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四个高度认同” 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国主义论文,民族精神论文,高度论文,为核心论文,弘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爱国主义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爱国主义，邓小平同志一生有许多重要论述。还在抗日战争艰苦阶段的1941年5月，邓小平同志就指出：要“加强民族的爱国的宣传教育。无论对本军、友军，根据地和敌占区的人民，以及伪军，都要灌输以民族的爱国的思想，提高其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注：中共中央宣传部编：《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学习出版社，2003年版，第105页。）解放初的1950年7月，他在欢迎赴西南地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讲话说：“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只有在消除民族隔阂的基础上，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形成中华民族美好的大家庭。”（注：中共中央宣传部编：《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学习出版社，2003年版，第107页。）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1年2月，他在为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编辑出版的《邓小平副主席文集》写的序言中指出：“我们的民族曾经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也经历过各种深重的苦难和进行过付出巨大代价的、坚忍不拔的斗争。”他深信“中国人民将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根本改变自己国家的落后面貌，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的先进行列，并且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人类进步的正义事业。”（注：中共中央宣传部编：《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学习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页。）1982年9月1日他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说：“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注：中共中央宣传部编：《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学习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162页。）1992年，年事已高的邓小平在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时，满怀感情地对科技人员说：“对我们的国家要爱，要让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注：中共中央宣传部编：《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学习出版社，2003年版，第190页。）这些重要论述，充分表明爱国主义是贯穿邓小平同志伟大一生的一条鲜明的红线。我们要学习和继承邓小平同志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把他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结合新疆的实际，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就要继续加强和深化马克思主义“五观”（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文化观）教育和民族团结教育，强化“四个高度认同”（祖国的高度认同、中华民族的高度认同、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高度认同）。用共同的信念、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感情团结凝聚新疆各族人民，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新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二
“四个高度认同”有着深刻而丰富的内涵。
一是要强化祖国的高度认同。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我们伟大的祖国，共同捍卫了祖国的领土主权和国家统一。维护祖国统一，是国家的最高利益之所在，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每个民族、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是同祖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祖国强大繁荣、文明昌盛，每个民族才能繁荣进步，每一个人才能幸福发展。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新疆与祖国，新疆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从来就是密切相联、互相促进的，早已形成了牢固紧密的整体。新疆各族人民具有爱国主义的传统，特别是在近现代历史上，新疆人民为抵抗外来侵略、捍卫国家领土、维护祖国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要维护祖国统一，就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民族分裂主义。我们同民族分裂主义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反对民族分裂主义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各族干部群众，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做到态度不暖昧，行动不动摇。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一个公民，必须要有高度的公民意识，公民意识要高于、强于单一民族意识。国家要保护每一公民的合法权益，每一公民也要自觉地履行公民应尽的义务。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的义务。”因此，每个公民，不论是何民族的成员，都要把维护祖国统一和加强各民族团结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只有这样，民族才能藉国家发展而繁荣，国家才能因民族团结而兴旺。
