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援助的发展看中国对非农业援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业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国际援助的性质、目的和作用
国际援助是当代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方式之一，是援助国或援助组织、社会团体以提供资金、物资、设备、技术或资料等方式，帮助受援国发展经济、提高社会福利的具体活动。
国际援助的基本目的是促进受援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提高。历史上，援助国主要是发达国家或高收入国家，自70年代以来，出现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援助，但所占比重不大，且多数是以非资金形式实现的。
国际援助的基本作用有两点：一是缓和国际政治经济矛盾，二是促进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发展。国际援助可以缓和援助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直接矛盾，可以帮助解决与第三方、甚至第四方有关的间接问题，还可以帮助解决“突发”事件以及受援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问题。
国际援助的性质是由其产生的目的决定的。首先，国际援助属于资本运动范畴，资本运动的基本特点是赢利性，因此国际援助的本质属性是其经济性。其次，国际援助是一种援助行为，是援助国对受援国短期的或某些领域的优惠，具有让利性。第三，国际援助是双方或多方参与的行为，具有互利性。第四，在当代，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密不可分，国际援助是反映国家或国际组织支持什么或反对什么的政治表态，具有强烈的政治性。第五，国际援助所具有的以上属性使国际援助项目决策具有两重性：即表面上是帮助处理“突发”事件或是一种高层交往的礼节，是一种纯政府行为；但实质上是帮助实现当事者不言而喻的长期政治经济战略意图，是一种由政府主导的战略性商业行为。因此，国际援助是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一个特殊现象，遵从特殊规律和运作规则。
二、国际援助的经验、教训和变化趋势
二战后，国际援助发展很快，有利地促进了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马歇尔计划”对欧洲战后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兴工业国的出现更是得益于国际援助。我国建国初期，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援助，初步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又广泛接受国际援助，大力引进外资，有利地促进了经济建设。世界银行的有关研究表明，援助一般能促进GDP的增长。通过对1970～1973年和1990～1993 年期间56个国家的相关数字进行分析，援助使受援国GDP 的边际年增长处在0.08%～0.62%之间。受援国的经济政策对援助效果有较大影响，援助规模也影响援助效果，中小规模的援助项目一般能够取得较好的业绩。（注：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第142页。 ）国际援助之于非洲更有意义，“花钱靠援助”是最形象的概括。尽管目前这种状况在发生变化，但国际援助仍是非洲国家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提供的数据，1988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得到的国际援助占其GNP的8.8%，1991年上升到10%，1996年下降为5.3%。
