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的近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中国论文,近代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分类号〕K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7326 （1999）04-0074-04
中国近代史学既继承了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但由于时代的激荡，又产生了许多不同于古代史学的特点。
中国近代史学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与社会现实紧密联系。社会在变，风气在变，思想在变，中国经受着有史以来最大的巨劫奇变。历史学家们已经不可能像他们的前辈那样，坐在书斋中优哉游哉地神游于历史的书海丛编之中了。他们必须面对现实，考虑国家民族命运，迎接外来世界的挑战，调适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接受心态，使旧学新知有机融和，以挽救国家，并从历史中找出能使祖国走上富强之路的千古良方。
因此，近代史学的序幕刚刚拉开，著名思想家龚自珍（1792—1842年）就提出，时代在变，必须除旧布新，进行改革，不然国家难有出路。他抱着坚定的“史学中心论”观念，认为不管什么学问，全都是史学。史学之外，再没有语言，再没有文字。历史学是一门可以“经世”的学问。另一位思想家和学问家魏源（1794—1857年）则提出，只有了解、学习外国的先进技艺，为我所用，才能战胜外国侵略者。为此，他写了《圣武记》，编了《海国图志》，提出许多具体的救国思想和方案。在福建做官的徐继畲（1795—1873年），根据自己在与外国人打交道过程中搜集到的材料，写成《瀛环志略》，成为当时介绍西方国家知识最渊博的百科全书。
龚、魏、徐之后，从现实出发研究历史、强调史学经世的趋向和意识，成为史学家们自觉或不自觉遵守的学术规约，并日益得到加强。这些史学家的立场、目的、思想境界、研究领域等等有很多差别，或保守些，或开明些，或迂阔，或精明，但都力图以史学作阵地，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有所贡献。
王韬（1828—1897年）、郑观应（1842—1922年）、黄遵宪（1848—1905年）是这一时期史学领域的先进代表。他们都曾经走出国门，到过外国，对外部世界有切身感受，所以眼光开阔而犀利，思索的问题更深，对中国的认识也更加深刻。了不起的是，他们提出了学习西方政治制度、改良中国政治制度的主张，开创了近代的世界史研究。
戊戌（1898年）以后，中国的危机更加深重，社会思潮日益激昂，史学革命的口号随后提出。史学革命思潮与当时的今文经学思潮、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相配合，汇合成晚清思想解放与启蒙运动的巨大潮流，为变革现实政治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特别是1902年，仿佛一夜之间冒出一大批新史学论著，来势凶猛，前所未有。因此，有学者将1902年定为中国“新史学”正式产生的年份，梁启超、章太炎、夏曾佑、刘师培、王国维等，就是与新史学紧密相连的响亮名字。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史学面貌发生极大变化，形成了以“求真”与“致用”为标志的两大史学趋向，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其后，由于受日本侵略的刺激，中国绝大多数史学家，地不分南北，人不分派别，都试图以史学作武器，以抵御侵略、拯救国家，从而构成了不同于晚清时期的新型的致用特征。
中国近代史学的第二个特点，是与外部世界紧密关联，始终受到国外理论思潮、历史著作的影响，采用了新理论新方法新思维，其中传教士和翻译家们起了重要作用。
近代以前，中国历史学一直处在封建社会形态中，人们把它叫做“旧史学”。近代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冲击和挑战，中国社会在应付冲击和挑战的背景下，整体社会形态发生变化，历史学也随之改变，近代意义上的历史学随之产生，人们把它叫做“新史学”。
“新史学”既是旧史学的延长和形态改变，也是西方冲击的产物。从这个时候开始，历史学从“历史哲学”到编撰理论，都增加了许多旧史学不具备的内容，许多西方的历史著作、历史理念、历史话语，被介绍引进到中国的历史学当中。促成这种改变的重要而直接的触媒，首先是西方传教士。
西方传教士对中国进行的知识传播，是全面的，包括了从自然科学到人文社会学科的几乎所有方面。但是，一般讲，近代（1840年）以前，以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应用为主，几乎不涉及人文学科。传统的中国人也认为，西方的知识主要就是自然科学，并不存在人文学科。需要向西方学习的，也只是自然科学。至于人文学科，中国是最好的，根本无须向别人学习。鸦片战争以后，传入的人文学科的比例直线上升，中国人也开始懂得，西方不仅有先进的自然科学，而且也有精美的人文传统。在传入的西方人文学科知识中，历史学的比例和影响都是很大的。
