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我国高考作文命题的演绎与思考_高考论文

建国以来我国高考作文命题的演绎与思考_高考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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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中国高考已走过五十多个年头,回顾这漫长的新式科举的历史,就作文命题而论,我们似乎有必要做一些理性的梳理和恰当的反思,以使我国高考作文命题在决策上走向一条育人的科学的发展之路。

一、文革前17年中国高考作文回顾

文革前17年主要以歌颂社会主义,开创时代新人新事、新理想和新感想来命题,话题紧跟时代主流政治时事的步伐。就体裁要求而言,主要有记叙文、读后感、政论文三类。体裁突出语文的工具性(实用性)、基础性(记叙文、读后感),内容则强调政治性(跟随时代政治形势、强调教育为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如,1951年“一年来我在课外努力地工作”,1952年“新人新事”,1953年“我的理想”“写一个你所熟悉的革命干部”,1954年“我的高考志愿是怎样确定的”,1955年“我准备做一个高等学校的学生”,1956年“生活在幸福的时代”,1957年“我的母亲”,1958年“记整风运动中的一件事”,1959年“记我的一段有意义的生活”,1960年“我学了毛主席著作以后”,1961年“我在劳动中受到了锻炼”“大跃进中的故事”,1962年“说不怕鬼”“雨后”,1963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日记”、“唱起国际歌的时代”,1964年“读报感——《读干莱的故事》”,1965年“给越南人们的一封信”“谈政治与业务的关系”。[1] 就主题中的个人与集体、国家、社会的关系而言,主要强调个人的“小我”在社会主义国家集体中的“大我”环境的影响下,如何被感染,如何成长的。一句话,强调“国家中心主义”“集体中心主义”。

二、新时期初期即20世纪80年代高考作文回顾

1977年恢复高考,语文试题主要由各省市出题,时代政治化色彩较浓,还没有从文革的阴影里苏醒过来,如北京的“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上海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吗?”、天津的“他像雷锋那样”、广东的“大治三年气象新”。从1978年开始,高考试题主要由全国统一出题,1978至1979年这两年属于高考改革的过度期,主限于文体写法的改革,如78年的“缩写:速度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79年的“改写:陈依玲的故事”。

从1980年开始,作文主题开始淡化时代主流政治色彩,由国家政治转向个人、社会和环境的思考,强调考生个体的独特感受,即一个人的成长、个人所肩负历史与当下的社会责任。这与当时拨乱反正的中国所刚开始的现代化进程有关。从此,高考作文才开始了作文的个性化时代。1980年的《画蛋》有感,强调蛋的圆满与圆满理想实现所需要的艰辛劳动和顽强意志。1981年的《毁树容易种树难》有感,1982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突出个人与社会责任的联系。1983年看图作文“这里没水,再换个地方挖”,此题与《画蛋》有相似性,都是强调终极理想或目标的达成需要艰辛的劳动和持久的毅力。1984年“一段报道,关于怎样写作文”,该题主要针对中学作文无话可说,套话空话,材料编造和老师批改、学生只看分数的功利性极强的现象,要求考生结合实例谈看法。这实际上触及作文与做人,作文的真实性与艺术性,做人的工具性取向与价值性取向的关系问题的看法。1985年和1986年主要是要求全社会的人,当然包括广大师生,关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如86年的“树木 森林 气候”。87年写“关于育民小学游泳训练班的简讯”,考察考生新闻报道的作文能力。88年读“习惯”,这一命题作文可以让考生充分展示自己的思想认识水平和论说能力。89年“致青年同学的一封信”,针对外语热,历史冷等现象,要求考生写一封信谈谈对高考志愿的看法,即高考志愿是否与就业直接挂钩而牺牲自己的人生理想与追求。[1] 这与84年高考作文有相似之处,即个人价值的实现取向方式:工具性取向?个人自我价值取向?社会价值取向?1990年则是畅想性作文,高考作文由此发生了巨大变化,主题由社会外部的关注转向个体的思维空间的关注,这与90年代初期强调智力教育有关。

