弛禁放荒与东北地区资本主义的产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北地区论文,资本主义论文,禁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弛禁放荒与封建土地制度的破坏
封禁东北是清王朝的基本国策之一。其主要内容就是把东北绝大部分未垦地定为官荒，划作禁山、牧场、围场等，严禁人民移居垦植。同时，清政府还把大量已垦地圈为官庄、旗地，禁止“旗民交产”。在封禁政策下，东北土地几乎全部为清朝封建政府和贵族垄断，形成了僵化的封建土地国有制。野蛮的封禁导致严重的封闭，不仅造成社会经济的停滞落后，而且使资本主义因素很难萌发和生长。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内外交困，沙俄乘机鲸吞我国东北地区领土100 余万平方公里。面对如此严重的边疆危机，清政府被迫放松封禁政策，逐渐对东北实行了土地开放政策。
在奉天省，1863年开放了大凌河东岸牧场和盛京东边封禁山场两处禁地。1879年，清政府又开放了海龙城鲜围场（今海龙、辉南一带），丈放荒、熟地各102万亩。（注：《东华续录》，光绪朝，卷27。 ）在吉林省，1861年开始丈放省西围场（今伊通、双阳一带）。同年，还丈放了蜚克图站以东围场（今阿城一带）。1881年清政府在珲春设立招垦总局，开始丈放南荒围场（今延边地区）。在黑龙江省，1860年，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四次奏请招民垦荒， 清政府批准呼兰地区局部开放， 到1879年共丈放荒地119万余垧。
清政府解除封禁、开放官荒后，大量流民进入东北，不仅促进了当地的土地开发和经济发展，也使原有的封建经济关系逐渐发生变化，官庄旗地向民地转化的趋势日益发展。
首先，官庄被庄头、佃户隐占的现象日益增多。例如，盛京三陵户部官庄27万余亩庄田，多被“隐匿侵占，弊端百出”（注：《满洲旧惯调查报告》，皇产、附录。）。盛京内务府所属的锦州官庄亦被长期隐没，“各庄头据为己产，强借、勒押、私典、盗卖，种种弊端靡所不至”（注：《政治官报》，740号。）。庄头“俨有地主之资格， 私兑盗典，比比皆然”（注：《奉天财政沿革利弊说明书》，第1册。）。 官庄佃户也多“私相典售，视官地为己有”（注：宣统二年三月二十二日《东三省日报》。）。吉林官庄“其丁壮则死绝逃亡，其地亩则辗转售卖”（注：吉林度支司档案，卷1983号。）。呼兰各官庄也因“咸丰以后，直隶、山东游民日以众多……收为赁佃，浸假而私售以地，岁课其租。该管官若有伺察，略予规制，亦遂不加诘禁”（注：《黑龙江述略》，卷4。）。总之，东北三省的官庄无不通过各种方式向民地转化， 有许多庄头由“二地主”变成正牌地主，一些佃户、壮丁也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或所有权。
其次，旗民交产现象日益普遍，大量一般旗地变成民产。据载：“奉省八旗官兵随缺、伍田、马丁、园庄等地，坐落各城，为数非少……此项地亩向为旗产，均系招佃承种，历年既久，盗典隐占，积弊甚深。”（注：《锡良遗稿》，奏稿，卷7。）吉林省旗地也是“辗转兑卖， 司册空存其名，地已无从着落”（注：吉林行省档案，1（6—1）—281。）。咸丰以来，呼兰地区的旗地多被“卖与汉人，因此严办者不止一再。迨汉族农民继续来此，满人遂尽售其所有之土地矣”（注：汤尔和泽：《黑龙江》，第183页。）。 特别是“自咸丰二年暨同治二年直隶旗地两次奏明开禁，凡民置旗产概令纳税升科，于是东三省旗户亦从而效尤，私自交产，大半变为民产”（注：吉林行省档案，1（6—1）—276。）。
官荒的弛禁和民垦、官庄旗地的盗典和破坏，反映了东北官地向民地转化的历史趋势，封建国家、八旗贵族以及八旗官兵的土地占有制日趋破坏，而非身份性的私人地主和自耕农经济却日益发展，从而使东北地区旧有的封建生产关系逐渐瓦解。尽管这种变化依然是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但对资本主义的萌芽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就为东北地区的资本主义产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营口开港与封建自然经济的瓦解
