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静[1]2004年在《民国时期湘西匪乱研究》文中指出在中国历史上，立场不同的敌对双方常用“匪”来称呼另一方，以达到确立自己一方正义性的目的。尽管对“匪”很难有一个统一准确的界定，但是仍可以对其特征做如下概括：“土匪是超越法律范围进行活动而又无明确政治目的，并以抢劫、勒赎为生的人”。民国时期全国匪患大炽，中华民国一度被外人称为“中华匪国”。湖南湘西地区，也因其特殊的地域环境及复杂的民族关系，成为一个声名狼藉的“匪区”。 从北洋军阀的统治到南京国民政府，湘西土匪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活动。这些为匪动机和目的并不完全一致的群体在不断地分化组合，其身份也随着政局的变化而变化，忽而为劫富济贫的“侠盗”，忽而为反抗暴政的农民武装，忽而摇身一变为政府军队……。这种身份的迅速转变比起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容易的多。这就为一些本来并无多大政治理想的人提供了一个奋斗目标，湘西土匪中的某些人也因为这种所谓的政治理想表现出了匪的多重性，从而使民国时期湘西土匪的性质愈加复杂。他们大都在自己所控制的地区内建立有所谓的政权，已经与传统意义上纯粹以劫掠为生的流寇式的“土匪”有了区别。 政治黑暗、农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道德沦丧，这些都是造成盗匪猖獗的社会普遍因素。湘西地区的匪患必然也受到这种普遍因素的影响。同时，我们还必须指出，湘西的土匪模式还有自身特点，匪患的出现是由它特有的条件所决定的。这种条件，包括湘西的自然环境、战略地位、民族因素、民风和心理等各方面。所有这些，导致湘西成为一个匪的天下，并使湘西土匪有别与其他地方的盗匪。 长期以来，我们印象中的匪无非是在官府与民众的夹缝中艰难的生存，一方面要躲避官府的打击，另一方面，要从正常的生活状态中脱离出来，断绝与社会的正常交往。所以他们很少能正大光明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可是到了民国时期，湘西土匪完全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了。他们不仅沿用“传统”的方法去劫掠勒索绑架，甚至还公开的从鸦片中谋取利益，并利用⑧硕士学位论又人呀八51万·R’51川:凡}介;强大的武装在必要时攻打政府军队、银行、仓库，更进一步的壮大自身势力。相对于以前的同行，湘西土匪生存的政治环境明显要有利的多，他们不仅加强了与社会的交往，而且在官、民之间进退自如。这种游刃有余的政治生存方式反过来又直接或间接地助长了__卜匪的势力。总之，湘西土匪的行为方式既是“传统”的，又包含有近代新内容，既有全国范围内其他地区土匪的共性，又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反映了民国时期土匪的活动，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那个时代背景。关键词:民国湘西匪乱
杨亚雷[2]2016年在《基于经济视阈下的湘西匪患研究（1912-1951）》文中研究说明匪患古己有之,但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近代以来,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中国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均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也使得匪患进入民国时期后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人数之众多、影响之广大、分布之普遍、组织程度和武装水准之高,是前所未有的。湘西由于其封闭险要的地理环境,复杂的民族成分,加之民国时期特殊政治局面、复杂的社会状况,特别是畸形经济结构,使湘西成为了土匪的温床,成为了匪患的重灾区。在民国时期,湘西的土匪是一支特殊的政治力量和地方武装,复杂的政治背景和社会环境是它们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而湘西的自然灾害和畸形的经济结构,则是它们生存的经济基础。在特定的时期内,湘西的土匪是在各种力量斗争中得以生存,反过来，也成为了各方力量争取的对象,因而它们对当时湘西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在这段时间中,湘西土匪因为产生方式以及时代特点的不同而分为了农民土匪、政治性土匪、侠盗土匪、明兵暗匪等,每一类型的土匪特点各异,都反映了当时不同阶段湘西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情况。