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楼梦》人物研究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楼梦论文,人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多年来的《红楼梦》人物研究几乎整个置于“反封建”的框架之内，以致在很多情况下造成误读，产生尴尬。本文就误读的原因及其失足之处追根溯源，指出应就作品切入生活的角度而区别对待，而且，只有贴近作者，才能准确地把握人物塑造的命脉。除了理论分析之外，又就探春、湘云两个人物的具体分析，解释如何走出误区。本文提出应从文化学、心理学、伦理学、人类学等角度多侧面研究《红楼梦》人物，以期取得新的成果。
《红楼梦》一书，曾被俞平伯先生称为“梦魇”。“梦魇”者，一旦沉迷则不易跳出之意也。《红楼》研究中至今仍有许多问题如梦魇一样纠缠着我们，聚讼而莫解。就拿普通人也能领会和判断的人物分析来说，也仍然存在着一连串的问题。比如说，对探春的评价，就一直未有定论。有所谓“拥探派”，认为《红楼》一书，对探春持赞许态度，探春与封建叛逆者宝玉关系很好，而《红楼》是反封建的书，那探春自然也是反封建的，她主张妇女解放嘛。又有所谓“反探派”，他们根据探春是维护封建秩序的，她的“理家”，是从巩固封建统治出发的，也确实起了这样的效果，她思想中封建的东西不少，因此探春是封建的，作品是否定她的。还有人说，这是一个极为复杂、极为矛盾的形象，作者出于阶级局限性，把她作为正面形象来塑造，但其本质上仍是封建正统派、封建卫道士，不应肯定，不应赞扬。（见《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中卷）
还有人这样问，在大观园的思想斗争中，在封建主义和民主主义萌芽思想的斗争中，史湘云究竟站在哪一边？她老是赞誉宝钗，又与宝钗一样，劝宝玉关心“仕途经济”，那么，史湘云当然是附属于封建主义营垒喽，于是，史湘云就被划入了“另册”。（《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中卷，第439页）
看了这一类评论，总觉得不对劲儿，有点别扭，与我们的阅读直觉相抵触。这就好象劈柴火，劈上了一根虬枝，纹理纠结，劈不开。又好象绕毛线，碰上了一个死结，解不下来。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
一
单从文字上的逻辑关系去判断，怕是难分是非，谁的论点都有自己的论据支持着。我们要顺着评论者的思路拾级讨源，一路走去，才会清晰起来。为什么讲探春封建不封建呢？这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概念：《红楼》是封建社会中最值得肯定的伟大小说，当然就是反封建的小说，而探春是《红楼》当中一个重要人物，那么，这个形象必然要在“封建”或者“反封建”问题上有所表现，于是就到书中去找根据，于是就出现了言而有据的两说、三说，谁也不能完全说服谁。再用这样的方法去看待湘云，自然也会研究她的“站队”问题，立场问题，由于她和封建社会的淑女宝钗有人事牵连，思想有相似之处，这一来，湘云姑娘岂能逃得了干系？