二是要强化中华民族的高度认同。中华民族是我国各民族的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统一的共同体，是各民族共依共存、共同发展的凝聚。我国的56个民族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各族人民是一家，各族人民之间就是兄弟姐妹。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各个民族之间在经济、文化，乃至血缘上存在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况。每一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每一民族都和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血肉相连、休戚与共。纵观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可以说，中华民族是具有很强凝聚力的伟大民族，中国人民是勤劳、智慧、勇敢的人民。中国各族人民从长期的历史经验中深刻地懂得“国破则家亡，国兴则家昌”的道理。只有国家兴旺发达，整个中华民族繁荣昌盛，国内各民族的权利、各民族的繁荣发展才能得到保障。正是由于各族人民对祖国有着很强的向心力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才使得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愈益坚强，如今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华民族正雄姿英发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全国十多亿人民正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我们每一个民族的成员，都要树立中华民族整体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始终把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摆在首位；要强化中华民族整体意识，逐步淡化、弱化单一民族意识。
三是要强化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我国是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勤劳、智慧、勇敢的中华民族创造了举世称羡、千古流传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56个民族都为创造、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做出了贡献。1939年，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还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版印刷。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的应用，也在欧洲人之前。所以，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注：中共中央宣传部编：《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弘扬和陪育民族精神》，学习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正是悠久而灿烂的中华文化，陶冶了中华民族的情操，培育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当今世界，文化与政治经济相互交融、相互渗透。文化的力量，不仅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而且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的发展和强盛，民族的繁荣和进步，人民的尊严和幸福，都离不开强大文化的支撑。渊源于中华五千年文明、根植于当代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伟大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民族身份的象征，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建设伟大祖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支柱。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精华，但也要摒弃传统中的封建糟粕。我们要学习、吸取外国优秀的文化成果，但也要抵制腐朽的文化垃圾，尤其要警惕和抵制国际敌对势力、境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在文化领域、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和破坏。
四是要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高度认同。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选择，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和不懈追求。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实践，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发展中国。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英勇奋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国内外经验，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内外风云变幻中，坚持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代表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愿望的，这是一条强国富民和各民族繁荣进步的必由之路。
三
“认同”是属于人的心理层次的感情和认识，又称“归属感”。这是“人心”问题，是人思想认识的深层次问题，因而也是最基础、最根本的问题。
“四个认同”是爱国主义的基础，也是民族凝聚力的基础。民族凝聚力主要由“认同感”和“亲和力”构成。没有认同感，是不可能有凝聚力的。强化“四个高度认同”，是解决新疆民族关系问题、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的“治本”之策。
新疆在“四个高度认同”上存在的主要问题、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所鼓吹的“三个我们的”。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在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下，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提出并大肆宣扬“三个我们的”，即：“我们的民族是突厥，我们的祖国是东突厥斯坦，我们的宗教是伊斯兰”。老牌民族分裂主义头目穆罕默德·伊敏、麦斯武德·艾沙和窃取“三区革命”领导职务的艾里汗·吐烈就是“三个我们的”论调的倡导者和鼓吹者。他们的用意，就是根本否认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根本否认维吾尔等新疆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从而为民族分裂活动、为把新疆从祖国分裂出去制造理论依据、历史依据，奠定思想基础和社会心理基础。“三个我们的”流毒深广，影响恶劣。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生在新疆的一系列民族分裂活动，都是以其为思想基础的。