但是，有关分析研究表明，国际援助并没有给非洲带来预期的社会经济效果，反而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首先，非洲国家对援助中附加的各种政治条件越来越反感，援助不仅没有给主要援助国带来亲和力，反而勾起了非洲国家领导人和人民的痛苦回忆。（注：赵国忠主编：《1998～1999年中东非洲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其次，援助项目追求大型化、现代化、先进性的趋向，误导了发展方向，特别是生产性国际援助项目的低成功率，使非洲国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自卑倾向，怀疑自己接受技术、管理国家和项目的能力。第三，不适当的援助项目的监督与管理，为非洲国家高级官员挪用、贪污成为可能，援助不仅没有促进现代化进程，反而延缓了这一进程。（注：李继东：《现代化的延误》，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四，粮食援助不仅没有缓解非洲的粮食安全状况，反而为制订不适当的短期、长期粮食供给与消费政策提供了可能，恶化了非洲的粮食安全形势。
不管援助国支持援助“有利论”还是“有害论”的观点，对非援助的变化是最能说明问题的：（1 ）国际援助流向非洲国家的趋势有所加强。撒哈拉以南非洲所得国际援助占全部国际援助的比例，1985／86财政年度为31.1%，1990／91年度为34.1%，1995／96年度为37.4%。（2）援助总量从增加到稳定。1985／86财政年度， 发展援助委员会（DAC）援助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援款为88.64亿美元，1995／96年度为142.15亿美元，自1993年以来，国际双、 多边援助机构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援助净额一直在170亿～190亿美元之间徘徊。（3 ）法国继续保持头号对非援助国地位，美国雷声大雨点小，地位退后。1985／86财政年度的排序为法（15.48亿美元）、美（15.23亿美元）、德（9.64亿美元）、日（7.95亿美元）、英（4.71亿美元）；1995／96财政年度的排序为法（31.08亿美元）、德（18.91亿美元）、日（18.30亿美元）、 美（14.45亿美元）、英（8.99亿美元）。（注：数字根据陈力在《 1998／99国际形势黄皮书》中提供的资料整理。）
进入21世纪后，国际援助可能会出现以下发展倾向：（1 ）联合国要求援助国提供的援助占到其GNP0.7%的目标不会实现。1990年，经合组织成员国提供的援助达到0.35%，其后一路下滑，1997年仅为0.22%。（2）国际对非援助总量将维持在160～190亿美元之间。（3）非洲仍然是国际援助的主要对象，占有全球国际援助的比重将保持在1／3以上。（4）项目援助比重减少，紧急援助、 维和行动和债务减免所占比重增加，占到全部援助的2／3以上。（5 ）项目援助将指向基础设施、技术创新、环境保护、政府管理和私营企业发展等方面。
综上所述，国际对非援助的总动向是：（1 ）国家使用国际援助发挥政治表态的作用在削弱，企业使用国家援助开展投资和贸易的作用在加强。（2）国际援助主要流向具有市场潜力的国家， 而不是贫穷落后的国家。（3）国际援助是服务于援助国国际政治经济总战略的。 法国的战略后方在非洲；日本的国际战略重点在亚洲和大洋洲，此两地所得援助高于非洲；美国的国际战略重点在中东、拉美；德国采取多元化策略，偏向于对各地区平均使用援助资金；英国由于历史原因相对比较重视非洲，但似乎囊中羞涩。这也说明了国际援助的最本质属性是经济战略性。
三、中国对非农业援助（注：对非农业援助总体情况请参阅郧文聚：《从援助到开发，展望21世纪的中非农业合作》，载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非洲研究》第一辑，1999年。）
在过去的40年里，我国与非洲各国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农业合作，建设了很多项目，取得了巨大成就。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我国与非洲的农业技术合作主要强调国际义务，大部分项目是应非洲国家的要求、从良好的愿望出发设计的，从技术上来讲不存在什么问题，但在经济上和社会文化的适应性方面考虑不周，导致这些里程碑项目缺少可持续性和可重复性。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对外援助体制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中非农业技术合作的指导思想更加强调互利合作，这一期间农业项目减少，援助规模下降，但中非渔业合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进入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要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与国际接轨的要求日益增长。重新审时度势，我国提出了深化援外体制改革的要求，对中非农业领域的合作开发提出了一些新要求，开发目标趋于多元化。
