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京、沪、港、渝、汉为核心构建中国经济发展新格局_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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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730(2016)07-0005-11

       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国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具有生产与消费的规模优势和巨大潜力，充分发挥大国优势，可走出内需主导的发展新路。而向内需主导模式转变的关键，在于扭转城市化长期滞后局面，提升人口和产业集聚规模，以我国北东南西中最大都市京沪港渝汉为核心，构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四川盆地、长江中游五大都市带。

       一、建设大都市带是中国向内需主导发展模式转变的战略聚焦点

       在出口导向发展模式下，我国劳动密集型加工业持续扩张，已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和最大出口国。然而中国并不是最大消费国，也不是最大进口国，生产与消费、内需与外需明显失衡。

       (一)中国生产与消费、内需与外需失衡的重要根源在于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

       改革开放后我国出口加工业在外需拉动下向沿海集聚，1978年沿海地区GDP占全国43.5％，到2013年已升至51.2％，而1978年沿海户籍人口占全国33.9％，到2013年仍只有34.1％，仅增加0.2个百分点，较同年沿海GDP占全国比重少17个百分点[1]。尽管有大量农民工从中西部农村向沿海城市流动，并被统计为城市常住人口，却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口城市化，造成数亿徘徊于城乡间的农民工和“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按户籍非农业人口计算的2013年沿海真实城镇化水平仅46.7％，远低于按常住人口计62.8％的名义城镇化率。

       城市化是人口和产业空间持续集聚过程。在中心—外围模型中，制造业劳动力聚集产生的本地市场效应，是吸引产业集聚的最活跃因素。核心区工业化吸引劳动力从外围区迁入，如果生产者在其就业地区花费自己的收入，意味着核心区本地市场扩大，外围区市场规模相应变小，进而增大制造业企业向核心区集聚倾向，启动具有自我强化特征的“市场扩张—产业集聚—市场扩张”循环累积过程。

       如果说传统农业社会是“规模无关紧要的世界”，那么城市和城市密集区就是“规模较大、人口稠密、而且规模至关重要的地区”。与分散生产、分散消费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相比，城市和城市密集区是高效生产的规模经济组织，能把区域内分散的生产要素集中起来扩大生产规模、深化生产分工、降低生产和运输成本，提供多样化商品和服务。城市和城市密集区也是高效消费的规模经济组织，能把分散的消费者集中起来，以较低分摊成本共享城市发达的消费基础设施，大量节省交易成本，用同等收入下消费品种和数量更多的商品和服务。在以服务业为主的后工业化社会，由于服务产品不像制造业产品那样便于运输，特别是高端服务贸易要求供需双方在时空上高度接近，进行效率最高的面对面交易，只有消费者大规模集聚才能盈利，因此人口会进一步向服务业发达的大城市和城市密集区集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海地区只有产业和生产者集聚，没有相应的人口和消费者集聚。农民工不能在其工作的沿海城市像本地居民一样消费自己生产的产品，沿海产业也就失去了扩张“本地市场”和扩大产业集聚的基础。中国的劳动密集出口加工业也会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发展方式难以转变。农村分散化居住模式使得消费基础设施远落后于城市，大量消费需求无法得到充分满足。农民工由于不能融入城市，只有把打工收入带回家乡消费，会加大其有限资源误配和融入城市成本，固化城乡二元结构和“三农困境”。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农民工及其家庭真实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是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地区、产业、供求、进出口等各种经济结构失衡的根本原因。

       (二)世界人口和产业空间集聚的顶级形态是大都市带

       规模经济受市场需求制约，市场规模大的国家更具实现规模经济的潜力。由运输成本决定，国家规模优势主要存在于国内受一定“本地市场半径”约束的“规模至关重要地区”，即本地市场最大、规模优势最显著地区，在有限空间内能容纳最多产业和人口，这就是城市和城市密集区。《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指出，“GDP排名世界前100位的城市，2005年总产出相当于世界的25％”。“在一国内部，这种集聚和城市周边地区一体化形成了大城市地区等密集化经济板块”[2]。一国城市和城市密集区人口、产业集聚规模越大，大国优势也就越显著。

