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的文化发展：港澳的启示和汕头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汕头论文,转型期论文,文化发展论文,港澳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探讨了文化发展的一般模式；认为汕头正处于向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迈进和向工业化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必须建构更开放、更具有现代文明气息的文化来支撑，这是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在社会转型期的文化建设中港澳模式的现象化、庸俗化、商业化和放任主义的教训足以为后起的工业化地区文化建设作前车之鉴；汕头必须结合潮汕文化的传统和现状，对文化模式进行重构。
关键词 社会转型 文化发展 文化模式 港澳文化 潮汕文化
Cultural development during the current period of patterntransformation:revelations from Hong Kong and Macao and the alternatives confronting Shantou
Guo Jianming
(Liberal Arts College,Shantou University,515063)
Abstract Based on a survey of the general pattern for cultural development,this paper is of opinion that as Shantou is now at the crucial moment on its way to become a modernized international port city onthe basis of an industrialized society,it is urgent that Shantou be supported by a modern culture with civilized spirit in an opener way soas to guard against the superficial,vulgar,and commercialistic mode under laissez-faire administration prevalent in the cultural patterns ofHong Kong and Macao while accomplishing the arduous task of reconstructing its cultural pattern according to its traditional culture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cultural market at Chaozhou-Shantou district.
Key words pattern transformation in society cultural development cultural pattern culture of Hong Kong and Macao culture of Chaozhou-Shantou district
未来20年，汕头将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过渡，这一重大的社会形态变迁，将给汕头文化的发展带来深刻影响。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中探索出适应向新社会形态过渡的文化模式已迫在眉睫。
一 文化发展的一般理论模式
（一） 文化定位：“大”、“小”文化，“工具”、“格”文化。
将文化放在怎样的高度来建设和发展是思考文化战略的首要问题。依据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来界定文化，有“大”、“小”文化之分；而视文化的功能和作用来定位文化，则有“工具”的文化和独立“格”的文化之别。
所谓“大”文化，指以观念形态为核心、以社会生存方式、制度类型和思想体系为内容的人类精神活动的全部成果。这是一种有内在意义、有外显形式的文化定位模式。大凡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一大类型的社会都是以此格调来发展文化的。而所谓“小”文化，是指抛开价值取向这些深层的内涵而漂浮于上的文化现象。例如把“文化”一词等同于“书本”、“影视”、“剧院”、“曲艺”、“遗迹”等等。仅从数量、现象上认识到文化的存在，以为出了多少本书、拍了多少部影视、搞了几个艺术节就算是发展了文化。这实际上是把文化载体误以为文化主体敷衍的定位模式。
