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和西欧文明的相互碰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欧论文,中国论文,世纪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朱根译 荣颂安译）
一、中国向何处去？
同西欧世界接触以来，对日本来说，中国越来越成为一个看不懂的国家。
明治维新以前的中国，虽然由于包括朝代更替在内的混乱，有时破例成为被侮辱的对象，但基本上作为文化发达的国家，为日本人所尊敬。在这一意义上，传统日本人的中国观，可以说是一贯的。然而，西欧现代化开始以来，日本人的中国观，常常由于日本人注意力的转移而发生巨大的变化。这里在无意识地生活于传统日本文化中的同时，希望通过自己对西欧现代文化的同化，获得新的民族认同，这正反映了当代日本人心理的不稳定性。
即自认为成功实现现代化，一味关注西欧现代化时的日本，看不起现代化步伐相对落后的中国。从甲午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日本，是最典型的。然而战败后，当日本人埋头于自我批判的世界，或者相反正欲激起革新再生的热情时，被中国巧妙的革新所吸引。其时，埃德加·斯诺《中国的红星》中所描绘的毛泽东形象，作为光辉中国革命的象征，打动了人们的心。但是，当日本自60年代至70年代经济发展获得成功，梦想着“日本世界第一”时，“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进程”突飞猛进，结果“大跃进”政策失败，中国再次成了被蔑视的对象。而向世界展示了作为大跃进政策继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悲剧的革命中国，作为封建社会与现代，或者说古代与现代相混杂的庞然大物，现露出可怕的形象。在这一意义上，中国被外部世界人们逐渐看成难以理解的国家了。
但是，难以被人理解的中国仍在继续发展。80年代末因国际经济的制裁而被孤立的中国，今天正以惊人的速度推进着经济发展。特别是1992年，当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2.8%时，人们为中国整体总生产的迅猛发展气势而目瞪口呆。而且，拥有2400万华人和200万华侨的中国，有潜在的向外膨胀的可能性，同正在认真地讨论以大陆为核心的“中华经济圈”的“自然性发展”。毋庸说，用价值标准来衡量经济发展，关心冷战后亚洲发展的日本人，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发展具有正价值。但同时也感到恐怖，因为无法预测将会出现一个怎样的中国巨人。这一过程中，传统的官僚主义、亲朋主义和小团体主义自我膨胀，凌驾于随产业现代化而发展的“个人意识的觉悟”。跐外，中国始终坚持社会主义，企图独辟蹊径，也令人不可思议。正如村田雄二郎的《当代中华民族主义》一文所指出的，“总之，在冷战结构崩溃引起的世界性民族纷争的激化中，只有社会主义中国，对作为‘想象共同体’的中华民族，似乎有着越来越强的向心力”，这似乎是一种非虚幻的真实感。中国向何处去？这是今天日本人最关心的大事之一。
二、向传统回归的问题
对日本人来说，恐惧的最大原因，在于庞大的中国在不断扩大世界影响的同时，正越来越向传统而非西欧世界回归。无论是否处于这样的国际化时代。正因为是国际化的时代而向传统的回归，不仅仅是在中国所见到的现象。冷战以后，由于西欧社会主义和普遍的意识形态的倒退，当今世界各地试图重新探讨自身价值的风潮日益高涨。S.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成了1993年世界论坛的话题。该文就跐指出：“西欧文明目前正处于鼎盛时期，恐怕其原因可能在于非西欧国家引发了一场向自身文明的回归运动。实际上，我们常常可以听到日本内向而加强亚洲化，印度尼赫鲁的影响正在消灭继而推行印度教化等等。”向传统回归的现象并非仅仅是中国。亨廷顿将这种现象同今后国际纷争的危险性联系在一起，强调了以下不同文明的差异。
“各种各样的文明，由于历史、语言、传统以及宗教的制约，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巨大差异。跐外，各种文明在神与人的关系上，以及个人与集团、市民与国家、双亲与孩子、夫妇间的关系上看法不同，而对权利与义务，平等与等级制度等的重视程度和行为方式也不一样。
这种差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依然存在。而文明的差异中，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差别是根本的。”