80年代高考作文,就文体而言,主要有读后感、议论文、书信、简讯四类常用文体。从83年开始出现“一题或一材多做”的作文题型,即一个材料有两个或三个的大小作文题。小作文以描述性或说明性言语表达为主,大作文以议论文的言语表达为主,故大小作文由此而来。90年以后的作文基本上采用这种大小作文题样。考试目的在于综合测试考生记叙、说明和议论文的写作水平,从而体现出语文的工具性要求。

80年代高考作文另一亮点,就是作文分值由传统100分制的30分,增值到80年的40分,83年120分制的45分,84年120分制的50分,88年的150分制的50分,93年后150分制的60分。这样,作文评分就有了拉开差距的分数空间,使评分更为合理。

三、新时期中期即90年代全国高考作文回顾

1990年的高考作文具有里程碑或者划时代意义,高考作文由关注人的外部世界转向关注人的内心世界的独特感受,从泛文化的普遍关照转到语文的文学性的思辨情怀,从科学理性至上的反叛转向人文的诗性思维回归,从刚性的工具性写作转到文学的柔性的或者诗性的想象空间的拓展与叙写,一句话,大环境的教育主体性的复苏与语文性的关注是90年代在中国高考作文的一大取向。这与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化的回归和文学教育的重新审视与强化有关,而高考作文则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红色七月的导向和强化作用,影响是深远的。90年的高考作文是说两个小姑娘在花园里,从不同的角度看到“每朵花下面都有刺”“每丛刺下面都有花”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作文要求:一是根据语境把两个小姑娘跑来告诉母亲观察结果的动作状态在15字内做描述性的勾勒;二是根据语境对小姑娘的肖像做不少于100字的想象性描写;三是针对“每朵花下面都有刺”的说法,结合实际,自选角度写一篇不少于600字的议论文。

从90年的想象性描写发端开始,连续七年出现此类的具有文学情景式的想象性的描叙、补叙的高考作文,这在中国的高考史上是空前的,而且这类作文很难预先复制和做好材料的模式组合,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现行中学作文教学的快速复制的“偷懒”行为的一大打击。因为从文体本身而言,议论文好复制,而想象性的文学则难以复制。1991年的圆的畅想,92年的玻璃罐被一年青人踢碎所导致一连串的故事的设想,是不可能预先为文的。93年的题是夏夜院子里的梧桐树皮爆裂,父子女三人发出不同的感叹,要求考生对没有展示的环境和气氛加以具体描写,写出女儿、儿子的具体话语和未说完的话,并加入人物的神态。95年鸟的评说,要求用对话方式写出200字“某某鸟与某某鸟”的对话片断。98年“妈妈只洗了一只鞋”,要求中间主要情节内容的补写。99年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的科普想象作文[1]。诸如此类的作文题,比较真实地考察出考生的实际作文水平。

90年代高考作文的另一现象就是写作文体有所拓展,除了文学性的想象作文外,还注重应用文体的写作训练的工具性导向。如91年“近墨者未必黑”的发言稿,93年的圆规的功能、构造、使用方法的说明文,94年“尝试”的记叙文。