       随着经济增长和城市化水平提高，世界各国城市规模持续增大。从1900年到1980年，世界城市人口增长8倍，50万以下城市人口只增长5倍，而500万以上城市人口增长了20倍[3]。1900年世界上还没有1000万人口超大城市，目前全球已有23个城市人口在1000万以上[4]，日本东京都市圈人口更超过3600万[5]。规模经济是城市扩张不竭动力，“最优城市规模”只是技术进步的函数，城市承载力会随科技发展不断增大。

       大城市扩张不是孤立现象，而是会带动周边地区一体发展，形成“大都市区”(metropolitan area)，也称“大都市圈”。如美国、日本政府统计部门定义的“纽约—北新泽西—长岛大都市区”和“东京—横滨—千叶大都市圈”等，都是包容多个大中小城市的同城化城市密集区。在城市化高级阶段，多个相邻都市区或都市圈扩展后连成一片，构成更大城市密集带——大都市带(Megalopolis)。目前发达国家大部分人口已集中在大都市圈、大都市带。美国已形成10个“大都市带区域”，人口占美国70％以上[6]。包括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大都市圈的太平洋沿岸大都市带人口超过7000万，占日本近2/3[7]。

       大都市带是当代全球人口和产业集聚的顶级形态。目前世界公认的大都市带有5个，即以纽约为核心的美国东北部大都市带和以芝加哥为核心的五大湖大都市带，以伦敦为核心的英国东南部大都市带，以巴黎为核心的欧洲西北部大都市带，以东京为核心的日本太平洋沿岸大都市带。这些大都市带以国际大都市为核心，集聚着数千万城市人口和大规模、多样化产业，是全球政治、经济活动中枢。

       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增长重心从西欧转向北美，再移至日本，相应兴起以伦敦、巴黎、纽约、芝加哥和东京为核心的大都市带。大都市带是大规模生产和消费中心，是规模最大的“本地市场”，美、欧、日跨国公司都是从本国大都市带的“主场”起家，把自身市场潜力开发到极致，先占领国内市场后再走向世界的。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竞争优势体现为大城市和城市密集区竞争优势。美、欧、日大都市带具有超强规模优势和竞争力，是发展与创新强大引擎。拥有世界级大都市带，也就拥有参加国际竞争强大实力，成为大国崛起和大国优势重要标志。

       (三)大都市带建设是中国发挥大国优势向内需主导模式转变的战略聚焦点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国内市场庞大的大国优势正在彰显。立足快速成长的国内大市场，中国能从依赖国际市场的出口导向模式转变为基于大国优势的内需主导模式。而发展模式转换关键是人口城市化，消费者在城市和城市密集区大规模集聚产生的集中消费效应即本地市场效应，是我国向内需主导模式转变的根本动力。推进农民工及其家庭真正融入城市，以产业集聚促进生产者集聚，以生产者集聚促进消费者集聚，在消费者集聚基础上以城市密集区为核心培育本地市场，在培育城市密集区本地市场基础上扩张国内市场，能发挥国内市场规模优势，提升中国竞争力，把传统比较优势转变为大国竞争优势。

       世界城市化经验表明，一国城市化进程也是城市人口集聚度持续提高过程，城市规模由小到大、城市数量由少到多、城市形态由单中心城市向多中心城市密集区发展是普遍规律。在一国城市化率不足50％时，以农村人口向单体城市集聚为主，制造业快速增长，取代农业成为主导产业。城市化率超过50％后，服务业发展为新的支柱产业，人口会向以服务业发达的大城市为极核、由众多大中小城市组成的城市密集区集聚。大都市带是城市化向高级阶段发展后出现的空间形态，美国1920年进入大都市带起步形成阶段，到1950年已处于成熟阶段[8]，同期美国城市化率分别为50.9％和63.6％[9]。2015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为56.1％，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50％，已进入大都市带建设起步阶段，预计到2030年代城市化率达70％后大都市带发展将基本成熟。美、欧、日发达国家有五个大都市带，中国人口规模超过发达国家总和，有条件建设至少五个大都市带，实现比发达国家规模更大的人口和产业集聚。建设中国的世界级大都市带，能以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互为因果的循环累积机制扩张国内大市场，是我国向内需主导发展模式转变，发挥大国优势，实现大国崛起的战略聚焦点。

