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镇居民低消费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城镇居民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消费对经济具有拉动作用。而近年来我国消费需求增长相对缓慢，居民消费呈下降趋势，消费低迷成为近年来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本文从定量角度采用平行数据(panel data)作为样本数据进行分析，首先对全国城镇居民在1993-2004年的人均收入消费数据进行建模，分析了我国的整体情况，然后选取全国除重庆和西藏外的29个省市（市指直辖市）城镇居民在1993-2004年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与当年消费支出作为样本数据，并把这些数据消除价格因素后进行分析，得出各省市居民的消费行为存在较大差异的结论：收入高的省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偏低；有些收入低的省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偏高；而有些省份居民收入低且边际消费倾向也低。最后得出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确实一直低迷，消费需求明显不足的结论。
一、模型设定与确定
（一）模型设定
本文根据Keynesian的绝对收入理论假设，对全国城镇居民 1993-2004年的收入消费数据建立如下消费函数模型：
附图
α为自发性消费（一般为常数），指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为满足生存需要必须支出的消费，β为边际消费倾向，
为随机误差项，α＞0，0＜β＜1。
采用全国城镇居民1993- 2004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作为样本数据，用eviews软件对模型进行估计，得到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总体情况：
(5.665)(78.554)
=0.998,D.W.=1.462，变量数 k=1，样本容量n=12,t分布临界值 
(10)=1.81,D.W.序列无关范围 1.36＜D.W.＜2.64，可见方程具有相当好的统计性质，拟合优度很高。这说明绝对收入理论可以从整体上描述我国29个省市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根据Keynesian的绝对收入理论，消费水平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可支配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两个因素。从上面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总体上我国城镇居民自发性消费偏低，而边际消费倾向不高，这与我国当前的低消费现象是一致的。
（二）平行数据模型设定
考虑到各个省市居民的消费行为可能存在差异，所以以平行数据作为样本数据进行建模。平行数据模型既可以分析个体之间的差异，又可以描述个体的动态变化特征。因此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单方程平行数据模型的一般形式为：
附图
其中i=1,2,…,29 t=1993,…,2004 
是各省市城镇居民的自发性消费；
是各省市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
为随机误差项，是模型中被忽略的随横截面和时间变化的因素的影响，并假设其均值为零，方差为
不相关。
该模型共有三种常用形式，分别为：
(1)
，此种情况表示各省市城镇居民的自发性消费和边际消费倾向都相同。
(2)
，此种情况表示各省市城镇居民的自发性消费因地区而不同，但边际消费倾向相同。
(3)
，此情况表示城镇居民的自发性消费和边际消费倾向随省市的不同而各异。将上述三种情况转换为三种具体模型，分别为：
附图
可以通过F检验来确定模型为以上何种具体形式，其检验流程图如图1：
附图
图1 F检验流程图
附图
（三）模型的确定
根据上述检验方法，把348组样本数据进行分析，计算得到：
附图
由于
＞临界值，所以拒绝 
，即认为我国各省市城镇居民的自发性消费和边际消费倾向在5%或1%的显著性水平是不合理的；由于
＞临界值，所以拒绝
。因此模型采取第一种形式，为一变截距变系数的混合模型。其具体形式为：
附图
即认为我国各省市城镇居民的自发性消费和边际消费倾向随省市不同而各异。
二、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实证检验
对我国29个省市城镇居民 1993-2004年的收入和消费作为样本数据建立的平行数据模型，采用eviews软件对模型进行估计，各地区估计结果表示如表1：
表1 全国29个省市城镇居民收入消费模型参数估计值
附图
资料来源：1994-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
（二）结果分析
通过平行数据模型分析，可以从表格上很清楚地看到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差异，也可以很方便地比较任何两个或多个地区。根据Keynesian的绝对收入理论：边际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减小，结合表1和中国统计年鉴有关各个省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数据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对于收入高的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这几个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04年上万元的城市，边际消费倾向低于或接近我国总体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0.73（开始分析的结果）；而对于收入处于中低层的辽宁、吉林、湖北、湖南、四川、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这些省份，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我国总体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这与Keynesian的绝对收入理论假设相符。因此要提高这些收入低、边际消费倾向高的省份的消费支出，应该把重点放在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上。
(2)对于其余省份如河北、山西、黑龙江等这些收入水平处于中低层的省份，可以看出边际消费倾向也低于我国总体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因此要提高这些收入低、边际消费倾向也低的省份的消费支出，不但要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而且还应该在如何拓宽消费领域、改善消费环境、培育消费热点、推广消费方式上下功夫。总之，高收入省市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一些低收入省份的边际倾向高以及其余低收入省份的边际消费倾向也低的格局导致了近年来我国社会消费倾向偏低，消费一直低迷的局面。因此政府应该根据各个省市的不同情况制定相应的政策。
三、低消费的原因分析与政策建议
（一）低消费的原因分析
通过以上数据可看出这些年我国29个省市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确实不高，消费一直低迷，而导致我国居民消费过低的原因大致是：
