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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文化研究的复兴，就是包括文化史、文化理论、文化建设与展望等一系列重大文化课题的研究性热潮，其发展已超越传统的文史领域，日益成为当代中国人文研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乃至社会变革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研究曾经于五四前后兴盛于一时，对某些问题的论战延续了二三十年，至50年代在大陆悄然消退，沉寂30年之久。这样一个曾经被长期冷落的领域，何以狂飚突起？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寻常的文化现象。百多年来的中国历经沧桑，社会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变化使当代中国文化史的研究，面临十分繁重的任务。90年代大众文化的崛起，文化史研究从经典文化向世俗文化转移，与此同时，国学复兴也日益高涨。如何看待这一思潮的起伏跌宕，必将成为文化研究跨世纪的课题。
一、从历史反思发端的文化热
（一）文化研究史现状与文化积累的巨大落差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浩如烟海的文化遗存举世无双，强劲的文化传统传衍不息，但是在这有辉煌文化历史的国家，偏偏没有文化史的位置，这不是偶然的失误。
建国后，在理论界确立历史是阶级斗争史的观念，这对不承认阶级斗争的旧史学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正因为如此它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热情。但是把几千年的文明史全部归结为阶级斗争史，把影响历史的文化因素摒弃在视野以外，或者当作唯心主义的文化史观加以鞭挞，就不能不导致复杂现象的简单化。以政治、经济的发展代替文化研究，尤其是以思想史取代文化史成为普遍性的倾向。文化研究不仅为其它专业史所消融，在现实中也失去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文化革命”的十年浩劫，几乎扫荡了一切文化遗产，接踵而至的评法批儒运动又扭曲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源流。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信奉，对社会主义现状不切实际的构想，向西方封闭的社会环境，自以为新中国早已解决一切文化问题，甚至凭借一句语录就可以平息复杂的文化争端，无需再从文化上进行研究和反思。社会不能提供文化研究的原动力，文化研究也就失去了生机，所以理论指导的失误和学科建设的偏颇，直接肇致文化史研究的中断。
（二）从对文革和国情的反思进入文化思考
由上可见文化研究的盛衰同极“左”思潮的肆虐和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国家命运的转机，自然也就成为文化研究的转折，对十年浩劫的反省和对国情的重新思考，是激起人们进行文化反思的第一动因。
文学是最先进入文化思考的一翼。70年代末，拨乱反正初期，有一批文学作品敏锐地反省了重大的社会课题，《伤痕》、《班主任》、《公开的情书》联袂而出，引起轰动和争议。这三篇小说切中时弊的批判锋芒，由浅入深，由现实切入传统，激发人们的思考。其根本思想内容，就是对极“左”政治造成的各种创伤的揭露，是对极“左”表现的历史渊源和传统文化的反思。
文化史研究的真正铺开，是在1984年。这年上半年，《中国文化研究》、《中国近代文化研究专辑》问世。下半年，《中国文化史丛书》和《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付排。民间文化团体、文化沙龙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国际性、全国性、地区性的文化史讨论会联翩而起。上海、广州、武汉等各大城市文化发展战略会议的召开，有力地推进了民众文化热的高涨。不同职业、阶层和年龄的人们，从不同侧面提出建设社区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商业文化等各种问题，文化与经济、文化与哲学、文化与政治、文化与人生、文化与科学、文化与生态等诸多理论问题令人应接不暇。
毫无疑问，文化史的勃兴，时代的需要是决定性的因素。1984年经济改革的全面铺开，对文化研究起了明显的增温效应。正如《红旗》杂志于1986年第14期发文所说：“当前热烈开展的探寻文化发展的道路，是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后，又一场理论上探寻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文化运动。”人们正是从对传统文化的反省、中西文化的比较和民族心理的剖析中，发掘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转变观念，以构建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文化意识和心态，赋予现代化新的精神动力。所以文化热在形式上表现为追溯历史的文化史热，正是社会变革的必然选择。
