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论美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育论文,朱光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1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5－0012（2010）01－0031－07
一、朱光潜的人生论美学与美育思想
朱光潜是中国20世纪美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美学理论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1949年之前为前期，之后为后期。本文基本上研究他前期美育思想，而事实上，朱光潜在后期已经几乎没有关于美育和人生艺术化的新的系统论述了。
朱光潜写出了大量美学论著，也翻译、介绍了大量西方美学论著，他是一位美学家，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朱光潜的美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美育理论。这与朱光潜本人的教育背景和经历有着密切关系，他上的第一所大学是高等师范学校，去香港大学学的是教育，在那里，他学了教育学、英国语言文学以及生物学和心理学。照他自己的话说：“这就奠定了我这一生教育活动和学术活动的方向。”[1]2香港大学毕业后，他在上海、浙江当过中学教师，并与同人一起创办了“立达学园”以及以中学生为主要对象的出版社（开明书店）和刊物（先叫《一般》，后改名《中学生》）。这段从事教育活动的经历虽然时间不长（仅三年），但是却为朱光潜的学术和教育活动定下了基调，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这是我一生的一个主要转折点和后来一些活动的起点。我的大部分著述都是为青年写的，而且是由开明书店出版的。”[1]3他的著述是从谈青年的人生修养开始的，即使是在一些较为纯粹的美学和文学论著中，朱光潜也总是扣着审美价值和人生修养这个一以贯之的主题，审美态度、直觉、距离、超脱、移情、趣味、情趣等等这些在他的著述中出现频率很高的概念术语总是渗透着对人生和人格修养的阐发，根本目的是要实现人生的艺术化。即使是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修养》这些并非专门论述审美和艺术问题的著作中，他也是围绕着感性生命，从审美修养出发来展开论述的。他自己在《谈美》中说：“离开人生便无所谓艺术，因为艺术是情趣的表现，而情趣的根源就在人生；反之，离开了艺术便无所谓人生，因为凡是创造和欣赏都是艺术的活动，无创造、无欣赏的人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名词。”[2]90－91这种把人生与艺术内在地、紧密地联系起来的观点使得朱光潜的美学总是围绕着人生这个根本的问题，而他的教育思想又总是围绕着从情感出发的人生修养问题，从而使他的美学、教育理论和文化理想都具有着深刻而独特的美育意味。
朱光潜重视美育研究的深层原因是他对国家和社会怀有强烈的责任感。他讲审美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批判国民性，改造国人的价值意识，从而建设新的思想观念和学术文化，以达到改造社会和国家的目的。所以，他一方面引进西方的思想和理论，另一方面又时刻不忘中国的现实和国民的思想意识状况；他一方面研究似乎与社会现实距离较远的美学，强调审美活动的“孤立绝缘”，另一方面却一刻也不忘记改造中国的现实，力图用高雅艺术造就国人的高尚情怀。他的《谈美》写于1932年，此时的中国外攘内乱，正处在“危机存亡的年头”，但在朱光潜看来，最紧迫的问题是拯救人心。他给青年写道：“我坚信中国社会闹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的问题，是大半由于人心太坏。我坚信情感比理智重要，要洗刷人心，并非几句道德家言所可了事，一定要从‘怡情养性’做起，一定要于饱食暖衣、高官厚禄等等之外，别有较高尚、较纯洁的企求。