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大都市圈”——21世纪中国区域布局的构想——访著名经济学家王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九大论文,中国论文,布局论文,著名经济学家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4年底，我国城市以仅占全国国土16.9%的面积和占40%的人口，创造了全国近70%的国内生产总值、72.3%的工业产值，容纳了全国43.7%的就业人口。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的到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作为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在有限的国土资源条件下我们应采取哪种区域布局模式更为合理呢？回答这个问题的迫切性与日俱增，因为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不仅会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也影响到我国工业化的进程。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王建博士提出的“九大都市圈”的设想为区域布局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
记者：城市是工业的载体，随着人类工业化的推进，城市化的程度日益加深。目前全世界城市化指数平均值为40%左右，发达国家达到70%，而据联合国预计，到下个世纪世界人口将有一半居住在城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以年均0.5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到1995年底，我国设市城市已发展到640个，居住在城镇地区人口达3.5亿，城市化水平达到29%。随着国民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我国的城市化率还会迅速提高。
王建：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时期，一般也是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时期，我们的研究预测，到2010年我国约有人口14亿，按照基本上完成工业化的要求，城市化率至少要从目前的水平提高到60%。
记者：城市化的提高必然伴随着占地规模和居住人口规模的扩大，而我国土地资源并不丰富，山地、高原、盆地、丘陵占近90%，平原面积只占不到12%，因此城市如何布局对合理利用资源、推进工业化建设至关重要，你提出了“九大都市圈”的区域布局理论，是否基于这一基本国情？
王建：特定的国情决定特定的战略，我国的国情是人口多，平原占地少，在不到12%的平原面积中，坡度小于8度的平耕地面积有12.9亿亩，约等于国土面积的9%，也就是说只有占国土3%的平原可以用作城市和道路占地。根据这个国情，我们以日本的“都市圈”模式为基本参照，提出了“九大都市圈”的设想，即以我国经济力量较强的大城市为中心划分九大都市圈，以大城市为骨干，在各都市圈内分别部署相对独立的产业结构的区域布局模式。设想中的九大都市圈的划分是：包括北京、天津、石家庄在内的京津冀都市圈，包括沈阳、大连在内的沈大都市圈，包括长春、哈尔滨在内的吉黑都市圈，包括济南、青岛在内的济青都市圈，包括武汉、长沙、南昌在内的湘鄂赣都市圈，包括成都、重庆在内的成渝都市圈，包括广州在内的珠江三角洲都市圈，包括南京、扬州、合肥在内的长江中下游都市圈，包括上海、苏锡常宁杭在内的大上海都市圈。
记者：我国自“六五”以来都把区域经济发展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提出了许多划分经济带的方法，比如“沿海与内地”，“东、中、西”，和“七大经济区域”等，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也有若干种其他的不同划分。你的“九大都市圈”的划分与这些有什么不同？
王建：以往的这些划分没有明确区域政策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比如沿江经济带的划分根据只是其地理特征，而从铁路货运所代表的省际交流情况来看，1994年湖北与省外的经济交流，只有不到19%是在沿江流域，四川的比重更低，还不到12%，这两省的省际经济交流主要是南北向而非东西向的，所以沿江经济合作虽然嚷了很多年，却一直难以取得显著成效。我们提出“九大都市圈”的设想，就是要从借鉴国际经验和我国的特殊国情出发，在未来15—20年的特定工业化阶段内逐步改变我国全国大分工式的区域结构为都市圈式的区域结构，并以此来带动区域经济相关的一系列问题的解决。
记者：当代杰出的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中，曾建立了多国经济模型，意图研究何以不同的工业化国家会采取不同的发展战略，我想你也是在作类似这样的工作，意图建立中国的战略模式。那么你的“九大都市圈”模式建立的理论和现实依据是什么？
王建：他们的结论对我们研究区域结构问题有极大启发：经济结构的变化，主要取决于两类因素的变化，即总需求的水平或人均收入水平，和生产要素的供给结构，即资本、劳动力和人均资源条件。供给结构不同是发展模式不同的主要原因，也是发展政策应当考虑的重点。资本、劳动力和农林矿产资源条件可以流动，唯有土地不可以流动，不能通过贸易来获得。工业化的展开有赖于城市化的推进，但是庞大的城市群只能建立在平原，所以对平原面积匮乏的国家来说，只能在既有的平原面积上谋求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