20世纪90年代高考作文主题有三大取向:想象作文的文化思辨,道德虚拟语境中的公民教育,中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91年的圆的畅想,92年玻璃罐踢碎,93年鸟的对话,98年“妈妈只洗了一只鞋”情节补写,99年“假如记忆可以移植”,都体现了一种想象中的文化思辨的作文主题取向。97年给材料作文,说的是小新背双腿瘫痪的同学小牧到一公里外的学校上学,从五年级到高一,一背就是六年。要求考生结合人物的思想品质,设想小新背同学上学的情景。这是一个典型的道德虚拟的语境,首先这个故事可能吗?小牧是孤儿吗?小牧的身边的其他亲人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从五年级到高一?所有这些道德判断都不允许学生做半点思考的余地,学生只能按照革命小说、革命电影那样高大全的形象模式去设想背同学上学的那种轻松的愉快的或者尽管内心有复杂矛盾冲突,但是一个伟大的、高尚的乐于助人的“大我”终于战胜了一个不伟大、不高尚的“小我”,于是“我”又愉快的背着小牧上学的革命情景。虚拟的殿堂从小教孩子们说谎,也许整个社会都在说谎,不说谎反而不够踏实。公民教育没有错,一个良好的公民素养的养成,不是靠“高大全”式的道德高人或英雄灌输形成的。一个人的道德行为的养成是个体的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在个体所处的大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当下的道德情景中综合作用的结果,一个人道德行为水平的高低与道德认知的灌输没有直接联系,则与耳濡目染的道德环境和道德行为体验有关。在道德两难处境上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的选择,是检验一个人的道德素养高低的最好的试金石。所以97年的高考作文是一个道德虚拟语境中的公民教育。这种虚拟语境中的公民教育又影响到2002年登山者登山遇险相助的心灵的选择的出题取向。所以,高考作文如果预设一个两难的道德情景,学生也就真的有话可说了。

心理健康一直是困扰中学生求学的“不成功誓成仁”或者“不成功非要成功”的一大难以逾越的高山。面对困难如何面对,一直是当下中学教育的一大主题,也是高考的一大命题走向。从98年开始,心理健全人格的塑造,成了高考作文系列工程之一。具体而言,98年“战胜脆弱”或者“坚韧——我追求的品格”,就是要求学生针对自己的生活实例写一篇关于自己的心理承受力的文章。

四、新世纪当下即2000年以后的高考作文回顾

2000年以后的高考作文命题形式有所改变,从2004年起,全国十一省区开始单独命题,打破了至1978年以来,高考试题主要由全国统一出题的大一统局面,出现了中央和地方相结合的多元出题格局,这也是顺应新课改的时局需要。就命题的形式而言,以材料话题作文为主,命题作文为辅。材料话题作文由以前的单料、双料作文发展为三料作文,增大了话题的容量和思辩的难度,最明显体现的就是2005年的上海广角镜作文。该作文要求考生根据材料二度命题,对当今的生活文化现象作一番审视和辨析,谈谈他们对你的成长正在形成怎样的影响。命题导向主要从学生的立场出发,从学生基本熟知的文化现象出发,从立人的高度,指向学生的心灵和成长,关注学生自我教育,强调学生的成长是体验反思的过程,是生存智慧提升和人生的定位寻找的过程。题目大气,时代气息较浓,具有一定的文化含量和一定的包容性,给学生较大的写作空间。当然,一些省市为了防止猜题速构,出题的指导思想未必如此,存在较大的随意性。概括而言,以阶段的高考作文,呈现出下述特点。

1.作文审题的多元与思辩

2000年后的高考作文,一是强调人们看待问题现象时应该采取的多元而广阔的文化视角。如2000年的“答案是丰富多彩的”,2004年河南六省的“相信自己与听取别人的意见”,甘肃五省的“看到自己与看到别人”,重庆的“自我认识与他人期望”,辽宁的“平凡与自豪”,2005年湖北的“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感悟为文、处事、做人以及观赏自然,认识社会。