这样来分析探春，这样来分析湘云，这样用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的角度来分析人物，属于一种政治学的分析方法。生活中有没有政治？当然有。政治是社会生活相当重要的一个层面，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而文艺又与社会生活密切相联，因而，文学反映政治、反映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里创造的文学作品中，反映了阶级斗争思想以及反对压迫的内容，则是常见的事情。因而，可以从政治的角度来剖析《水浒传》，分析李逵、林冲、杨志、宋江、卢俊义等人投奔农民起义军时动机和态度的不同；同理，也可以用它来分析《欧也妮·葛朗台》、《妇女乐园》、《艰难时世》、《死魂灵》等世界名著中的典型形象。至于用来分析《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中有关形象，那就更加顺手。
然而，这种方法也有不灵的时候，比如列宁说了下面一段话：
俄国经历三次革命，但仍然存在着许多奥勃洛摩夫，因为奥勃洛摩夫不仅是地主，而且是农民；不仅是农民，而且是知识分子；不仅是知识分子，而且是工人和共产党员。
（《列宁全集》第33卷第194页）
列宁的话，再明白不过了：奥氏性格不仅仅局限在小说中奥氏本人的农奴主成员的身份上，不仅局限在剥削阶级身上，而是有所扩展，它成了人类的弱点，至少是部分人类的弱点——懒惰品德的代表，是成天幻想甚至是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干的代表人物。列宁这一论断说明，除了政治学分析角度，阶级分析角度之外，还有其它角度，比如说，刚才列宁那种人类学分析角度。
如果我们回到《红楼梦》，就会发现除了刚才说的探春、湘云之外，还有许多人物，用政治分析法、阶级分析法不那么行得通。比如晴雯，她被视为富于反抗性的奴隶，勇于向统治者斗争的人物，可是第三十一回，当宝玉要她离开怡红院，离开贾府，离开火坑时，她却表示“一头碰死了也不出这门儿”，这如何解释？再比如也一直被誉为反抗旗帜的鸳鸯，她至死也不肯当贾赦的小老婆，强按头就是不喝水，慷慨激昂、惊天动地，表现了一个被压迫者的骨气和气节，可是，她与贾母的关系，又解释不通了。贾母兴许比贾赦更能代表封建主义，可鸳鸯对贾母那么尽心，贾母对鸳鸯那么倚重，这又怎么分析？王熙凤、贾琏应该是统治阶级人物了，与鸳鸯关系那么密切，甚至鸳鸯还为凤姐叫过屈，讲过话，这又该怎么解释？宝玉是全书被视为叛逆性最鲜明的人物了，可是他在第三十六回却极其慎重地说“那朝廷是受命于天，他不圣不仁，那天地断不把这万几重任与他了”。这种“皇上圣明”的绝对君权思想怎么出之于这位号称“叛逆者”之口？
这样提出问题，似乎是太别扭了。这里想说的是，在文学形象的分析上，如果我们持唯阶级分析论、唯倾向论、唯政治角度论，把对一部分小说、一部分人物分析起来甚为得心应手的理论武器一旦扩展到不能完全适应乃至完全不适应的范围中去，马上就感到吃力、支绌、困惑，勉强而行，论断就容易失去分寸感，乃至于有时会令人啼笑皆非。
原因在何处？谁都知道，文艺功能之一是反映社会生活，既然如此，它便要涵蕴广阔的人类生活。政治，无论其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居于何等重要的位置，它终究是一个方面而已。人们通常所说的“形象大于思想”、“作品的多义性”，其中就含有从分析作品的政治角度出发，因发现文艺作品的涵蕴远远大于政治而产生的感叹！一个作品，作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切入生活，关涉的学科十分广泛，价值指向的领域也是多方面的：一部分文学作品，作者是从政治角度，是从阶级性、政治倾向性角度来创作的，这些作品、这些人物形象，析之以政治角度，自然深刻、准确、科学；而有的文学作品，有些文学形象，与政治关涉不大，乃至几乎没有关涉，这就再也不能以一御万、以偏概全。