考察这一时期湘西匪患的基本情况,可以看到湘西的匪患是几蛰几起,其活动影响了湘西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对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尤其对湘西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破坏。从经济发展的视阂下,可以较为清楚地勾勒出,湘西匪患源于落后、畸形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匪患则进一步加剧经济的变异。因此,解决匪患也必然要从其产生发展的经济根源着手,方可从根本上彻底解决。从民国时期政府剿匪越剿越大,到新中国成立后,湘西土匪的灭亡,也应证了匪患这一社会现象背后深刻的经济问题。因此,从经济的视阈下对匪患问题进行研究,对我们正确认识这一时期的匪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民族经济,稳定社会秩序亦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彭夏欢[3]2017年在《民国时期湘西匪患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土匪问题是民国时期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之一,它是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产物,是社会转型期“失范”行为的表现。湘西作为一个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在民国时期土匪日炙,除了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也受到其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文化传统以及战略地位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本文共有六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是关于湘西土匪研究情况的分析,从而对该主题研究现状的整体把握。第一章,主要是对民国时期湘西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概括和分析,以为后文湘西匪患研究做一个背景基础。第二章,是以获得的资料为基础,归纳和总结当时土匪在民国各个时期的分布、构成、特点以及危害性。民国时期湘西土匪的人数多、分布广,虽然土匪在不同时期其规模大小、人员构成、土匪性质方面不尽相同,但所带来的危害和破坏性是一致的。第叁章,是对湘西匪患的成因分析。湘西匪患的形成有自然气候、地理地貌、经济文化落后等诸多方面的成因。并且位于少数民族聚居地,湘西土匪的形成离不开它所特有的历史遗留问题和社会政治。第四章,主要分析了国民党剿匪的方式以及成效。总体来看,对于剿匪的部署国民党当局可谓是“煞费苦心”,但由于其本身的政治腐败,所以剿匪并没有取得众望所归的成效,反而是出现了长剿不灭的现象。最后是余论,这部分有两个方面内容,一是涉及抗战后共产党剿匪部分,概括了共产党剿匪及其成功的原因,以此保证论文的整体性和完整性。另一方面,主要是对整个湘西匪患的情况、定义和现实意义等进行概述。湘西土匪不能笼统的定义为用暴力抢劫、袭击的群体和个人,它从最开始经济土匪的范畴到具有强烈政治需求的组织,其本质发生了极大变化。其次,湘西土匪从多、散、小以本地人为主的群体到后来发展成为官、军、匪的部队,其成长过程在不同阶段各有特点。
樊佰招[4]2015年在《民国时期湘西灾荒救济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来自然灾害频发,对灾荒救济的研究也广泛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重视。湘西自古以来灾荒频繁,而其战略地理位置又十分重要,处于湘、鄂、川、黔四省交界处,历来是中原地区通往大西南的必经之地,在民国时期更是成为国民政府退守大西南抗日的主要通道,对该地区的灾荒救济研究最具代表性。本文以民国时期湘西的灾荒救济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概述了民国时期湘西灾荒的自然灾害概况、成因及社会影响,着重阐述了民国时期民国政府和民间社会力量对湘西的灾荒救济的程序、机构和措施,并对民国时期湘西灾荒救济进行评价与反思,指出民国时期湘西灾荒救济的不足与可资借鉴之处,总结其对今后灾荒救济的经验教训。民国时期湘西灾荒救济措施中蕴含了许多近代化因素,政府设置了众多救灾机构并颁布了相关律法,为灾荒救济措施的推行提供制度保障,初步形成了比较专门的灾害救济行政体系,改变了单一的传统救济办法,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救灾备灾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灾荒造成的损失,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所限、缺乏有效组织协调等原因,民国时期湘西灾荒救济政策并未达到充分救济的效果。