二是对话题的两极或多极的辨证审视。从93年开始,命题者就开始注意考察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了。两极思辩话题,指向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要求从所给材料现象中,阐释规律性的认识和做辩证性思考。如“出乎意料和情理之中”,在立意上必须先要展示能够“出人意料”的素材,然后从结果出发阐释其合乎情理的所以然。在阐释的过程中,用辩证的方法、联系的观点梳理它所包含的偶然与必然、现象与本质、个别与一般、原因与结果等关系。素材的取舍上,可以历史取材、文学史取材、文学名著取材、现实文艺体育的典型事例取材或者自己身边取材。相当一部分考生苦于没有恰当的素材,结果要么无从下手、要么牵强附会,这就警示中学语文教学要引导学生注重平时写作素材的积累。此类命题,还有03年全国卷的“感情亲疏和对客观事物的认识”,04年“相信自己与听取别人的意见”(河南六省),“遭遇挫折和放大痛苦”(吉林四省),“快乐幸福与我们的思维方式”(内蒙五省),“看到自己与看到别人”(甘肃五省),“材与非材”“自我认识与他人期望”(重庆),“平凡与自豪”(辽宁),江苏的“水的灵动,山的沉稳”,广东的“语言与沟通”,05年全国卷的“出人意料和情理之中”,重庆卷的“自嘲”[2]。

三是单个命题内涵的人生体悟,2001年的“诚信”,2002年高考作文“心灵的选择”,2004年上海的“忙”,北京的“包容”,2005年的天津的“留给明天”,辽宁的“今年花胜去年红”,广东的“纪念”,湖南的“跑的体验”。

此外,2000年后高考命题的审题、思辨和学生阅历要求与以往的命题相比都有所偏难。江苏海安曲塘中学张志伟对2005年十六套试卷高考作文调查显示,学生最喜欢的是全国卷3“以铭记和忘记为话题”、上海卷“谈文化生活对个人成长的影响”;比较喜欢的有天津卷的“以凤头猪肚豹尾为话题”、福建卷的“对两幅图的联想或感悟”。究其原因,一是作文题富有时代气息,贴近学生的生活世界,只要学生平时关注和思考身边的文化现象,思考和写作的空间是很大的。二是学生仍喜欢充满想象的文学思辨的题目。不喜欢的作文试题是重庆的“筷子”和“自嘲”、湖北卷的“感悟《人间词话》的出与入”、辽宁卷的“以今年花胜去年红为题”。究其原因,一是筷子尽管常见,但很难下手,自嘲是成年人的专利,一般是嘲他没想到要自嘲,自嘲有些不懂。二是话题材料与题干之间的关联让人费解,如2005年全国卷,波尔的一席话“因为我不怕在学生面前显露我的愚蠢”与题干“出人意料和情理之中”之间有何必然的内在联系?有的学生说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中学生,人生之书才刚刚打开,生活、情感和经历还十分单调,没有切身体验,只能谈空话,讲假话。

2.道德的重构与人性的关怀

21世纪,是一个文化多元与重组、主体张扬与自律、竞争激烈与共谋发展的时代,也是一个道德重新审视的时代。教育从来都是和社会政治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江泽民的以德治国的小康社会,还是胡锦涛的以法治国的和谐社会,一个时代自有一个时代的主流话语。

人对自己所处身边的人和事总有一定的认知倾向、情感态度,而这种伴有情感倾向的认知判断与取向,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人生态度,即新课标所言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2001年之后的高考作文命题倾向于人在问题情景中所应该有的道德认识判断,如2001年“诚信”、2002年“心灵的选择”等。

舍己救人式的道德自律、道德利他的正面张扬是一个时代社会所需张扬的主旋律,但与此同时,这个社会还呼唤道德的双赢,即利他亦利己。在市场经济冲击下的当今社会,建立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上的传统的价值规范受到严重的挑战。在政策经济、市场经济、公有经济胶合的混状型经济的当下,广大市民和员工的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地位的主体感的失落,贫富悬殊的拉大(现已到达红色警报线),必然伴随丧失主体地位和主体精神感的民众的社会责任、社会义务的弱化,甚至冷漠。因此,传统的利他性的道德取向在失去保护机制依托的同时,自然就受到质疑。而强调道德的双赢和建立公益事业的社会保障体制,才是和谐社会人性关怀的必然走向。2002年高考作文的登山者救人和暖和了自己,一块走出困境,就是这种时代气息的崭露。