从学科建设回溯这个过程，可以看到文化热的启动和走向，大致从文学发端，进入自然科学，再深入到社会科学，在理论界全面开花，形成广大的读者群。这种程序又反映了文化自身演进的规律。文化作为精萃的形态是涵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三大学术体系的知识丛林，这三门类又以不同的属性，从不同层次推进了文化研究的发展，大致可以这样说：文学最敏感的反映文化思考的动向；自然科学以最活跃的姿态展现现代化的进程；社会科学则以理性的智慧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进行历史性的总结，把问题聚焦到怎样对待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这100多年来贯串近代文化史的两大主题，出现文化渗入各门学科， 各门学科通力进行文化研究的盛况，因此本是属于历史范畴的文化史，在当代却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广泛的社会基础，成为世纪末中国的一大显学。
二、80年代文化研究热点追踪
从社会关注的文化热点问题考察，大致有八个问题：
（一）首先引人关注的是有关传统文化特性的争议
文化特性是怎样认识和概括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问题，这是有关认识中国社会和民族性的基本理论，文化热首先在这一问题上引起不同看法。人文主义说和人伦主义说在各种论点中脱颖而出，成为主导这一争论的两大分野。持人文说者认为，中国的人文主义的特点是强调和谐、义务和贡献，并从人际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天人合一、主客互融的文化特色；人伦说者则认为，古人所谓人文和人伦都是指人与人的等级隶属关系，每种关系都有相应的道德规范，人在这种模式中只有隶属他人才有存在的价值，很难有人权自主意识的觉醒，这与西方人文观念大相径庭，但是隶属观念又增强了人与人的相互依存和协调，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凝聚，所以用人伦说更能体现传统文化以伦理为本位的特征；有的还认为，中国人文主义是把人看成道德的工具，排除人的物质性和自然欲望，使人不成其为人，其结果是导向王权主义。
（二）两极对峙——对传统文化心态的发展
怎样对待传统文化是个世界性的文化课题，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激烈与反复，使这个问题的争议经常出现弘扬传统与彻底否定传统的两极对峙，在这两极之间又存在众说纷纭的歧见和程度不同的折衷，从而使这场讨论具有更为复杂纷繁的内容，从五四以来争议不息。80年代随着文化研究的升温和海外新儒家思潮在大陆的传播，在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响，两极对峙的内容又有新的发展。反传统的认为，处在当今历史转折的时代建立新文化系统的第一步，首先要全力动摇、震荡、瓦解旧系统，舍此别无他路，因此主张与传统彻底决裂；维护传统的则认为越是开放越要弘扬传统，21世纪将是儒学风行世界的新世纪；也有的认为传统与反传统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两极的冲撞、对峙和激化，将历久不衰地煅造出充满活力的新文化，因此主张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传统，认为传统是一个可以扬弃和不断转化的过程，这一见解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
（三）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贯串文化热的主旋律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并非是简单的中西文化之争，但是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与这一主题涵有一致性，不同意见的分岐，主要来自传统文化能不能适应现代化，以及怎样适应现代化的问题。海外华裔学者中有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争议在国内的引进，对活跃思想起了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1988年在理论界出现新权威主义思潮时，持有这种看法的人认为，传统有防止人心失范的作用因而对传统的价值作出重新的估价，认为传统是国家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要的整合社会秩序的得力工具。这一看法为90年代的国学复兴提供了理论基础。
（四）对中国文化近代化历程的回顾成为敏感的问题
80年代重新提出明清之际是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开端问题，突破了以鸦片战争为近代社会起点的看法，并超越前人在精英文化求索的局限，扩大视野，到社会史的领域发掘大众文化资料，使这一问题有了重要进展。
对洋务运动及其思潮的评价，有原则性分岐。建国后学术界对此一贯持批判态度，很少发表不同意见。80年代从近代化的进程对此重新审视，提出许多新见解。有的认为这是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不可遏制的趋势，不自觉地起了启蒙的前导作用；有的认为这是近代向西方学习的一个重要环节，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也有认为这是中国近代化的必由之路，是中华民族有生命力的表现，其中对李鸿章等洋务派重新评价的文章引起争端；反对者坚持认为，洋务运动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加速半殖民地化，是历史的反动。到90年代这一观点又进一步发展，指责这种翻案文章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五）中外文化比较研究趋向具体化的发展