民间社会力量在灾荒救济中与政府的灾荒救济积极互应,对政府灾荒救济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本文得出的历史启示对当今救灾防灾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政府应宣传和发动民间社会力量参与灾荒救济,并以制度化的手段来规范协调,建立规范的监督体制,对民间社会力量参与救灾进行有效引导,科学救灾和防灾,让民间社会力量与政府在救灾防灾中形成协作互补关系,促进救灾防灾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龙先琼[5]2011年在《近代湘西的开发与社会变迁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是研究近代湘西的开发与社会历史变迁问题,从开发史的理解入手,以治理开发活动为线索,以开发和和社会变迁的史实分析为重点,从区域史的视角(理论和方法),疏理近代湘西开发的历史过程,深刻地探讨近代湘西开发的特点及其历史影响,阐述近代湘西开发治理引发的社会历史变迁的基本情况,并通过这个实证史例揭示一个区域社会在宏观历史背景下的历史变迁轨迹,从而推动区域史研究。文章的主要内容和观点：湘西的开发历史悠久,在“中央——地方”的关系模式下,其悠久的开发历史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也表现出显着差异。进入近代,湘西开发受宏观历史过程拖拉,越来越紧密地融入历史大进程,开发和变迁的广度与深度明显拓展和深化,但同时又表现时间、范围、民族和内涵上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具有鲜明的区域历史特征,即治理性、拉动性、地域性、民族性和差异性。而分析这一历史个案,需要确立整体史观下的区域史视角,惟其如此,也才能更深入认识这个区域社会的近代历史变迁,而且是深化区域史研究的有益尝试。第一章：介绍并阐述课题的选题依据及研究概况。主要介绍本课题的选题依据,说明选题缘由和根源；介绍课题研究的学术动态,说明本课题研究的必要性,阐述课题研究的主要意义；论术字根表课题研究的对象、主要内容及其重点、难点,说明课题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同时,介绍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并分析存在的不足之处等。第二章：说明“开发史”的相关概念及近代以前湘西开发的历史概况。主要说明什么是开发?什么是区域开发和区域开发史?什么是社会变迁以及历史进程中的开发治理活动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如何?简要介绍湘西的自然地理环境,探讨近代以前湘西的开发的历史概况,以及古代湘西开发过程中的社会历史演变的特征。第叁章：疏理晚清时期湘西开发的历史情况,着重探讨进入近代以后湘西开发的新变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进程中湘西的开发出现了近代转型的新趋势,社会历史变迁出现近代新特点。第四章：研究北洋军阀时期的湘西开发情况,着重分析辛亥革命和北洋军阀割据统治对湘西开发的历史影响。军阀割据对近代湘西开发和社会变迁造成极不利的历史影响。第五章：研究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湘西开发,着重探讨张治中治湘西时期和民国初期陈渠珍对湘西的治理与开发,以及抗日时期湘西开发的“战时”繁荣情况,阐述这一时期湘西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特征。影响这一时期的湘西开发与社会历史变迁的进程加快。第六章：研究土地革命时期湘西革命根据地的开发,探讨湘鄂西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开发与建设情况,说明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开发与建设中的重要历史作用,确立新的开发建设模式,体现以民为本的新特征。结语：对近代湘西的开发历史及社会变迁的历史特征进行分析,概述了近代湘西开发进程中社会变迁的时代性、本土性、民族性和不平衡性的特征,也指出了进一步深化本课题研究应当注意分析的主要问题。