辽东农业在清代前期就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乾嘉年间，曾有大量余粮运往关内。但当时辽东是清朝“陪都”盛京的所在地，王公大臣聚集之处，农产品主要用于供奉王公贵族、八旗驻兵及官府衙门，剩余部分十分有限。清政府为了保障盛京地区粮食供给，对“奉天、直隶海船往来，贩运米豆杂粮，向有例禁”（注：《清朝文献通考》，卷33。），限制了农产商品化的发展，致使辽东农业长期处于封建自然经济状态。至于东北北部地区，因遭受长期封禁，经济发展更加落后。
1861年牛庄（营口）开港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开始向东北渗透。1863年清政府被迫开放“豆禁”，下令“各海口豆石开禁，准令外国商船运售”（注：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7页。）。“豆禁”开放后，大量外轮进入营口。1862年，营口外轮仅有86艘，1865年猛增至274艘，其中约有90 %的外轮出租给中国商人进行粮豆转口贸易。（注：Trade Reports 1865年，牛庄，13～14页。）外商参与东北粮豆运输和贸易后，营口大豆、豆饼、豆油的输出量逐年增加，1864年为1665300担，1867年增为2162300担。1869年，清政府又解除了将大豆运往外国的禁令，从此东北大豆不仅运销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而且开始向日本、香港、南洋等地输出，东北的粮豆市场进一步扩大，输出量也日益增加。1875 年， 营口大豆的输出量为2759240担，1891年已达7314408担。从1872～1881年，营口输出的大豆价值14782597海关两，豆饼7941698海关两，豆油 522877 海关两； 从1882～1891年，营口输出的大豆价值23759566海关两，豆饼15259166海关两，豆油675674海关两。（注：《满洲大豆及其加工品》，131～135页。）大豆成为营口乃至全东北独执牛耳的输出贸易品。
弛禁放荒后，随着土地开发及农业发展，东北北部的农产品也趋于商品化。呼兰是黑龙江省农业开发较早的地区，光绪初年，已发展成著名的商品粮产地。当时呼兰所产粮谷，除“各城官运而外，至江冰大合，则载粮之车，日夜不绝，号买卖大宗。其运赴吉林省各属，亦略相等”（注：《黑龙江述略》，卷6。）。 呼兰不再仅仅是黑龙江省官粮的供应地，已成为面向俄国远东及中国其他省份广阔市场的商品粮产地和输出地。
在粮豆商品化同时，东北地区经济作物的种植也有所发展。据1894年的记载：棉花种植主要分布于锦州、海城、辽阳、盖平、熊岳、开原、铁岭等州县。麻类种植也日趋扩大，复州、金州有专以麻纤维织造网绳的手工工场。蓝靛号称东北“第一农产”，因其“收量少而价值贵”，便于运销，东北各地农家广为种植，尤以奉天（今沈阳）以北，即开原、铁岭、吉林省一带，种植十分普遍，所产蓝靛多“输出于南方，每至收获之时，车马运载，络绎不绝”。东北的烟草也闻名全国，主要产于东部山区和中部平原，尤以吉林附近的烟草最为著名。此外，海城、盖平、复州、金州等地的柞茧业，吉林省东部的人参种植业，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注：日本参谋本部《满洲地志》，第87页，57～58页，85页，96页，83页。）呼兰“粮食而外，以烟、靛、油、酒、苎麻、干鱼为多，北运各城，南运吉林各属。入冬则车马相接，日夜喧阗”。特别是烟草，“味极重，行于各城，为课税大宗”（注：《黑龙江述略》，卷6。）。
东北的林木生产也出现了商品化的趋势。盛京东部和吉林南部，即鸭绿江流域的森林开始大量采伐，成为木材输出基地，所产木材多由大孤山港输往关内各地。该港木商“冠绝于他之商贾，巨商有二十户，于中国本部贸易每年不下二十万两。自天津及南方来之木商，先至此地木商家，又至于大东沟，检定木材，约以证书，而后输送之”（注：日本参谋本部《满洲地志》，第87页，57～58页，85页，96页，83页。）。1877年，清政府在鸭绿江口的大东沟开设税局，管理伐木事业。1892年，又在安东创立了官民合办的木植公司，资本额20万银元。（注：陶炎：《东北林业发展史》，第188页。）
畜产商品化更为显著，吉林、黑龙江省及内蒙东部地区，每年都有大量畜产输往关内及俄国。黑龙江的菜牛贸易日益兴旺。咸丰以前，牛肉每斤市价不过廿钱。光绪初年，由于俄国人广加收买，用机器碾磨成粉，用作行军口粮，于是每斤牛肉价格涨至六七十钱。吉林畜产输出贸易也很繁盛。1890年，向俄国输出马2万匹，牛、羊、 猪等不下三四万头，而经山海关向北京输送的猪，也不下三四万头。（注：日本参谋本部《满洲地志》，83页。）（注：《白山黑水录》，第97页。）据1894年的记载，吉林省输往北京的猪，每年达10万余头。（注：日本参谋本部《满洲地志》，第96页。）
