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战全面爆发初期的英苏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初期论文,关系论文,论二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自社会主义苏联诞生之日起，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就一直难以建立一种稳定的正常关系。当时欧洲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和社会主义苏联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典型。整个20世纪20、30年代，英国顽固奉行反苏政策，严重阻碍了两国关系的发展。1939年9月1日德国突袭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然而，世界风云的这一突变，并没有立刻给英苏关系的改善带来契机；相反，在大战爆发后张伯伦执政时期，两国关系更加恶化。其间，英苏关系的发展变化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战爆发后第一个月，英苏关系很紧张。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英国就掀起了1939年的第一次反苏浪潮。当时，英国舆论纷纷指责苏联在英法苏三国谈判中“缺乏诚意”，“脚踏两只船”〔1〕。这场反苏运动影响很大。二战全面爆发后， 英国的公司立即取消了苏联在战前与其订立的购买机床、机械设备合同。英国政府则公开限制与苏贸易，拒发对苏出口许可证，扣留苏方船只。苏联立即作出反应，扣留英国船只。由贸易协定维系的脆弱的英苏关系濒于破裂。
9月17日，苏联出兵占领波兰东部地区，并与德军会师。28日， 苏德签订了瓜分波兰的“边界友好条约”，联合发表“和平宣言”，呼吁英法与德国终止战争状态，声称“若苏德努力无效，英法应对战争的延续负责”〔2〕。 由此引起了英国的普遍愤慨和是年的第二次反苏浪潮，公共舆论谴责苏联在波兰“背后戳了一刀”〔3〕。 苏联则一再重申其“中立”政策，极力为它在波兰的行动辩解。面对苏联的行动和英国舆论的反应，英国政府发表了一个谨慎的声明，谴责苏联的不义之举，表示英国决不接受对波兰的新瓜分，也不附和以牺牲波兰为代价的任何和平倡议，强调“这些事情的全部含义尚不明显”，“俄国仅推进到实质上由寇松勋爵所提议的那条俄国边界线”〔4〕。
第二阶段，1939年10月至11月底苏芬战争爆发前夕，英苏关系有所缓和。
1939年10月1日，海军大臣丘吉尔代表英国政府发表广播讲话。 他谴责苏联奉行“冷酷的利己政策”，但对苏联也表示“理解”，认为苏联进军波兰东部“显然是为了本国安全的需要，以防御纳粹的威胁”〔5〕。英国政府的这一举动，虽然不排除离间苏德关系的意图， 但主旨在于向苏联表明，英国愿意和苏联接近。
丘吉尔发表广播演说后，英国为改善英苏关系做了进一步努力。 10月11日，英苏签订了关于木材和橡胶等物资交换的协定， 恢复了双边贸易关系。此后，英苏还计划就发展两国贸易关系继续谈判。然而，这种昙花一现的缓和，很快就被日益升级的苏芬争端破坏了。
第三阶段，1939年11月30日至次年3月的苏芬战争期间， 英苏关系极度紧张。
1939年11月30日苏联入侵芬兰，苏芬战争爆发。西方世界立即掀起一场空前的反苏浪潮。战争一爆发，英国政府就毫不犹豫地表示，坚决支持芬兰抗苏，向芬兰提供贷款和武器装备，甚至一度拟派远征军去芬兰。12月14日，英法控制的国联把苏联开除。月底，英驻苏大使西兹回国“度假”，英苏关系恶化，贸易往来中断。这种紧张关系直至1940年3月12日芬兰和苏联订立和约才告结束。
第四阶段，从苏芬战争结束到5月10日张伯伦下台， 英苏关系再度趋向缓解。
苏芬战争一结束，苏联就频频发起低层次的对英外交攻势，要求重开贸易谈判，并保证从英法美等国进口的物资不会被转送至德国。虽然英国政府内部对苏联建议的看法不尽一致，但总的倾向是寻求恢复双边贸易谈判的可能性，以“避免国内舆论对政府错过了把苏联从德国那边拉过来的机会的谴责”〔6〕。
从4月19日至5月8日，英苏之间就贸易问题互换了好几个备忘录。 但由于英国提出了旨在削弱甚至中断苏德贸易关系这个苏联“无法接受”的要求，贸易谈判最终陷入了僵局。
综上所述，二战全面爆发后张伯伦执政时期的英苏关系始终处于紧张与缓和的交替循环之中，紧张是其主流。所谓缓和只是相对而言，英苏关系并未真正改善。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可以从英国和苏联两个方面来分析。