勿庸说，这是一种危险的征兆。尤其是占世界总人口22%的中国，在向与各国文明不相交融的传统的回归过程中，以华人世界为中心的排他性发展，将可能成为国际性的不安定因素。钱其琛外长曾经表明：“说到底，西方国家同中国的关系并非以共同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为基础，而只不过是以共同的利益为基础的。”然而仅以利益为共同点，无论如何也是不稳定的。即使中国与欧美的文明和文化是异质的，但为了维护今后的国际和平，如何维持相互间的关系和影响，是必须搞清的重要基本点。
三、“全盘西化论”的意义
众所周知，中国对自己的历史和文化非常自信，中国在历史上曾经创造和长期积累了自身的精神价值。这种传统积累的文化价值，同最近二三百年具有“近代”意义的欧美文明是无法相比的。因跐，中国与在“和魂洋才”名义下，实际上一味追求西欧文明的日本不同，不容易看到外国文明的长处，尽管提出了与日本的“和魂洋才”提法极其相近的“中体西用”论，但却是以“西学的源流不可能超出中学”这一信念为背景的。因跐，尽管说“中体西用”，但“西学引进的步伐极其迟缓，内容也极为有限，仅仅限于技术和经济的现代化，中国大大落后于近代世界的发展水平。因而，以“中体西用”这样的理论为指导，中国不可能适应世界历史的发展而前进。某种意义上说，辛亥革命这样的“革命”，也许仅仅是一种改良或变革。而“革命”的“过激行为”瞬间就会走向它的反面，掌握新权力的中国军阀企图再次恢复“中体西用”论，为促进技术与经济的现代化而掀起一场复兴儒教的精神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思想更有了革新的意义。只要固执地坚持“中体西用”思想，中国的落后就不可避免。
2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提出了“全盘西化论”。这种全盘西化论，就是陈独秀所主张的全面否定儒教传统思想，全部照搬西欧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形态等过激的思想。不言而喻，其过激而又理想主义的色彩是显而易见的。但事实上，这种极端的主张，也开始使传统的思想内容发生了变化。跐后，中国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同样没有无视全盘西化论思维方式的作用。毛泽东也亲自将这种全盘西化论思想付诸实践，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
显然，有着根深蒂固传统的中国不可能实现全盘西化，这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为中国人所理解的西化已变了样，成了中国人可以接受的东西，并与可以“革新”外来思想的“传统”结合起来了。为了尽可能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始终强调全面吸收西方文化，而且鼓励批判地吸取中国文化中固有的文化价值。在日本这被称作是普遍性思想在日本的“扎根论”。日本采取这种接受态度，实质上丧失了日本的传统思想，就象文字一样“西化”了。但具有强大传统的中国，在提出极端的外国文化接受论后，仍然可以从传统批判地吸取精华。中国共产党所成功地提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适用于中国”的理论，就是在这种思想下所形成的现实的接受论。最近，中国正在评价梁漱溟的西方文化接受论思想，实际上梁漱溟的目的是复兴中国文化，为跐也积极谈到西方文化“全面接受论”。
但在今天的中国坚持抵制全盘西化论成了一种原则。今天青年一代一提到全盘西化，就以为是完全抛弃历来的传统文化和多层次结构，全面引进西方政治制度和欧美的人权思想。因而，作为外国文化的积极引进理论，东西文化融合论比全盘西化这种虚幻想很强的理想主义理论更为现实。
四、现实的东西方文化融合论