道德的重新自觉审视,除了对诚信、道德的双赢关注外,高考作文命题还触及到对中国传统伦理本位以血缘关系、情感关系或宗法关系处理日常生活的弊端进行知性反思与批判,2003年的高考作文要求学生根据宋国有一富人因墙坏而失盗而怀疑邻人所偷寓言故事,以“感情亲疏和对事物的认知”谈谈自己的看法,就是这一体现。

所以作文试题要从学生的生活(学生个体生活、青少年群体生活、家庭生活、校园生活和社会生活)、学生的立场出发,从他们所接触的生活现象中去思考自然、社会、宇宙的生命现象、生命奥秘、生命过程以及生命的困惑、生命的色彩、生命的价值等生命存在中的社会伦理、人性等问题,这样才能使其有感而发,有话可说。

作文即生活,生活即做人。如此,学生作文自然就会逐渐实现由“理性的成长体验”向“表现独特的个性体验”与“带来愉悦的审美体验”的三种作文心理形态的转化,从而实现作文终极自由的表达。

3.健康人格价值观与方法论的塑构

关注健康人格的完型构建,培养学生多元取向的价值观和从容应对生活的智慧、方法和技能,是当代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对此,高考作文命题应发挥极其重要的导向功能。

所谓人格,就是人在群体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具有鲜明个性色彩和社会人的质的规定性的行为、精神样态。中国传统的理想人格是翩翩君子,西方的理想人格是有着理想灵魂和自由意志的“真正的自由人”。中国历来把儒家的积极的刚劲的入世精神作为主流人格的核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成为有为之士的最高精神追求。自尊、自强、自立、自律、自理、自主则成为公认的人格的主要内容,也成为规范、劝导他人和自己的人生信条。然而这种刚性的人格是要建立在苦闷的“忍”的精神状态下,而人有时需要轻松,需要智慧的幽默,需要一种应对生活的技能,因而培养和提升学生面对现代化的实际生活所需具备的各种应变应用能力是必不可少的。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过度关注人的价值观的影响和形成,忽略了给学生以生活智慧的启示和生活应对能力的培养,而后者恰恰包含了大量的生命愉悦的元素,很多中小学生喜欢读小人书、卡通画、传奇、武侠、异人科幻等课外书而不喜欢读那些严肃的让人快活不了的课本,其道理就在于此。

在建国以来的作文高考命题史上,重庆2005年的“自嘲”算是开了一个好头,也是建国高考作文命题史的一大亮点。以前我们的基础教育都偏向于人生价值观的塑构,而培养与提升学生面对实际生活所具备的应变、应用能力的教育意识,教育行为是非常薄弱的。与美国、日本教育相比,我们的基础教育显得非常落后。我们经常抱怨我们的学生生活应对能力、应对技能是如何如何差,从没反思我们的教育给学生带来什么?在竞争激烈,就业形势严峻的当今,不好生读书上不了重点中学就考不上好大学,考不上好大学就找不到好工作,找不到好工作就成了家庭的拖累,这一似乎铁律的真理,压得学生、家长和教师缓不过气来。严峻局势下,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和苦难的求学历程,学子们真正缺少的就是如何放松自己,消解苦闷,应对尴尬的生活境地的智慧方法和技能,而幽默式轻松的语文教育导向就显得十分的必要与迫切。从这个意义上讲,重庆2005年的高考作文,可以说是继98年“战胜脆弱”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系统工程在自我调节的智慧技能取向上的一大拓展,它击中了现有教育体制下忽略学生心理健康调节的空白和高考作文导向的软肘,因为人们习惯了自尊、自强、自立、自律、自理、自主道德圣谕,嘲笑他人则可,嘲笑自己则不懂。