借文化为社会服务之名，行文化为社会包装之实，此谓“工具”文化论。诸如文化为某种道德说教的承传体，文化为资本输出的敲门砖，文化为军事扩张的烟幕弹，文化为政治斗争的麻醉品等等。不管何方有需，均可将文化随手拈来一用，甚至连红白喜事也要用文化的形式来揭幕，来收场。名目繁多的文化搭台，看似文化无处不有，无时不在，实则在眼花缭乱的舞台上，文化的韵味丧失殆尽。而将文化从各种社会现象中独立出来，同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和军事等并称，承认文化拥有的个性、内在的规律和文化本体的存在，这就把文化建设放在独立人格的高度来定位了。这种定位对文化发展走上科学、健康的轨道显然是有益的。但是，倘若因强调文化的“格”和“本体”而忽视与社会其它现象的协同，就会使文化成为无源之水，没有活力。
（二） 文化目标：“民族魂”、“社会序”、“文化现象”。
世界各国的文化建设宗旨，无外乎有以下三个层次：
其一，树立“民族之魂”。通过各种文化艺术挖掘、整理、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使之成为该民族广为人知、广为人承、广为人颂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这是一种以建构终极性的价值信仰和民族存亡的精神支柱为内核的文化发展目标模式。
其二，建立“社会之序”。通过各种文化艺术形式提高人的文化水平，增长人的见识，陶冶人的情操，培育人的文化素养，使大多数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能簇拥在一种时代的、健康的、科学的和高效的社会规范麾下，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这是一种以造就文明、理性人和社会人为内核的文化发展目标模式。
其三，繁荣“文化现象”。倡导文化向各行各业、各个层面渗透，营造文化氛围、扩大文化的影响和吸力、积累文化基金以获得文化本身的生存和发展。比如通过出书、办报、搞艺术节、发展影视、戏曲、举办演唱会等各种形式吸引社会的广泛关注，通过国家投资、社会赞助和个人捐资多种渠道抢救文化遗产、扶持传统艺术、发现现代文化形式，真正形成文化处处有、文化人人谈的“文化现象”。
这三个层次的目标模式，分别侧重于文化的深层内核、现实功用和生存方式，构成了文化建设目标的统一、递进关系。
（三） 文化管理：“粗放扩张”、“集约剔选”。
政府对文化调控和管理模式可以概括为“粗放扩张”和“集约剔选”两大类型。
粗放管理模式的主要特征是：政府放任或不能有效控制文化发展的形式；不倡导主流性的文化精神；追求文化在量和现象上的膨胀；对文化市场规范不力或过于宽泛，致使文化市场的运作无章可循或被文化“大腕”霸市操纵。
集约管理模式的特征是：政府建立有效的文化管理机构和系统的文化市场规范；有清晰的文化发展思路，重点扶持某些文化形式；不追求文化在量上的膨胀，而重视提高文化品位，发展精品工程；对不良文化现象实行管制政策。
（四） 文化向度：“大众文化”、“高雅文化”。
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和社会的不同阶层间，对文化形式和文化品位的选择是有差异的。文化受众的层次决定着文化建设应有不同的向度。其中“大众”的向度和“高雅”的向度最具代表意义。
“大众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即时性，反映时代风貌和潮流；广泛性，文化内容通过各种传媒广为传播；群众性，文化内容和形式为社会中大多数人所喜闻乐见；参与性，文化的艺术要求和物质条件并不苛刻，文化受众有参与其间的可能。因而，大众文化拥有普遍的社会功能。而“高雅文化”则需要更专业化的艺术水平和鉴赏能力，对文化形式的传播也有时空等物质条件的刻意要求；文化内容具有更浓厚的经典性和延伸性；文化表现手法上有更多形式上的苛求等等。这些特性极大地限制了“高雅文化”的受众范围，其社会功能也将局限于艺术领域或社会中上层。
但是，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并不是对立物。大众文化的发展是建设高雅文化的基础，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民众文化涵养的提高，高雅文化也将为大众所接受而逐渐大众化。因此，政府应采取以大众的文化建设为重、视社会的发展程度和民众的文化水平逐步加强高雅文化建设的政策。
在社会转型期，要准确把握社会状况选择恰当的文化发展模式并非易事。世界各地因文化发展模式选择不当而使文化发展受挫的事例屡见不鲜。下面以港澳转型期的文化建设为例略作分析。
二 社会转型期港澳文化建设的警示
港澳先后于六七十年代由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化社会。此前，港澳的农业社会形态曾历经百余年西洋工业文明的冲撞和洗礼，应该说港澳社会的转型是准备充分、条件成熟的。但就文化的转型发展而论，由于英、葡当局采用放任主义的文化政策，而不作引导性的调控、致使港澳文化离序、畸形发展。
（一） 转型期港澳文化发展模式及其特征。
其一，文化定位上的愚民主义。在将文化定位于怎样的高度来建设的问题上，港澳当局是以低调的方式来处理的。即将文化定位为精神慰安品来发展。[②]“文化”一词在香港几乎成为“文康”、“娱乐”之意，香港制定文化政策的机构也冠为“文康科”，香港出版的年鉴性资料多以“娱乐和艺术”替代文化栏目[③]，文化成为香港社会最大的牺牲品[④]。
