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 广泛共识的四重维度
□ 郝继松
摘要 ：2017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次写入联合国决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这不是历史的偶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历史逻辑的真实展开，是解决现代性困境的时代呼唤，是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基本追寻，是迈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行动指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西方现代性发展理念与发展模式，为站在不确定性十字路口上的世界人民贡献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关键词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历史；资本逻辑；共同利益；中国方案
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类日益面临着严峻的全球性困境，和平、发展、合作是当今时代的主题。2017年3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次写入联合国决议，这表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注] 钟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广泛共识》，《人民日报》，2017年2月14日，第3版。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共同体的一种特定形态。马克思主义已经指出，共同体是特定社会历史阶段中现实的人在其活动展开中呈现出来的集合体。这一界定呈现了共同体四个方面的内容与特征：共同体是人类历史总体进程的产物，因而具有厚重的历史基础；共同体在不同发展阶段呈现不同形式特征，因而具有特殊的时代依据；共同体是有目的有意识的人的集合体，因而蕴含着人的“类”意识的价值导向；共同体在改造世界中实现其形式，因而必然追寻具体可行的实践路径。显然，共同体范畴所蕴含和呈现的历史性、时代性、价值性和实践性四个维度为我们理解和把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提供了钥匙。我们多维审视和深入思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广泛共识的深层基础，既有利于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全球现代性困境的根源，又有利于更全面更真实地理解和把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及其时代意义，进而更加明晰未来的发展方向，以更加坚定的信心迈向人类文明新征程！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广泛共识的历史基础
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展开过程，具有特殊的厚重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表征着共同体历史演进的真实逻辑，因而有厚重的历史基底。
1.共同体是人存在的基本形式
社会历史已经表明，共同体是人的活动展开的前提与载体。人为了满足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而去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进而去生产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人的这种活动的展开受到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即个人只有在一定的共同体内才能实现这一活动的展开，进而实现和发展自身。
人最初是以一定血缘关系结合在一定地域内生存的。人为了满足生存而占有产品是“直接要以个人作为某一公社成员的自然形成的、或多或少历史地发展了的和变化了的存在……为媒介。”[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4页。 个人占有劳动产品首要在于他是共同体(公社)的一员。个人只有作为共同体的一员才能获得一种身份认同，才能拥有土地财产，才能实现生产与再生产。随着人活动展开范围的不断扩大，人日益摆脱自然血缘关系的直接限制，实现其独立性。但是，“独立性”的实现依然在共同体中展开，人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必然会以某一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而存在，与同伴休戚与共，同甘共苦。因此，“越往前追溯历史，……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共同体是人的“真正的共同生活”，是人存在的基本形式。
在这首诗中，方干把天下八分文才划给了郑仁规，堪比曹植，在谢康乐之上，连世代文人称道的荀子和宋玉，在此公面前也无法抬头，将这位湖州刺史抬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无独有偶，方干在诗《赠郑端公》中说“圣主伫知宣室事，岂容才子滞长沙”。又把郑仁规比作了才子贾谊，实在是奉承太过。同样，对于李郢这位侍御史，方干也写过不少奉和的诗篇。
2.人类共同体是“人心向往之的存在样态”
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历史的逻辑展开
人类或世界共同体承载着人们对美好幸福生活的一贯思想追求。一方面，它能“统”“和”破碎的、不断“碰撞的”共同体(民族国家)，“分享共同的意义、价值和目标，……从而使每一个人的生命具有真正的价值”[注] 约翰·麦克尼尔、威廉·麦克尼尔：《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版，第316-317页。 。另一方面，它能给予人幸福生活所需的温暖与安全，“表征着一种彼此信任、同舟共济、共享共荣、安稳确定、富有情怀的人群交往关系和存在样态”，因而“是心向往之的人类存在样态”[注] 毛勒堂：《“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可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1期。 。