罗运胜[6]2010年在《明清时期沅水流域经济开发与社会变迁》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明清时期湘黔交界雪峰山和武陵山区之间的沅水流域为研究区域,以经济开发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考察流域内的农业开发、工商业发展以及相关的社会变迁,在此基础上,探讨多民族杂居山区在明清时期的经济开发之得失及其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绪论首先介绍了沅水流域的自然地理和明清时期的政区地理,然后叙述了沅水流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背景和现状,提出本文所拟探讨的问题和研究思路。正文共分为五章展开论述。第一章考察沅水流域的人口变迁。劳动力资源的调配和开发是地区经济开发的基本方面。首先概述了明代以前的人口概况,沅水流域在元代以前的各时期中已经接纳了大量的北方人口,为明清时期的经济开发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明初开设贵州后,僻处湖广西南及贵州东部的沅水流域,成为湖广连接云贵的最重要通道。明代湖广的大开发与滇黔的大开发,包括大规模的军屯等移民运动,促进了夹处其间的沅水流域的户口增长,流域内的人口从明初的数十万增至后期的大约二百万,经济开发进程也因此得到空前的推进。清代,沅水流域的人口规模从乾隆中叶的四百多万增至清末的六百多万,大规模的外来人口集聚落居和普遍的人口流动,使沅水流域经济开发进入高潮。第二章论述沅水流域的农业开发。农业开发是流域经济的发展基础。明代以前,沅水流域的农业处于粗放阶段。从明代实行军屯开始,流域内的农业开始走上与中原农业接轨的道路。本章重点考察了流域内的土地开垦历程及其成效,水利建设的成绩及其演进过程。然后对流域内的作物种植包括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进行描述和分析。研究表明,明代的土地开垦集中于沅水流域的平原、河谷、盆地、低山和丘陵,成效相对有限。清代,在垦复明代田地的基础上,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持久的垦地运动,导致沅水流域土地利用率几乎达到极限。明代的水利建设仅在少数地方取得成效,清代才是水利建设规模最大的时期,达到了传统技术条件下山区水利建设的高峰,为农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也积累了不少经验。明清时期沅水流域的作物种植经历了从推广稻作到推广玉米、甘薯的主要过程,也延续了传统杂粮作物的种植。稻作是沅水流域耕地利用的最主要方式,但水利建设困难重重,而杂粮种植过于粗放,玉米、甘薯的种植只是缓解了民食紧张问题。在经济作物和经济林特产的种植和经营方面,主要是桐茶油、木材以及蜡等少数几种产品得到较大规模的开发利用,获得了相应的经济效益,不少地区居民的收入因此增加,然而对山区资源的掠夺性开采日益严重,生态环境也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总之,明清时期沅水流域的农业资源开发规模较大,但并不平衡,结构失当,商品化层次低,不少地方未能解决民食问题。第叁章讨论了流域内的工商业发展情况。手工业的发展是社会分工的基础,沅水流域的手工业水平直接关系到农业和商业的发展。明代以前,沅水流域手工业和商业发展很落后。明代,手工业和商业才有较明显的发展。通过对主要手工业行业比如纺织业、矿冶业、榨油业、木材加工及相关行业发展的考察,反映出外来工匠的贡献很大,产品实现了一定的商品化。清代,沅水流域进而成为全国性市场体系的一部分,来自省内外各地的众多客商在沅水流域的经商活动相当活跃,为流域内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大量的资本,使流域开发出现空前的繁荣局面,流域内的城乡市场普遍发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市场体系。第四章考察了流域内的社会变迁。日益扩大的经济开发必然对流域内的社会产生重大影响,要充分理解经济开发的成效,就有必要考察区域社会变迁的性质、方向和速度。本章从宗族、士绅、族群关系、物质生活等方面展开探讨。结果表明,在经济开发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流域内宗族发展不是很普遍,明代主要限于下游地区,至清代中叶才逐渐向中上游地区普及。士绅阶层的力量薄弱,在地方事务中作用有限。族群冲突频繁,影响了区域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改善缓慢。第五章探讨了流域内社会经济的区域差异。由于面积广大,地形复杂,水系分布不均衡,土地肥瘠和生态环境变化不一,明清王朝对汉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政策不同,人口和民族分布状况有别等多种因素,沅水流域内部的经济开发和社会变迁进程存在明显差异。不仅各经济因素的区域差异及其形成原因各不相同,而且县域内部的经济与社会差异也明显存在。结语部分对沅水流域的人口发展、社会变迁与农业开发、手工业发展以及商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作出系统表述,既强调了自然条件以外影响经济开发的重要社会因素,又探讨了经济开发进程对于社会变迁的促进和制约作用。总结出流域经济开发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特点及其规律。