就英国而言，大战全面爆发后，为捍卫大英帝国的霸权利益和英伦三岛的安全，采取了一定的抗德政策。张伯伦拒绝了希特勒的和平诱饵，首先对德宣战。但令人遗憾的是，张伯伦的抗德决心并不坚定，没有制定正确的战略目标。他认为，“系统地提出详细的战略目标为时尚早”〔7〕。对德国采取消极防御，即在海上实行经济封锁， 在陆上迷信马其诺防线的屏障，希望以此赢得时间，最终仍与德国达成“合理的妥协”〔8〕。 张伯伦承认：“我所希望的并不是军事胜利——我对这种可能性也深感怀疑——我希望的是德国内部的崩溃。”〔9〕
由于张伯伦政府对德“姑息政策的阴魂未散”〔10〕，对苏始终采取敌视政策，“祸水东引”这股暗流仍然存在，导致世界上两个主要大国在大战全面爆发初期不仅没有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且未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这种不幸局面的形成，英国不能不负有重大责任。
从苏联方面来看，战争全面爆发后虽然公开声明保持中立，但事实上却执行了一条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姑息德国的政策。经济上，开战后一年内，苏向德提供了粮食150 万吨、石油90万吨、棉花10万吨、铁矿砂和磷酸盐各50万吨，价值8亿马克〔11〕。苏还在北冰洋、 黑海和太平洋沿岸向德提供进口原料的港口。在英国致力于对德海上封锁之际，苏联却给德国的战争机器加油，其危害之大是可想而知的。政治上，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完全放弃了对德国的舆论讨伐，并反过来颂扬德国的侵略行径，而将谴责的矛头集中指向英法等国，说它们最热衷于扩大这场“帝国主义战争”。莫洛托夫居然把德国说成是“爱好和平的国家”，而英法为“侵略国”。斯大林也公开表示，“不是德国进攻英法，而是英法进攻德国”〔12〕。苏联如此倾心于苏德“友谊”，把对德关系放在战略考虑的中心，决定了它与德国的敌人英国只能维持一种低层次的外交关系。“奇怪战争”更使苏联对英法存有戒心。因此，苏联不愿也从未采取主动行动去改善对英关系，对英国的一些主动接近持“冷淡的静观态度”〔13〕。
苏联建立“东方战线”，与德国共同瓜分波兰，对芬兰发动战争等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行径，既损害了苏联这个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也不利于英苏关系的改善。因此，苏联对这一时期英苏关系未能改善也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如何评判英苏双方各自应承担的责任呢？必须从当时的历史实际出发，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30年代和二战期间，世界主要矛盾是反法西斯国家与法西斯集团之间的抗争。苏联明知德国迟早要进攻自己，却一味地纵容和支持德国，走得太远，并有“祸水西引”之意。英国虽然仍未放弃“祸水东引”企图，绥靖阴魂未散，但这毕竟是一股暗流，主流是拒和、备战。英苏双方均缺乏改善关系的诚意，互不信任。因此，1939年9月至1940年5月英苏关系未能改善的责任不能只由英方承担，也不能说只由英方负主要责任，而是双方都负有主要责任。
二
1940年5月10日，德国进攻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 英国张伯伦政府下台，丘吉尔出任英国首相，为英苏关系的改善提供了新的契机。 6月4日，丘吉尔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尽管我们失利， 但我们决不投降，决不屈服。我们将战斗到底。”〔14〕英国终于走上了坚决抗击法西斯的道路。
从丘吉尔上台到苏德战争爆发前的英苏关系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0年5月10日至7月下旬，两国关系呈缓和状态。
丘吉尔政府首先从打破英苏贸易关系的僵局入手。5月20日， 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通知迈斯基，英国决定派克里普斯以“负有特殊使命的全权代表”身份去莫斯科，直接谈判贸易问题。然而，苏联对此反应十分谨慎，极力缩小克里普斯赴苏的政治影响。5月22日， 苏联发言声明，指责英国在苏芬冲突中采取敌视苏联的立场，缩减和限制对苏贸易，“这一切都无法使谈判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15〕。迈斯基表示，克里普斯只能以普通大使身份去莫斯科讨论贸易问题。英方只好让步，于6月5日任命克里普斯为驻苏大使。
