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柏拉图与孟子政治哲学的异同论文

论柏拉图与孟子政治哲学的异同论文

论柏拉图与孟子政治哲学的异同

代力阳 黄思玉

摘 要: 柏拉图和孟子作为人类文明的导师,古希腊文明和儒家文明的元典型人物,二人的思想影响深远,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各自文明的品格、旨趣和特质。在二人宏大的哲学体系中,政治哲学不仅占据着重要位置,而且也体现出不谋而合的相似性和泾渭分明的差异性。在这些相似性与差异性当中,我们既看到了人类智慧的共识,也看到了东西方文明在思想源头处就产生了路径的分野。通过对二人政治哲学的比较,我们可以洞见东西方文明的共识与差异。

关键词: 柏拉图;孟子;理想国;仁政

“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人类诸多文明形态面对同样的终极问题,通过各自视角和途径去分析、建构各自的文明模型与样态。虽然路径不同,但方向一致。也正因为如此,文明间的比较与互鉴才有了意义和价值。“孟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如柏拉图之在西洋历史,其气象之高明亢爽亦似之。”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67. 通过对柏拉图和孟子二人政治哲学的比较,可以见微知著,洞见东西文明间的共识与差异。

一、柏拉图与孟子政治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

一个时代命题必然产生于对时代问题的关切。柏拉图和孟子的政治哲学正是基于当时的现实环境而提出的。社会的纷乱、政治的无序、“邪说暴行”的流行,种种社会问题促使柏拉图和孟子等人思考什么是个人的良善和国家的正义的问题。

(一)柏拉图“理想国”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柏拉图(前427—前347)生于雅典民主制由盛转衰时期,28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导致雅典人口急剧衰减、经济凋敝和社会问题丛生。在青年时期,柏拉图就见证了城邦政治所上演的一幕幕“舞台秀”:民主制——寡头制——僭主制——民主制。频繁的政权更替、政体变换,又导致政治失序、人们无所适从、社会道德滑坡。公元前399年,雅典在民主政体下处死了苏格拉底,这让原本有政治抱负的柏拉图对现存的政体无比失望,于是离开雅典开启了长达12年的游学生涯。在游历期间,柏拉图意识到需要培养一批既精通哲学,又善于治理处理政务的政治家,这是他“哲学王”思想的雏形时期。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创建了自己的学园,开启了他的学院时代。在这期间,他两赴西西里,希望把他的政治理想付诸现实,但都以失败告终,甚至沦为奴隶。此后,他对自己参与政治不抱希望,转而通过对学员们传授知识、提供政治咨询和学术研究等方式来实现他哲学家治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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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孟子仁政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稍晚于柏拉图,孟子生于公元前372年,卒于公元前289年,这一时期是战国的末期。孟子称他所处的时代为“邪说暴行”流行的时代。就“邪说”而言,以杨朱为代表的道家,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以韩非、商鞅为代表的法家,以孙膑为代表的兵家等诸多学派广布流行,一时成为显学。就“暴行”而言,各个诸侯国忙于兼并战争,以致“杀人盈城”“杀人盈野”“涂有饿莩而不知发”的现象随处可见。为了能“息邪说”“止暴行”,孟子游说各个诸侯王,宣扬其仁政的治国理念,然而均不被所用,退而与学生著述经典,传习儒家教法,用文以化政的形式来影响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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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柏拉图和孟子二人生平的介绍,我们不难发现,二人面对的是相似的社会问题:政治失序、战乱频发、民生凋敝、异见学说繁杂。二人也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都有治国安邦之志,都有不被认可采纳的经历,最后都退而著书立说。相似的时代背景和人生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柏拉图和孟子都将圣贤政治作为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

二、柏拉图与孟子圣贤政治观的内涵梳理

柏拉图的“理想国”与孟子的仁政思想,在二人的学术体系中都占据着核心地位,二者都起于对人性问题的思考,都追求政治良善的价值旨归,也都以圣贤政治或贤能政治作为实现善政的必由路径。

(一)柏拉图“理想国”的理论内涵

柏拉图的政治哲学起于对“正义”内涵的探讨。他认为:“正义属于最好的一种善。”正义是德性和智慧的完美结合,体现了灵魂的优秀之处。与之相反,不正义则意味着邪恶和无知,体现了灵魂的缺陷。“正义是快乐而幸福的,非正义是痛苦而悲惨的。非正义将永远不会比正义更为有利于人了。”① 柏拉图.理想国[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4:117. 那么如何界定正义的内涵呢?柏拉图从国家和个人两个层面加以探讨,进而提出了“哲学王”的政治主张。

