管理目标是人与人的和谐与秩序，后者的管理目标是自我的利益和效率。其四，前者的管理效果是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后者的管理效果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等等。因此，“仁学”管理对于长期浸染于物欲化、理性化、制度化的西方管理中的人群来说，无疑具有弥补后者的种种缺失的作用。虽然西方的文化传统没有产生“仁学”管理文化，却并不表明人们不需要这种文化。当西方人慨叹失去精神家园时，东方管理文化正可以使他们觉醒，找回失去的家园。换言之，以孔子“仁学”管理思想为基本因子的东方伦理文化，对变革以功利主义文化价值观为背景的现代西方管理理论的基本构造，弥补西方管理制度的根本缺陷，缓解西方社会的精神危机，改善人际关系，重建社会生活秩序，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4.“仁学”管理思想和伦理观念，对于挽救现代人的精神和道德失落，调整情感孤独、自我封闭等心理失衡现象，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和指导作用
工业文明出现后，特别是本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大量运用于工业生产，使人类在对物质资源的开发利用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显著地提高了人类物质生活质量。但是，与此相应的消极后果是使人们普遍产生物欲至上观、金钱万能病。特别是无情竞争、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等残酷现实，使很多人出现了严重的心理失衡，带来了社会道德的严重滑坡，环境和生态危机更使一些人有世界末日来临之感。鉴于这种情况，人们普遍重视研究儒家伦理，肯定它在现代社会和未来世界的积极意义和作用。韩国国民伦理学会副会长李相珣认为：“当今社会，物欲至上，金钱万能，无限追求利润的竞争社会，弱肉强食的不道德现象时有发生。只有强调儒家人道主义的伦理思想，才能解决这一病态的社会，所以我们必须再次强调修己以安人的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中国伦理学会会长罗国杰也指出：“弘扬儒家伦理思想中的优良传统，不但会有助于各国广大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它还必将对整个人类的精神文明建设起重要的作用。”
耐人寻味的是，70年代后期以来，受儒家伦理和东亚管理观念的影响，西方管理界正在悄悄地进行一场由“科学管理”和“行为管理”向“伦理管理”的管理思想观念的重大变革。美欧许多企业把经营管理哲学的“P和L”原则，由过去的Profit（盈）和Loss（亏），转化为people（人）和Love（爱）。这就表明，现代西方管理观念正在朝着东方伦理管理的方向靠拢。美国学者汤姆·彼得斯和南希·奥斯汀在所著的《赢得优势——领导艺术的较量》一书中指出：管理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人的问题，只有尊重每一个人，尊重每一个人的价值和贡献，才能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积极性。管理作为一种艺术和方法，就是要以人为中心，使职工有主人翁的责任感，有精神上的满足，能在工作中成就事业。他们的结论是：尊重职工，相信职工，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从当代西方管理的最新动态来看，它与孔子“仁学”管理的许多原则颇为相似，而两者的核心精神竟可以说是不谋而合，殊途同归。
以上从4个方面说明了“仁学”管理思想在现代社会的重要价值，但主要还是从“仁学”管理思想的现代转换和走向世界的角度来进行说明的。它揭示了两个重要事实，第一、“仁学”管理思想作为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中心内容，源远流长，在当代仍充满生机活力，可以转化为现代人迫切需要的精神财富；第二，“仁学”管理思想虽然产生于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时代，原本是自然经济和宗法等级制度下的社会伦理思想，但在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社会条件下，仍然具有无法替代的道德约束力量和伦理促进效应。因此，传统的儒家社会伦理，既可以转化为现代社会伦理，又可以转化为现代经济伦理，并由此而形成现代社会以仁为本的人生观、以人为主的管理观、以义取利的经济观和国家利益优先的发展观。这4种观念对于我国当前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搞活企业经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人类社会日益迫近21世纪，科学技术、经济贸易、交通信息的发展，使整个世界以难以预料的速度，迅速走向社会经济的一体化，并将由此而形成未来新型世界文明。在这个大趋势中，孔子“仁学”管理思想所代表的儒学伦理世界观将发生什么作用，是当代全世界都十分关注的焦点。对此，澳大利亚学者雷吉·利特尔和沃伦·里德所著的《儒家的复兴》一书说：“儒家正在复兴。儒学的复兴已经明确地表明它将在世界文明的核心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且将带领世界进入21世纪，成为21世纪的管理主流。”这个预见是很有见地的。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人们自主意识的不断提高，管理理论与实践必将越来越伦理化。我们看到，20世纪初产生的基于人性本恶假设的“科学管理”理论，基本上被人们抛弃了。二战后到70年代，风行美欧的“行为科学管理”理论丛林，在当代也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大有江河日下之势。因此，管理文化发展的背景，必将是“伦理管理”的喷薄而出，从而改变本世纪管理文化的基本面貌。
从当代文化综合与创新的角度看，我们的确不可忽视儒家伦理学说在未来管理文化中的价值和作用。但是，“仁学”管理思想也决不可能自发、原汁原味地进入未来管理理论和实践中，它必将遭遇到西方文化、西方管理等许多他种文化观念的严峻挑战，形成不同的文化体系所代表的价值观念和操作方法上的矛盾冲突。只有当双方既排斥又吸收的效应期渐渐稳定后，才能培养产生出兼采中、西管理文化之长处的新型管理理论。从这个机理看，很难说是儒家伦理管理思想改造了西方管理文化，还是西方管理文化同化了“仁学”管理思想。这种新型的伦理管理文化，实际上将是两种或更多的基于不同社会和历史背景的民族文化的融合创新，是一种世界文化的大综合，这将是人类21世纪管理文化的基本面貌。
[*]收稿日期：1966-07-03.
On Confucian Idea of Benevolence———its
Traditional Significance and Modern Value in Management
Li Xingeng
(Department of Admmistration,Hunan Institute of Officer of Economic Management,Changsha 410004)
Abstract Benevolence——a creative moral philosophy of management formed on the basis of the social morality and culture in China'sremote past.In this idea,Confucius advocated love for people,good virtue in management,education through propriety and music,selection of the worthy and promotion for the capable,to name only a few.These ideas have been playing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government and education in China and have become the target of academic research since the 21th century.
Key words Confucius benevolence traditional significance modernval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