人类或世界共同体作为一种理念，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就已经存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提出在城邦基础上建立世界共同体；希腊化时期，斯多葛学派提出世界城邦及其正义法则；中世纪，基督教在尘世之外预设了“上帝之城”；近代启蒙思想家高扬人的理性，在把上帝之本质归还给人的同时呈现了人类共同体意识，诸如康德的“永久和平”的“世界主义体系”、黑格尔的世界精神等等。西方思想史中一直蕴含着一种人类共同体的思想理念。东方文化亦是如此，“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等观念都表征着一种对世界共同体图景的描绘与向往。
2.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共同利益为纽带
“物种”的“自然共同体”是人类社会早期人们生存繁衍的基本形式。人对自然的认识及人的自我意识还处于朦胧状态，人还呈现为对自然的直接依赖性关系，其活动的范围因而显得极其狭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族群”性质的部落、部落联盟和国家逐渐成为人类生存的基本共同体形态，其活动的范围尽管仍是地域性，但与“自然的共同体”阶段相比得到极大扩展。随着资本主义的确立及其全球扩张，各民族国家日益卷入到了世界性的交往关系之中，不仅“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而且随着生产与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裂和对立日益消失”。[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9页。 人类的历史进入了世界历史。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区域性冲突与战争、核危机、生态环境困境等日益突破时空的限制，成为悬在世界人民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当代世界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人类的“联合的行动”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要求，成为人类解决世界性困境的首要前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恰恰是历史呼唤下的人类新的“联合的行动”，是高级层次的“命运共同体”，表征着人类世界历史演进的真实逻辑。
2.西式“补救”未果与发展中国家之崛起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广泛共识的时代依据
“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9页。 伴随资本增殖本性的展开与实现，资本作为“普照的光”裹挟着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西方样板的神话已经破碎不堪，世界和人民呼唤新的发展模式和出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场，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炼出的时代命题。
1.全球化困境触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底线
通过数据处理混合框架，可满足客流数据分析决策中对历史数据的分析和对即时数据的快速运算显示。利用混合框架给出的通用API进行系统编程开发。
经济的全球化是资本逻辑所要求和支配的全球化。资本逻辑更加充分地展开带来了世界性的危机与困境，其不再限于阶级之间，而是国家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马克思主义已经指出，在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社会，人首先是资本实现增殖的工具。资本逻辑必然要求同时塑造着人无比贪婪的野心和极端的利己主义取向，人与人之间呈现为一种野蛮的竞争关系——资本家与雇佣工人，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甚至雇佣工人与雇佣工人之间不择手段的比拼、厮杀。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冲突会进一步引发各种危机和风险，造成世界动荡。在现代，这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不断助推着地区冲突、恐怖主义的进一步延伸和扩展，这是因为资本的眼中除了剩余价值以外别无其他，它将自己视为理所当然地支配现代社会一切的至高权力，资本也确实是这样在“履职”的。为了剩余价值，资本蹂躏着人间的一切道德良善，践踏社会的一切秩序法度，造成社会的失序与纷争、动荡与不安。资本的践踏同时也造成生态系统危机，人与自然的危机是现代社会面临的生存性难题，是当代人难以承受的“生命之轻”。
当代世界的困境呼唤一种新的更符合人类本性的文明形态和发展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切中了时代的脉搏，抓住了当代人类面临的根本问题：资本逻辑裹挟着人类日益触及“生存的自然底线和社会底线”，[注] 生态环境危机、军事安全危机导致人类面临毁灭与自我毁灭的双重危险，人类已经前所未有地并如此真实地面临自身总体毁灭的可能性。参阅罗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命题》，《理论探索》，2018年第2期。 成为利益攸关的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对人类命运的现实关切而出场，是时代发展的根本要求，是人类社会实践的根本任务。
2012年以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单独形成绩效报告，作为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附录上报。以2012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绩效报告为例，其主要报告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优先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主要职能和功能领域（共分成科学研究结果、研究结果的交流与转移、能力建设和研究资源、人力资源的战略管理以及项目监管和改进5个功能领域）、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绩效管理评价标准、绩效详细分析、对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战略计划支持情况、经费使用情况等内容[7]。