农畜产品的商品化，加速了东北封建自然经济的瓦解，并为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资金、原料及市场诸方面的有利条件。
三、传统手工业的发展变化
粮豆的商品化直接促进了粮豆加工业的发展。东北传统的粮豆加工业——油房和烧锅，曾以家庭手工作坊的形式广泛存在，生产方式极其简陋，产品主要供当地居民消费。营口开港后，随着东北粮食贸易市场的扩大，农村商品经济的活跃，粮豆加工业日趋繁荣，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经营方式有所变化，由封建性的自给生产逐渐向具有一定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生产过渡。甲午战前，营口较大的油房已发展到20余家，每家都雇佣工人百余名，用牲口百余头，所产豆油、豆饼主要向关内及日本输出，每年销售额不下五六十万两。1892 年， 营口豆饼输出额达2160032海关两，豆油399784海关两。（注：《满洲大豆及其加工品》，131～135页。）
酿酒业也十分兴旺。据1894年日人记载：东北“水酒到处皆有制造铺，人民需用甚多，且在满洲以此商业为最盛。其为此业者，往往致巨万之富”（注：日本参谋本部《满洲地志》，第87页，57～58页，85页，96页，83页。）。咸丰末年以来，吉林、长春两府共有大型烧锅39家，每年向官府纳税钱10.8万吊。此外，五常厅、吉林府新开放地方及珲春等处有官府许可营业的小烧锅25家，每年交课银5200两。1893年，据吉林将军长顺奏报，各地小烧锅“日见增添”，只五常厅就有烧锅23家。（注：《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编》，工业（下），第976～978页。）呼兰一带也盛行酿酒。1873～1874年，呼兰河有烧锅11家，年纳课银3316两；巴彦苏苏有烧锅40家，年纳课银13466两。 （注：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光绪元年十二月十五日。）
缫丝业亦迅速发展。光绪初年，盖平、营口一带的缫丝业渐趋活跃。19世纪70年代以前，这里缫丝业多为家庭作坊，所缫之丝呈深灰色，十分粗糙，每担丝价从未超过55～65两。后来，南方缫丝技术人员曾到此地传授新式技术，丝质逐渐提高。到80 年代， 这里已能缫出每担售价200～300两的好丝了。（注：H·E·M·James:The Long white Mountain，P398～399，1886.）凤凰、宽甸一带的缫丝业也日有起色。在凤凰城，缫丝坊有40家以上，差不多每个较大的村庄都有一二家，宽旬县丝坊更达60家。（注：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98页。）与此同时，缫丝作坊的规模日益扩大，内部分工更加细密。例如，辽东半岛中部一些较大的缫丝工场，一般雇用三四十个工人，使用八角绞卷机，以踏板推动，丝产量及出口量逐年增加。1880年，营口一带桑蚕丝的年产量为140担， 柞丝产量可达四五千担。盖平州附近出现了织茧绸的作坊，年产量约1500担（合7.5万匹）。（注：The Martime Customs Special Series:Silk，P191.）1886年，盖平和岫岩两地柞蚕丝的产量已达1万担。1880年以前， 营口柞蚕丝的输出从未超过一二百担，1880年，输出额增至1030担，到1886年，营口柞蚕丝的年输出量可达五六千担。 （注：The
Martime Customs Special Series:Silk，P191.）
四、近代工矿企业的出现
在传统手工业日益发展开始向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过渡的同时，19世纪80年代，东北又出现了以兴办近代工矿企业为内容的洋务活动。