解放以后，老牌民族分裂主义分子退出了新疆历史舞台。但“三个我们的”流毒远未肃清，还在发生作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作家吐尔贡·阿勒玛斯出版了《维吾尔人》、《维吾尔古代文学》、《匈奴简史》“三本书”，仍然是宣扬“三个我们的”。“三本书”在新疆历史问题上散布的种种论调，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错误观点：一是否认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事实，硬要把维吾尔族和我国古代北方诸游牧民族及其所建立的地方政权说成是独立于中国之外的“独立国家”。毫无根据地夸大所谓“突厥民族”（或维吾尔族）的历史活动的时间和空间，用耸人听闻的语言抬高“突厥民族”（或维吾尔族）的历史地位，煽动民族自大狂，离间新疆少数民族（主要是维吾尔族）对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向心力和凝聚力。二是无视我国民族关系发展史上友好往来、和睦团结、统一进步的主流，极力渲染历史上各民族之间互相仇杀和吞并的支流。把我国的民族关系史歪曲成一部战争史，妄图借助历史上的民族矛盾和冲突，煽动现今的民族对立情绪，特别是煽动反汉排汉情绪。三是违背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和立场，完全站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立场上，去观察和评价民族关系中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他们对主张和维护祖国统一的、促进民族团结的历史人物，一概加以诋毁，诬骂为“叛徒”；而把历史上搞分裂的人，则称颂为民族英雄，充分反映出作者煽动民族分裂的险恶用心。
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以来直到本世纪初的数十年中，新疆意识形态领域充满了尖锐的、有时甚至是激烈的斗争。斗争的实质是分裂与反分裂，斗争的焦点之一就是对新疆历史（包括民族史、文化史、宗教史）的认识问题。在一些作品中，在一些演出中，在一些授课中，不时地发出奇谈怪论，大都是或明显或隐晦地宣扬“三个我们的”。这严重地毒害了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青少年学生的心灵，对新疆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从全国范围来看，现在的“台独”、“藏独”势力，也都在大做文章，歪曲历史和现实，破坏我国各族人民的“认同感”，为他们闹分裂、搞“独立”制造舆论和打造基础。对此，我们切不可等闲视之。放眼世界，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到：“认同危机”是多民族国家产生分离主义运动甚至导致国家分裂解体的主要原因。前苏联的解体、南斯拉夫的瓦解和战乱（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猛虎组织发起的内战、俄罗斯车臣战争、土耳其和伊拉克的库尔德人问题、英国的北爱尔兰武装分离活动、西班牙巴斯克人的分离运动、加拿大魁北克省法国移民后裔的独立运动等等，都是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道路认同出现危机，进而认同破裂最终演变形成的。这一场场国破家亡、民族仇杀、人民离散的悲剧，就如同一面面历史和现实的镜子，告诫我们必须要高度重视在新疆各民族干部群众中强化“四个高度认同”的教育，用爱国主义凝聚人心，团结人民。
四
强化“四个高度认同”是一个细致的、长期的过程。实践证明，解决人的心理上的、深层次的思想认识问题、感情归属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一般都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甚至还有可能出现反复。就拿新疆来说，刚解放时，不少人在国家、民族等问题上思想认识模糊，本民族的意识较强，祖国观念淡薄。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在新疆干部队伍中，曾进行过反对两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即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教育，进行过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的教育。1962年四五月间，在前苏联驻新疆外交领事馆的策动下发生了我伊犁、塔城两边境地区数万人逃往苏联的“伊塔事件”。此前，前苏联驻伊宁、乌鲁木齐的领事馆，在我部分少数民族人员中大量发放所谓“苏联侨民证”。还有“三区革命”时遗留下的问题，导致新疆少数民族中有些人同时具有中、苏两国的双重国籍，有的党员干部具有中共和苏共双重党籍。“伊塔事件”之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在全体党员、干部和高校师生中开展了“三个一”的教育。“三个一”即：一个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党——中国共产党、一条道路—一社会主义道路。这项教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后来由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三个一”教育没有持续下去。
从后来的情况看，在一些人的思想深处，“三个一”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有的人仍坚持着“三个我们的”观点，对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华文化、对社会主义道路不认同。“文化大革命”中，新疆发生了民族分裂主义反动组织“东突党”案件，涉案人员达数千人之多。上世纪八十年代，新疆发生多起破坏民族团结、危害社会稳定的打砸抢骚乱、大学生上街游行闹事事件。上世纪九十年代，新疆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又制造了大量的反革命暴乱、爆炸、杀人、抢劫等暴力恐怖案件，严重危害了新疆各民族干部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严重危害了新疆的社会稳定。与此同时，民族分裂性质的反动组织、团伙大量滋生，涉案人员绝大多数是青年，其中一部分是在校学生。从境内外民族分裂组织所制定的所谓“纲领”、“章程”及所编印散布的各种反动宣传品来看，几乎无一例外地坚持“三个我们的”观点，无一例外地宣称要搞什么“东突厥斯坦”独立，要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新疆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种种问题，则对民族分裂破坏活动起了煽风点火、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相当一部分干部、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学生中，在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以及对新疆历史的认识等问题上，还存在着模糊观念。