第一,就国家的正义而言,柏拉图认为国家的本质是节制、勇敢、智慧和正义。正义是促使前三者产生,并对它们进行保护的品质。在一个城邦中存在着生产者、武士和统治者三个职业或阶层。他们的灵魂分别代表了欲望、激情和理性。他们的德性分别象征着节制、勇敢和智慧。国家的正义,是保护“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业”,即社会分工的有序和互不干扰。他认为,如果让一个木匠去做鞋匠的工作,让鞋匠去做木匠的工作,或者让他们兼做这两种工作,对国家而言这是不正义的。同样,一个生产者想跻身统治阶层,对于国家而言也是不正义的。“经商的人、国君辅臣、国家守卫者这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而不相互干扰时,便有了正义,因而也就使他们的国家成为真正的正义国家了。”② 柏拉图.理想国[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4:138.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柏拉图并未将这三种职业或阶层固化,而是强调相应职业的德才配位。当禀赋与身份不符时,人员身份的变更、不同阶层的流动也是国家正义的应有之义。

孟子也看到了教育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如前文所说,孟子认为,好的教育更为根本和长久。施善政不如施善教,善政得到的是财富,而善教得到的是民心。不仅如此,一个道德完备的人必然是仁义礼智具足的人。礼、智都离不开学习。所以孟子在其仁政思想中多次强调“谨庠序之教”的重要性。

第三,“哲学王”概念的提出。国家的正义需要智慧对勇敢和节制的统辖;个人灵魂的正义强调理性对激情和欲望的统摄。由此不难看出,柏拉图极为强调智慧或代表智慧的理性对于一个国家和个人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也就是说,一个只有爱智慧(追求智慧的全部)才是一个正义的人。一个国家只有由爱智慧的统治者来管理,才是一个正义的国家。由此,柏拉图便提出了“哲学王”的政治理念。他说:“除非哲学家当上国家的国王,或者说目前所统治我们这个国家的国王、王子们都具有了哲学家的那种认真和严肃的追求精神,以使政治的伟大与智慧结合为一体,并坚决地‘请’那些只安于两者之一的无为之辈统统靠边站。”② 柏拉图.理想国[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4:198.

在柏拉图看来,哲学家是追求全部智慧和真理的人。他们谦卑好学,不被种种意见而迷惑。他们仁慈、守信,是正义的化身。“这种人不会亵渎神灵、偷盗窃物,在私人关系中出卖朋友……这些原因正是在于他灵魂的各个部分各尽其责,不管是支配的还是被支配的,均有条不紊。”③ 柏拉图.理想国[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4:153. 因此,城邦交由哲学家来管理对于城邦而言是理想和正义的。

(二)孟子仁政思想的理论内涵

图1—图5给出了上证综指与各指数间的动态广义相关系数,横轴表示计算GMC指标的样本窗口。从各组图形的左图来看,GMC(·|S)、GMC(S|·)和的整体走势大致相同,但的变动相对于GMC(·|S)和GMC(S|·)来说显得小一些,这可能意味着上证综指与各个股票市场指数间的相依性是非线性的,而非简单的线性关系。

在基于Priori SNR估计的维纳滤波算法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增益函数的获取,而增益函数直接由先验信噪比计算所得。研究表明[7],增益函数以及先验信噪比过高估计或低估会在不同区域对语音可懂度有着不同的影响:在信噪比为负的区域(SNR<0 dB),增益函数以及信噪比的过高估计,会严重降低语音的可懂度,而在信噪比为正的区域以及在增益函数和信噪比低估情形下,语音可懂度并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布病引起的内分泌系统并发症以甲状腺炎最为常见,亦可因脑垂体受损引起Simond综合征(表现为表情淡漠、血压下降和食欲减退)等。国内报道了1例养羊的青年男性,以“发热、口干”就诊,血清凝集实验阳性,甲状腺功能异常,确诊为布病合并亚急性甲状腺炎,利福平联合多西环素抗菌治疗,未针对亚急性甲状腺炎做特殊治疗,随着布病症状的消失,甲状腺功能逐渐恢复正常[42]。与刘长民和张雁[43]报道的病例类似。但国内外类似病例较为少见,故甲状腺功能异常是否继发于布菌感染还有待研究。