（一）几个实例介绍（注：作者根据1999年8～9月间对几内亚、加纳的实地考察和在国内调研资料整理。）
1.纯援助项目
（1）几内亚金迪亚农业技术实验推广站项目
1979年起由我方援建，1982年建成后即移交几内亚方面管理。1989～1992年由我方提供资金进行改建。并由中方选派农业技术专家驻站指导，到1999年已经连续执行了四期技术合作任务，驻站专家累计达20位。据驻站专家介绍和已经执行的四期技术合作情况来看，几内亚方面寻求技术合作的兴趣主要在于向合作方获得物资和几方驻站人员工资。由于推广站示范面积十分有限，种植作物也仅限于水稻、玉米和西瓜等，几内亚农业部也没有农业技术推广总体计划，该站能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在连续四期的合作中，基本没有办过正规的技术培训班，只向附近的农民传授一些技术。驻站专家根据试验撰写的技术资料尽管提交给了几内亚方面，但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由于几内亚方面没有及时提出续建请求，中方已于1999年9月份项目到期时，不再投入资金支持该项目。 随着中国专家的撤离，这个已经有了20年历史的农业合作项目再次关门。
（2）几内亚巴芬多洛项目
该项目1996年才开始执行，1998年项目建成移交，1999年8 月间作者去考察时，却已人去楼空。我方花费1100多万元的援助项目没有产生多少效益。
（3）加纳阿菲菲水稻农场项目
该项目是1983年建成移交的“交钥匙工程”，主要内容包括水库、灌排工程和878.8公顷农田开发，以及工程管理和农业技术培训。 项目建成后，在中国技术专家的指导下，工程运行状态良好，水稻生产也连年获得大丰收。
但是，在中国专家完成任务撤离后，农业生产就出现了问题。加纳方面将农田分配给700多户农民耕种，稻田切割得很小， 原来设计的机械化生产工具无法使用。加纳农业部的官员在评价这个项目时说，这种搞大型水利工程的做法不符合加纳的实际情况，国家要保证10个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工程维修、运行费用，水费收不上来，财政一吃紧，就无法保证工程的正常运营。因此，应该搞小型水利项目，开发面积不宜超过50公顷。作者在与当地农民座谈时了解到，农民非常欢迎中国专家的指导，认为当地专家并没有掌握技术诀窍，中国专家在时种两季都能获得大丰收，现在种一季产量也上不去。
（4）加纳大温鸭水稻农场项目
该项目原是英国与加纳的双边合作项目，原设计为蔬菜农场，后由中国专家帮助改造为水稻农场，设计规模为600公顷双季稻， 目前实际种植250公顷单季稻。单产很高，平均5吨／公倾，高产达9 吨／公倾。但也存在一些严重问题：一是如前所述的规模经济问题，实际播种面积占计划面积的20%，根本不合算；二是用水管理问题，目前的灌溉方法是在“洗田”，常年不断地抽水自流灌溉，不仅费水费电，还跑水跑肥、污染环境、破坏土壤结构。
2.援外体制改革后实施的探索型项目
（1）中非渔业合作项目
中非渔业合作开发是我国援外体制改革的产物，经过多年努力，已经成为利用海外资源、开拓国际市场的一个比较成功例子。渔业合作项目都是以企业为主，国家给予政策支持，由企业投资、经营、承担风险，通过与所在国企业合作、购买捕鱼许可证、租赁等方式进行。目前中非渔业合作已经形成规模生产，基本覆盖了非洲的全部渔场，并利用《洛美协定》把产品直接销售到欧洲市场。到目前为止， 我国已在非洲13个国家实施了23个渔业合作项目，派出渔船233艘，形成了世界上船只数量最多的远洋船队，派出劳务人员近万名，实现水产年产量30多万吨，产值1.5亿美元。远洋渔业开发还为丰富我国水产品市场、 实现我国海洋渔业的零增长计划提供了有力支持。
（2）赞比亚中赞友谊农场项目
该项目由我方独资开发进行买断式经营。1990年，在外经贸部的支持下，中国农垦（集团）总公司在赞比亚投资30万美元购买了中赞友谊农场，该农场占地667公顷，其中耕地630公顷， 我方土地使用权期限99年。在经营管理方式上，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 自我发展，管理人员全部由中方派出。在农场发展上，以种植业为主，兼顾养殖业，6年共盈利100万美元，等于赚回了购买时的两个农场。在取得管理经验后，1994年中垦集团又投资60万美元，购买了位于赞比亚首都以北50公里处的5万亩土地，并投入流动资金20万美元， 创办了赞比亚中垦农场。中垦农场一期工程主要是发展畜牧业，生产规模为年产肉鸡30万只、养肉牛奶牛500头、猪2000头。中垦农场3年累计实现利润26万美元，形成固定资产180万美元。这个项目的思路是具有启发性的， 但规模比较小，层次比较低，影响较有限。
（3）几内亚农业合作开发项目