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2]6在朱光潜看来，人心的坏在于“俗”，也就是追逐自己的功名利禄，而把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抛在脑后，只有通过审美来求得人心的净化，国家和民族才有希望。所以，朱光潜要在这个紧迫的时刻给青年“谈美”，这其实是一种人文学者的救国方式。可以说，朱光潜的所有美学理论都或隐或显地指向改造国民性，培养“现代的中国人”这个目标。因此，他重视启蒙，特别是对青年人进行现代思想的启蒙，于是重视并投身于教育，还写了不少给青年看的修养读物；他认为教育要从人心深处做起，从人的情感方面做起，所以特别重视美育；由于他所理解的教育是一种启蒙，所以他讲审美修养总离不开道德修养，并要求感性的发展与理性精神的培养同步。
有一位学者曾概括地讲：“朱光潜虽以绝大部分精力讨论文艺创造与欣赏问题，但其真正的落脚点却在审美教育，他的著述，从《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开始，几乎篇篇都离不开审美教育。”[3]这个看法基本上是中肯的。虽然朱光潜的著述未必篇篇都直接关联着美育问题，但是，从人生的问题出发来研究美学，从审美和艺术出发来研究人生问题，围绕着审美和艺术的人生价值问题来研究审美、艺术和人生的确是朱光潜美学论著的总体特征，而正是这种思维的立足点使他的美学论著和其他诸多论著总离不开审美、艺术对于人的生存、发展的意义和价值。而且，朱光潜对人生和社会的观察总是持一种有机整体的观点，再加上他作为美学家的专业眼光，因此即使是他对理智、道德等理性方面问题的研究也总离不开对感性问题的关注，这就使他的许多论述教育、社会、文化等问题的论著也总体上关联着美育的问题。难怪他的好友朱自清在《文艺心理学》的序言中讲，朱光潜提倡“人生的艺术化”就是提倡一种既认真又豁达、融真善美为一体的艺术态度，“这种艺术的态度便是‘美育’的目标所在”；还说美学是美育的“百尺竿头更进一步”，[4]这分明是点出了朱光潜美学的精神所在。因此，如果说，王国维是20世纪最早引进西方美育理论、并把它与中国传统的育人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中国美育问题的思想家，蔡元培是20世纪中国倡导美育用力最多、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活动家，那么，朱光潜则可以说是上个世纪中国研究美育最深、美育观念较新、而且在这方面理论成果最多的理论家。
二、以情为本：美育的基础地位
一般地讲，美学家思考问题总脱不开感性这个中心话题，特别是朱光潜接受过西方现代美学的教育，对当时西方影响较大的非理性主义思想研究颇深，所以他更注重“感性”这个审美范畴的现代性主题。同时，朱光潜始终坚持人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辨证观点，并不在强调感性价值时一概排斥理性的价值，而是试图达到对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辩证关系有更深刻而全面的理解。在他看来，人的理性方面的许多问题实际上根子在感性方面，对于人生和人的修养来说，感性比理性更基础，人生和教育应该以情为本。
朱光潜较早论述情与理关系的论著是《谈情与理》（作为《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之九），该文写作的直接起因是当时张东荪在《东方杂志》发文章，提出“理智救国”的主张；不久，李石岑同杜亚泉就“主情”还是“主理”在《一般》杂志上展开辩论。朱光潜不赞成张东荪和杜亚泉“生活应该受理智的支配”的主张，主要理由有三个：第一，“理智支配生活的能力是极微末的，极薄弱的”。他引述了当时方兴未艾的生命哲学理论（如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等人的理论）来批驳唯理智主义的弊端，并利用麦独孤、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学说来说明理智主义在科学上的站不住脚。因此，他以为那种“主理”的观点所依据的哲学和心理学观点是陈旧的，“尊理智抑情感的人在思想上是开倒车，是想由现世纪回到十八世纪”。第二，“情感的生活胜于理智的生活”。他说，迷信理智的人“假定理智的生活是尽善尽美的”，其实不然。