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实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厘清几个基本问题
□王文龙
（湖州师范学院 农村发展研究院，浙江 湖州 313000）
[摘 要]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有效缓解了中国“三农问题”，缩小了城乡差距。但由于部分地区的乡村振兴实践缺乏顶层设计，加上对乡村振兴的目标、动力、条件与对象缺乏清醒认识，导致这些地区的乡村振兴实践目标错位，动力不足，对象失准，政策缺乏系统性，规划滞后，造成乡村振兴资源的严重浪费与低效利用，效果有限。只有进一步厘清乡村振兴的目标、动力、条件与对象，做好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超前规划，循序渐进地推进，各地才能因地因时制宜地选择合适的乡村振兴目标，夯实乡村振兴的动力基础，创造良好的乡村振兴内外部条件，提高乡村振兴政策的瞄准精度，顺利实现乡村振兴目标。
[关键词] 乡村振兴；顶层设计；超前规划；精准施策
自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各地政府纷纷响应党的号召掀起了新的乡村建设高潮，有效改善了农民生产与生活条件，加速了农业现代化转型，缩小了城乡差距，初步扭转了乡村衰败趋势。但由于部分地区对乡村振兴的目标，动力，条件与对象缺乏清醒认识，导致乡村振兴目标错位，动力不足，对象失准，政策缺乏协调性，规划滞后，造成乡村振兴资源严重浪费，效果不佳。只有进一步厘清乡村振兴的目标，动力，条件与对象，精准施策，才能有效提高乡村振兴效果，顺利实现乡村振兴目标。
罗爹爹说：“嗯，穷人还是有，不蛮多了。我不说穷人，说老百姓总可以吧？要对老百姓好。不能每天喝得满头油流，还要小姐陪。回单位就去把国家的钱往自己荷包里贪，把人坯子都搞坏了。”
一、乡村振兴的目标界定
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总目标。这个总目标是远景目标，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地区，这些目标的实现应该有先后，有侧重。但在一些地区，由于教条主义地执行乡村振兴战略，不考虑本地实际情况，将总目标当成本地乡村振兴目标，不加选择，没有侧重地全面推进，造成欲速不达，事与愿违的后果，不但浪费有限的乡村振兴资源，也破坏了乡村正常的经济发展。鉴于中国乡村区域差异、发展阶段差别很大，因此发展目标也应存在很大差别，不应用统一的乡村振兴目标来要求所有乡村，只能因地因时制宜地根据不同乡村发展状况选择不同的发展目标，才能避免目标错位。
首先，乡村振兴目标的选择应该因地制宜。这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根据区域差异选择乡村振兴目标，二是根据区位差异选择乡村振兴目标，三是根据资源禀赋差异选择乡村振兴目标。中国幅员辽阔，各地乡村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一般我们把乡村从区域上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这三个地区的乡村经济发展水平呈梯度递减趋势。东部地区很多乡村比较富裕，社区比较完整，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比较完善，人居环境较好，工业化、产业化水平比较高，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产业升级问题。中部地区很多乡村基本达到小康水平，但由于农业产业化水平低，当地工业不发达，农民就业机会少，导致农民大量流失，村庄虽然建设比较漂亮，但人口空心化严重，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匮乏，影响农民生活质量。当地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加强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建设，加快支柱产业培育，发展地方工业为农民提供兼业机会，提高农民生活质量。西部地区大部分乡村处于温饱水平，生态比较恶劣，人口流失比较多，乡村空心化比较严重，在这些地方，面临的紧迫问题是中心镇建设与产业培育问题。即使在同一区域，由于区位不同，乡村振兴的目标也有很大差异，以杭州市余杭区为例，靠近山区的山沟沟村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提高农民收入问题，平原地区港西村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产业升级问题，城中村的永西村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管理问题。区位不一样导致经济发展条件与水平不一样，面临的主要问题不一样，因此乡村振兴的重点也不一样。同样，由于资源禀赋不一样，即使是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乡村，面临的主要问题也可能不一样，例如以白萤石矿开采为主要经济来源的余杭白云村，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生态保护问题，以白茶产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安吉黄杜村，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地理标志品牌保护问题，以乡村旅游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莫干山镇，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公平分配问题[1]。