该项目于1996年由农业部开始组织实施。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项目把对非工作的战略问题、援助问题、资源利用问题、粮食问题、经济效益问题等综合考虑，提出了“政府扶持，企业经营；积极慎重，由小到大；平等互利，注重实效；以粮为主，多种经营”的合作开发思路，突出了以下特点：第一，企业经营。项目不再由两国政府作为执行人，而是由中国农业部非洲农业开发中心与几内亚农业部农业工程局合资，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共同发起组建“中几农业合作开发公司”，由该公司作为执行企业，我方控股80%，几方控股20%。第二，注重效益。该项目以水稻种植为龙头，辅之以多个效益型的多种经营项目，以牧工商贸养农。实际运营情况表明，这个经营思路基本是正确的。除编织袋项目外，其它多种经营项目的经济效益都还不错，商贸公司连续两年盈利。第三，量力而行。根据示范项目投资力度大、进展速度快、投资面宽、执行人员多、管理难度大的特点，该项目确立了量力而行的基本原则。
（4）加纳“南南合作”项目
该项目尚在准备之中。在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的倡导下，我国目前的参与计划是在加纳、埃塞、马里、几内亚、科特迪瓦、加蓬、刚果（金）、毛里塔尼亚、尼日利亚、南非等10个国家搞多边合作。该多边合作援助项目的基本思路是：由FAO提供部分经费、 中国提供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及其部分经费、非洲合作国提供食宿交通和日常开支，在中国专家的帮助下，以搞小型低成本水资源开发项目为核心，积极开展农业多种经营，改善项目点的农业经济条件，提高农民收入，同时探索促进项目国农业发展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途径。该项目是FAO 在总结多年实施援非农业项目经验的基础上设计的，具有良好前景。
通过以上考察和回顾，作者得出看法是：农业援助项目的多目标性往往会造成项目设计思路不明确，顾此失彼。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两国政府签完字，至多是建成移交后就完成了任务，实现了政治目标，但此时其它目标的实现才上升为主要问题，而这个问题又不是项目设计者、项目决策者考虑的根本性因素。在作者看来，这个矛盾是援助项目低成功率的主要原因。因此，我国对非农业援助非改革不行，但如何改革目前只能说找到了方向和解决问题的一些思路，还说不上已经找出了卓有成效的办法，更谈不上已经有了成功的范例。在政府如何做好宏观指导、企业如何做好微观运作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未来对非农业援助项目的基本目标
1.服务于21世纪我国经济建设的全局目标
在一定意义上讲，对非农业援助的根本宗旨是服务于我国经济建设的中长期目标，因此必须讲求经济效益，必须注重长期战略任务。展望21世纪，我国可利用的自然资源日益短缺，需要依赖国际市场，而非洲是一个巨大的自然资源宝库，中国的发展既要立足于国内资源，也要充分开发利用非洲的自然资源。（注：郎一环等：《中国与非洲资源互补与合作前景》，载《中国软科学》，1998年第7期。 ）经济增长需要市场，非洲是举世公认的最后一个边疆，蕴藏着巨大的市场潜力，中国尽管有巨大国内市场的支撑，但也离不开非洲市场。
一项关于中国加入WTO 的最新研究（注：田维明等：《世界贸易体系改革与我国农产品贸易战略选择》，载《中国农业大学研究报告》，1999年。）表明，到2005年，中国对非洲的贸易将高速增长，但巨额贸易顺差将变为基本平衡。我国的工业品、纺织品、农产品将是对该地区的主要出口产品，而从该地区大量进口的矿产品将吃掉贸易顺差。就农业领域来看，农产品的出口与工业品、纺织品是不成比例的。但该研究没有注意到我国农业技术输出的巨大潜力。据初步分析，我国的农业技术非常适合非洲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背景，如果制订出正确的开发战略，完全有条件创造出一个巨大的农业技术贸易市场和农业技术劳务市场。
从我国的粮食安全考虑，也应该注意到非洲的农业开发工作。有专家（注：在一次讨论中，曾强先生向作者阐述了这一观点。）提出可以考虑在非洲建立一些农产品生产基地，主要用于解决非洲的粮食安全问题，但如果国际形势对我不利，北美国家以粮食为武器向我施压，则可以在关键时候动用这部分“粮食储备”。
2.服务于非洲国家探索农业发展道路的目标