他指出，“理智的生活是很狭隘的”，离开了情感，艺术、爱情对于生活没有意义，这样，人生本身也就无意义了；而且，“理智的生活是很冷酷的，很刻薄寡情的”，缺乏人对人的同情和行动的推动力。第三，情是理的基础。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即将出版单行本时，他引用了英国诗人布朗宁（R.Browning）的诗作《再说一句话》中的名句作为扉页的题词：“我的心寄托在什么地方，我的脑也就寄托在那里。”（Where my heart lies,let my brain lie also.）他还在该书的后记中进一步解释说，“心与其说是运思的不如说是生情的”，思维实际上也是以体验为基础的。[5]这就是说，情是理的基础和本源，离开了情就无所谓理了。
除了西方现代思想之外，朱光潜主张“以情为本”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根源是儒家的道德教化观。在《乐的精神与礼的精神》一文中，他把礼和乐看做是儒家思想系统的基础，认为儒家在这两个观念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伦理学、教育学和政治学。乐的精神是“和”，礼的精神是“序”；二者不仅内外相应，而且相反相成。二者不仅是个人修养的基本工具，而且是治国安邦的基本途径；礼乐兼备或者说和谐有序不仅是个人的伦理理想，也是社会的道德理想。但是，儒家特别看重个人的修养，伦理学成为其哲学基础；而这种伦理学又根据特定的心理学，主张把人性中向善的潜能尽量地发展出来，性是静的，感物而动，于是有情欲，礼乐就是调节情欲使之归于正的两大工具。而在礼乐之间，礼是求外在的有序，而乐是求内在的和谐，后者是根本。所以他阐述说：“就政与教言，基本在教，就礼与乐言，基本在乐。”[6]这种思想在他的《音乐与教育》一文中表达得更直接。他认为，音乐是美育最好的工具，他对人生有三大功用：第一，表现，即情感宣泄；第二，感动，即产生同情，交感共鸣；第三，感化，即养成内在的和谐。他进而联系到儒家“以礼乐立教”的思想，指出内心的和谐是外在秩序的基础：“乐的精神在和谐，礼的精神在秩序，这两者中间，乐更是根本的，没有和谐做基础的秩序就成了呆板形式，没有灵魂的躯壳。内心和谐而生活有秩序，一个人修养到这个境界，就不会有疵可指了。讲到究竟，德育须从美育做起。道德必由真性情的流露，美育怡情养性，使性情的和谐流露为行为的端正，是从根本上做起。唯有这种修养的结果，善与美才能一致。”他还指出，一般的民众尤其是士大夫阶级，大半没有音乐的嗜好，“我个人认为人心的污浊和社会的腐败都种根于此”。此言初看起来有些突兀，但是按照朱光潜的逻辑我们并不难理解：道德败坏多半是由于情感不发达，趣味低下。[7]他的这种以乐为本的思想核心在于：乐是礼的内在性，这是因为，情是理的内在性。
至此，朱光潜主张现代人格的养成要从感性入手、教育要以情为本的主要原由已经比较清楚了：因为情比理更内在，更贴近人的本性，因此，改造国民性要从这根本源头上做起；而且，只有性情的高尚，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道德高尚。所以，朱光潜倡导和注重美育不是为美育而美育（反对“为艺术而艺术”是他一贯的思想），而是为了造就道德高尚、思维缜密、情感丰富、身体强健的“现代的中国人”。而且，从个人人格修养的角度讲，美育的更高追求，在朱光潜那里就是高尚的道德境界。
同他主张情是理的基础、审美是道德的基础相一致，朱光潜认定美育是德育的基础。总括地看，他认为美育的这种基础性有三个要点：第一，“道德起于仁爱，仁爱就是同情，同情起于想象。”在这一点上，朱光潜显然受到了英国美学传统的深刻影响①，在他的美学和美育理论里，“同情”一直被作为审美（艺术）与道德发生关联的一个重要中介概念。因此，朱光潜非常重视审美（艺术）活动中，主体与对象、作者与读者、读者（观众）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情感的分享、交流和共鸣，认为这是具有重要而特殊的美育价值的。例如，他把音乐教育作为群育的一条“必由之路”，因为它具有突破一切界限分别的“和”的功力。[8]56第二，人的道德发展基于健康的心理。他经常批判极端道德主义者排斥情感的观点和做法，认为通过压抑情感欲望来进行的道德教训总是适得其反，因为它违背了人的心理活动的基本规律。他借用当时心理学研究的新成果来说明：情感欲望是不可能被彻底压抑排除的，这种做法只能造成精神的病态和人格的扭曲，最后导致道德的堕落。而美育能够为本能欲望和情感提供一条健康发泄的途径，通过这种“升华作用”，本能和情感可以被提升到高尚的境界，这本身也同时具有德育价值。第三，内心的和谐是道德发展基础。没有内在性情的和谐的所谓道德是只有空壳的教条，它由于缺乏内在的真诚而容易流于虚伪，由于缺乏内在的情感动力而流于僵化。所以，道德的修养要从怡情养性做起。