而有的文学作品即使带有政治色彩，也不一定适用于政治分析。因为“有”并不等于“是”。菜肴中“有”盐，但菜肴不就“是”盐巴。韭菜叶片里“有”纤维，韭菜并不“是”纤维。我们在探春、湘云、宝钗等人物身上找得到阶级性、倾向性，但不能因此就可以用阶级分析、政治分析的角度去分析她们。我们在分析《红楼梦》乃至分析一切文学作品时，大概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文学的涵蕴广阔而丰富，国家、民族、道德、亲情、爱情、友谊、生存、生活方式、思想方法、心理活动、气质、气度、风度、生命力、智慧、生的尴尬、死的惶惑，等等等等，所有这些，乃至于还有若干评论尚未注意到的范畴，都会被文学所揽入，所关注。这些广泛的范畴，有些是政治的，有的有政治性，有些则摒弃意识形态的介入，也不向社会学其它方向延伸。而且，作品及形象具有多义性，形象大于思想。
二、正因为“形象具有多义性”、“形象大于思想”，所以，才会产生“有一千个读者，便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种艺术欣赏心理学的有趣现象。从“发生认识论”和“耗散结构论”的角度看来，这种“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解读现象，确实是人类不断认识世界，不断认识和改造自己的历程。
三、尽管人物具有多义性，“形象大于思想”，尽管“有一千个读者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一般说来，作家总要有自己的创作意图和创作倾向。当然，作者常常发射“多弹头分导式导弹”，有多层面的意蕴，但作家有自己的“兴奋点”，这个“兴奋点”，会逐步凝聚作家对生活的发现和开掘，以形成形象，从而体现作家不同于旁人，不同于常人的观察与分析，该形象因而往往从这方面显示典型意义，作家对文学的贡献也就在这个方面。偏离这个角度，完全不采取这个视角，那就往往无法触摸作家的“兴奋点”，因而也就难于正确、准确地分析其作品、人物。如果硬行从一狭隘的、甚至不变的角度强行切入，那就会干出守株待兔、瞎子摸象、削足适履、缘木求鱼一类的笨事来。
二
《红楼梦》一书，究竟是从何种角度切入生活的，《红楼梦》的人物描写多出于何种角度？这个问题，似乎在五、六十年代已经形成定论。甚至在今天，也没有人提出疑义。《红楼梦》是“反封建”的伟大作品，贾宝玉、林黛玉是封建叛逆，宝黛不仅是爱情的叛逆者，而且是叛逆者的爱情。这些都是出于60年代、80年代、乃至于90年代大学教科书的结论。其实，这些结论都不正确。这里主要讨论人物的描写角度，不甚方便展开，但我们不妨简要说明。譬如第五十四回，探春理家，吴新登媳妇为难探春，悄悄地，几乎是不见痕迹地给一个难题于探春，好叫她处理不当，看她的笑话。从“反封建”角度观之，这是封建社会下层人物对统治阶级的一种斗争，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抗拒心理，吴家的应值得作者赞许。可是作者给该回所拟的标题是“欺幼主刁奴蓄险心”，探春是幼主，吴家的是刁奴，“刁奴”欺“幼主”，蓄的是“险心”，这里是“封建”，还是“反封建”，普通人一想即知。这儿，字句的色彩如此明确，对下层人物的用语如此尖刻，与“反封建”的结论是如此尖锐地矛盾着。再如为若干论者全盘否定的“封建奴才”袭人，书中有关她的判词是：“枉为温柔和顺，空云似桂如兰。堪羡优伶有福，可惜公子无缘。”这“温柔和顺”“似桂如兰”的考语，这“堪羡”“有福”“可惜”“无缘”的叹息，都是十分肯定袭人的语气，这与全书是“反封建”的结论又是如此的不合谐。