第一,仁政思想的人性论基础。孟子的仁政主张是基于人性本善的判断而提出的。在宣扬人性本善时,孟子举了两个例子。其一是当一个婴儿将要坠入井中时,见到的人无不生起惊骇、恐惧、怜悯之情,莫不要奋身营救。这一刹那的思维活动和情感变化,并不是见者与幼儿的父母有交情,亦不是要扬名于乡党,更不是厌恶孩子的哭声,而是一种自然的流露、天性的使然。这就证明,人都有恻隐之心。由此推之,人皆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其二是齐宣王“以羊易牛”的故事。齐宣王见到牛即将作为牺牲之物的惊恐状态,他便以羊换之。孟子分析,“以羊易牛”是齐宣王刹那间升起恻隐之心的缘故。如果看到羊惊恐的状态,齐宣王也会赦免它的。这个例子就说明,帝王与百姓在人性的本质方面没有差别。因为人性本善、人性向善,所以施仁政、行王道便有了道德基础。

通过对柏拉图与孟子政治哲学思想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二者在某些观点方面不谋而合,但也有泾渭分明的差异性。在二人共识与差异之中,我们也对东西文明的特点和历史走向有了初步的了解。

沈侯尝了一口,“不错!你们女生可真能折腾,我们男生就用开水泡一泡。”因为锅很小,一次只够煮一包面,颜晓晨开始给自己下面,沈侯一直等着。颜晓晨说:“你怎么不吃?方便面凉了就不好吃了!”

就政治而言,孟子强调国家要实现君民、君臣、外交等关系的和谐。在君民关系中,孟子极为重视人民的价值。在社稷、君王和百姓的重要性排序中,孟子视人民的地位最高。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② 金良年.孟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19. 因此,当政者要爱民、重民,行王道、施仁政。在君臣关系中,孟子强调君臣的差异对等性。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③ 金良年.孟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19. 在国家关系中,孟子强调大国在处理与小国关系时应以“仁”为首要原则,小国在处理与大国关系中要将“智”放在首位。在孟子的仁政思想里,选贤任能、尊德贵士也体现得较为明显。乐正子为政,孟子闻之喜不能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文化而言,孟子认为教育要比政治更为根本和重要,他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④ 金良年.孟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00. 而何谓善教呢?孟子认为,“申之以孝悌之义”就是善教,即以孝悌为代表的伦理教育就是好的教育。在孟子看来,“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⑤ 金良年.孟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00. ,伦理教育是符合人们与生俱来的天然本性的。也正因为如此,伦理教育是善政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柏拉图与孟子政治哲学的特点比较

第二,落实仁政的具体条目。就经济而言,孟子主张轻徭薄赋,勿违农时。他说:“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① 金良年.孟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1. 统治者不违背农时,不过度捕捞砍伐,就会有丰富的粮食、鱼虾和木材可以供国家使用。人民衣食无忧、生死无憾,这是施仁政、行王道的第一步。

(一)二人圣贤政治观的相似之处

柏拉图与孟子的政治哲学,都可以归为伦理政治的范畴。二人都主张贤能治国,在国家治理中强调领导者的品行与示范;二人都强调理智对欲望的节制;面对社会分工,二人都持肯定态度;二人都强调教育的重要价值等。

如前文所说,孟子所处的时代是以利为先、以“攻伐为贤”的时代。社会的领导阶层以利益作为自身行动的指南,以武力征伐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进而造成“上下交征利”、国危民难的人间惨景。孟子认为施仁政、行王道是国家治理的根本路径。他以人性善为基础,以轻徭薄赋、选贤任能、教民孝悌等措施为路径,为世人描绘了一幅宏大的仁政图景。

第四,二人都认可社会分工。柏拉图将社会分工视为国家正义的表现形式。他认为在国家生活里只有不同阶层、职业者各司其职、各从其事、互不干扰,才是一个有序、良善的社会。一个成功的生产者,不一定(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好的政治家,因此,他不应该僭越为国家的领导阶层(立法、司法、行政阶层)。