       二、以京沪港渝汉为核心构建五大都市带，引领中国经济战略性调整

       城市密集区的发展基础是人口密集区。我国人口主要聚集在长江及钱塘江下游平原、华北平原、四川盆地、珠江三角洲及东南沿海、长江中游平原五大人口稠密区[10][11]。五大人口稠密区面积约80万平方公里，不及全国10％；2000年人口占全国40％以上，人口密度是全国4.5倍[12]。五大人口稠密区也是城市最密集地区，发展环境优越，我国人口和经济规模最大的城市、城市密集区都分布其中，是大都市带建设的基础。

       (一)以京沪港渝汉为核心构建五大都市带

       以京沪港渝汉为中心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四川盆地、长江中游也是我国最大城市密集区，都跨越多个重要的省级行政区，都有若干全国性以至国际性大都市和数十个大中城市、数万亿元经济规模，集中了我国最雄厚生产力、最先进创新力和最强大竞争力，分别是华北、华东、华南、西部和华中五大区域数亿人口的经济枢纽，在全国发展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国家建设部2010年发布《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确定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城镇群为全国城镇体系的“重点城镇群”，是“带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图1)[13]。2015年国务院批复长江中游城市群规划，要求建成长江经济带重要支撑、全国经济新增长极。上述五大城市密集区环境优越、地位重要，是我国最适宜大规模集聚人口和产业的区域，能引领经济发展全局，应成为国家经济核心区和重点建设的顶级城市密集区。

      

       图1 全国城镇体系空间结构

       图1资料来源，国家建设部：《全国城镇体系规划》，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但“城镇群”、“城市群”的概念中没有人口数量、密度等量化指标，以致任意不同规模的城市居民点群体均可被认为是“城市群”。把大都市带和大都市圈都笼统称为“城市群”，会产生“城市群套叠城市群”的理论混乱[14]，更会误导实践。城市群及类似的城镇群等均为城市密集区低级形态[15]，我国城市化率达50％以上，已超越城市群发展阶段。戈特曼使用人口规模和密度等指标，对“Megalopolis”给出世界顶级城市密集区的确切定义。我国学者已提议，统一采用“大都市带”作为“megalopolis”的中文译名[16]。因此在国家层面建设的五大顶级城市密集区，宜采用“大都市带”这一与“Megalopolis”相对应的中文名称。当前我国需尽早制定全国大都市带发展规划，在综合条件最优、资源配置效率最高、对全国辐射带动力最大的地区重点建设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四川盆地、长江中游五大都市带，以更高水平的人口和产业集聚，推动规模经济发展和市场扩张(图2)。

      

       图2 五大都市带空间位置示意图

       戈特曼认为，大都市带有多个大城市和发达交通走廊，是国家核心区域，人口规模达2500万，人口密度超过250人/平方公里[17]。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四川盆地、长江中游五大城市密集区人口规模都在5000万以上，人口密度超过350人/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超50％，有条件建成世界级大都市带。五大都市带土地面积87.2万平方公里，占全国9％；2013年人口4.8亿，占全国35％，城镇人口更占42％；地区生产总值31.8万亿元，占全国49％，是国家经济核心区和全国城市体系核心，能有力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表1)。

      

       根据空间经济结构“双核理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空间经济格局存在由“中心节点”和“门户节点”形成的“双核结构”[18]。在外向发展模式下，产业和人口受外需拉动向沿海港口“门户节点”集聚；而转换为内需主导模式，劳动密集产业和消费品制造业应向处于国内人口和市场重心的内地“中心节点”聚集。在我国向内需主导模式转变背景下，分别在沿海和内地构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四川盆地、长江中游五大都市带，把沿海劳动密集产业和消费品制造业向更接近国内人口和经济重心的内地大都市带转移，更好地利用中西部丰富的人力资源和广阔国内市场；同时沿海大都市带发挥对外联系便利优势，面向国内外吸引全球创新创业人才集聚，以创新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塑造内需主导和创新驱动的中国经济自主发展新格局。

       (二)在中西部构建长江中游和四川盆地大都市带，承接沿海劳动密集产业和消费品制造业转移，打造扩大内需战略支点

       从国际经验看，美国、欧洲尽管有漫长海岸线，但制造业重心都分布在内陆接近本土市场重心的五大湖和莱茵河沿岸地区。我国中西部人口占全国60％以上，市场重心在内地。在内需主导模式下，劳动密集产业和消费品制造业需向国内市场核心区重新集聚。长江是贯通东中西三大地带的黄金水道，长江流域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在接近国内市场核心区和能源原料产地的长江中游及四川盆地建设沿江大都市带，有利承接沿海产业转移，构建像五大湖、莱茵河沿岸那样发达的长江经济带，成为扩大内需战略支点。