三、美育“解放说”
与20世纪绝大多数中国美学家和教育家不同，朱光潜并不仅仅把美育定位在德育的基础，而且把对美育功能的阐释带入到一个更新颖、更深刻，同时也具有现代生命哲学意味的境界，提出了具有创新意义的美育“解放说”。
传统美育观点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强调“陶冶”，柏拉图是这样，传统儒家也是这样。美育“陶冶论”抓住了美育对于培养人的高尚性情的积极作用，这是其合理的一面。但是，“陶冶论”很不全面，它以道德教化为根本，轻视甚至蔑视个人感性生命或情感生活本身的意义和价值，只注重规范个体的性情，片面强调美育对个体心理的内聚性和趋同性作用，忽视甚至排斥美育对个体心理的解放功能和发展作用。这是传统的美育“陶冶论”与现代性意义上的审美范畴最不相适应之处。朱光潜在《谈美感教育》一文中，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的美育“陶冶论”，充分肯定了美育同德育之间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又充分强调了现代美育应该具有的解放功能。他以当时西方现代美学和心理学研究的新成果为依据，集中阐释了美育的三种解放功能。
首先是本能冲动和情感的解放。他以精神分析学原理作依据，指出人的本能欲望和情感需要发泄，但是，文明社会的道德、宗教、法律、习俗等往往对本能和情感实行强制压抑，这是违背人的自然本性，也是不科学的。他认为，文艺是让本能与情感得以适当释放的理想途径：“这种潜力可以籍文艺而发泄，因为文艺所给的是想象世界，不受现实世界的束缚和冲突，在这想象世界中，欲望可以用‘望梅止渴’的办法得到满足。文艺还把带有野蛮的本能冲动和情感提到一个较高较纯洁的境界去活动，所以有升华作用（sublimation）。有了文艺，本能冲动和情感才得到自由发泄，不致凝成疮疖酿成精神病，它的功用有如机器方面的‘安全瓣’（safe valve）。”[8]147－148实际上，文学艺术可以让人发泄心中郁闷的观点，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朱光潜的美育“发泄说”却有两点是中国传统审美理论中所没有的：一个是在现代心理学知识基础上，把本能冲动和情感的发泄作为人生必不可少的一种活动来认识，并把本能欲望和情感通过文艺而发泄的“替代性满足”同心理、精神健康密切联系起来认识。另一个是指出审美活动可以对本能欲望和情感起到“升华”的作用，可以把它们“提到一个较高较纯洁的境界”。这样，美育就有了一个基于人的本性的内在动力机制，寻求发泄的本能和情感通过审美活动既得到了释放，又得到了提升。把本能、情感的释放与升华有机结合起来才是朱光潜美育解放说的真谛：审美解放是既合乎人自己的本性又合乎人的目的的自由活动。还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传统的文艺发泄说仅仅偏重于人通过审美活动而摆脱现实世界纠缠的功能，也就是“超脱”的功能；而朱光潜的上述论述中，审美解放不仅有“超脱”的含义，还有“升华”的含义，这种具有形而上学意味的含义充分肯定了人的感性生命在审美超越中获得超验性的积极价值，而这种积极的价值正是对传统审美超脱说中消极成分的扬弃。
朱光潜阐述的美育的第二个解放功能是“眼界的解放”。他指出，宇宙生命时时刻刻在变动进展中，审美经验就是在人生世相中见出某一刻、某一境特别新鲜有趣，并加以欣赏。美育能使人在平凡的世界里发现神奇的美，获得新鲜的人生经验。他写道：“文艺逐渐向前伸展，我们的眼界也逐渐放大，人生世相越显得丰富华严。这种眼界的解放给我们不少的生命力量，我们觉得人生有意义，有价值，值得活下去。……美感教育不是替有闲阶级增加一件奢侈，而是使人在丰富华严的世界中随处吸收支持生命和推展生命的活力。”[8]149－150这里，“眼界的解放”实际上在于创造，而创造性的发现又给人生增添了无穷乐趣。值得注意的是，朱光潜认为，这种人生的乐趣（也是审美的乐趣）是获取生命活力的“源头活水”，而美育就是在使人能够体悟人生乐趣的同时获得生命的源头活水，也就是增强人的生命活力。