其二，文化管理上的放任主义。首先，香港缺乏有效的文化管理机制。香港文化管理职能被授予拥用繁杂事务性职能的市政局和区域市政局，由于角色冲突，市政当局对文化的管理只能维持到拨款建设设施、组织大型艺术节的程度，其它问题只能设任其发展。其次，港澳当局对文化内容和表现形式不加干预，不倡导健康、向上的文化精品，也不抑制低级、庸俗的文化糟粕，只要能起到休闲、娱乐的作用，都可盛行于市。再次，文化市场管理失控、秩序混乱。港澳文化市场从创作、演艺、放送、传播、评品各个环节多为大腕、帮派所操控，“码头”意识强，出入文化圈并非易事。当局对此既无系统立法，又乏实际控制手段。
其三，文化传播上的商业主义。工业文明给港澳带来了经济跃进，也带来了利润刺激和金钱的诱惑。由于当局未予以引导，功利主义成为社会各行业的主导行为方式。文化产业也不例外。一方面文化发展商是以营利为目的来经营文化的；另一方面政府对文化的投资有限或为某几个机构所垄断，绝大多数文化团体得不到政府资助，只能走“以文化养文化”的道路[⑤]。因此，文化运作的各个环节都为浓烈的商业味所笼罩。在逐利中，文化获得了表面上的繁荣，实则沦为“孔方兄”的奴隶，难以充当树立价值观、为社会建范的角色[⑥]。
其四，文化建设上“重高雅、轻大众”。前面所提及的文化放任主义政策主要是针对大众文化而言的。政府对大众文化在资金上不予资助，在品位上不倡导，使绝大部分中下层大众只能在两大商业电视台、港产片和流行歌曲中消闲，而对上层人士所触及的高雅文化则不惜重金，大力贩销西方的文化艺术和风格。香港每年1.5亿元文化投资全部用于高雅文化建设上，从70年代至今建立了多间高雅文化的演艺团体、场所和培训机构。如歌剧院、话剧团、芭蕾舞团、管弦乐团、中英剧团、音乐学院、演艺学院等。同时，举办了多种形式的高档次艺术节、文化节、电影节[⑦]。而能享受到其中乐趣的只有极少部分中、上层人士，他们得到了政府大量的文化津贴。史文鸿先生称之为“免费大餐”政策，即制造文化上的“贫者越贫、富者越富”[⑧]现象。
（二） 港澳社会转型期文化建设的几点警示。
其一，社会转型期的文化建设更需政府干预和调控。社会转型期往往各种观念、各种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文化形式并存，这给民众的价值定位、行为选择增加了难度，如果没有政府的正确引导，难免不被假象所迷惑而误入歧途。由于当局采用放任主义的文化政策，不倡导明确的价值观和社会秩序，使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文化得以盛行。这不仅亵渎了文化的实质，又造成了社会的严重脱序[⑨]。
其二，转型期的文化建设必须以“社会序”为目标。社会转型期的重要特点是破旧立新、新旧并存。而要顺利实现向新社会形态转变，就要使新的秩序真正立起来，成为调节社会关系的主导。这也应是转型期文化建设义不容辞的责任。港澳转型期的文化产业曲解文化的本质及生存的价值，使之成为营利之工具，而没有在这场观念大变革、行为方式大冲突、社会秩序大混乱中充当正面的导向角色，这是构成港澳工业化中社会及其以后之社会精神颓废、秩序混乱的一大因素。例如，1990年度港澳罪案率分别高达1.52%和1.22%[⑩]，尤其是青少年罪案率高，“对整体社会的利益与道德的考虑”很少[(11)]。
其三，转型期的文化建设应以“大众文化”为重，同时，文化在迎合新的经济方式中也要有度的把握。新社会形态来临时容易给人以假象，似乎经济发展了，人们的文化涵养就一定会有一个跃进。其实是一种误解，尤其是处于过渡时期，绝大多数人为适应新的社会运作方式可能更为忙碌，他们仍将把文化作为松弛物来接受，而没有更多的时间和财力去供奉“奢侈”文化。因此，更多地投入于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建设，抓精品、树典型仍将是这一时期文化建设的方向。转型期港澳文化建设背离这一方向，使文化“左右不是人”，“浪费了大笔纳税人的金钱”[(12)]。而且，文化产业仿效经济产业的发展方式，过多地“搭台”，也限制了港澳文化的发展。
凡此种种，皆可为后发的工业化地区文化建设之鉴。
三 社会转型期汕头文化模式新构
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汕头要建成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完成向工业化社会的过渡，需要建构更开放、更现代的文化来支撑，任务艰巨又紧迫。在新文化的建设中，除了防止文化的现象化、庸俗化、商业化和放任主义倾向外，还需根据汕头文化的传统和现状，作出特别的思考。
（一） 正视汕头文化的传统和现状。