与柏拉图逻辑起点相同,孟子的仁政思想,也是对统治者行为的仁义与否进行阐述的。面对“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饥菜色,野有饿莩”⑥ 金良年.孟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4. ,对于一个当政者而言就是不义(不正义)。孟子认为,一个统治者只要求回放逸的本心、以民为本、与民同乐,那么王道施行便是自然的事了。在《孟子》全书中,他不止一次提到“往圣”(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的功绩,说明孟子极为强调为政者自身道德建设的重要性。

第二,二人持有相似的理欲观。就国家的“欲望”而言,柏拉图所设想的理想城邦规模不能太大。柏拉图认为,一个正义的国家没必要有太多的社会分工,工匠、铁匠、商人、守卫者、统治者等少数社会职业就可以了。过多的社会职业(比如演员)的出现,必然导致国家的资源的相对紧张,资源的紧张又会导致城邦的对外扩张与吞并。与此同时别的城邦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城邦间的战争便是一件不可遏制的家常事了。为了遏制战争,柏拉图就主张控制城邦的规模。与柏拉图不谋而合,孟子强调“王不待大”,即统治者行王道不必有强大国力、广袤领土的保护,只要施仁政、行王道,小国也可以平治天下。商汤以区区百里之地而得天下就是这个道理。

就个人而言,柏拉图和孟子都强调理智(义)对欲望的统摄和节制。柏拉图说:“理智和激情受到良好的培养和教育,它使人们更加本分,因而它们就会去支配占据人灵魂最大部分的欲望;它就会去监视人类贪得无厌的本性。”① 柏拉图.理想国[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4:151. 孟子也有类似的论述,他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② 金良年.孟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29. 因此,以理节欲成了二人的共识。

第三,二人都非常重视教育。柏拉图认为,哲学王的产生离不开德育和音乐的培养。“德育是用优雅的言辞和进步的教育来培养人的理智方面的能力,而音乐则是用和谐的韵律,使激情变得平和”③ 柏拉图.理想国[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4:151. ,进而使得激情辅助理性来遏制欲望的膨胀,最终形成一个道德完善的人。

第二,就个人的正义而言,柏拉图认为个人的正义与国家的正义本质上没有区别。个人的智慧、勇敢以及其他一切美好的品德都与国家的品德无二。国家的正义源于三种职业或三个阶层的各安其份、互不干扰,智慧居于勇敢和节制之上,欲望、激情需要接受理性的管辖。对于个人而言也是如此。由于灵魂寄寓于肉体之中,难免受到欲望的干扰,而欲望的膨胀会使灵魂不得安宁,人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因此,灵魂需要理性对激情和欲望的统辖。柏拉图说:“正义并不只是外在的,各管各的事,而是基于内在的,即牵涉到真正的本身的事情……正义的初衷是合理安排自己的事情,真正做到自己主宰自己,善待自己。”① 柏拉图.理想国[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4:153.

大蒜收获后不要放在阳光下曝晒,因为一经太阳曝晒蒜辫不但容易收缩,外层发粘而且蒜味觉减轻,变质,不能长期贮存。收获后创造30℃以上的高温干燥条件促进蒜头迅速干燥进入休眠。晾晒过程中避免雨淋。辫贮的做法是晾晒2~3天后,随即编成辫。夏秋之间放在临时凉棚。避免受潮受冻。串挂是将蒜头假茎用镀锌铁丝串起来,一排排整齐地串挂在屋檐下的铁丝或绳索上,使蒜头自然风干,采用这种方法鲜茎不易腐烂,质量好且简单易行。

第一,二人都主张贤能政治。柏拉图认为,国家的正义就是个人的正义,个人的正义源于理智对欲望和激情的节制与统领。那么谁能孜孜不倦地追求智慧?以崇高的品德、谦卑好学的态度去追求真理,以理智来守护灵魂,他就是一个正义的人,就应该是国家的领袖。柏拉图所强调的智慧,不单指知识的获取,还有德性的完备以及具备相应洞察实物的能力。因此,柏拉图定义的“哲学王”,类似于儒家的君子、圣贤、圣王的概念。

在孟子的思想里,我们也能看到孟子对社会分工的认可。比如他与农家许行的辩论。许行认为“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④ 金良年.孟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76. 。孟子认为社会应当分工合作。一个人凡事亲力亲为,不仅能力不足、效率低下、时间也不允许。社会分工存在着有劳心者与劳力者的不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⑤ 金良年.孟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77.