这样明确、明显、几乎不容置疑的例证，只要举出一二，即可全部否定所谓“反封建”的立场，何况我们还可以举出若干。比如称宝钗为“山中高士晶莹雪”，比如黛玉几次向宝钗的正言规劝表示心悦诚服，比如宝玉在父亲不在时经过他的书房也下马，比如宝玉称颂皇权的“万几重任”的神圣性，等等等等，都与“反封建”的断语尖锐矛盾着。我以为，从全书的总体描写来看，《红楼梦》一书不是从“反封建”这一政治角度切入的，否则不会在这么多重要人物身上，这么多的地方出现与“反封建”尖锐矛盾着的文字。
既然不是从政治角度切入，那么它又是从哪个角度切入的？我以为，它更多的是从文化学、心理学、伦理学、美学、人才学、人类学等角度切入的，从较之政治学更为宽泛的其它社会学角度切入的。只要我们跳出用政治学去分析研究的模式，用新的视角去分析，许多纠缠我们的烦恼和困惑就马上会迎刃而解。
我们现在可以又回到探春、湘云的话题上来了。用“反封建”政治视角去分析探春，除了那个标题以及“理家”事件无法理顺之外，还有两个死结解不开。譬如迎春奶妈的媳妇王住儿老婆为婆婆受罚，为偷当“累金凤”与懦弱的迎春纠缠之时，探春迅疾找平儿来弹压，对平儿说：“……我和姐姐一样，姐姐的事和我的也是一般，他说姐姐就是说我……咱们是主子……我不听见便罢，既听见，少不得替你们分解分解。”这里完全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去“辖治”不守封建秩序的奴隶，而书中是作为敢作敢为，有魄力来颂扬的，这与“反封建”主旨相矛盾，这是一。再看第七十四回，探春打王善保家的一巴掌，为什么？是因为王善保家的掀了探春的衣角，奴才触犯了主子的尊严。这两处描写显然都是从正面歌颂探春的，然而又都是维护统治阶级尊严的，这就与“反封建”倾向尖税矛盾，讲不通了。但只要我们换一换视角，跳出“反封建”的窠臼，从人才学、人类学角度去分析，就豁然贯通了。探春非常有才、有志，“才自清明志自高”，但是，她一是身为女性，受那个社会的限制，“偏我是女孩儿家，一句多话也没有我乱说的”，更不要说“立一番事业”了。二来她又是庶出，受到家庭宗法观念的歧视，就是在家庭这个范围也不能尽情施展她的才志，社会对女性的限制，宗法家庭对庶出的限制，束缚着一个有为的青年。人才被埋没，被周围环境束缚。这样来理解和分析探春形象，就与作者塑造这一形象的“兴奋点”一致起来了。也就一切都顺了，也就不产生哪是封建，哪是反封建这些缠夹不清、理不顺的话头了，也就不去考虑探春维护不维护封建秩序了。探春的三场重头戏是“理家”，反对“抄检”以及处理“累金凤”事件。“理家”适见其才干，刚刚有机会登上贾府的“政治舞台”，她胸有成竹，总揽全局，精细明确，既不怕挑战，又不受牵制，破旧立新，雷厉风行，连凤姐这样颇才干的实际管理者，也不得不佩服她的魄力和能力，眼光和胸襟。处理“累金凤”事件，显示出她敢于管理、善于管理、敢于担当的领导者风度。至于反对“抄检”一事，特别显示出探春的“见识”和“气性”。她对抄检行动本身就反对，很气愤，一气王夫人不该这么糊涂，同意王善保家的意见，作出这种破坏体统的决定；二气凤姐为了撇清身子，附和不正确的意见；三气邢夫人和王善保家的，特别是后者作耗事。她从甄府先自己抄家后而被皇帝抄家的事实中得到一种不祥的预感，联系到贾府的命运前途，她不禁忧虑焦灼：
