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台梅与中国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学论文,邓台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台梅（1902—1984）是越南当代著名的文学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和汉学家。祖籍义安省（今义静省）清章县良田乡。出生于当地的一个爱国的书香世家。其父邓元谨是20世纪初越南文坛著名的诗人和革命志士，在越南民族民主革命时期颇有影响。这造就了他一生的人品和文品。
邓台梅自幼攻读汉文，深受中国维新派梁启超、康有为等人思想的影响。20 年代开始接触马列主义学说， 1929 年参加新越革命党。 他1928年毕业于印度支那高等师范学校，先后在顺化、 河内等地执教。 3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他曾两次被捕。1936年人民民主阵线时期，邓台梅是推广国语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并曾为党的越文《消息报》及法文《劳动》、《集合》等报撰稿，另一方面还积极参加革命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撰写的《文学概论》（1944）是越南第一部用马列主义观点系统阐述文学理论的著作。1948年以后，他历任国会代表、教育部长、越南文化协会会长、越南文学艺术联合会主席、国家科学院文学院院长等职。主要著作有《潘佩珠诗文》（1945）、《二十世纪初期的越南革命诗文》（1960）、《在学习和研究的道路上》（共3卷，1959、 1969、1973）等。除致力于文艺理论、文学史的研究以外，他还大量译介了中国文学作品，并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他编著的有关中国作家作品的著作主要有《鲁迅》（1944）、《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杂文》（1944）、《中国现代文学简史》（1958）等，他译介的中国文学作品有《阿Q正传》、《雷雨》、《日出》、《阿诗玛》等。 他翻译的田汉于1958年完成的剧本《关汉卿》，不久前被越南电视台文艺部摄制成电视剧向全国播映。邓台梅1955年曾访问中国，1960年当选为越中友好协会副会长，1963年再度访问中国，1964年8 月还曾来北京参加科学讨论会。
首先需要探究的是邓台梅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因为从中可以发现他的研究趋向。
作为越南著名的学者、教授，邓台梅是第一位将鲁迅和郭沫若的作品译介给越南读者的人。抗法战争时期，他曾在第四联区大学文科班和预备班任教，负责讲授中国现代文学课程，表现出自己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理解。1954年恢复和平以后，他在河内师范大学任教期间，进一步向人们介绍鲁迅和郭沫若等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邓台梅在他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河内真理出版社，1958）中，强调指出当时新文学和革命文学思潮中涌现出众多著名的现代文学家，不仅评价了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分析了他的小说和杂文等代表作品，还肯定了郭沫若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新贡献。此外，他还译介了郭沫若的新诗、小说以及历史剧等重要的文学作品。这些，表现出邓台梅教授作为一位著名汉学家所具有的深厚的中国文学功底和宽阔的文学视野，以及高超的文学评论水平。