有的人把中国等同于汉族人，缺乏甚至完全没有中国是自己祖国的观念；有的人没有中华民族的意识，没有国家公民的意识，相反却存在着浓厚的本民族的意识；有的人以狭隘的心态看传统文化问题，偏执地热衷于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切，而不屑或不愿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此外，汉族干部群众中也有不少人对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缺乏基本的了解，有的人对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文化带有偏见，轻视甚至忽视、鄙视少数民族文化，这也是影响中国各民族相互认同的一个重要原因。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在新疆各民族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中开展广泛深入的强化“四个高度认同”的教育，是十分必要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强调的：“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根本保证。”（注：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也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为了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共同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必须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共同的理想信念和精神支柱，这不仅是推进事业发展、增强人民团结的要求，也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注：《论三个代表》，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3页。）
开展强化“四个高度认同”的教育，在内容上要做到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包括中国历史与新疆历史教育、国情区情教育、政治理论（含民族理论、国家理论、政治学理论）教育、法制教育、前途教育等。其中，新疆历史（包括民族史、文化史、宗教史）教育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邓小平同志指出：“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注：中共中央宣传部编：《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学习出版社，2003年版，第181页。）要通过历史教育，使受教育者在有关新疆历史的一些重大问题（如重大历史理论、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上形成共识，达到“认同”。大量事实表明，对新疆历史问题的认同，是达到“四个高度认同”的重要基础。要组织力量研究和开发“四个高度认同”的教育资源。教育活动要有一定的载体，要采取丰富多彩、生动感人的形式。教育要加强针对性，强调实效性。教育可以分不同层次、不同群体（如干部、党员、青少年学生、普通群众）来进行。要经常研究分析教育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因人施教，有的放矢。总之，强化“四个高度认同”的教育，要求真务实，认认真真地开展起来，并且扎扎实实地坚持下去，以求真正地取得实效，真正地解决人们思想认识和心理感情方面的深层次问题。
我们还要通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来达到强化“四个高度认同”。党的十六大提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目前我国正在着力推进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使得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生存环境得到改善。东部和内地省市与边疆少数民族省区结成的对口支援关系，大大增强了全国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和人员交流交往。尤其是当少数民族地区遭受地震、洪涝等自然灾害时，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国家领导人的亲自视察、看望、慰问，全国各地的大力支援，充分体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和中华民族的同胞之情、手足之谊。这种无比的亲和力，促进了认同感的提升。这一切使得各少数民族对祖国的认同感和向心力、凝聚力大大增强。例如，2003年2月24日，维吾尔族农民聚居的新疆喀什地区巴楚、伽师等县发生强烈地震，震区受灾人口51万多人，共造成268人死亡，4853人受伤，其中重伤2058人；19899户民房倒塌，22101户民房有不同程度的损毁；死亡牲畜70958头（只）。还有大量中小学校舍、乡镇医院和乡、村基层组织的房屋倒塌损毁。灾区的供水、供电、通讯、桥梁、公路、水利等公用设施也遭到严重破坏。据国家地震灾害评估委员会的评估，地震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3.71亿元。灾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疆部队官兵迅即赶赴灾区抢险救灾。3月28日至30日，新一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志亲临灾区视察，看望受灾群众。一位受伤的维吾尔族老大娘热娜汗抱住温家宝总理，痛哭着倾吐心声。她说：“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温总理对在这次地震中失去五位亲人仍忘我地带领群众抗灾自救的巴楚县琼库尔恰克乡六村党支部书记达吾提·阿西木说：“你要记住，在北京，有一个总理，他也是你的亲人。”国家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拨出巨资，帮助灾区人民重建家园。内地各省区市纷纷汇来救灾款、运来救灾物资。2004年2月达吾提·阿西木当选为“2003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2月14日他到北京参加颁奖大会后，温家宝总理专门在中南海办公室接见了他。见面时，温总理与达吾提·阿西木长久地紧紧拥抱，促膝长谈，详细地询问他灾区重建情况和当地维吾尔族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临别时，温总理亲自步行送达吾提·阿西木直到中南海院门口。这些情景，通过电视传播到全国全世界，在新疆各族人民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到处洋溢着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情绪和气氛。
我们可以预见，只要我们遵照邓小平理论指引的方向，践行“三个代表”，按照党的十六大所要求的“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新疆各族人民的“四个高度认同”就将会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而同步得到强化，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必将更加团结坚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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