美育的第三个解放功能是“自然限制的解放”。基于对艺术能够创造一个理想世界的认识，朱光潜认为，美育可以使人从有限的自然、物质世界中超越出来，摆脱单纯的物欲和情欲，脱离低级趣味，在审美的世界里获得无限的心灵自由。他说：“美感活动是人在有限中所挣扎得来的无限，在奴属中所挣扎得来的自由。……多受些美感教育，就是多学会如何从自然限制中解放出来，由奴隶变成上帝，充分地感觉人的尊严。”[8]151这种超越物性以实现人性的完满的思想是西方现代美学针对着近代以来的物质主义所提出的核心思想之一，然而对于朱光潜来说，这种超越性理论还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他在《谈美》中就已经提出的“脱俗”的吁求。在他看来，中国人太容易受物质欲的诱惑，贪图安逸、不肯奋斗是国民的又一种劣根性。所以，他总是希望以审美来帮助人们摆脱物欲的纠缠，使主体精神在创造中达到一个较高的境界。
朱光潜关于美育的解放功能的观点概括起来就是：美育使人的感性素质得到开发和提升，从而使他具有活泼的生命活力、创造动力和高尚的精神境界。由于中国传统美育思想注重的是美育的“陶冶”功能，蔡元培也主要是从这个意义上阐发美育的意义的，因此，朱光潜的“美育解放说”就显得特别新颖。从今天的眼光来看，“美育解放说”实际上为美育发展人的创造性奠定了理论基础。国内外诸多研究表明，艺术对于发展人的想象、直觉等创造能力有着独特的作用，[9]利用审美教育来开发和发展儿童青少年的创造力已经成为欧美不少国家学校教育的基础性任务，值得我们借鉴。
四、美育的目的：人生艺术化
从朱光潜整个美育思想来看，生命力的激发和表现不仅是美育最具特殊性的功能，而且是“人生的艺术化”这一命题的精神实质所在。朱自清曾在为《谈美》所作序言中说，“人生的艺术化”是朱光潜自己最重要的理论，因为这个理论将真善美融为一体，“引读者由艺术走入人生，又将人生纳入艺术之中”。[10]而这既是朱光潜美学研究的根本宗旨，也是他的美育理论的根本宗旨。作为人生的一种最高境界，艺术化的人生是真善美的高度融合，也是由人的生命史构成的一件艺术品。首先，完美的人生就像一件艺术品那样是完整人格的表现，每一细小处都可见出整体人格的表现。其次，艺术化的人生是“至性深情的流露”，即真性情的表现。真性情就是生命的本然，这种生命流露于语言文字，就是好文章；流露于言行风采，就是美满的生命史。因此他说：“所谓艺术的生活就是本色的生活”。第二，艺术化的人生是既严肃又善于超脱的人生。朱光潜一向主张审美态度是一种超脱物欲和小我的人生态度，同时，他也反复地说，审美的人生态度是彻底认真的。大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小到一个字、一个举动，就像艺术家在创作时那样一丝不苟，都处处体现出严肃认真的人生态度。这同他一贯倡导的“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是一脉相通的。第四，艺术的人生是至善的人生。他指出，从狭义上讲，艺术与道德有明显的区别；但从广义上看，“善就是一种美”。审美的态度是“无所为而为的玩索”，即无利害考虑的观照，艺术的人生就是在这种审美态度引导下的生活，而这种生活与“至高的善”是内在一致的。[2]90－96
朱光潜将“人生的艺术化”最后归结为“人生的情趣化”。他说：“艺术是情趣的活动，艺术的生活也就是情趣丰富的生活。……情趣越丰富，生活也越美满，所谓人生的艺术化就是人生的情趣化。”[2]96在这里，“情趣”一词是理解朱光潜“人生艺术化”命题的关节点。② 朱光潜说的情趣（有时又被称作“趣味”），是一个从西方美学引进又经过与传统美学融合的概念。在朱光潜的美学理论中，情趣或趣味的意义是丰富的：它既是一种审美的态度和选择偏爱，又是一种审美的能力。作为审美态度，它是超脱的，也就是“脱俗”的；作为审美的选择偏爱，它是追求较高艺术境界的审美价值取向，如朱光潜推崇陶渊明就是他本人审美选择偏爱的表现；作为审美能力，它是能够见出世界中一切生命之映现的观照力和创造力。上述几个方面又是内在联系在一起的，其核心是回归生命本体和发挥生命的创造力。朱光潜自己讲过，“情趣本来是物我交感共鸣的结果”，“物”的变化与“我”的个性构成了情趣的生生不息，而在这生生不息的情趣中正可以发现生命的造化。[2]91－92所以，“情趣”既是生命表现的生动样态，即人的一种清新、自由、纯真的生存方式；又是生命的创造，即人生新境界的生成。正如朱光潜讲的：“趣味是对于生命的彻悟和留恋，生命时时刻刻都在进展和创化，趣味也就要时时刻刻在进展和创化。”[11]352“读诗的功用……在使人到处都可以觉到人生世相的新鲜有趣，到处可以吸收维持生命和推展生命的活力。”[11]354既然趣味（情趣）就是生命力的表现、体悟和创化，那么人生的情趣化也就是生命力得到表现、体悟和创化的人生。这就同朱光潜关于美育功能的理解在根本上相一致了。所以，他提出，真正的文学教育就是要培养纯正的趣味[11]351，这样的美育也就成为实现人的生命力解放和提升的必由之路。