世界上任何民族文化和文学都不可能孤立地发展，只有在借鉴域外之精华的基础上，才能不断丰富、充实。越南由于历史上与中国就长期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受汉文化影响颇深，这是难以回避的现实，就如同中国曾两度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一样。如何正确地分析对待这些事实，是能否正确评价民族文化和文学的一个重要问题。邓台梅以学者身份曾对此发表过精辟的见解。他认为：“同中国的文化交流，的确曾经给我们祖国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好处。首先，就说语言吧，人们可以从越南语汇中找到一些来自柬埔寨和泰国的词语，但最大量的和最重要的词汇还是从中国借来的。对文字也是如此，在十八世纪发明‘国语’（指拉丁化越南文）以前，很长时间，我们民族的书写工具一直是模仿中国象形文字的。直至上个世纪初，我们的图书印刷仍照中国的木刻印刷术进行。最后，好多世纪以来，越南的知识分子一直喜欢用中国的古文来撰写自己的作品。”同时他还指出：“在整整八个世纪里，在我们作家的文学创作中，实际占统治地位的还是中国古语写成的官方文学。”“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一作家群中间，竟涌现出许多由于他们纯洁的思想、高贵的灵魂、深沉的人道主义情操和独特的风格而获得历代人民敬仰的人物。”（注：法国《欧罗巴杂志·越南文学专刊》1961年7、8月号。）邓台梅不仅指出中国的语言、文字、文学等在越南的传播，促进了越南民族文化的发展，而且也在分析研究现实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由于正确地汲取了汉语言文学这些有益的营养，越南不少作家才创造出大量的精神财富，促进了越南民族文化的蓬勃发展。
其次需要分析邓台梅对中越文学关系的研究有哪些主要论述。
邓台梅对于中越文学关系的研究植根于他对中国文化、中国文学深刻的透视和思考。尽管他是大力提倡国语运动的先驱，但是他以深厚的汉学功底为基础，对中国文学进行了系统研究，其中不乏对中越文学关系的睿智卓识。在《越南文学与中国文学密切而悠久的关系》（1961）一文中，邓台梅表现了自己的中国文学，尤其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新界面，显示了一位域外汉学家研究中国文学时的特殊视野、角度与兴奋点。
这篇长达一万七千余字的论文，以北属时期（即内属时期）、封建统治时期、法属时期和成立民主共和国至今这四个阶段为界，从十二个方面对中越文学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渊源关系，进行了有文化背景、有宗教渗透、有通变思考的全方位研究。邓台梅对中国文学的深刻理解和独到见解，可以代表近一段时期以来越南学术界研究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平和最新成果。
他认为中越文化交流有案可稽的事实是：“公元1世纪后， 两位汉朝太守锡光和任延，已想到把中国文化带到越南，教化交趾人。之后到公元2世纪末，士燮被汉朝廷派出管辖交趾，他努力传播汉字， 在交趾当了30年的太守。在他之后，许多太守继续执行这个政策。”这是有历史根据的。据中国史载，东汉光武帝刘秀中兴时，“锡光为交趾，任延守九真，于是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注：《后汉书》卷八六，《南蛮传》。）。可见锡光和任延二太守确实是最早将中国文化传播到越南的人。王莽篡权期间，许多官吏和士大夫避难逃至交趾，协助锡光大力弘扬汉文化。魏晋南北朝时期，交趾太守士燮“乃初开学，教取中夏经传，翻音义，教本国人，始知习学之业。然中夏则说喉声，本国话舌声，字与中华同而音不同”（注：《殊域周咨录》卷六，《安南》。）。越南史学家吴士连（15世纪）在《大越史记全书》中也说：“我国通诗书、习礼乐、为文献之邦，自士（燮）王始。”
邓台梅认为越南在中国汉魏六朝至隋唐时期，“精通汉学的人更是屈指可数，只有几个人的名字被载入史册”。“然而如果有人认为在那个时期，两个民族在文化与文学方面的交流没有任何结果，那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不对和不公正的。实际上，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带有强制性的文化交流，在客观上对后进的民族文化也是或多或少有些贡献的。当时，越南社会还停留在部落社会时期，一个进步得多的文化力量冲进来，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偶然’现象，从本质上看，这是历史的必然。”事实的确如此，即在这段时间里，精通汉学并能入中原为官，并被载入史册的越南人只是凤毛麟角而已。如被誉为“安南千古文宗”的姜公辅，他是“爱州日南人。第进士，补校书郎，以制策异等授右拾遗，为翰林学士”（注：《新唐书》卷一五二，《姜公辅传》。）。留有《白云照春海赋》和《对直言极谏策》，均收入《全唐文》卷四四六。其弟姜公复亦入仕唐朝为太守。又如诗人廖有方，他“为唐诗有大雅之道”，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年）中进士，后任教书郎， 有《书胡馆板记》传世。他曾为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的密友，柳宗元写有《送诗人廖有方序》和《答廖贡士论文书》。（注：《唐安南三贤佚文辑录序》，《印支研究》1983 年第1期。）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台梅还是看到了中国文学对越国文学的巨大贡献，这是难能可贵的。