       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平原位于长江、洞庭湖、鄱阳湖等江河湖泊交汇处。“九省通衢”的武汉是贯通东西、连接南北的全国综合交通枢纽，1000公里半径辐射范围内人口近10亿，号称“中国天元之城”。随着长江黄金水道和现代交通网建设加快，更凸显武汉快捷联系四面八方的国内市场核心地位。把沿海劳动密集产业和消费品制造业向更接近国内市场核心区的长江中游转移，利用居中区位面向全国大规模生产低成本多样化产品，满足各地区不同消费偏好，可最大化扩张国内大市场。到沿海打工的农民工主要来自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四川等长江中游及其周边省区(图4)，让中西部农民工跟随沿海劳动密集产业“双转移”，回流长江中游并在家乡附近融入城市，可降低农民工及其家庭的城市化成本，根本改变我国产业集聚与人口集聚失衡现象。

      

       图3 我国人口重心及经济重心位置

      

       图4 我国人口迁出量地区分布

       资料来源，俞路：《20世纪90年代中国迁移人口分布格局及其空间极化效应》，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建设长江中游大都市带思路，一是确立武汉国家级中心城市地位，发挥长沙、南昌区域中心城市作用，构建以武汉、长株潭、昌九等都市圈为核心的城市体系，带动长江中游都市带发展。二是以武汉国家交通枢纽为核心，以武汉—长沙—南昌环形交通走廊为主轴，建设覆盖长江中游并辐射全国的综合交通网。三是以武汉—长沙—南昌环形走廊为重点，共建“大中三角”区域，发展核心汉长昌环形产业和城市密集带。首先在赣鄂湘三省结合部的沿江港口城市九江、黄石、岳阳，构建承接沿海产业与劳动力转移的核心平台“小中三角”，设立“承接沿海产业转移”、“两型社会建设”、“城乡户籍改革”、“农民工市民化”等示范区，制定优惠政策吸引沿海产业转移。借鉴美国五大湖从低成本大众化消费品起步组建本土产业链，发展规模化制造业思路，以本土大企业为核心构建强大内需产业集群，面向国内市场自主生产中低价位大众化消费品，让生产者成为消费者，以大规模生产和大众化消费互为因果的循环累积机制扩张本地市场和国内市场。实施户籍制度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和住房保障，面向所有常住人口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到沿海打工的农民工回流并在其工作的城市定居，进而推广到整个长江中游地区，大规模启动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实现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四是加快都市带核心武汉大都市圈建设，构建包括城际铁路、通勤铁路、高速公路的武汉—鄂州、黄冈—黄石—咸宁环形交通轴，形成武汉大都市圈以梁子湖区为生态绿心的武鄂黄黄咸“1+4”核心城市圈，争取设立都市圈核心功能拓展区、武鄂新区和内地自贸区。五是建设武汉国际金融商务区和总部经济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以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区为产学研合作平台，构建长江中游区域创新体系，引领主导产业本土化发展。

       四川盆地自然条件优越，是西部最大人口和经济密集区。其西南腹地有2亿人口，占西部人口总数的2/3。四川盆地处东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结合部，是“一带一路”建设战略枢纽。近年重庆已开辟到亚欧大陆“西海岸”的渝新欧大陆桥，我国还规划建设通向中南半岛“西海岸”的重庆—昆明—仰光出海通道和中缅孟印经济走廊。通过出海通道建设，四川盆地已大规模吸引沿海和国际产业转移，正在建设世界级电子信息产业制造基地，有条件建成像加利福尼亚那样的城市和产业密集带。构建四川盆地大都市带思路，一是强化建设通向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的综合交通走廊，打造长江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交会对接的内陆开放平台。二是利用西部丰富资源发展加工业，在原有装备制造、交通设备、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等优势产业基础上发展高科技产业，依托对外通道发展电脑、手机、芯片等高附加值、低运输成本的出口制造业，发展旅游、文化、劳务等服务贸易和软件等外包服务业，拓展国际大市场。三是深化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形成以重庆、成都和川南等都市圈为核心、大中小城市结合的大都市带。未来四川盆地大都市带能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中亚、欧洲交流的内陆开放平台，成为西部开发增长极和我国综合实力最强区域之一。