……咱们也渐渐的来了。可见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说着，说着，她悲痛地流下了眼泪。探春是真爱这个家庭、家族，她从内部的不安定，从抄检大观园看到这了这个家族衰败的征兆，燕巢危幕，鱼游釜底，还在自戮自灭，不知要过千年万年，她哭他们的麻木、愚蠢、糊涂。后来的事实也的确证明了探春的预见。探春的话也道出了“事物发展的原因主要在事物内部”这个真理，虽然这个思想并不是她第一次发现的，但作为不出闺阁的金户绣女，能认识到这一点，其眼光和胸襟，应高出红楼诸钗一头，就是千能干，万能干的凤姐，在这种地方也被比下去了。以探春这样的才志，如此受限制，如此受束缚，而作为她个人，却毫无力量改变这一切，只能消极地承受。这种束缚、埋没有志有才的人物的事情，其实哪一朝哪一代，哪一个国家哪一个社会不曾发生？每个人某种意义上都是不同程度上的探春，只不过限制、束缚乃至埋没的地点、时间、条件不那么相同罢了。环境限制与个人的才志的发挥是一对永恒的矛盾，虽说社会的进步会逐步减轻前者对后者的束缚，但完全消失则不知是猴年马月的事情。这种限制与束缚存在，探春形象的意义就存在。探春形象之所以有生命力，秘密就在这里。只要这种矛盾存在一天，探春形象的意义就存在一天。即使千百万年这种限制淡化到人们不再注意的程度，该形象还因为她凝聚着历史而存在影响力。探春的魄力，不在于她维护“封建”或者是“反封建”，而在于她具有“共名”的价值。从以往的习惯的角度去分析探春，实在是埋没了探春姑娘，也埋没了作者塑造该形象的一番苦心。
至于湘云形象，应该从文化学、思想史角度切入，才扣着了该形象的命脉，而不能去讨论她的什么“站队”问题。作者写湘云，主要是写她一种风度、一种气质、一种思想方法，所谓“英豪阔大”、“宽宏”，所谓“霁月光风”。她虽身为裙钗，但毫无脂粉气，但觉爽气逼人，比起那些豪爽开阔的男子，有过之而无不及。她不受什么“笑不露齿、行不露脚”那一套清规戒律的束缚，爱说爱笑，常常大说大笑，想吃烤鹿肉就吃烤鹿肉，想着男妆就着男妆，想喝酒就喝酒，想划拳就划拳。不象许多女性（当然也包括一些男性），常常要考虑，别人会怎么看我啦，我应该怎样怎样啦，这样做会不会引起非议啦，会不会被人视为不轨啦，考虑来考虑去，挺烦人。我行我素，只要不损害别人，我想怎么就怎么，这就是湘云性格的聚焦之处。她与宝玉的交往，从未涉及到爱情，因而显得落落大方。她很少有什么顾忌，龄官长得象黛玉，看出来的人不少，可谁也不讲，连凤姐这样嘴快的人，也忍住了，不讲明，湘云却无顾忌，一口就说了出来。大概她在想，容貌相似，这种事情有什么相干，说一说有什么不可以。结果是书中第一女主角黛玉生了一场气，带累宝玉受了一场气，掀起爱情和友谊的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几百年过去了，我们局外人再思考一下，究竟谁对谁不对，现在看来当然还是湘云对。湘云笑，也笑得那么开怀，笑得连同她坐的椅子一起倒在板壁上。湘云说的那些酒令都很新鲜别致，不落俗套。最能表现湘云性格的情节是“醉眠芍药茵”，湘云在宝玉的生日宴会上，猜拳行令，喝酒取笑，满席生风，酒酣之余，图凉快，便在山子石后面一块青石凳子上睡着了，衣襟上是红香散乱，扇子掉在地上，半被落花掩埋。鲛帕包着芍药花瓣，做了她的枕头，口内仍呢喃吟诵她的“泉香而酒洌”的呓语，真个是“便北海探吾来，道东篱醉了也”的一脉沉酣风月的名士派头。湘云的身世并不是不苦，她甚至比黛玉还苦，书中通过袭人宝钗的对话交代了这一点，但她不在乎，活得自在，活得洒脱，天趣盎然。快乐并不与物质环境的好坏成正比，有愁眉苦脸的皇上，也有笑口常开的贫民，湘云就是这种开朗乐观的风度。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推崇一种魏晋风度，不为礼俗所拘，追求开放洒脱，这种境界，作者把它具化到湘云身上了。谈到湘云，我就想起别里科夫，契诃夫笔下那个装在套子里的人。这个可怜虫，硬是用各种清规戒律把自己和别人紧紧套住。过去，人们常常把他理解成沙皇监察制度的代表，这种理解未免太狭隘了，他应该是把过时的规则当成律条的教条主义、僵化观念的代表。他自己活得那么憋气不说，还要把周围的人活活憋死。这样地活在世上有多累，有多可怜！而湘云正是与别里科夫相对立的人物，不让繁规缛矩束缚自己的人。这里的对立，是思想方法的对立，是作风、气度的对立，是生活方式的对立，这具有思想史和文化学的意义。通过这两个形象，谁都清楚，不能当别里科夫，要当史湘云。