我们看到，美日两国处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极端情况。美国国土辽阔，平原广阔，人均国土面积和平原面积分别是日本的12倍和35倍。美国的耕地面积在世界位列第一，但只占国土面积的16.9%，平原面积的24%，因而不存在与农业争地的矛盾，城市和交通网络的建设，基本上可以不受国土和平原面积的影响。所以美国采取全国大分工式的区域布局模式和以中小城市为主的都市化道路。如果日本按照美国的模式进行都市化建设和布局交通运输网络，1991年日本的城市占地就要相当于国土面积的25.3%，交通网络占地就相当于国土面积的16.3%，两者相加达41.6%，比日本的全部平原面积比重还高出17.6个百分点以上。按美国的区域经济模式进行工业化建设，日本的农田面积全部被占掉还不够。因此日本根据本国的国土资源条件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形成了东京、名古屋、阪神三大都市圈，在三大都市圈内分别部署三套相对独立的产业结构。都市圈之间的产业结构接近，彼此间交换需求就少，因此可以大大减少运输网络建设对土地的需求。
记者：我国是世界第三国土大国，幅员面积比美国还要辽阔，但我国又是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人均国土资源条件与日本类似。受历史的影响，我国区域布局已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请你分析一下，我国目前的区域布局是怎样的一种状况？
王建：从目前来看，我国明显表现出自东向西逐级衰减的梯度分布格局，概括起来看，每平方公里的工业产值，全国平均为38.6万元，东部地区515万元，中部地区53万元，西部地区5.7万元，即大约每一个梯度相差十倍。大部分省市和自治区从总体上看，都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工业经济区，“南轻北重、东轻西重”的工业分布特征就是其显著标志。铁路运输一般反应省际经济交流情况，1994年在全部国内运输中跨省区的运输要占到34%以上。而日本1979年约60亿吨货流量中，地域内部的货流量占85.3%，地域间的货流量只占14.7%，其中三大都市圈之间的货流量只有1.5%。由此说明，我国以省为单元的产业结构并不独立，而是在省区间展开分工。从这个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的区域经济布局类似于美国，即采取了全国大分工的模式。从铁路省际货运比重看，1988年为54.3%，1994年进一步上升到61.5%，说明全国大分工式的区域结构仍在发展。如果在未来的工业化过程中，仍然维持这种趋向于美国区域结构模式的发展趋势，并按美国的占地水平安排我国的城市和道路建设，到2010年我国的8.4亿城市人口就需要占据84万平方公里以上的土地面积，相当于国土面积的8.8%；道路占地则要达69万平方公里以上，占田土面积的7.2%，两项相加，已经超过我国平原面积4个百分点，即挤掉了全部平原面积还不够，分布在平原上的十多亿亩农田怎么办？所以，如果区域战略选择不当，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的推进，农用与非农用地之间的矛盾，一定会不断趋于尖锐。
记者：出现城市与农业严重争地的矛盾是否说明我国原有的布局模式已经不适应城市化发展和资源利用，那么“九大都市圈”布局模式如何缓解这一系列矛盾？
王建：如果采取都市圈的模式，到2010年按60%的城市化率水平计算，城市占地需国土面积的1%，道路占地约2.6%，再加上农村人口和建筑物占地以及其他方面的需要，可控制在4%以内；如果到2020年我国人口达到15亿，城市化率达75%，城市、农村的人口和建筑占地及道路占地再加上其他要求可控制在4.5%以内。也就是说当我国在基本上达到工业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时候，占用平原地区耕地的最大值是3亿亩左右，所以采用“都市圈”的模式从根本上缓解了城市化和农业争地矛盾。
另外，都市圈模式还可以根本缓解我国运力紧张的状况。在各大都市圈内都建立相对独立的产业结构，其中主要是制造业结构，这样就可以把原在各都市圈外的运输转为圈内的运输，从而大大减少区域间的交通运输需求。如果跨省市经济交流被压缩到类似日本的15%以内，就可以减少25%左右的运输需求。所以根本上解决交通运输瓶颈的希望，并不在于交通运输业本身，而在于选择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记者：按照都市圈模式重组我国区域经济，势必改变我们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所形成原有区域经济格局，这就必然对原有的区域经济管理体制发生冲突。
王建：改革开放以来，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是，到底应该在多大的范围内进行“重复建设”，因为没有明确的标准，又被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体制所强化，各级政府和经济主管部门在看到市场需求后都认为自己有理由另搞一套，最后是形成了各搞一套的局面。提出这个设想，明确了在未来10—15年内可以进行复复建设的界限，针对到2010年的远景目标和目前的基础，应该对圈内的产业结构进行填平补齐，对圈外其他地区则要按照需求与供给结构相对应的规律，根据其人口和人均收入水平的不同发展阶段，适当安排建设项目。按照都市圈的划分把经济规划和建设的权限放在九大经济区域内，为此就需要把原属各省的经济权限上收到都市圈一级，只有这样才能把经济或市场边界与管理边界最大限度地统一起来，才能把国家有计划的指导与市场为配置要素的基础这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在都市圈内的各省仍可独立存在，但作用已应转向农业、交通和文教卫生等管理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