莫代山[7]2012年在《民国时期土家族地区土匪活动与社会控制》文中指出土匪活动是民国时期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之一，也是社会转型期社会失范的集中表现。土家族地区作为中国西南腹地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土匪活动表现得尤为突出。本文运用民族社会史学的研究方法，将史料与民族学理论分析、宏观历史背景与具体民族村寨考察、历史学研究路径与民族学表述结合起来，用社会控制和社会变迁理论探寻国家、土匪和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反映出民国时期土家族地区乡村社会运行基本状貌和规律，最终达到为社会管理提供借鉴的目的。本文共分七章，分别从土匪及土匪活动基本概貌、土匪活动形成影响因素、围绕土匪活动展开的控制活动、土匪的反控制活动、土匪活动产生的社会影响以及对土匪活动相关思考几个角度展开论述。第一章概述了土家族地区土匪基本情况。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土匪并非民国时期独有，土家族地区有大量关于历史上土匪的传说和记载。民国时期土家族地区土匪按活动的综合情况可分为“黑棒”、“毛狗强盗”、“边棚”和“总棚”、“团匪”四种，这一时期土匪活动发展大约可分为五个发展阶段阶段。土匪群体的构成也表现出了年龄相对集中、有少数女性为匪、以本地人为主叁个特征。第二章概括了民国时期土家族地区土匪活动基本情况。从田野调查反映的情况看，土匪活动大致可概括为强征乱派、捉码圈羊、设卡堵路、打家劫舍、强占奸淫和关圈劫场六项；本地区的土匪活动表现出边缘性、广泛性、鸦片依赖性、帮会融合性等特点；在土匪活动中形成了黑话暗语、纪律禁忌、娱乐生活方面的文化。以上叁方面的内容共同组成了土匪群体的群体特征。第叁章详细分析了民国时期土匪活动形成的影响因素。作为一种影响深远的社会现象，土匪活动受到自然因素、文化因素和社会背景因素叁个层面因素的影响，每一个层面因素下又有许多具体的因素，本地区土匪活动是民国时期各种综合因素影响的结果。同时，从宏观角度来分析，社会转型期土家族地区特殊的社会背景是导致土匪活动产生的决定性因素。第四章描述了地方政权和乡村社会对土匪活动的控制。为了有效控制土匪活动，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地方政权从制度建设、军事清剿、经济根源等方面采取了种种措施；乡村社会也采取了加强自身防卫、组建自卫武装、与土匪合作等措施。这些控制活动表现出了以正式控制和强制性控制为主，非正式控制与非强制性控制略显单薄的特点。第五章描述了土匪针对地方政权和乡村社会控制所采取的反控制活动。为了获得生存空间，土匪对乡村社会和地方政权的控制活动进行了反控制。从乡村社会角度来看，它体现在渗透基层政权、巩固经济支柱、强化军事力量和匪化自卫武装四个层面；从地方政权角度看，它体现在军事对抗、权利渗透等层面。每个层面中又有许多具体的反控制内容，共同体现出了土匪反控制活动以武力和暴力为依托呈现出压迫性、在具体手段上呈现出多元性的特点。第六章分析了民国时期土匪活动产生的社会影响。由于土匪活动具有涉及面广、持续时间长、活动数量多的点，土家族地区民国时期土匪活动对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一）由于暴力和武力的长期存在，导致暴力和武力成为确立社会权威和秩序的主导性因素；（二）由于劳动力和农作物减少、农产品恶性单向流动，导致土家族地区贫困化的加剧；（叁）由于入匪或遭匪骚扰，导致乡村社会无产者规模扩大；（四）由于社会分层、社会流动异常和乡村社会武装力量的不断膨胀，直接导致土家族地区国家政权内卷化；（五）由于与土匪活动密切相关的传统宗族组织功能、道德风俗、基层政权性质和帮会组织扩张等方面变化，导致土家族地区民间控制系统的变迁。结语部分对民国土匪活动一些问题进行结论性思考。（一）土家族地区民国时期土匪群体的实质是本地区无产者在特殊历史时期的一种存在形态。而本地区匪患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是社会转型期在社会结构中产生的权威冲突；（二）土家族地区土匪活动形成有自己的机制，它由原初机制和后致机制两部分构成。其中，原初机制分为压力机制、排解机制和示范机制叁部分，后致机制分为镇压机制、保护机制和引导机制叁部分。而无力消除土匪活动产生的社会土壤、地方政权合法性逐渐削弱和控制手段中非正式控制的缺失是民国时期土匪活动控制效果不明显主要原因；（叁）土家族地区某些土匪在特定范围内对百姓采取保护性活动，可将之称为“保护型土匪”，这些活动目的在于为匪帮和土匪个人营造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四）土家族地区土匪在与社会互动过程中，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和结构，这种结构以土匪为中心；（五）匪患问题研究可为当代转型期社会管理提供一些启示，如：要明确执政理念，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为社会健康有序发展提供“领导机制”；要关注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为社会矛盾提供“排解机制；要加强司法能力建设，及时有效打击恶性犯罪，为社会稳定提供“保护机制等。