       (三)在沿海构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大都市带，重点建设京通廊、沪苏嘉、港深莞同城化大都市圈，打造升级版创新增长极，引领全国经济转型升级

       2013年我国290个地级以上城市中，只有84个城市常住人口多于户籍人口，其中40个城市净迁入人口超50万；10个城市更超200万，为强集聚力城市，共计净迁入5282万人。10个强集聚力城市按净迁入人口规模排序为：上海、北京、深圳、东莞、天津、广州、苏州、佛山、成都、武汉[19]，有8个分布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反映这些地区已向多中心大都市带发展。深圳、东莞、苏州、佛山并非区域核心城市，但人口集聚规模甚至超过一些区域核心城市，主要原因是其邻近某些集聚力更强的核心城市。如深圳、东莞邻近香港，苏州邻近上海、佛山邻近广州。香港—深圳—东莞、上海—苏州、广州—佛山正在形成同城化大都市圈，其非户籍常住人口总量高达3578万，这些地区实际上已是大都市圈而非单体城市，已成为吸引城市移民的主体。10大强集聚力城市还有2个是中西部大都市成都和武汉，这两大城市正在构建大都市圈，显示全国流动人口已不再单一迁往沿海，而是流向各地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密集区。在城市人口超200万、净迁入人口超50万的中心城市，加快建设包括周边大中小城市的同城化大都市圈，已成为我国推进城市化的核心要务和当务之急。

       目前，非本地户籍常住人口如何融入所迁居的城市，是我国推进城市化的最大难题。尤其上海、北京等沿海核心大都市，面对数百万城市新移民冲击，狭小的传统单中心城市空间结构早已无法承受。如采取行政手段限制人口迁移和人才集聚，人口结构又将急剧老化，也与经济转型目标严重冲突。据复旦大学城市规划院研究，假设上海完全控制人口迁入，2040年人口将减少到1900万，60岁以上人口占比高达41％；如维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不变，2040年总人口需要3000万；如果劳动人口比例不变，城市人口将达5400万[20]。北京是国家科教中心，但1999年大学扩招以来，全国在校生人数增加5.5倍，北京只增长1.8倍。扩招前北京高校在校生居全国各省市第2位，到2013年已降至20位，在全国城市中也退居第8位[21]。而户籍准入门槛过高和房价高企，又限制了高校毕业生及各类人才落户安家。上海创新中心张江国家高科技区13万科技人员中，一半以上都没有上海户口，以致人才流失严重[22]。北京、上海要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首先要大规模集聚国内外人才。我国每年有700万大学生毕业，规模居世界之首，原有的“人口红利”已转化为“人才红利”，他们将成为城市新移民主体，也是创新创业主力。用好我国人力资本这个最丰富的“本钱”，关键是如何让他们能在其工作的城市安居乐业、人尽其才，让最宝贵的发展资源得到优化配置。

       北京、上海人口规模远不及东京，却已产生交通拥堵、房价高企、环境恶化等所谓“大城市病”，主要“病因”不在城市规模，而是空间结构失衡。目前北京、上海人口重心和主要城市功能集聚在狭小中心城，城市布局形成“单中心+环形道路”圈层式结构，城市道路网中包围中心城的封闭性环行线过多，由市中心直通郊区的开放性放射线过少，对外联系严重受阻。近年虽加快市区地铁建设，但辐射远郊区的通勤铁路才刚起步。地铁造价高、运速慢，主要为大都市中心城区短途客运服务。通勤铁路又称市郊铁路，提供市中心与远郊区间长距离通勤服务，站距远、运速快，造价仅为地铁1/3～1/2。东京、纽约、巴黎、伦敦通勤铁路长度是地铁网4～9倍[23]，北京、上海因缺少通勤铁路，中心城区与郊区联系以高速公路为主。由于过度依赖汽车交通又无法承受郊区涌入中心城区的大量车流，我国的一些特大城市只能限制私人汽车发展，中心城人口难以疏解、城市郊区化难以大范围推进。