当下，西方发达国家依然主导现行国际秩序，但其在世界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呈日渐失灵的境况。西方某些发达国家企图继续固守其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继续奉行极端单边主义或两极对立的思维逻辑，以“霸者”姿态对他国指手画脚，动辄即以进行各种所谓“制裁”相要挟。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逐渐崛起，但全球治理体系格局的包容性和代表性却缺乏同步性发展，他们在国际事务中处于一种失语或失声的境地。[注] 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人民日报》，2018年1月18日，第3版。 广大发展中国家日益寻求在国际事务中更鲜明的代表性和更多的发言权，不断质疑西方中心主义的国际秩序。不管西方发达国家承认与否，他们已经发展为制衡、制约西方发达国家“单边主义”的新兴的重要力量。世界已经呈现出鲜明的多极化、多元性特征。在世界多极化大势中，尽管西方发达国家绞尽脑汁做各种“补救”，但也无法掩盖其所主导和苦苦维系的现行国际秩序的狭隘性和自利性，更无法挽救其日渐式微的命运。新的世界格局要求新的更为合理公正的全球治理体系，广大发展中国家呼唤新的治理理念和治理范式。
为了保证监管制度实施的有效性,必须确保具备可行的执行方案,在建立监管制度的同时要保证各项措施真正得以执行。具体来说,可以在产科组建一支护理质量监控小组,依据岗位职责内容、具体指标、各项工作标准,对产科护理工作实施、开展质量定期进行考核评估,将考评结果纳入到医护人员职称晋升、评优评先、奖金发放的评价中[2]。除此之外,小组还应该进行不定期抽查,及时发现存在的不足,重点控制容易出现护理差错、容易产生医疗纠纷的环节。建立关于产科护理质量的长效监管机制,对各项护理工作制度进行逐渐的完善,做好基础护理的质前控制、终末控制,以及期间各个环节的控制,改善抽查考核方法,最大程度减少疏漏,实现护理质量的提升。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广泛共识的价值导向
人在现实性上不是作为个体而存在，相反，是作为一个“类”整体而存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人类整体立场，以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为纽带，倡导共建共享共赢，切中世界人民发展的基本诉求。
1.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人类为本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以人类为本”。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发展逻辑是“以物为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人为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发展方式和路径选择上强调“以人类为本”，这是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和原则的扬弃，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念的延伸、拓展与重塑。[注] 刘洋：《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现代性问题的中国智慧与方案》，《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11期。 “以人类为本”的发展理念和范式，强调发展为了“人”，人不再受死的、抽象的“物”支配，这是现代性应有的基本意义；世界现代性发展的目的指向“人类”整体，不是某个或某些国家或地区，这是世界发展秩序和发展理念应有的品格。
瘦客户机（thin client）与传统PC机的功能相似，不同的是瘦客户机其实就类似于一个无盘工作站，数据和应用都存储在后台服务器上。瘦客户机自身只包含嵌入式高运算处理器、本地闪存、网卡、显卡和一些常用的外设等硬件。正是由于瘦客户机硬件配置简单优质的特性和后台服务器高速运算处理能力，才使得瘦客户机能够快速替代传统PC机得以推广应用。目前，瘦客户机作为服务器客户终端被应用在教育、政务、医疗等多个领域中，多媒体教学和计算机实训教室的应用是高校云终端最主流的应用场景。
而针对胶凝材料而言，其中无效的不合格成分如煤矸石粉、石粉等过量掺入后将显著影响粉料的吸附性能。对于相关检测结果高于表格中范围的情况，需检测人员注意严格甄别，同时可进一步采用显微镜观察胶材颗粒形貌。
共同体不是静止、孤立的，而是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断发展变化的。简要说来，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类交往关系的扩展，共同体大致经历了“物种”的“自然共同体”、“族群”的“虚幻共同体”(包括宗法关系的国家共同体)、“人类”的“命运共同体”等三种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表征着“共同体”范畴“在时空上的延伸和扩展”。[注] 郝立新、周康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年第6期。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人类未来发展道路，坚守和践行人类整体逻辑。这肯定了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性地位，人类的命运不是已经被决定好了的，相反，历史只是人追求自己目的的活动的展开过程而已。人的命运要自己担当，发展的问题要通过共同合作寻求解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现实的”“人类性”。
如何实现更好的生存与发展，向更加文明的形态迈进，是当代国际社会共通的利益与价值追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人类共同利益与命运为关切点，必将在实践中把世界人民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然，不同国家也必然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其必然以自身利益(尤其是核心利益)为行动的基本依据，进而可能呈现价值多元与冲突，但这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必然冲突。一方面，共同利益并不意味着否定各国的核心利益。共同体必然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的生存与发展既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共同利益的重要内容，也并非决然超出各国的核心利益。在某种程度上讲，共同利益是国家核心利益的延伸与拓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会主张用共同利益取代或否定核心利益，而是努力探索并实现国家核心利益、共同利益的协调统一。另一方面，国家间的利益差异并不意味着否定人类共同利益，承认和构造基于共同利益的命运共同体也并不意味着否定各国间利益的差异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在人类共同的利益诉求基础之上，共同利益的实现也是在保持自身民族性的基础上才能获得认同的。