法国败降后，丘吉尔加快了改善对苏关系的步伐。6月25日， 他致信斯大林，指出：英苏应抛开社会制度的差异和过去的互不信任，就欧洲问题进行充分磋商。英国领导人如此积极主动地接近苏联是前所未有的。7月1日，克里普斯拜会并提醒斯大林：“德国正力图称霸欧洲……这对于英国和苏联都是危险的。因此两国应商定一个防御德国以自卫的共同政策及重建欧洲均势的办法。”〔16〕斯大林则表示，他“看不出存在任何一个国家称霸欧洲的危险，更看不出德国可能鲸吞欧洲的危险”，他“并不认为德国的军事胜利威胁了苏联以及它和德国的友好关系”〔17〕。可见，斯大林还无意接受英国改善双边关系的愿望和行动。丘吉尔政府欲改善对苏关系的第一次尝试以失败告终。
第二阶段，从1940年7月23日至10月9日，因波罗的海三国问题，英苏关系又呈紧张状态。
当德国在西线节节取胜之时，苏联完成了建立“东方战线”的行动，于8月初正式将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三国并入苏联版图。 英国谴责苏联的侵略行径，认为“与德国占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性质毫无二致”〔18〕。英国冻结了三国存放在英国的黄金，扣留了24艘爱、拉籍船舶。苏联则冻结了英国在三国的资产，并向英提出抗议，被英国拒绝。两国关系骤然紧张。直至10月9日英向苏建议， 推迟六个月研究有争议的波罗的海三国问题，重开贸易谈判〔19〕，双方的争吵才暂告终止。
第三阶段，从1940年10月9日至1941年2月1日， 英苏关系有所缓和。
就在英苏为波罗的海问题争吵不休时，希特勒开始执行“海狮计划”，对英伦三岛狂轰滥炸，随后又在大西洋上实行无限制的潜艇战，给英国造成严重损失。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结成军事同盟。 希特勒还在巴尔干展开政治和军事并用的攻势，不仅威胁到英国在近东的利益，也威胁到苏联的安全。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迫切希望与苏联改善关系，苏联也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9月30日，《真理报》就德意日三国条约发表社论指出， 条约的签订意味着“战争的加剧和战争范围的扩大”。10月5日， 《真理报》登载来自伦敦的一篇通讯，详细报道了塔斯社记者参观伦敦高射炮营的情况，对英国抗战作了赞赏性介绍〔20〕。英国抓住时机于10 月9日正式作出和解的表示，要求停止关于波罗的海三国问题的争执。
10月22日，克里普斯向苏联正式递交了一份颇为全面的备忘录，内容包括发展双边贸易、英向苏提供防务物资、英事实上承认苏对波罗的海三国的吞并、签订英苏互不侵犯条约、战后安排等问题〔21〕。该建议使英国对苏接近政策达到顶峰，但遭到苏方的冷漠对待。
11月11日，莫洛托夫访问柏林，克里普斯很是震惊，他立即要求苏方对英国建议予以明确答复。苏方对英国10月22日建议表示拒绝〔22〕。此事并非偶然，因为苏正与德、意在多瑙河地区进行合作，组建了多瑙河委员会〔23〕。对此，英向苏提出了抗议。
在英国的一再要求下，莫洛托夫于1941年2月1日正式答复英方， 10月22日建议“不能作为调整英苏关系的基础”〔24〕。至此， 丘吉尔政府对苏接近的努力又一次受挫。
第四阶段，从1941年2月至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前夕，英苏关系冷淡。
莫洛托夫正式拒绝英国建议，使丘吉尔很失望，认为此时“追求苏联人没什么好处……唯有事实能说服他们”〔25〕。丘吉尔政府开始对苏联持明显的“严格保留”态度。
但是，随着德国进攻苏联危险的日益迫近，英对苏态度又发生了某些积极的变化。丘吉尔于4月3日给斯大林写了一封短信，通报了德将攻苏的情报。丘吉尔要求克里普斯亲自将此信转交斯大林，以期引起斯大林的特别重视。新任外交大臣艾登还在给克里普斯的附信中加了一些说明，强调英苏“成立类似联合战线的组织是有利的”〔26〕。但该信迟至4月19日才被送到苏副外长维辛斯基手中。
4月5日，德意进攻南斯拉夫和希腊，巴尔干形势危急。英向苏多次发出警告，均被苏方拒绝。
进入6月份，形势更加险恶，德国进攻苏联的军事部署趋于完成。 英方多次警告苏方德军正在向苏联边界集结，并表示如果苏遭攻击，英愿派一个三军代表团去苏联，向苏提供战略物资〔27〕。然而，英国的多次善意警告，没有引起苏联的足够重视和积极反响。斯大林认为，这是“用德国吓唬我们，用苏联人吓唬德国人”的鬼把戏，意在“唆使我们互相敌对”〔28〕。6月14日塔斯社发表声明， 把英国的警告说成是“谎谬的谣言”，“是反苏反德力量的笨拙宣传伎俩”，旨在进一步扩大战争〔29〕。
