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是怎样的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的人论文,是怎样论文,父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直到今天，在解读《我的叔叔于勒》（见沪教版语文教材八年级第一学期）中“我”的父母时，听到的仍是多年未变的无情无义，势利冷酷，自私贪婪，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作者表达了对他们的讽刺和批判，但其实著名作家笔下的人物往往不是简单的好与坏的二元对立关系。 在这里，首先要弄清楚一点，“我”的父母是两个人，这一点似乎是废话。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很多老师在分析人物形象时是把“我”的父母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的。这样的捆绑式解读，至少忽略了一点：文中所有咒骂于勒的话都出自母亲之口，父亲从头到尾没有骂过于勒一句话。这一点在文中很明显，但却一直为人所忽略。也就是说，对待于勒，父亲的态度和心理很微妙。 父母最让人不能接受的有两点：一是当听说于勒发财时，把于勒奉若神明，极尽夸赞之能事；二是当确知于勒破产、热望落空时，悄然离开，遗弃无家可归、沦为乞丐的亲兄弟于勒。 我们在断言“我”的父母“无情无义，势利冷酷，自私贪婪”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当时“我”家的状况——“只能勉强糊口而已”。文章对“我”家的状况从吃到穿进行了详尽的交代。家中处处省吃俭用，因怕回请不敢接受邀请去吃一次饭；“日常生活必需用品也都是买那些减价的、商店里的落脚货”；十五生丁的饰带要为价钱讨论老半天；我丢了纽扣或撕破裤子，准得挨一场痛骂。还有，父亲每次出去的必备功课——用汽油擦掉礼服上的污斑；父亲买牡蛎时，母亲为了省钱，居然以不宠坏“我”为理由不给“我”买，等等等等。 作者用了大量笔墨来写这些，很多人在解读时一言以蔽之：“我”家极其贫穷。谬矣！生活拮据并不等于家庭贫困，文章交代得很清楚——“我”家“是一个并不富有的人家，只能勉强糊口而已”。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我”家一贫如洗，穷得连饭都吃不上，那么所谓的面子问题也就不存在了，毕竟要命比要面子更重要。恰恰是“我”这样的家庭，能解决温饱问题，比上远远不足，比下又略略有余，“面子”问题就会凸显出来。“我”的父母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爱面子，但又没有足够的财力去撑起面子，只能竭尽所能勉强维持自己的面子。每个星期日全家都要“穿戴齐整”地去散步，父亲要穿礼服，戴大礼帽，手上套着手套，母亲也打扮得“五彩缤纷”。每次出发时都会在父亲的礼服上发现“污斑”，母亲就不得不戴上近视眼镜，脱掉手套，用旧布头蘸上汽油把它擦掉，“忙得不可开交”。而后全家才“庄严隆重”地上路。作者在文中特别提到：“我还记得我可怜的父母在这些星期日散步中的那种故作庄重的神态，他们正颜厉色，不苟言笑，走起路来腰杆和两腿都挺得笔直，好像一举手一投足都关系着一桩极其重大的事情一样。”他们的表现既可笑又可怜。 还有更不能忽视却往往为人忽视的一点：“我”还有两个姐姐，一个26岁，一个28岁。这两个姐姐在文中的地位不可小觑，是作者莫泊桑的绝妙安排。 首先是结构上的，没有这两个姐姐，就没有女婿的出现；没有女婿的出现，就没有泽西岛之行，没有泽西岛之行，就没有偶遇于勒的情节。 其次是内容上的，我们必须先了解两个事实：一是在当时的欧洲，男女十五岁左右就可以谈婚论嫁了。苏霍姆林斯基《致女儿的信》（人教版、沪教版教材中均有）中有这样一句话：“今天你整整十四岁了，你正跨越一个界限，越过它你就是一名成年女性了。”莎翁笔下罗密欧是16岁，朱丽叶是14岁。二是在当时的欧洲，家庭贫穷，拿不出像样的嫁妆，是女子嫁不出去或嫁得不如意的重要原因，《项链》中玛蒂尔德就是这样。知道了这两个事实之后，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两个姐姐的婚姻问题会成为父母的心病，同时也会明白，为什么那个公务员看了于勒叔叔的信之后会下定决心和“我”的二姐结婚。 也许有人会说，即便如此，只需一个姐姐即可，何必出现两个？这恰又是莫泊桑的过人之处。两个姐姐，两个“剩女”，无疑加倍加重了父母的心病，正如文中所言：“她们还没有结婚，这成为我们全家的大心事。”更耐人寻味的是，看了于勒的信后，好不容易嫁出去的还是26岁的二姐，那么，28岁的大姐无疑使父母更加焦虑。正如作者所写：“（在去泽西岛的时候）我母亲忧心忡忡地挽着我那还没有结婚的大姐姐的膀臂——自从我的二姐嫁出去之后，我的大姐姐就有点丧魂失魄似的，如同鸡窝中剩下的唯一一只小鸡。”（这一段话在人教版教材中被删去了）如果不细心揣摩，作者的匠心真是白费了。 全家苦苦期盼于勒整整十年，“父亲的希望却随着时间的增长越来越大”。“对他的归来，大家拟定了上千个方案”，可以断定的是，在这上千个方案中，没有一种方案是建立在于勒破产的基础之上的。 品味至此，我们不妨反躬自问：如果我们是文中的父母，我们会把沦为乞丐的于勒带回家吗？甚至我们可以设想把于勒接回家的直接后果：这个爱面子又只能勉强维持面子的艰难家庭还能继续维持吗？那个年轻人“之所以不再犹豫，下定决心求婚，是由于一天晚上我们给他看了于勒叔叔的信的缘故”，那么，如果沦为乞丐的于勒回到家里，二姐的这桩婚姻还能维持吗？ “我”的父母只是平常生活中的小人物，他们的确不高尚，但也不卑劣。我们在看到他们无情的时候，也应该看到他们的无奈；在看到他们冷酷的时候，也应该看到他们的辛酸；在看到他们可恨的时候，也应该看到他们的可怜。《论语》有语：“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焉。”何谓“内自省”？就是设身处地地反躬自问：如果是我又能怎样？我们不应该只是一味地站在道德高地上去苛求这些可怜的小人物去做他们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这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