因此，各成员基于共同利益所取得的一致性认同是相互区别而非对抗、相互兼容而非替代的一致性。[注] 李德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基础和意义》，《领导科学论坛》，2017年第11期。 再者，历史与实践也已经表明，“零和博弈”的交往理念不可能实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也不可能实现个体利益的最大化，相反，其会加剧彼此间的猜疑与冲突，增加“共同风险”的严峻性，最终会导致其与追求的“利益”背道而驰[注] 两次世界大战是世界人民的大灾难；地区间的冲突与战争以“蝴蝶效应”影响着世界，难民危机涌入欧洲引发的连锁效应、核危机引发的世界效应等正是很好的说明。某些西方大国为其自身眼前利益不断视国际秩序为儿戏，屡次拒绝履行其应负的国际社会义务与责任，到处做着损害他国利益而“求自身眼前利益”的勾当。这种短视的行为忘记了：(1)“我”与“他”是相伴相生的，“我”与“他”存在“差异性”，因而也必然存在某种冲突，但“一致性”才是根本，无“他”何来“我”？(2)利益与风险共存，尤其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风险的“全球性、共同性”特征日益明显，一国利益的实现越来越依赖于对共同风险的自觉意识与积极担当。 。只有跳出各自的“小算盘”，在维护好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共商共建共享共赢，才是唯一具有现实性和可能性的出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兼容开放的姿态在尊重各国不同利益诉求的同时，通过对话协商在关涉人类共同命运的问题与挑战上达成共识，实现求同存异。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实基础。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一些所谓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斯大林式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变种”是站不住脚的。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实现中国核心利益与尊重人类共同利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为人类和平发展做贡献的统一。中国的崛起不会走向中国称霸。中国共产党及中国人民向来坦荡地承认自己的核心利益，并坚决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同时，中国也可以坦然地做出、践行和坚守自己的庄严承诺：“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世界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国际大国，在国际事务中也正是这样做的。这切中了最大公约数，必然会形成最大合力。
实践不仅是理论的试金石，也是理论的先导。最近百年的历史实践已经表明，希望西方发达国家主动放弃其固守的“霸者”宝座，并真心地站在人类整体立场提出一种新的全球治理理念和范式，这是一种最大的奢望。另一方面，科学的理论不会凭空出现。符合人类整体利益的新的全球治理理念和范式需要广大发展中国家自己在先行实践中去探索、提炼。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积极承担了这一使命。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开启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创造辉煌，在全球化浪潮中迅速崛起，创造了中国奇迹、中国速度，震撼了世界的心弦。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实现了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智慧惊艳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应时代发展格局的要求给“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的“全新选择”。[注]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广泛共识的行动指南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注]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第2版。 中国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积极承担国际义务，既让国际社会看到了中国的国际担当与责任感，看到了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心、决心和信心，也为世界勾勒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行动指南。[注] 从某种意义上讲，其他国家为推动世界现代化向着人们理想的图景迈进也进行了探索，诸如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依附理论分析了资本积累的“中心—外围”机制，揭示了处于“中心”的西方发达国家对处在“外围”的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性“整合”和“强求”。这种理论对造成世界发展不均衡、不平衡的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分析，坚决反对西化论。但是，其分析视角过多地局限于一国的狭隘视野，没有在根本上深入到资本“历史本性的维度中”去，没有真正把资本逻辑曝光在世界历史的聚光灯下。因此，这一尝试性理论缺乏现实基础的支撑，在实践中并未走通。世界体系理论试图借鉴和融合经典现代化理论(西化论)和依理附论。它反对西方中心论，也对依附理论的分析框架进行改造，在“中心”与“外围”之间加入“半外围”，强调世界体系的流动性，处在“中心”的发达国家会落下来成为“外围”或“半外围”，而处在“外围”的国家可以流动到“半外围”或“中心”。这种理论虽然是一种世界一体化的视野，承认资本主义的现代世界体系终究会消亡，但同时也在论证和坚持资本主义的不可避免性和长期性，在理论上陷入了对未来社会形态的“乌托邦”。中国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中国发展实践为基础，吸收借鉴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世界先进文化资源，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三种属性于一身，在价值理想、文化观念和治理理念上具有无比的包容性、可兼容性和先进性。 有国际社会友人赞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唯一未来。”[注] 钟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广泛共识》，《人民日报》，2017年2月14日，第3版。