因此,高考作文命题应该关注健康人格的完型构建,培养学生多元取向的价值观和从容应对生活的智慧、方法和技能。

4.学生立场的命题视角

学生立场就是指所命题目从学生立场出发,让学生感到亲切,觉得有话可说的欲望的冲动。关注学生自我成长是教育的宗旨。学生的成长是体验反思的过程,在感受中学会生存智慧的提升,寻找人生的定位。这类试题过去总的做得不够好,05年的上海卷,天津卷(留给明天)就是好命题导向。“留给明天”这个命题可以让学生认识自己、发现自己,让他们在踏上人生成长的路上懂得生存的位置是挑战命运的设计;让他们在反思自我的过程中,热爱生活,多元取向,寻求发展的方向和目标;让学生用成功的寄望增添自信,摒弃伪圣,呈现个性。有位考生在作文中所表达的内容,可谓对此作出了充分的肯定:

“今天的付出是为了明天的收获。今天吃苦是为了明天的享福。”这是父辈和老师留给我们天下最大的谎言。“付出”一定就会有“收获”,“吃苦”一定能换来“享福”吗?“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学习必须“付出”,要“吃苦”,这我不反对。但数百年的因袭,人们似乎扭曲了“勤”和“苦”的意义。“勤”就是少休息,少睡眠,就是放弃休闲和娱乐;“苦”就是青灯黄卷,是近乎“自虐”的悬梁刺股。披星入庠序,戴月归宅门;背负沉重的书包,我们如鸵鸟般挤在肩膊如簇的公交车上……“付出”了,“吃苦了”,但收获却很菲薄。练了近10年作文,学会了套话空话,惟独少了真话实话,历史会考得了A等,但却不会用历史的观点分析历史;外语可能考个优秀,但却缺乏起码的交际能力。我们是考试机器,我们是屠龙高手,我们用分数换去向不明的夸奖与父母的笑脸,却失去了“赤子之心”,失去了自由行走的大脑与双腿。这样的“付出”,这样的“吃苦”即使能在若干年后让我们收获世俗的幸福,代价是不是太大了?[3]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就是人类主体性的发展过程,即认识主体在与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中的自觉的能动的创造性的发展过程。主体这一自觉的能动的创造性的发展过程必须经历“困顿”与“自在”而逐步走向主体的“自觉”和“自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高考作文命题紧跟新中国的成长的步伐,逐步由主体的困顿与自在走向了主体的自觉和自由。中国高考命题由文革17年前的“国家中心主义”“集体中心主义”的外部关照转向90年代的人的内心世界的独特感受和人的健康心理的完型构建,从主流泛文化的普遍关照转到语文的文学关照的思辨情怀,从科学理性思维至上的反叛转向人文的诗性思维回归,从刚性的工具性写作转到文学的柔性的或者诗性的想象空间的拓展与叙写。从90年代的人文的诗性回归转向2000年新世纪的多元文化的理性审视与辨析。高考命题形式由文革前17年的单纯突出语文的工具实用性、基础性和政治性的命题作文转向90年代的文学的想象性材料作文和新世纪的文化多元审视与辨析的话题作文,由文体的受限转向文体的淡化与开放。作文命题由张扬时代主旋律的政治观、道德观、人生观的价值塑构的同时,培养和提升学生应对生活技能的关注。

总之,高考作文的导向要具有一定的权威性、系统性与开放性。高考作文命题导向的权威性,是指高考命题能够代表国家意志,从未来人的发展的需要,从作文即做人的高度,能影响学生对人生和社会的关注、感受、理解与表达。高考作文命题的系统性,是指作文命题无论从价值塑构、人格塑造、生活的多元审视与思辨、应对能力的培养与提升等都应该具有一定系统性,命题方式太随意性不利于学生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形成和定位。命题的开放性,是指作文命题具有一定的文化含量和一定的包容性、时代性,有利于学生展开联想与想象,有利于激发学生表达的欲望和自由的表达。如何处理好三者关系,这是高考作文命题者必须注意和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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