       大都市圈空间范围以外围地区人口到中心城的通勤率为主要界定指标[24]，其实质是“1小时通勤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要求“特大城市要推进中心城区功能向1小时交通圈地区扩散，培育形成通勤高效、一体发展的都市圈”。建设沿海大都市带重点是在北京、上海等核心大都市构建通勤高效的大都市圈：一是制定与周边城市同城发展的多中心大都市圈规划；二是建设都市圈通勤铁路网，并把现有普速铁路和铁路客站改造为通勤铁路和综合交通枢纽，构建以通勤铁路为主的都市圈交通体系；三是建设类似东京山手环形铁路那样的中心城通勤铁路环线，把市区主要铁路枢纽和商务中心区连接起来；四是加大远郊区通勤铁路放射线建设，形成基于轨道交通的高效率“1小时通勤圈”，发展都市圈副中心和郊区新城，并向其转移部分中心城市功能和产业；五是借鉴荷兰包括多个不同功能城市的兰斯塔德环形绿心都市圈发展经验，以都市圈通勤铁路环线把中心城与主要外围城市紧密联系起来，并在环形都市圈核心区保留大片生态绿地，实现都市圈各城市功能分工互补和可持续发展。

       按上述建设思路，以北京、上海和香港—深圳为核心，可形成以通勤铁路为主干、1小时有效通勤半径50～100公里、人口超过3000万但营运有序和环境优良的多中心同城化都市圈。其中北京(中心城)—通州—廊坊都市圈面积22300平方公里，2013年人口2560万，有良好条件承接北京中心城人口、产业和部分城市功能转移，未来可承载3000万人。上海—苏州—嘉兴都市圈面积18700平方公里，2013年人口3890万，有宽广空间承接上海中心城产业和部分城市功能转移，目前GDP已有3.8万亿元，未来可承载5000万人，人口密度不及目前上海中心城1/6，与东京都市圈相近，但规模超过后者，以淀山湖、澄湖湿地为绿心的都市圈环境优于后者，有望成为世界最大都市圈。香港—深圳—东莞都市圈面积5500平方公里，2013年人口2610万。香港、深圳和东莞三大城市紧密相连，在“一国两制”下深化合作需以深圳前海自贸区为重点实施特殊开放政策，共建可承载3000万人的国际大都会。这些大都市圈基于发达轨道交通网形成多中心空间结构，能以低成本大幅增加城市中心商务用地和商务用房、市郊居住用地和居民住宅供给，大幅扩张产业和人口容量，有力遏制因人口过度集中于中心城而造成的房价、地价不合理上涨，降低营商和生活成本，吸引国内外企业和人才投资创业。交通拥挤、房价飙升、环境恶化“城市病”都能得到有效治理，其部分人口、产业和城市功能，还可沿着发达交通走廊分散到各个城市副中心、都市圈新城，以宽松空间和优良环境大规模集聚国内外一流人才，极大提升国际竞争力。

       未来京津冀大都市带以京通廊都市圈为核心，包括天津、唐山、石家庄等都市圈；长三角大都市带以沪苏嘉都市圈为核心，包括南京、杭州、宁波等都市圈；珠三角大都市带以港深莞都市圈为核心，包括广州—佛山、澳门—珠海等都市圈。三大都市带以高速铁路、城际铁路、通勤铁路、城市地铁和高速公路等构成现代化交通网，把都市带内众多都市圈和城市连成一体。都市带的主要都市圈北京、上海、香港—深圳、天津、南京、杭州、广州等把成熟制造业转移到都市带其他城市，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在北京通州、上海虹桥、世博园区等地构建都市圈副中心，把上海、天津、广州、深圳、珠海自贸区建成国际商务区。在北京中关村、河北廊坊、天津滨海、上海张江和松江等地建设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国际科教城，大规模聚集国内外研发机构、创新资源和创业人才。将北京亦庄、苏州工业园区、广州南沙新区等转型为国际高科技合作园区，成为国家高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在出口加工业集聚的昆山、东莞设立沿海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引导企业在向内地转移制造业加工环节的同时，研发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产品，向价值链高端进军。以沿海本土大企业为龙头培育中国的全球性跨国公司，以兼并收购、海外设厂、研发外包等方式组建由中国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产业价值链。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大都市带将成为现代服务业中心和先进制造业中心，成为我国升级版的创新增长极，以自主创新引领全国经济转型升级和创新型国家建设。