对非农业援助是援助行为，必须积极回应受援国的要求。但从我国的经济实力和战略利益出发，对这些要求既要积极回应，又要有所选择。我们认为，应该重视非洲国家对农业援助的要求，借此构筑21世纪长期稳定、全面合作的基础，取得双赢的结果。经过慎重选择的非洲国家可以从农业合作中得到粮食安全的保证，我国可以从中得到开发其他资源、开拓中国产品市场的优惠待遇。社科院的一项研究（注：徐济明：《构筑面向21世纪中非长期稳定、全面合作的关系》，载《西亚非洲所研究报告》，1999年。）认为，如果中国真正帮助一两个非洲国家（小国）解决粮食自给问题，在周边国家乃至整个非洲将会产生巨大影响，其他国家将会纷纷仿效，邀请中国农业专家去开发农业资源。
但是，40多年中非农业技术合作的经验表明，即使享有优惠的条件，对非农业援助项目，特别是粮食生产项目要获得企业财务经济可行性还是十分困难的。从中方立场看，必须把对非农业援助项目做成一个大开发战略的组成部分，置于必要的战略性“弃子”的地位。用项目评价的理论术语来讲，可以这样来描述：必要的“开发资源、开拓市场”大战略项目的成本，需要通过大战略项目所获得的经济效益进行补偿，农业援助项目本身在财务评价上可能是不可行的，但大开发战略必须是经济上可行的。这就从国民经济评价的层次上，从战略的角度正确评价对非农业援助项目。惟有此，才能作出正确的结论。对执行对非农业援助项目的企业，应给予优惠政策，使它们能做到财务自立。这个观点曾与国家计委、外交部、外经贸部、中联部、社科院、中科院、农科院、北京大学等单位的部分领导、专家、学者交换过，大家认为不失为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处理方法。
3.服务于双方政治、外交目标
1999年，我国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这固然是党中央正确领导决策的结果，使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同、理解和支持，同时也与非洲这个世界政治的重要一极所发挥的作用分不开。21世纪的对非农业援助工作也必须注意配合政治目标，巩固传统友谊，发展40年来的中非外交、经贸、农业合作成果，为我国在国际政治和经济斗争中取得有利地位作出贡献。
从非洲国家来讲，农业问题本身就是其最大的政治问题。解决好农业问题，政治上就赢得了主动，政权就稳定，经济就有了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因此，帮助非洲国家解决农业问题决不仅仅是经济利益问题，也不完全是农业本身问题，而是一个有鲜明立场观点的政治问题。在对非农业合作对象国、对象利益集团的选择上必须要有明确的政治意图。
（三）对非农业援助项目的取舍标准与技术路线
如果没有一个对非农业援助的总体战略目标，仅就单个项目论短长，也许可以很简单地对项目作出取舍，即谁举办项目就按照谁的标准取舍。但如果从宏观层面研究项目的取舍问题，那么对非农业援助项目的目标多元性就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必须按照项目评价理论、综合政治、外交、经济、财务、物资、组织管理、环境等因素，进行深入研究，最后作出结论。
1.项目取舍标准
就整个农业援非工作而言，取舍标准是项目对国家整体利益或损害的权衡。对于由国家规划，服务于对非开发大战略的农业开发项目（战略性项目，或基础性项目），应按照政治利益、国民经济评价结果来取舍，兼顾农业项目运作企业的财务利益，争取最大限度地降低运营成本；对于由国家规划，由企业运作的具有竞争性的农业开发项目（竞争性项目，或商业性项目），只能按照财务评价标准取舍项目，把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把决策权下放给企业，有利可图就上，无利可图就撤；对于纯援助项目（社会公益性项目），其目标是单项的，应该主要考虑对方的利益，受援国认为应该把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就把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对方认为需要重点体现社会效益就重点讲社会效益。但总结过去的经验，将来设计这类项目必须重视项目的可持续性、可重复性，将其置于具有否决权的地位，保证项目多目标的共同实现；同时要注意兼顾其他目标，使项目取得的成果能为对非开发大战略服务。
2.技术路线
（1）战略性项目
战略性农业项目主要功能是帮助实现国家的中长远目标。如前分析，在目前的条件下，这类农业项目有不少属于战略性“弃子”，主要是配合对非大战略。因此这类农业项目的技术路线设计应该主要体现对方意图，以换取其他方面的经济利益。对于服务于中国粮食安全的农产品基地项目一定要解决好农产品的自由输出问题。
（2）竞争性项目