例如，有一部叫《泰西新史揽要》的书，由蔡尔康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光绪十八年（1892年）合译自英国史家马恳西（R.Mackenzie）所著的《19世纪大事记》（1880年），是晚清所有翻译西方历史书籍中销售量最大、影响最广的一部。 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在讲他11 岁（1894年）那年的读书情况时就说，当时他读了邹沅帆的《五洲列国志》、日本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蔡尔康所译《泰西新史揽要》及王韬的《普法战纪》，才开始对世界史略有所知。史学家顾颉刚也说， 他6岁时（1898年）恣意翻阅《万国史记》、《泰西新史揽要》、《万国演义》等书，才算懂得了一点世界史。像《泰西新史揽要》这样的翻译著作，为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起了促进作用。
实际上，传教士在中国的知识传播活动，目的是为了“布道”，具有很强的文化侵略性，所传播的知识也并不是最先进的。《泰西新史揽要》就不是一部优秀史书，有人甚至说它是“第三流的历史著作中最叫人恶心的渣滓”，是“一部观点狭隘、受着文化局限而又沉闷的三流作品”。但就是这样一部书，先后印刷竟达一百万部，上至皇帝，下至普通学子，几乎人手一编，风走全国。这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急于了解外部世界，还不能认真选择鉴别的情形，也说明，传教士客观上对中国社会也起过一些好的作用。
促成中国史学接受西方思潮影响从而步入近代化的另一股直接力量，是翻译家。1895年，严复译述了英国科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唤起国人救亡图存。这本书的基本精神与当时政治改革家康有为所宣扬的“公羊三世”学说一致，不仅对史学研究，而且对当时的整个思想界都影响极大。戊戌政变后，严复又翻译了《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穆勒名学》、《法意》、《名学浅说》、《社会通诠》等书，比较有系统地介绍和传播了西方文化。章太炎、梁启超、马君武、王国维、林纾、曾鲲化等人也都热衷于西方文化的译述、介绍和传播。当时仅日本学者浮田和民《史学原论》一书的中译本，就达6种之多。1903年， 上海镜今书局将史学著译编为文集出版，书名就叫《中国新史学》，并提出：“非史学革新，则旧习终不能除。”受译著影响，进化论、社会学等成为当时最广泛的社会思潮，史学界人人争诵，风走一时。
五四运动后，人们对进化论的热情减弱了，但西方思潮对史学的影响却得到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以及实验主义、实证主义、先验论等等，都对民国时期史学发生过程度不等的影响。例如，朱谦之《历史哲学》一书（1926年），就受到新生机主义者杜里舒、柏格森、麦独孤、鲍尔文以及孔德、克鲁泡特金等人影响。1930年翻译出版的法国史学家施亨利著《历史之科学与哲学》，则介绍了18世纪法国的历史哲学、德国哲学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实证派孔德哲学、古尔诺的历史批评理论、历史比较方法，等等。可以这样说，近代史学的每个流派，都有其接受国外思潮影响的学术背景。
中国近代史学的第三个特点，是大师辈出，流派纷杂，充满交锋。
与源远流长的古代史学相比，近代史学的时间只有一百年，实在“短暂”得很。但是，尽管时间短暂，学者和流派及其交锋的复杂性，却较古代史学有过之而无不及。辛亥革命以前，主要是封建旧史学与资产阶级新史学以及资产阶级改良派史学和革命派史学的交锋，其中又夹杂着经学史上所谓“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的交锋。旧史学的代表有朱一新、曾廉、王先谦、叶德辉等人，新史学的代表则是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夏曾佑等人。改良派史学的代表是经今文学派大师康有为，革命派史学的代表是经古文学派大师章太炎、刘师培。古文学派是经学中的史学派，今文学派是经学中的政治派。