至于湘云劝宝玉留心仕途经济那一个情节，在湘云形象塑造的框架上，并不占主要位置。我以为作者这里主要借湘云生戏，把湘云暂作结构性人物借用一下。这个情节，着意烘托的是宝玉、宝钗与黛玉。宝玉不喜人谈仕途经济，黛玉也不大以此劝宝玉，宝钗劝过一次，宝玉顶撞了她，而宝钗却不气恼，“有涵养”，“心地宽大”。因为袭人与湘云有旧，而湘云讲话又“不防头”，由湘云作线索触发，让袭人补充，一个情节，几百字，一下子出四五个人物，这样笔墨经济而人物神态跃然。何况宝玉之不喜欢讨论“仕途经济”与“反封建”也不是一回事，这种区别到专门讨论贾宝玉的地方再去谈它。怕是这样理解湘云劝宝玉的情节才确当，过分纠缠于此，刻意求深怕是错解了作者文字的主要用心。
以上文字，先从理论上探讨了以“反封建”视角分析《红楼梦》人物的由来以及其失误之处，又就探春、湘云两个人物，这两个用“反封建”视角分析时纠缠不清而换一个视角就条分缕析顺畅通达的人物，具体剖析，我想，要讲的话基本已经讲清楚了。也许有读者会说，你是选了两个方便你称说的人物，是不是能够推而广之，特别是宝玉、黛玉、宝钗这三个核心人物，你总不能把宝、黛的“反封建”和宝钗的“封建”一律看成是子虚乌有吧？
确实，“反封建”论者在宝、黛、钗三个和干人物身上用力尤勤，因而，要分析《红楼梦》也不是从“反封建”视角去塑造他们三个形象，就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的，详析俟之于另外。但不妨找一点说一说。黛玉的“反封建”，有重要的一条，就是喜爱读《西厢记》，还有《牡丹亭》，这些是宣传爱情自主、恋爱自由的，而宝钗是反对读这些书的，乃至于后来她妹妹宝琴写《蒲东寺怀古》和《梅花观怀古》的诗，宝钗说后二处古迹无考，不如改作二首。论者就这一点分析颇多。宝黛二人爱读《西厢》，宝钗反对读，这不是泾渭分明？可是，关于这一点，除了第二十三回，还有第四十二回、第四十五回、第四十九回三个回目的后续描写，第四十二回是宝钗用大道理说服黛玉，黛玉“垂头吃茶，心下暗伏”，回目标题是“兰言解疑癖”；第四十五回让黛玉开口说话了：“……又劝我那些好话，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误到如今……”当面诚恳检讨，回目的标题是“金兰契互剖金兰语”，何谓“金兰”，《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这就是说，黛玉彻底地向宝钗“投降”了；第四十九回，又让宝玉、黛玉一起私下肯定宝钗。如果《红楼梦》真是写黛玉“反封建”，怎么颠倒如斯，《西厢》只读了一次，检讨倒做了三次，这样写，黛玉岂不窝囊得一塌糊涂，还有什么“反封建”的气概？窃以为有此一例即可轰毁宝黛“反封建”神话不少，何况还可找出其它若干。可以说，只要我们跳出“反封建”论断的窠臼，贴近作品创造这些人物的原意，析出作品塑造这些人物的准确角度，我们就可以发现，几乎每一个人物都有重新分析研究的必要。文学本来就是一种开放的与多种学科联系的学问，决不仅仅与政治学相关联。让我们重新认识《红楼梦》，重新认识和评价《红楼梦》人物，让它显现它本应散发闪耀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