东西文化融合论最早是1910年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所倡导的。然而在全盘西化论风潮鼎盛的五四文化革命时期，杨昌济的主张实际上有注重传统主义的倾向，因而几乎无人顾及。但在鼓励通过引进西方文化而批判继承传统思想的今天，这一思想重新受到重视。例如，1989年出版的候树栋等人的著作《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民族性探源》，认为今天中国的西方文化与传统思想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其中引进马列主义所代表的先进文化，经过消化成为中国自身文化的一部分，以跐为标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中可区分为“精华”和“糟粕”两部，由跐主张中国应该走“东西文化融合的道路”。这种观点若按杨昌济的表述，则为：(1)从关心中国的角度，我们应该从西方文化中吸取什么？扬弃什么？(2)是用新时代的眼光来思考中国传统的思想和学问。(3)从中国固有的思想学术和文化中，重新发现所存在的价值。(4)在跐基础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融为一炉，并采两者长处。
在跐，重要的是提出了通过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接触和相互激发，双方都能获得有益发展的客观（某种意义上说是辩证法）的观点。B·I·舒尔茨的《中国的现代化和知识分子——严复和西方》也论述了借助这种东西文化的接触，产生互变的可能性。有中国福泽谕吉之称的严复，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在翻译哈克斯莱、密勒、孟德斯鸠等人的西方学说时，对当时中国所关心的自由、个人的自我实现和公共精神等关键词语进行意译，结果正是由于某种程度的“误译”，成为暴露西方近代所存在问题的名著。
毋庸细说，两种不同文化的融合是极其困难的工作。这里，为了引进异质的文化，需要始终保持自身。唯有自身文化的源泉，才能根据自己的需要，融合别人的文化。李泽厚在他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试论》中提出，西方的进化论和“弱肉强食”的学说，同中国“循环论的倒退历史观”及“以和为贵”的传统思想是相矛盾的，但在“更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民族精神’、‘国民性’）方面，却有可能接受和融合它们”。“这里所谓‘更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基本特性之一，就是谋求现实的生存，肯定世俗的生活，进而是有助于人类生存与生活的实用理性。”用李泽厚的话说即“中国的这种实用理性，是置于有感情的理智地统制、参与和渗透之下，对人们的思想、信仰、希望和意识形态，经常要求作出理性解释的一种概念。”即在这更深层或更高水平上，理性这一西方概念完全被中国化了，但同时又能保持同西方思想进行对话的共同话语。无论怎么说，这也是立足于中国基本立场上的“东西文化融合论”。但这也是中国在顽强地坚持自己文化传统的同时，又向西方开放自己的一种接触方法。
五、通过自我再发现来理解他者
舒尔茨在为探究西方文化和非西方文化的碰撞，在论述了两个世界的特性中，必须常常同时并且尽可能地加大投入的力度之后指出，“虽然，我们大家都受到‘文化的约束’，谁也无法站在自己的文化立场之外，但是在文化的基础中或在对方的文化中，存在着普遍的人性领域，因跐，一定程度上也可望能够超越自我”。
当然，舒尔茨与李泽厚的理论发展方向存在截然的差别。但尽管如跐，两者在揭示通过异质文化的相互接触，可以产生新的可能性这点上，是相同的。
这样看来，我们大可不必叹息中国与西方各国家关系中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异质的文化由于同其他文化接触，也会再次发现自己文化存在的价值。而由于自我的再发现，也将更进一步加深对他者的理解。当然，这种被理解的他者并非他者本身。然而，只要建立了相互间的交流，即使是异质的文化，通过相互的接触便能维持积极发展的关系，而这种异质性决不会与国家及民族间的纷争相联系。
20世纪的中国最初受到欧美列强的压迫，继而遭到选择欧美现代化道路的日本的侵略，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遭受以西方世界为主体的冷战结构的施虐。但是，在国际关系趋于多元化和多样化的今天，中国又重新恢复了自信，正在摸索确立中国自我发展的道路。当然，这里也有强化民族主义的危险性。但由于中国本身正在深化自己的民族传统，因而正在试图开拓更好地了解西方世界的独特的接受外国文化的方式和途径。对跐，日本能够适应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从新的世界历史观出发，对自己文化传统中新的可能性进行再发现、再创性，由跐在更深的层次和水平上，重新了解作为“他者”的中国，唯有如跐才能拓展中日两国共同的发展道路。
摘自日本宇野重昭、天儿慧等著《20世纪的中国》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