著名学者钱玄同在谈到中国近代学术发展源流的时候曾说，近代是学术思想的革新时代，其中尤其以史学领域的新运动进步最迅速，贡献最多，对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影响也最大。而在辛亥革命前后，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有12位，即康有为、宋恕、谭嗣同、梁启超、严复、夏曾佑、章太炎、孙诒让、蔡元培、刘师培、王国维、崔适。他们之间虽然有许多不同，但都一身多任，既“怀抱经世之志愿”，又“从事于政治之活动”，发抒心得，波澜壮阔，创获极多，对近代学术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章太炎，著名学者周予同认为是新史学最近处的源头，梁启超、夏曾佑、崔适，则是直接受经今文学启示而使中国史学开始转变的三位大师。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各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史学的交锋，成为史学发展的主戏，其中又有各个史学流派内部的争论和交锋，颇为热闹。从史观上看，有唯物史观、民生史观、生机主义史观、文化形态史观、人文史观，实验主义、科学主义、社会有机体论，等等；从派别上看，有史观派、史料派、考证派（遗物考证派）、传统派（记诵派）、革新派（宣传派）、科学派（考订派）、信古派、泥古派、疑古派（记载考证派）、释古派，等等。其中史观派，有学者又将其分为“儒教史观派”（经典派）、“超儒教史观派”（超经典派），等等。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史学越来越强大，最终成为史学的主干。
五四运动后最著名的史学家，有“马列五老”，即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有“史林二陈”，即陈寅恪、陈垣；有考信大师王国维，方法论者胡适，疑古主将顾颉刚，通史圣手吕思勉，考古先锋李济，还有古史专家钱穆，宗教史家汤用彤，文化史家柳诒徵，学科带头人傅斯年，等等。他们既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又是中国史学的通才，甚至在史学之外的一些领域也造诣非凡，所以在中国近代史和学术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近代史学的第四个特点，是发现了新史料，产生了现代考古学。
1925年7月， 王国维在清华大学给学生们演讲时曾经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他所说的“新发现”，主要包括五项内容：殷墟甲骨文，敦煌塞上及新疆各地的简牍，敦煌千佛洞的六朝唐人所写卷轴，内阁大库明清档案和藏书，各地发现的古代外族遗文。由于这些新发现，使得近代成为“新史料之发现的时代”，为历史研究开辟了新天地。特别是在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发现的甲骨文，最早被人们当做药材出售，而后迅速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出现了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郭鼎堂（沫若）、董彦堂（作宾）等著名大师。敦煌写经和佛画研究，发展成敦煌学。新疆汉晋简牍的研究，发展成简牍学。同时，现代考古学也在田野挖掘实践中产生出来，出现了李济、裴文中、夏鼐等著名考古学家。
从上面的简单介绍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史学以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为分界线，走过了两个特色鲜明的历史时期。五四运动以前，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5年甲午海战，是中国史学从封建旧史学中脱胎出来，开始睁眼看世界的时期。甲午以后，经过戊戌变法，到1902年梁启超发表著名论著《新史学》，是资产阶级新史学正式产生的时期。从1902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中间经过了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新史学继续发展并开始分化的时期。五四运动以后，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在20年代诞生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实验主义史学为代表的新型资产阶级史学取代晚清时期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疑古思潮盛极一时。到30年代，发生了热烈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到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实质性的发展。4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更加壮大，成为史学发展的主流。总之，走出封建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近代史学的基本线索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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