个性化学习就是满足学生个体特定需求的学习,也就是基于每个学生现有的基础和特点,根据不同学生的学习目标、学习计划、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等方面进行设计,运用个性化的、定制的学习方式帮助每个学生实现充分发展的学习。可以说,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要,实现以生为本、各展其长、各尽其才,是古往今来备受推崇的理想教学模式,但因教育成本太高,而至今难以在学校普遍落实。

(二)柏拉图与孟子政治哲学的差异之处

虽然柏拉图和孟子在贤人治国等方面有很多相似性,但是二人的思想仍有一些不可调和的差异性。比如人性论的差异、阶层流动的差异以及依据不同,等等。

第一,二人的人性论主张不同。柏拉图认为城邦中各个阶层的人是分三六九等的。生产者、武士和统治者的天性分别由铜铁、银和金铸造而成。不同阶层的人从出生就意味着差别。这与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性善论迥异。孟子认为人性的底色是善的、趋善的,而且善良的本性具有普遍性。帝王将相有之,贩夫走卒亦有之。在孟子眼中,仁义礼智不是哲学王们的“特供品”,而是普罗大众的“寻常事”。“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① 金良年.孟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70. 在孟子看来,凡夫和圣贤的差异不是铸造材质(金银铜铁)本质上的差异,而是程度的差异。王守仁以金子作比喻来说明孟子的原意,圣凡的差异不是金子成色的差异而在于斤两的差异而已。由此便能看出,柏拉图与孟子二人观点的差别。

研究发现,肉品风味的形成中脂类物质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既能在加热过程中降解产生醛、酮、酸等具有良好风味特征的小分子化合物,又能参与美拉德反应,进一步产生肉类独特的风味物质[4]。中华绒螯蟹是我国特有的水产品,所以国内对蟹类脂肪酸的研究较多。董志国等[5]发现四大海区三疣梭子蟹脂肪酸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朱清顺等[6]研究结果显示不同生态环境条件下脂肪酸之间也存在差异。中华绒螯蟹独特的风味与其脂肪酸组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试验通过投喂天然饵料,探究不同规格的中华绒螯蟹在不同囤养阶段的脂肪酸含量与组成的变化。

第二,二人对社会阶层流动的观点迥异。柏拉图强调国家正义源于社会职业的有序和无干扰,虽然他也承认,当某个人的品行和禀赋与自身阶层不符时,可以向上或向下浮动。但是由于其分段教育的教育主张,会人为地形成教育垄断和教育资源的不均衡。这就使得阶层间的流动变得异常困难。加之,他强调国家正义的原则就是不僭越、不妄动,就会使得阶层流动变得难上加难。波普尔说,柏拉图的正义是“极权主义的正义”。

与柏拉图不同,孟子认为成仁作圣,不限于某一个阶层或职业。他举例说大舜王是农民出身;傅说被起用前身份是苦力;胶鬲是贩鱼出身,管仲、孙叔敖和百里奚这些人成功前也均很落魄。但出身和遭遇并不妨碍他们日后的成功。这是孟子仁政思想中较为可贵的地方。

第三,二人圣贤政治的依据不同。一为未来主义,一为复古主义。柏拉图的理想国,之所以称其为理想,是因为其没有成为现实,是一个未成之物,带有未来主义色彩。孟子的仁政主张,以先王之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政)为蓝本,带有复古主义色彩。在孟子的仁政思想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他对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的颂扬,也能看到先王之治的遗风,比如孟子主张的养老政策是依据文王所推行的园宅政策和民生措施而制定的。“吾闻西伯善养老者……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者,此之谓也。”② 金良年.孟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03. 还比如孟子所推崇的井田制也是前王留下的耕种制度。由此观之,虽然柏拉图和孟子的圣王观有理想性的一面,但二者的依据是不同的。前者多为想象,后者多为托古。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孟子和柏拉图的政治哲学既有共识性的认识,也有差异化的分野。但不管怎么说,二人圣贤政治的思想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选贤任能、以德为先,这是今天的东西方世界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之一。由此便可以看出孟子和柏拉图政治哲学的深远影响和重大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 B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700X(2019)02-0046-06

收稿日期: 2019-03-01

作者简介: 代力阳,长春市社会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黄思玉,中共长春市委党校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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