1.尊重各国合理利益关切，倡导建立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经济共同体”
本研究确定了两组分析序列分别为市辖区经济序列(X)和县域经济序列(Y)，由于所确定指标的单位不同要进行数据的无量纲化处理，采取极值法进行无量纲处理。
“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增进人类共同利益。”[注]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7页。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保护环境是每个国家核心的现实关切，在当代全球化浪潮中，只顾本国利益不可能解决发展所面临的难题，不会实现真正的发展，只有同舟共济、共同发展才是出路。
2.摒弃两极对立思维方式，倡导建立平等协商、和平包容“政治共同体”
近代以来，一直是西方主导国际政治秩序，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是典型的两极对立思维方式。主客分立，以“我”为中心，“我”是规则的制定者，不仅“我”的利益高于一切，甚至只存在“我”的利益。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这种思维方式的衍生品和必然结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思维方式上超越了主客二分——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其反对一切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强权政治，主张用平等对话、共同协商的方式解决各种争端与冲突。正如世界的安全与发展离不开每一个国家的安全与发展一样，一国的安全与发展也离不开世界的安全与发展，各国在政治上日益成为命运共同体。
企业管理模式，是指企业为完成阶段性管理目标，通过建立企业投资、经营计划、组织多样性企业发展活动等，以确保初期管理目标得以实现[1]。当前，企业管理模式主要分为:美式管理模式和日式管理模式两部分。美式管理模式，更强调管理制度和个人能力，以规范化的管理条件，促进企业发展；而日式化管理模式，则是以集体利益为前提，通过个人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协调，实现企业发展目标，两者虽侧重点不同，但最终管理目标却是相同的。
3.坚持“和而不同”，主张建立兼容并蓄、共同繁荣“文化共同体”
西方中心主义不仅在政治上推行霸权主义，在文化上也实行唯我主义、同化主义。近代启蒙开启了现代化的大幕，启蒙时代也曾一度被颂扬为自由的时代、理性的时代。启蒙理性消解了“神圣形象”的异化，把上帝赶下神坛，但却也不自觉地把自己“留在”了神坛上。启蒙在本质上具有了同质化、同一化的属性。继承和延续启蒙主义的西方文化模式自然也在骨子里带有这种同质化、同一化的“强求”。他们认为，只有西方的文化才是先进的，其他民族国家都处在野蛮蒙昧状态。推进文化霸权主义就是如此被披上了“合理的”外衣。“同则不继”，人类文化不可能一枝独秀，相反，百花齐放才是真实的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破的就是“不继”之“同”，立的是“不同”之“和”，摒弃文化冲突论，尊重文化多元性，倡导在交流互鉴中各取其长、共同繁荣。
4.超越“自我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倡导建立共同治理、绿色发展“生态共同体”
当今时代，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是各国亟需致力于寻求解决的共性问题。生态环境问题使得早已尘封于历史化石中的恐龙灭绝的“偶然性”变得不再“偶然”，生态环境可能也会出于一次“偶然”而抛弃人类。如果说在20世纪后期影视题材以艺术的形式诠释和演绎这种可能的危机还是一种夸大的危言耸听，那么如今现实的全球性生态困境就“矗立”在每一个人“面前”，“危言耸听”已经真实地向人类敲响了“警钟”。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坚持“人类中心主义”在不断受到自然的回击甚至报复；面对生态环境困境，各国奉行“自我中心主义”，“只扫自家门前雪”既无益于问题的解决，也不符合自己的切身利益。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事关人类的整体利益，是各国的共同利益。人类必须要实现“自然本性的回归”，各国必须携起手来，通力合作，共同推动和实现可持续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着眼于人类的整体利益和世界的长远发展，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时代的要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仅是一种价值倡议，而是从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为铸就人类伟大事业提供了具体的可行的实践路径。“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大智慧。”[注] 习近平：《谋求持久发展 共筑亚太梦想》，《人民日报》，2014年11月2日，第2版。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迈向新的文明形态提供了中国智慧，必将释放改变世界的伟大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当计算yj和yk两个点yi与之间的M时，yj和yk可以合并为一个点来考虑。BHSNE通过使用Barnes-Hut算法[18]来决定哪些点可以合并，ST-SNE也沿用这一做法。进行近似后计算式（16）后半部分的时间复杂度降为O（N log N）。ST-SNE算法实现具体描述如下：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9092(2019)02-0058-006
收稿日期 ：2018-09-29
作者简介 ：郝继松，浙江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文化发展创新与文化浙江建设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基金项目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马克思恩格斯对经济决定论的批判及其当代价值研究”(编号：18NDJC205YB)；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实践辩证法研究”(编号：13JJD720009)。
(责任编辑 ：杨仙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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