80年代人们热衷讨论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又可归结为中外文化比较的研讨，其目的是在于进行积极的健康的文化交流，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也使世界文化走进中国，以便继承、改造、发展中华文化。由于强烈的现实性，经常体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直接作用，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政策的调整和重大社会问题的决策，都有可能对中外文化的研究起导向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在建国后文化研究被冷落的30年中，有关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从未断档。自从实施改革开放的国策以来，怎样对待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最强音，这就又一次把比较文化的研究推上新的高潮。与其它文化问题不同的是，此类课题的研究不仅从宏观的、整体上来考察，展现多侧面的视角，更引起人们关注的是具体的、分解的、微观的研究，从生活日用诸如筷子、服饰、饮食、住房、谚语到思想心态、风俗习惯，乃至治国理政的传统和决策，几乎无所不有，无所不包。此类著述深受读者的欢迎。人们渴望了解国情和世界的热情，极大地鼓舞了研究向具体而深入的方向发展。
（六）构建中国现代文化的新设想
对构建中国现代新文化的设计，已逐渐突破从古代传统文化领域寻觅的局限性，放眼到现实社会、大众文化和世界文化发展的大潮流中，从中把握中国新文化发展的航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提出和实践，人们愈来愈认识到科学文化是最有创造性和多效性的文化力量，它不仅是综合国力的文化基础，深入生产经济，还要促进思维的科学化，因此一些著名学者多次集会讨论呼吁，以科学理性进行新的启蒙，以促进社会主义的新觉醒。有的主张以科学理性和人道主义高度统一的学说创建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形式，这是当代中国文化的建设方向。有的认为，传统文化的旧系统已经解体，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已略具雏形，有条件挑选古今中外不同文化系统的要素，进行综合创造，以形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文化系统，因此主张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弘扬民族的主体精神，走中西文化融合之路。
（七）提高国民素质是当代文化热的主潮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问题实际上是围绕观念变革而对传统文化的反省，通过这一反省，促进人的现代化，所以人的主体性的觉醒是文化热的主潮，并从三个方面超越五四时代：（1）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把改善民族心理素质作为文化发展战略的出发点和归宿，提供了五四时代所没有的社会条件；（2 ）减少了五四时期文化论战中的片面性和实用性，从民族文化心理的良莠两方面，提供可资转换的历史借鉴； （3）五四时代是唤起跪着的奴隶站起来，打碎封建制度的镣铐，恢复人的地位；80年代人的主体性觉醒，是要求人的自我实现，改变人的观念，提高人的价值，发挥人的潜能，逐步实践马克思指出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更高层次的人的觉醒运动。这是五四英烈们梦寐以求而不能企及的新高度。
（八）学科建设获得长足的发展
从8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丛书的出版犹如急剧上涨的热浪，有力地推动了文化史学科建设的发展。这种以系列专史、专论结集出版的读物，每套从四五种到几十种，几乎每套丛书都作为出版社的重点项目向读者推出，多至五六十万字的一部“砖头”，少至五六万字的小册子，其出版速度之快，行销数量之多，拥有读者之众，在出版界可谓空前盛举。
文化热对文化史建设的一大推动，是促进了区域文化研究的空前活跃。起步比较早的吴越、楚、巴蜀、港台文化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后起的齐鲁、藏、晋秦、湖湘文化、闽台文化，从点向面铺开；近代区域文化研究从无到有；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的成效显著。各种区域文化史研究专著以其鲜明的特色，构成了锦绣中华的历史画卷。值得注意的是地域文化的研究正在改变某些传统的学术定论，例如楚文化和良渚文化研究的新成果表明，中华文明的源头并不限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也是重要的发源地，齐鲁、巴蜀、江浙、两淮等各地区文化的新成就，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史的内容，也促使愈来愈多的学者认为中国历史必须重写。
与此同时，一批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他们博采众说，独出机杼的论题和思考，为古老而又年青的文化史研究注入新鲜的活力。人们期待大手笔写出传世的文化史力作。20世纪的文化热无论从思想、学术和人才上都为呼唤这样的巨著作了必要的准备。
三、世纪末文化研究重点的转移