       三、建设以京沪港渝汉为核心的五大都市带，塑造中国经济发展新格局

       以我国北东南西最大都市北京、上海、香港、重庆所在的海河平原、长三角、珠三角、四川盆地为顶点用直线连接，能形成一个以中部最大都市武汉所在长江中游平原为核心的国家人口和经济密集区，可称之为“京沪港渝汉人口和经济密集区”。该区域土地面积近300万平方公里，不及全国1/3，但总人口超过10亿，人口和经济总量占全国4/5。把京沪港渝汉建成国家中心城市和华北、华东、华南、华西、华中城市体系的核心城市，同城化大都市圈规模可达3000万～5000万人。把京沪港渝汉所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四川盆地、长江中游建成1亿左右人口的世界级大都市带，五大都市带人口可超过5亿，占京沪港渝汉地区1/2，占全国人口1/3，城市人口占比更超过1/3，成为我国城市化和经济的重心，有力带动华北、华东、华南、华西、华中五大区域发展。在京沪港渝汉区域内，济南、青岛、郑州、太原、西安、福州、贵阳等都是重要的中心城市。需要建设以这些城市为核心的地区性都市带或都市圈，使其人口规模达到1000万～5000万人。它们和五大都市带一起，将容纳京沪港渝汉地区以至全国大部分的城市人口，高效率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

       京沪港渝汉人口和经济密集区外围的广大地区，可称为“外围沿边地带”，即中国版图上向外部大片凸出的东北、西北、西南、南海四大陆地和海洋边疆区。外围沿边地带国土广阔，陆地和海域面积均占全国2/3，人口和经济总量只占全国1/5，而密度不及全国1/3，仅为京沪港渝汉地区1/10，总体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但已有多个省区人均GDP接近甚至超过沿海省份。外围沿边地带的四大区域虽地广人稀，但资源丰富，各有不同优势，并有多条国际大通道，是中国建设“一带一路”联系世界的重要纽带。在国家支持下，在京沪港渝汉人口和经济密集区引领下，在推行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上，因地制宜实施不同区域发展和扶持政策，这些地区能与京沪港渝汉地区携手共进，共同塑造中国经济发展新格局[25]。

       过去在出口导向发展模式下，沿海地区原料与市场“两头在外”，打乱了东中西三大地带传统经济分工。在内需主导模式下建设大都市带扩张国内大市场，为自主构建庞大本土产业链提供了有利环境。基于内需的消费品制造业大规模扩张，会在价值链研发和营销两端对生产性服务业产生强劲需求，也会对产业链上游的原材料产业、中间投入品产业产生强劲需求。华中大规模消费品制造业将与华北能源原材料产业、东北装备工业、西部资源产业和沿海现代服务业互补共建完整强大的本土产业链，形成全国区域共同发展格局。我国已是中等收入国家，扩张适应本国消费偏好的大众化消费品制造业可充分开发全球最大国内市场，在本国市场效应支撑下还可对其他中等收入国家扩大出口，向发达国家中低端市场和低收入国家中高端市场进军，构建由中国跨国企业主导的全球产业链。随着我国国内消费水平提高，可逐步实现由生产中低端产品到制造中高端产品的全产业价值链整体升级，全面提升国际竞争优势。中国城乡差距根源在于农民太多，人均农业用地太少、生产效率低下，解决“三农问题”关键是转移农民。建设大都市带能集聚大量城市人口，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像日本、韩国那样利用工业化快速推进城市化，大规模减少农村人口后再反哺和改造农业，真正走出“三农困境”，有效缩小城乡差距。以大都市带建设推进经济结构调整，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区域、产业、供求、进出口等一系列严重结构失衡局面都能得到扭转。

       随着我国人口红利消退，依赖廉价劳动力扩张出口加工业的传统发展方式难以为继。唯一出路是强化人力资本投入，提高劳动者科学文化素质，把“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建设创新型国家。城市化是一国经济、社会进步的必然历程，在中西部农民工集中输出区建设长江中游和四川盆地大都市带，能大规模启动农民工实质性融入城市的进程。数亿农民工及其家属全面融入城市，意味着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会发生重大变化，整体素质得到不断提高，中国将加快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本大国”的步伐。大都市带由于大量集聚人才和创新要素，必然导致各种新知识、新技术、新产业不断涌现，成为科技创新中心，集中体现国家竞争优势。构建沿海大都市带人才集聚平台、科技创新平台、现代服务业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平台，能把基于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转变为基于大国人才规模优势的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利用国内大市场支持自主创新，走上自主发展、创新驱动的强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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