越南于939年获得完全独立， 封建主义在刚刚获得独立的大地上广为行世，为维护其统治，历代帝王都从中国儒家思想中找到有利于自己的那些成分。于是“尊孔教为国教，以儒学为国学，建‘圣庙’，创办学校，根据中国的元代教授经传开科取士。把朱熹学说视为孔教的正宗，孔孟之言成为学者的信条。同时学习词章这种方式，在此后的八九个世纪里成了皇帝衡量人才的‘金科玉律’”。“因此，在这一时期内，汉字便成了全国通用文字，写文章也仿照中国的模式。所有中国文学体裁如诗、赋、经义、文册等都是越南儒学者所熟悉的体裁。”在这里，邓台梅非常深刻地指出中国文学得以在越南推广、传播的社会历史条件和迅猛发展的必然趋势，表示出不排斥这种影响的博大的学术胸怀。继后，作者也指出这种情况使一部分不能正确对待外来影响的越南作家对民族文学采取了虚无主义的态度。他们“只沉浸于‘之乎者也’，‘子曰’‘诗云’等引语中，对母语却抛之脑后”。此外，“他们对一些根据作家想像力而创作的作品（故事、小说等）则表示很轻视，并称这些作品为‘外书’”。这些评论，对于当时受到儒家思想熏陶而崇尚“内书”的越南知识分子来说，切中时弊。过分推崇孔孟之道一类书籍，必然限制了文艺作品的创作。当然，许多天才的诗人在借鉴域外文学的题材或素材进行创造时，也顽强地保持了民族特色及个人风格，体现了越南人民的审美观。
邓台梅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还表现在对越南字喃赋的探源与对比研究上。他认为：“中国的赋自汉赋起就是一种庄严的讲究对称的文体，常用来描写贵族们奢华的生活，或者用来寄托自己高尚的情怀。到了宋朝，即进入哲理的领域。我们的儒学家的汉文赋所走的也是这条道路，并取得了成功。但我们的字喃赋，从18世纪末起有了独特的发展，走上了写实的道路，描述国家日常所发生的常情。”他还进一步指出：“赋的构造和句法有建筑物的庄严巍峨的对称的形式，同时也具有和谐的节奏的音乐性，常用来陈述高尚的事物、雄伟的景物、细腻的感情或者高超的思想。”邓台梅准确地概括了赋体的特征，对中国这一领域的著名作家了如指掌，表现出一位域外汉学家的研究深度。他在文中还充分肯定了“汉语诗文是越南古代文学宝库中的重要部分”这一事实，同时也进一步指出越南封建时代的统治者拘泥地效法中国所造成的局限。“他们借鉴中国举子的学习方式，从文字到典故，从文学体裁直到儒家的世界观都和盘端来。”因为他已经注意到越南如此借鉴中国而未顺应时代的发展，是没有出路的。即使在中国，这些传统也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需要不断完善、修正的。
邓台梅还在分析越南古代汉语散文时指出“文章的形式是中国体裁”。它几乎囊括了中国传统的赋、碑文、祭文、论、制、敕封、谢表、檄文、贺联、公文等各种体裁形式。他认为“这种分类显得有些繁琐”，应该“分为政治、史记、古代传说以及具有单纯文艺性质的散文，如抒情散文、叙事散文等”。这样区分，目的在于将被越南一般文选如《皇越文选》（注：《皇越文选》，18世纪末编定，编撰者裴存庵。将李朝至黎朝末期的散文尽收其中，为后世文学研究提供了可贵的资料。）等排斥在外的史记、传说、传记和散文小说等，也归入散文范畴，这是从越南文坛的实际情况出发对汉语散文的一种规范。他认为始于李朝（1009～1225）的越南史学著作，如黎文休、潘孚先、吴士连等人的作品，明显“受到中国各史学家如司马迁、班固、欧阳修、司马光和朱熹等的影响，方法上没有什么独创性……他们按照中国史学家的表达方式来写史”。他的话毫无言过其实之况。1272年著名历史学家黎文休摹仿司马迁《史记》的体例，撰写了《大越史记》一书，凡三十卷，开史传文学之先河。1479年，史学大家吴士连在编纂完成的《大越史记全书》中，本着“效马史之补年，第渐补缀；法麟经之比事，敢望谨严”的精神，为其修史的宗旨。黎文休和吴士连甚至将《史记》叙事之后的“太史公曰”的评论方式也摹仿下来，分别在自己的史书中写有“黎文休曰”、“史臣吴士连曰”的评论。
邓台梅在文中还指出：“我国古代文学家也努力使中国古典诗文的体裁进入文学创作领域，进行具有文学艺术构建的工程，也就是我们称为‘有构建的意义的创造’。他们开拓了在趣味方面具有抒情性或者哲理性或小说型的领域。”他主张在摹仿的基础上要有创新，并且认为当时的一些越南作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如《皇黎一统志》这一本记叙文”，就是模仿了中国章回小说的有历史小说意义的作品。其文字、文体是中国的，但内容是越南的。而“在借鉴中国的各类文体中，诗歌是特别发达的一种。我国的诗人写出了许多汉语歌词、诗句，如古体诗、律诗、五言、七言诗等”。邓台梅在系统地考察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全貌：各种文学体裁形式、各种思潮流变，并作出中肯的评价之后，才对中国文学的内容及表现形式是如何成为越南文学摹仿的蓝本，而越南文学又是如何表现出自己的民族风格和创作个性等方面问题，进行全面、系统但又是深入的分析评论。