文化热至80年代末就已失去群众性参与的轰动效应，进入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已有的热点课题逐渐退回书斋，很少再有那种大众参与的盛况。专业学术工作者的研究方向也有所转向。中国文化史的研究的转折，主要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
（一）回归传统，国学复兴
作为文化史重要内容的国学，在90年代不仅没有降温，而且形成新的热点。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刊载了《国学， 在燕园悄然兴起》一文，以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辑出版的《国学研究》第一卷为基础，报道了北京大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盛况，时隔一天，《人民日报》又发表署名文章《久违了，国学》。由于新闻媒体的积极参与，国学研究日益兴旺。这种势头还表现在大量的古籍被重印、再版，国学研究的专业刊物相继问世。整理、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学者明显增多，并吸引了新一代年轻学者的兴趣，所以有人认为这是继五四之后的国学复兴热。
从文化热到国学热，仍然贯串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但又有不相同的环境和背景。国学的重新提倡是对80年代反传统思潮的反拨，是作为与“西化”相抗衡的文化力量，召唤人心，重建信仰，以化解由市场经济带来的负效应。很显然，人们力图重新利用传统的文化资源，从中发掘具有现代价值的滋养，并不失为一种重建文化精神的探索。从总体来看，这股国学思潮，比五四时期的国学研究有较多的理性，比新儒家有较多的批判性，在整理古籍方面有一定的成效。
然而使人思考的是，对这股国学热怎样评价？80年代那种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是一偏差；90年代不加分析地爆炒传统文化，以为只有儒家能够拯救世界文明，宣扬华夏文化优越论也是一个误区。怎样科学地对待传统文化？在批判旧观念的同时保持和弘扬优秀的文化传统？如何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国学研究又如何定位？其核心仍然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问题，可以推测，这将成为跨世纪的文化主题，吸引后来人的注意。
（二）大众文化崛起，社会文化研究兴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科技的发展推动了新一代文化市场的发育，大众文化的崛起以锐不可挡的威势，改变了雅文化主导俗文化的传统格局。以信息高科技为手段生产和传播的新兴文化产业，以大量的影视、音响、多媒体和电子读物涌向市场，与此同时，学术成果通俗化蔚为潮流，把少数人享用的专业知识，变成大众欣赏的读物。文化消费不再是精英的特权，也是平民百姓的生活需求。现代工业和都市文明造就了广大的市民消费阶层，他们的选择决定了文化市场的取向。现代学者高度评价这一现象：有的认为，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接受，只要现代化进程不发生逆转，在相当一个时期里，通俗文化的主流地位恐怕是难以动摇的。有的强调：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的发展，在一定限度内体现了人民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权利。它在文化领域内，形成多元化和多层次的局面，从而给人民提供了选择的条件。
大众文化由小传统、亚文化一跃而为中国文化的主要构成，文化史研究也失去神圣的使命，从资政济世的高阁，下移到平民百姓的书桌，甚至变成茶余饭后消闲读物。史学研究者从“代圣人立言的帝王师”，沦为民众的一枝笔。这对专事研究王朝兴亡盛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那种大抱负、大事变、大业迹的治史传统是个挑战。文化史的内容从经典文化向世俗文化的转化，使得古往今来人们的生活风貌、衣食住行、社会交往以及人际关系都成为研究的对象，这些生动活泼的内容以对读者市场特有的吸引力，促使文化史工作者及时调整了研究方向，因此芸芸众生的穿衣吃饭、婚丧嫁娶、消闲娱乐，登上了大雅之堂。从文化史和社会史交叉的边缘而萌生的社会文化史，因为视角下移到平民百姓，开拓新的领域，给文化史的建设又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各种各样的风俗丛书、生活丛书，与描述衣食住行、日用器物、民众娱乐以及农夫工匠、僧道隐士、侠盗乞丐等形形色色众生相的文化读物成为出版的大宗。这不仅充实了文化史中的空缺，也极大地丰富了历史表述的题材。
大众文化入主社会文化结构的态势，呼唤创生自己的理论和学术系统。这在中国是一个待采的富矿，这不仅因为浩瀚的史书和数不尽的文物遗址，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史料，还因为中国人有浓厚的历史意识和重视风俗民情的传统，看问题注重追根溯源，述先道故，使得人们重视历史经验的吸取，留下大量的野史、笔记。这些保存在正史以外的大众文化资料，最为翔实、生动，有待人们去发掘、整理。大众文化怎样影响和制约精英文化，精英文化又如何实现社会化的过程，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的互动、磨合和对流，正是建树理论的丰富资源。中国社会文化史必将在21世纪以丰硕的成果和浓郁的民族特色受到海内外的瞩目。
20世纪末中国文化研究的趋向提供了这样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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