潮汕人在“省尾国角”能创造出如今之文明，与潮汕的文化优势是密不可分的。仅就文化心态而言，按杜松年先生的话说有四大优点：“家乡观念强，有凝聚力”；“精明能干，善于经商”、“刻苦耐劳，勇于开拓”；“注重人际关系，热诚待人”[(13)]。文化的承载形式也较为丰富独特，如潮汕方言、潮剧、潮乐、潮汕习俗及饮食文化等，这些都是建构现代潮汕文化的宝贵财富。但从另一方面讲，这些东西又主要是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积成的。汕头开埠不过135年，建市仅有75年，现今的汕头市民多为传统农民的第二代或第三代，他们接受现代文明的时间不长。因而，在向现代工业化社会的转型中，汕头传统文化日显其劣根性：“一是封建迷信思想浓厚；二是小农经济小生产者小市民意识严重”[(14)]；三是文化的共融性差、排外性强；四是随意性强、规范意识差；五是精明有余、胆魄不足。在现代社会运作方式的冲击下，潮汕人显得“眼光短浅，精过了头，容易自满，喜赶潮流，妒贤忌能，同行相欺，重商轻工，信奉鬼神……等等”[(15)]。这些或观念或心态或行为方式上的缺憾，都是同工业化社会的要求格格不入的。汕头设立特区15年来，主要忙于经济上的赶超，亦由于交通闭塞，汕头社会和文化很少同域外社会和文化进行交流，汕头人对这些缺陷仍未加以充分的认识，没有文化危机感。正视这一点，是我们建设新潮汕文化的现实基础。
（二） 对现代潮汕文化建设的思考。
其一，从“大文化”的高度，建构文化发展模式。相对于潮汕文化的传统和现状而言，“大文化”的提出有以下几层意义：1.作为次文化，潮汕文化理应成为中华文化精髓的传承体，而不能充当统一体中的屏障；作为新兴特区文化和沿海开放城市文化的有机部分，潮汕文化尚需有更多的协同性。2.潮汕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是潮汕人观念、心态、行为方式和艺术形式的统一。每个汕头人、团体和机构都是塑造新潮汕文化的主体。必须树立“全民办文化、文化为全民”意识，而不是某个或几个机构、艺术团体就能搞好汕头的文化事业。3.不要就文化论文化，要认识到文化建设在塑造人的灵魂、建立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中的重要功能。潮汕文化的深刻内涵连结着海外众多有成就的潮汕人，丰富和发展潮汕文化事业，对于扩大汕头的招商引资和对外交流有着特殊的意义。因此，我们建议成立汕头文化发展统筹性机构，综合行使文化、教育、广播影视、旅游及各窗口行业的文化职能；统一官方、民间、个人发展文化事业的步调；筹集文化基金。使汕头文化的建设奠定在坚定的思想认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和雄厚的物质基础上。
其二，以现代城市文明为标准，革新人文心态和陋习，确立社会新秩序。在工业化经济方式下，人的自由发展有了更广阔的空间和可能，人的独立人格有了展示无遗的机会，小农社会中的积习不加以及时纠正，就会像脱缰的野马难以拘束，从而加剧社会的脱序和失控。汕头目前已有深受其害的例证。一方面，引进了工业化社会的经济运作方式；另一方面，社会及经济活动的操作者却是缺乏现代社会涵养的小农。可谓“小脚女人穿大鞋——总不对劲”。汕头历年的罪案率在攀升、公共市政设施盗偷毁损严重、野蛮驾驶、市面脏乱差、黄赌毒屡禁难止。凡此种种，都与市民的文化涵养欠缺紧密相关。因此，如何以现代城市文明为标准，对汕头市民从思维——行为方式进行洗心革面式的除旧换新，是社会转型期汕头文化建设的首选目标和紧迫课题。目前，不少城市推出“市民资格”工程，将文化建设同社会的建范立序紧密结合起来，极大地促进了市民文化素养的提高和城市的文明进步。在这方面，新兴移民城市较历史文化城市有优势。汕头更应有造就现代市民的紧迫感。
其三，以更开放的气魄，扩大文化交流，增强潮汕文化的共融性。新社会形态的来临、港澳的回归、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战略的实现必将把汕头推向更开放的前沿。汕头作为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出海口、港澳及海外连结内地的主要商埠地位将日益突出。面对五湖四海的商人、游客、学生和援汕的各界人士，我们不能提倡讲必潮汕方言、喝必功夫茶、听必潮乐、观必潮剧，有意识地将汕头的主、客隔离开来。这些东西作为潮汕传统文化的主要传承形式，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确有弘扬之必要。但在更开放的社会里发展汕头的文化事业并不能同发展潮汕文化划等号，更不能只注重潮汕文化中那些传统的东西。其实，在社会大串联的今天，过分强调思维——行为方式的地方特色，无异于自弃共享社会进步果实的权利。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切实从推广普通话、告别陋习、订立市民公约、学习现代文化科技知识、有选择地介绍外来优秀文化、加大对外宣传的力度做起，破除文化交融的障碍，使汕头现代文化在频繁的文化交融中获得观念、内容和形式各方面更深更广的超越。以支撑起汕头社会更快地跃进。
注释：
① [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载《外交》杂志，转引自《新华文摘》1995年4期，第157页。
② ④ ⑤ ⑧ (12) 参见史文鸿《史文鸿的社会文化批判》第8、2、4、5页，次文化堂出版社，1993年7月香港出版。
③ ⑦ 参见香港政府编《香港》，香港政府印务局印行历年版。
⑥ ⑨ ⑩ 参见余振编《澳门：超越九九》第237、243页，广角镜出版社有限公司，1993年6月出版。
(11) 陈欣欣著《澳门发展现况》第52页，广角镜出版社有限公司，1993年9月出版。
(13) (14) (15) 杜松年《潮人文化心态》，载《潮人》199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