1881年5月， 钦差大臣吴大澂和吉林将军铭安奏请在吉林设立军火制造厂，6月被清廷批准，每年由户部拨款10万两白银作为工厂经费。翌年3月开始在吉林省城（今吉林市）东局子地方动工兴建， 历时一年半建成。吉林机器局包括机器正厂、西厂、翻砂厂、熟铁厂、木工厂、镪水厂、拉火厂、轧铜处、电气房、库房、画图房、火药局及养正书院等部门，安装了从美、德等国进口的车床、钻床、刨床、汽炉、汽锤、铸铁炉等机器设备88种165台（件）。该企业1883年10月2日开始投入生产，1884年底，已拥有工匠429人，日产火药500斤，哈乞开斯、吆嗜土德、毛瑟等三种枪支子弹各千余颗。同时还可修造一些枪炮，生产2 ～10磅的开花炮弹。1885年，又开始制造葛尔萨格林炮、马米来福枪、开斯毛瑟枪等武器装备。（注：《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编》，工业（上）。）吉林机器局是东北地区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开端，其规模、设备及经营管理手段，当时不仅在东北，而且在全国也处于先进行列。
在矿业方面，1881年，李鸿章、朱其诏在热河承德府平泉州筹办铅铜子沟等处铜矿。1883年，已招商股24万两，大规模采炼铜料，专供天津机器局制造军械之用，1885年后渐衰。1882年，买办李文耀凑集商股，创办热河承德府三山银矿，翌年因赔累废弃。1887年李鸿章派朱其诏重新组织官办的热河土槽子、遍山线银铅矿。同年，李鸿章重派李金镛到漠河组织矿务局，由李金镛劝集商股六七万两，黑龙江将军恭镗筹借库款3万两，李鸿章代借天津商款10万两。（注：《李肃毅伯奏议》， 卷11，第64～65页。）1889年初，正式开采漠河及奇乾河两处金矿。1893年又增开观音山金矿，招雇数千流民充任矿工。从1889～1894年，漠河矿务局的黄金产量达115968两，官府及股东皆获大利，成为李鸿章筹办洋务活动获益最大的企业之一。1889年，候补知县程光第又在吉林东疆珲春天宝山一带筹办银矿，从1890～1891年，共收集商股1万两。 1892年，建立了东西两厂，设有炼砂炉50座，风箱炉42座，拥有职员40余人，矿丁480余名，护勇40名。从1889～1893年，共出矿砂7240648斤，炼出银质687196斤，提矿银161400两。（注：《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编》，工业（上）。）上述各矿与吉林机器局不同，没有一个是纯粹的官办企业，或者是官督商办，或者是官商合办，其资金来源主要是商人集股，官府垫支占一小部分。产品基本上以商品的形式出售，利润除有一部分报效清廷及官府外，其余由员工和股东按比例分配。因此，上述各矿都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
牛庄（后改营口）开港后东北地区资本主义的产生，是以东北封禁松弛、旗地破坏、封建生产关系和自然经济逐渐瓦解，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前提的，而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渗透也起了一定的刺激作用。这个时期资本主义产生的途径，一个是传统家庭手工业向具有某些资本主义特征的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和过渡，另一个则是直接引进外国先进的机器设备和经营管理方式，跳跃式地建成了一批近代新式企业。当然，传统家庭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过渡是个十分缓慢的过程，即使规模已经很大的油房或烧锅，其经营管理方式仍然十分落后，具有浓重的封建性。新创办的洋务企业，也带有很大的封建性和买办性。例如吉林机器局，尽管设备、技术及组织管理比较先进，但它还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只是封建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资金完全由清政府供给，生产设备及技术完全依赖进口，产品不是以商品的形式投入市场，而是直接供给吉、黑两省军队使用，表现为明显的封建性和买办性。就是这些带有某些资本主义性质同时又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的工场手工业或洋务企业，在当时东北地区的经济结构中也只是占一小部分，封建经济仍然占居主导地位。当然，资本主义的产生使封建经济结构产生了某些局部的变化，预示着东北地区封建社会开始解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体系开始形成，东北地区的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