从1884年起，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长达60年之久。作者对中国文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痛苦、复杂的反思过程。对中国文学的评论观点，必将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生变异。正如他本人深受梁启超和康有为等人的改良思想影响一样，这一时期，他颇重视维新改良运动中的文学。他总结说：“在本世纪初的几年，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的书，尤其是梁启超通过秘密渠道在《新民丛报》以饮冰子笔名撰写的文章，经常传到越南。越南青年通过报纸及关于历史、政治、哲学、文学的‘新书’，开始接触中国的改良思想。”他不仅认识到是梁启超等人思想的影响使越南许多热血青年走上革命之路，而且强调梁启超在文学上的启蒙之功也不可泯没。他在文中指出：“形式上，梁启超的笔法比起几百年来越南儒家们所熟悉的古文更具有雄辩性。梁启超的文章是新文体，有许多段落写得淋漓尽致、雄浑感人，但往往又是那样简洁、婉转，具有说服力。任公（梁启超别号）热情而又豪放的文风对越南儒学者们，从创作方法或者思想作风，都起了解放的作用。”这些中肯、深刻的评论，几乎可以弥补中国文学史对梁启超文学成就评价之不足。
邓台梅认为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对中越文学关系的探讨，是“从国际立场上进行文化交流，对双方都有利”。他进一步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中国文艺界领导同志的讲话等，都是对我国文艺工作提高思想认识很有裨益的研究材料。”另一个事实是：“河内大学有机会接待兄弟专家来演讲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鲁迅文艺思想”，另一方面，“我国派往北京和其他各省市各个大学研究中国文学的留学生也越来越多，许多留学生学到了丰富的、有系统的牢固的知识，已毕业回国”。这种努力现今显现出它的重大作用，为越南的中国文学研究培养了大量的人才，积累了不少的资料信息，使中国文学研究有了坚实的基础。他在文章的最后指出：“对于越南读者和越南作家来说，中国文学界的新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都是值得自己参观、思考、学习的丰富经验，正和中国朋友常常研究学习我们的在文学上所取得的成就一样。”现在，越南广大读者不仅对《诗经》、《楚辞》、唐诗、《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所有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其他优秀作品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认识到中国现代文学对于他们的现实意义。这一切都使中国文学在越南的研究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这种研究虽然由于某些客观原因而呈现出时强时弱，时深时浅、时断时续的倾向，但是它必将向更高更深的层次发展，正如邓台梅所说：“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未来，两国间文化与文学关系会日益密切，并取得更加圆满的结果。”
通观邓台梅先生对中国文学的系统研究，不难发现他是一位对中国文学研究有精深造诣的学者。他不仅是最早向越南读者和学术界评介中国现代文学的越南学者，而且也是系统研究中国文学的越南学者。他对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诸多文学现象、作家作品所发表的独到见解，对中国文学长期影响越南文学的史实所进行的精辟分析，都表现出治学严谨的中国传统风范。他无愧于越南学术界研究中国文学的泰斗和成绩卓著的先驱者地位。
（此文系“跨世纪的东方文学与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1998，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