可见，苏德战争爆发前夕，英、苏并没有因为世界战争即将扩大而走到一起，相反，两国关系处于一种十分冷淡的僵持状态。直至6 月22日德国突袭苏联后，苏才从迷雾中清醒过来，英苏关系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结成反法西斯联盟。
综观苏德战争爆发前夕丘吉尔执政时期的英苏关系，基调是缓和，缓和程度略大于张伯伦时期，但仍伴有紧张和冷淡。主要原因在于苏联仍坚持短视的对外政策。
1940年春夏之际，欧洲战局急转直下，纳粹德国几乎控制了整个西欧和中东欧。是年秋至翌年春，德国轰炸英国。在这种形势下，苏联理应以反法西斯大局为重，采取适当的方式与反法西斯的英国接触。但是，苏联却继续在政治上迁就德国，在经济上帮助德国。斯大林对丘吉尔政府也怀有很大戒心，抱有偏见，认为它仍有“祸水东引”企图。斯大林曾对崔可夫将军分析道：“不要以为，法国溃败后，西方妥协者会退出舞台……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准备新的让步，只要侵略者掉转枪口打苏联就行。”〔30〕因此，苏联对丘吉尔政府的多次主动接近都冷漠视之。在一年多时间里，苏方不但没有同英方进行认真谈判，而且连任何足以促进双方接近的重大建议也未主动提出过。在德将攻苏的紧急情况下，苏联竟将英国的多次善意警告视为离间之计，并在新闻媒介公开加以谴责。苏联这种对英态度与苏德两国外交人员密切往来、签订各种协定，形成鲜明的反差。与大战全面爆发前苏联倡议建立英法苏三国政治军事同盟的积极态度也相去甚远，格格不入。我们认为，不排除苏联抱有坐视英德相斗、自己从中渔利的企图。因此，这一时期英苏关系未能真正改善的主要责任应由苏方承担。
注释：
〔1〕〔3〕伊万·迈斯基：《一位苏联大使的回忆》，纽约1967年版，第31页。
〔2〕《苏联对外政策文件》第3卷，牛津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380页。
〔4〕卢·伍德沃德：《二战中英国的对外政策》，伦敦1962 年版，第1、2页。
〔5〕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卷，伦敦1967年版， 第403页。
〔6〕加·戈罗杰茨基：《1940～1942 年克里普斯赴莫斯科使命》，纽约1984年版，第25页。
〔7〕罗·道格拉斯：《1939～1940年战争的进程》， 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78年版，第72页。
〔8〕迈斯基：前引书，第28页。
〔9〕法伊林：《内维尔·张伯伦传》，伦敦1947年版，第428页。
〔10〕艾登：《艾登回忆录—清算》上册，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131页。
〔11〕德国外交部：《纳粹与苏联关系，1939—1941年》，格林伍德1948年，第132页。
〔12〕《苏联对外政策文件》第3卷，第389、406页。
〔13〕迈斯基：前引书，第39页。
〔14〕特鲁汉诺夫斯基：《丘吉尔的一生》，中译本，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318页。
〔15〕戈尼昂斯基：《外交史》第4 卷上册， 中译本， 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91页。
〔16〕〔17〕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上册，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第1096—1097页。
〔18〕伍德沃德：前引书，第143页。
〔19〕马丁·基钦：《二战期间英国对苏政策》，纽约1986年版，第32页。
〔20〕《苏联历史问题》1983年第1期，第36页。
〔21〕迈斯基：前引书，第141页。
〔22〕伊斯托里克：《克里普斯传》，伦敦1949年版，第266页。
〔23〕《苏联对外政策文件》，第475—476页。
〔24〕戈尼昂斯基：前引书，第194页。
〔25〕基钦：前引书，第46页。
〔26〕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3卷，伦敦1964年版， 第320页。
〔27〕伍德沃德：前引书，第150页。
〔28〕朱可夫：《回忆与思考》，中译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249页。
〔29〕基钦：前引书，第52页。
〔30〕崔可夫：《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