竞争性农业项目是指运作企业能够通过农业开发获得财务利益的项目。目前来看，只有非洲渔业开发项目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垦集团在坦桑尼亚的两个农业项目虽然也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但规模较小，影响不大。据资料分析，如果参考具有农业概念的国际跨国集团的做法，利用过去40年我农业援外的成果和基础，按一体化的组织形式进行运作，取得较好的经济利益是可能的。
（3）纯援助项目
在一定意义上讲，纯援助农业项目是40年来办得最成功的，我方从中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积累了丰富的农业开发经验，培养了一批外事干部。进入21世纪后，中非农业合作的一个重要形式仍将是纯援助性质的。根据有关规定，提供纯援助的方式有所变革，主要是向受援国提供优惠贷款。从技术路线设计上考虑，我们认为这类项目社会效益是主要的，应该注重示范功能，主要展示我国的先进农业技术、实用农业技术和低成本农业技术。在经济实力相对充实的非洲国家，主要展示实用农业技术；在经济实力比较差的国家，主要展示低成本农业技术。
当然，项目的划分是相对的，资金的融通和使用也是相对的。应该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实现项目主要目标的前提下，尽量兼顾其他目标的实现。比如，可以考虑在竞争性项目中安排一些援助资金，上几个小型的纯援助项目，以帮助竞争性项目运作企业从事对非农业技术贸易和农业劳务的输出工作。
四、深化农业援非体制改革的建议
1.坚持改革方向不动摇
应该说，援外体制改革是总结我国援外工作经验教训，顺应国际潮流，应是我国经济建设长期战略的一个必然选择。促进援外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提高援外资金的效益，借助的手段是援外方式多样化，重点是推行政府贴息优惠贷款和援外项目合资合作。本文所提供的几个实例也在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个总体设计的正确性。
2.加强加快落实农业援非项目的政策研究
制约项目落实的主要因素是利益协调机制问题，目前还缺少这方面的研究。这里有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我方和非洲受援国双方责权利的协调问题；二是我方内部政府、企业、援外专家责权利的协调问题。作者的结论是，应该进一步总结国内外农业援非工作的经验，提炼出援非农业项目的理论和具体操作方法，用于指导将来的工作，使这个复杂的多目标战略问题的决策和管理建立在科学化、民主化的基础之上。
3.政府的主导作用和企业主体地位问题
国际农业援助是高层次的战略问题，只有一国的政府才具备作出战略决策的条件。政府应依据外交、外经贸、长期经济战略等情况，在对非农业援助项目的提出、准备、评价、实施、管理和监督中发挥主导作用。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对非农业援助的主体。建议多安排一些援助性小额赠款项目，支持企业去做前期工作，支持企业进行非洲资源的可开发性研究。建议政府系统研究可给予企业的优惠政策，比如研究成立“境外资产管理公司”（注：潘岳等：《中国对外投资发展战略》，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给农业援助项目办理“投资保险”（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编：《跨进21世纪的国际经济合作》，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7年版。）等，鼓励企业探索创新、开展多角经营。在一定意义上讲，目前在非从事农业项目工作的企业都担负有探索援外体制改革新方法的责任，政府应该支持企业去闯。
4.农业援助项目的技术路线应转向中国农业发展经验的可移植性研究
技术路线的设计应该从两个方面着眼：一方面，盯着受援国，寻找有资源、有市场、有效益的农业生产性示范项目；另一方面，要研究中国农业发展经验的可移植性问题，特别是要注意加强对受援国历史文化因素（注：研究表明，脱离当地历史文化因素的农业经济技术发展计划注定是要失败的。只有正确识别拟开发地区束缚农业发展的根本问题，从体制上加以解决，才能使农业系统产生或释放出力量（林毅夫，1990年）。）与拟采用的农业制度、农业技术移植的相互影响研究，设计出具有资源导向型的诱导性技术变迁模型。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农业援助项目的成功率，使之具有可持续性、可重复性，并通过项目使受援国树立依靠自己解决农业问题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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