以当代眼光来审视朱光潜的美育思想，我们固然可以发现他有时以审美主义的立场来阐发美育的功能，未免夸大美育的作用，对于美育的具体实施研究也不多，但这些都是次要的，值得我们学习、研究和借鉴之处更多。首先，美育研究的出发点应该是“人生”。朱光潜继承了王国维开创的人生论美学③，从审美和艺术的人生价值出发来讨论美育的基本性质和功能，为美育确立了一个合适的理论前提。与认识论美学和实践论美学相比，人生论美学更适合作为美育研究的逻辑起点，从人生论出发的美育理论也更有利于吸取中国本土美育传统的思想资源。其次，辨证、全面地把握“情”与“理”、美育与德育的关系。朱光潜非常强调审美对于高尚、完美人生的重要意义，但他也并不否认理性对于人生的价值，而是在感性与理性“协调”“融合”这个大前提下，阐述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而提出了“以情为本”的思想，主张人生修养从颐养性情做起，把美育作为人格教育的基础。这种思想对于克服当前动辄以德育替代美育，或者排斥德育而只强调美育的片面认识是有帮助的。第三，朱光潜在上个世纪前半叶就提出美育的“解放说”，把美育作为一种使人生获得自由，发展人的个性和创造潜能的独特教育形式，这真是难能可贵。艺术一直被古今中外诸多有识之士看做是最具有个性和创造性的活动，所以，美育当然应该对于受教育者个性的成长和创造性的发展有所助益。第四，朱光潜把实现“人生艺术化”作为美育的目的，这个思想对于今天身处大众文化的中国人来说也是独具意义的。如何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关心自己生活的精神价值，如何在发展儿童青少年认识能力、生存技能、竞争意识等社会适应性的同时发展他们内心爱美、向善的本性，朱光潜的美育思想对我们是有启示的。更为重要的是，朱光潜以哲学、美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多学科融合和中西学术思想兼容的视野阐述中国现代美育问题，为中国现代美育理论构筑了较为完整的学术基础。一百多年来，要论对优秀传统学术思想的继承、对西方学术思想的借鉴以及美育研究的学术建树，无人能出朱光潜之右。朱光潜美育思想，作为一份现代美育学术遗产，有待我们虚心学习、虔诚继承、深入发掘、发扬光大。
收稿日期：2010－08－22
注释：
① 在英国美学传统中，经验主义美学和浪漫主义美学都很强调审美的同情的道德价值。例如，经验主义者J·艾迪生（Addison）指出，美引起我们的爱，它是防止我们冷漠之物；想象的快乐虽起因于感性的东西，但结果却具有道德、沉思和宗教的性质。见吉尔伯特等《美学史》上卷，夏乾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312－314页。另外，休谟、博克、夏夫兹伯里等都论述过同情作为美和道德的中介的作用。又如，朱光潜曾多次引述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名篇《诗的辩护》（又译《为诗辩护》），在这篇文章里雪莱提出，道德上的善在于超越小我，必须能深广地想象，设身处地地分享并体验他人的人生经验，把人类的忧喜苦乐变成自己的情感体验。诗就是为此而具有积极的道德影响力。见朱光潜《谈修养》，载《朱光潜全集》第4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46页。
② 有学者认为，朱光潜美学体系的核心范畴就是“情趣”。见劳承万《朱光潜美学论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4页。
③ 关于王国维创立人生论美学的论述，可参见杜卫《王国维与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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