暨爱民[8]2006年在《民国湘西匪患成因浅析》文中提出民国时期,湘西土匪为害甚烈,成为社会肌体上的一个“毒瘤”,严重影响到地方社会进程和人民的生产生活。之所以出现此种情况,是由当时地的经济、政治、地理环境、民族、社会文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刘云飞[9]2015年在《民国时期陇南的匪患与基层社会控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匪患问题是民国时期普遍存在的一个社会问题,也是转型时期社会失控和社会病态的集中反映。地处川、甘、陕叁省交界地带的陇南,是南入川蜀,东进陕西的重要交通孔道,地域位置特殊,战略地位重要,加之境内高山密林广布,因而为土匪的活动和藏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在民国时期可以说是一个土匪众多、“流匪易来”的地区。此外,民国肇建以后,中央权势日衰,政治日非,陇南地方军阀割据混战,地方政局动荡,政权更迭异常频繁,使地方出现了权力真空,社会失控。加上吏治腐败、天灾和人祸不断,这一切致使很多人被迫铤而走险,踏上了为匪之路,也使陇南成为了甘肃匪患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概而言之,民国时期陇南的土匪具有总量多、匪股人数巨大、组织程度高、活动区域面广的特点。其危害程度自不待言,土匪不但直接与当地政府抗衡、掠夺地主富户,还直接危害到了广大贫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更对陇南地方社会经济、地方基层政权、地方社会风气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当匪患发生后,陇南地方政府和民众也采取了一系列诸如“联防”、“清乡”、“清查户口”、“保甲连坐”、“民枪登记”、“禁烟”、“遏制和防范帮会”、“禁赌”、“军事清剿”、组建“民团、神团”以及修筑“堡寨”等防匪措施,但由于土匪和陇南地方各方政治势力关系复杂及当权者对土匪是剿是抚态度不一等原因,治匪效果并不显着。大多数土匪都来自于农业社会,之所以为匪多半是因生计所迫而做出的无奈之举,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对土匪行为投以同情的眼光,赋予其正当性。毕竟土匪是一个寄生的社会群体,本质上与现存的社会秩序格格不入,其破坏一切的恶劣行径使土匪的历史变成了广大人民的灾难史,更对区域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产生了巨大的负面效应。本文将在现存史料的基础上,再结合其他学科的相关知识和理论试图对民国时期陇南地区的匪患概况、匪患成因、匪患对民国陇南地方社会的影响以及民国陇南地方政府和地方民众围绕匪患问题而展开的相关控制活动等作一初步探讨。在试图从一个侧面揭示当时陇南地区社会运行的基本面貌和规律的同时,亦在证明地域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是匪势消长的基本前提,说明只有政治的进步和乡村经济的发展才是消除匪乱、确保社会安定和谐的根本,也可为当下的社会管理提供良好的历史借鉴。
刘永生[10]2010年在《北伐时期湖南土匪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北伐和湖南农民运动的声浪远没达到荡平叁湘四水所有土匪的地步,在受北伐和农民运动影响不深的边缘地带,土匪的活动较前更加猖獗。文章通过对相关民国报刊的爬梳,揭示了北伐时期湖南土匪的分布、行为特点、北伐军各级军政部门在土匪问题上所持的态度,并分析了这个时期湖南土匪剿而难灭的根本原因,对于我们今天根治某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社会问题、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 民国时期湘西匪乱研究[D]. 孙静. 华中师范大学. 2004
[2]. 基于经济视阈下的湘西匪患研究（1912-1951）[D]. 杨亚雷. 广西师范大学. 2016
[3]. 民国时期湘西匪患研究[D]. 彭夏欢. 吉首大学. 2017
[4]. 民国时期湘西灾荒救济研究[D]. 樊佰招. 吉首大学. 2015
[5]. 近代湘西的开发与社会变迁研究[D]. 龙先琼. 湖南师范大学. 2011
[6]. 明清时期沅水流域经济开发与社会变迁[D]. 罗运胜. 武汉大学. 2010
[7]. 民国时期土家族地区土匪活动与社会控制[D]. 莫代山. 中南民族大学. 2012
[8]. 民国湘西匪患成因浅析[J]. 暨爱民. 怀化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2006
[9]. 民国时期陇南的匪患与基层社会控制研究[D]. 刘云飞. 西北师范大学. 2015
[10]. 北伐时期湖南土匪研究[J]. 刘永生. 兰州学刊.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