1.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拉大。当然由于我国地域差异非常明显，一定限度内的收入差距既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它既体现了收入分配的效率，也有利于形成梯度化的消费需求，有利于产业结构的有序发展和市场的有效实现。但问题是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经过大，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的警戒线，达到0.5，这个数字高于许多发达国家。从收入较高的北京、上海和浙江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来看，1993年分别为：3546.78元、4297.33元和 3625.99元，而到2004年分别增加到15637.84元、16682.82元和14546.38元，增加量达到10000元以上。而收入少的陕西、河南和黑龙江，1993年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101.69元，1962.75元和1959.61元，到2004年分别增加到7492.47元7704.90元和7470.71元，增加量才5000多元。从消费者行为的角度分析，人们往往注重收入和社会财富的平等，强调结果的均等，而这种收入差距的过分拉大破坏了社会公平，从而挫伤了人们消费的积极性，引起居民消费行为分化，使消费结构出现断层。
2.我国城镇低收入者过多。从这些年各省市城镇居民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看，截止2004年、除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广东等几个大城市外，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城镇居民是低收入者，收入基本在7000元到8200元之间，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因而收入是影响消费者决策的最根本因素。在收入水平较高的时期，人们的消费欲望强烈，消费支出增长较快。相反，收入水平下降，预期收入不高，人们的消费欲望和消费积极性也就大大减少，消费支出也必然减少。这种低收入者过多，以至于极少数人掌握了大部分的国民财富的现状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下降，使整个社会的消费需求不足。
3.居民“重收入，轻消费”的行为倾向也导致消费不足的结果。从经济学角度看：消费＝收入－储蓄。在我国，改革开放后我国居民的收入有很大提高，如果储蓄不变，那么收入增加多少，消费就会以同样的速度增加，这时的边际消费倾向是100%。但问题是我国居民的储蓄不是不变，而是以更高的速度增加：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年底余额由 1978年的210.6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103618亿元，增加492倍，这样的高速度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储蓄不是现实消费，能否转化成消费尚需一定条件。条件不具备将永远是积累，其结果就可能出现高收入低消费的局面。
（二）政策建议
1.针对收入差距的日益拉大，政府应充分发挥在收入再分配上的功能。财政政策中的税收和支出制度是政府实行收入再分配的一个最直接的工具。(1)近十年的实践证明，居民收入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明显放大，原因是作为国家调节收入分配的税收政策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此调节收入差距应进一步完善现行税制，提高个人所得税在税收中的比例，尽快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防止高收入群体的偷逃漏税现象。当前，我国高收入群体偷逃漏税现象严重。根据国家税务局的统计资料，2001年全国个人所得税收入近966亿元，仅占全国税收总额的6.6%，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30%～ 40%的平均水平，甚至也低于许多低收入国家水平。(2)财政支出政策是比税收政策更有效的调节收入再分配的工具。政府应利用公共资源为贫困人口提供基本的医疗、健康和基础教育等公共服务，对贫困阶层的人力资源进行投资，从长期看，这是减少收入不平等的最有效方法。在财政支出方面应进行以下改革：一是加强财政预算管理，对公共支出进行科学民主的决策，保证财政支出的使用最有效率，即增加教育、医疗、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等部门的支出，减少对国有企业的补贴，防止政府开支的膨胀；二是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保证公共支出和公共服务符合社会公众的需求和意愿，特别是要保证城市贫困人口能够享受到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应当注意的是，政府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应该把握一个“度”，如果政府过多地介入收入再分配，过多地征收累进的所得税，就会挫伤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人们的工作热情将会降低或被引向错误方向。
2.针对我国低收入者过多，政府应继续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我国处在经济调整时期，居民收入的增幅自“九五”以来逐年下降，居民收入的增加速度低于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城镇居民中低收入者的增加，导致消费水平下降。因此，政府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分配制度，逐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使之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使收入分配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占合理比例；另一方面还要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不但要提高中等收入者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而且还要提高中等收入者在总收入者中的比重；同时调节高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取缔非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保证最低收入者的收入得到提高。
3.此外，政府还需要增加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和消费体制改革的透明度，拓宽消费渠道，改善消费环境，完善消费政策，倡导适度消费、合理消费和文明消费，使人们的消费观念、消费结构、消费行为和消费模式有利于环境保护，有利于生态平衡发展。应通过各种渠道增强居民的消费信心，降低居民消费预期，增加即期消费，提高社会平均消费倾向。
正如马克思所说：“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是把需要再生产出来”，“消费的需要决定生产”。凯恩斯也谈到：“消费乃是一切经济活动之唯一目的，唯一现象”。而从以上各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我国各省市城镇居民消费一直低迷，消费需求不足明显存在，而收入分配差距也在不断拉大，低收入群体过多和居民“重收入，轻消费”的行为是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而且表明社会公平程度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 0.4的警戒线达到0.5，因此，政府应根据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建立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增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形成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占少数，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两头小，中间大”格局。此外，政府还应拓宽消费渠道，改善消费环境，完善消费政策，引导居民合理消费，扩大消费需求，提高消费水平，发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