其次，乡村振兴目标的选择也应因时制宜。乡村发展有其阶段性，在不同发展阶段乡村振兴的目标不一样。一般来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上层建筑中，制度的改变又相对于文化的改变容易些，在环境与人的关系上，相对而言改变环境更容易。因此，对于乡村振兴的五大目标，一般应以产业兴旺、生活富裕作为最优先目标，这符合唯物史观。然后是生态宜居目标，这既有相对容易操作的考虑，也符合环境塑造人的社会学观点。再然后是治理有效目标，制度改革难度很大，但对于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最后才是乡风文明目标，这既是前面乡村振兴措施的结果，也与思想转变难度较大有关[2]。在乡村不同发展阶段，政府乡村振兴的目标侧重点应有差异，这样才能保证乡村振兴目标与发展阶段相适合，防止乡村发展目标与发展阶段错位，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导致事与愿违的后果。然而，为政绩需要，有些地方政府不顾当地乡村实际情况，盲目拔高乡村振兴目标，如有的地方以生态保护为名，对当地采矿业，养殖业一刀切地全面关停，不留缓冲期，不给经营者治理机会；有些地方不顾本地经济现实，一刀切地对当地低、散、小加工企业关停，不留缓冲期，不给经营者技术改造，产业升级机会，导致当地农民损失巨大，失业严重，收入下降，影响社会稳定。应该说在发达地区，产业升级与生态保护已经成为主要任务，关闭矿山，污染养殖业，清理低、散、小企业很有必要，但也要兼顾民生与就业，确定一个缓冲期，给经营者产业升级，技术改造的机会。对不发达地区来说，环境容量较大，农民就业机会少，增加农民就业机会，提高农民收入还是主要任务，政府不应一刀切地全部关停，而是应以民生为本，合理引导监管，鼓励业主增加环境治理投入，改造生产技术，加快产业升级，然后再逐步提高要求。否则，超越经济发展阶段过高地设定乡村振兴目标可能会揠苗助长，导致经济基础崩溃，使环境治理，文化与制度建设成为空中楼阁，造成欲速不达，事与愿违的后果。
因此，对于乡村振兴全国并没有统一目标，各地应因地因时制宜地选择合适的乡村振兴目标，使其与本地乡村发展阶段相适合，这样才能减少教条主义的失误，有效提高乡村振兴实践效果。
二、乡村振兴的动力选择
其次，乡村振兴需要政府支持创造基本条件。认为仅仅依靠对农业的大规模投资，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大力培训就能培育大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农业现代化转型与乡村振兴的想法过于理想化。当前，中国乡村人口过度流失，空心化严重，老人农业蔓延，耕地抛荒，弃耕严重的主要原因不仅仅在于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也在于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过大，耕地缺乏整理导致的机械化、规模化经营困难。在东北三江平原地区，由于地广人稀，农户家均耕地面积普遍在300亩到500亩之间，年纯收入在30—50万之间，远高于当地市民人均收入，但由于城乡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上差距巨大，再加上城乡生活服务，社会保障差距较大，导致当地大量青年农民流失，老人农业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在全国城乡差距最小，经济发达，美丽乡村建设搞得比较好的浙北地区，尽管乡镇工业园区提供了充足的兼业机会，乡村旅游，农业产业化搞得也比较好，乡村宜居宜业，但依然难以留住青年农民，主要还是城乡公共服务，生活服务差距太大。而国内面积广大的丘陵、山区，由于耕地缺乏整理，农业基础设施不完善，很难实现机械化，规模化耕作，导致农民大量流失，耕地大量抛荒、弃耕。如果不解决城乡之间巨大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不对面积广大的丘陵、山区耕地进行整理，就无法留住农民，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就失去意义。但无论是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还是社会保障的一体化，或是大规模的耕地整理，都需要大量投资，乡村集体财务普遍不佳，无力进行投资，只能通过政府大规模的财政转移支付才能实现这些目标。因此，离开政府对乡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建设，耕地整理的财政支持，乡村振兴就缺乏基本条件。
最后，应因地制宜地选择合适的农业经营主体进行发展。乡村振兴最终要靠合适的实践主体实现，但哪种实践主体最合适？虽然中央政府先后选择了专业大户，农业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这四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了重点培育，但都不太成功。专业大户力量有限，无法实现农产品的标准化生产，也缺乏资金，技术，抗风险能力比较弱。农业龙头企业资本雄厚，技术，管理能力，抗风险能力都较强，生产标准化水平比较高，但存在与民争利，毁约伤农，提供就业机会少，耕地非农化利用等问题。农民合作社理论上可以实现规模经济，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民市场地位，增加农民收入，但由于中国小农主导且兼业化严重，农户家均耕地面积过小，普遍缺乏合作需求与动力，导致假合作社泛滥，难以实现合作目标。家庭农场则由于土地产权过度分散，流转成本过高，经营风险较大，发展缓慢[7]。由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效果不佳，当前部分学者又开始鼓吹小农经济，这显然矫枉过正，因为小农经济不可能承担农业现代化重任，甚至无法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日本小农经济代价巨大，粮食价格是中国的5—8倍，导致居民恩格尔系数居高不下，2016年为26%，远高于美国的7%，甚至与中国的29.33%差不多，严重降低居民生活质量。高粮食保护价与高补贴使日本城乡收入基本持平，但即使如此，小农经济依然缺乏吸引力，导致日本老人农业蔓延，农民平均年龄超过67岁，耕地弃耕面积不断增多，粮食自给率下降到30%[8]。中国既不可能维持日本一样的高粮价和高农业补贴，也不能承受过高的耕地抛荒率和过低的粮食自给率，只有新型农业主体才能兼顾国家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双重目标，因此，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才是中国农业未来发展方向，但各地应根据本地实际因地制宜地选择不同农业经营主体重点培育。东北地区家庭农场规模较大，需要积极培育农民合作社，实现规模经济，延长产业链，增加农民收入。黄淮海平原人口密集，人均耕地少，兼业农业，老人农业盛行，应该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服务业，深化农业生产分工，降低农民劳动强度。沿海地区，大城市周边现代农业发展比较好，对资本、技术、管理要求比较高，应大力发展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西南地区丘陵广布，耕地缺乏整理，人口大量流失，土地抛荒较多，只有农业龙头企业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耕地整理，实现规模化经营，应重点培育。西北地区地广人稀，家均耕地面积较大，农业特产较多，应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社，鼓励农业龙头企业发展，以实现规模经济，提高农产品质量，打造地理标志品牌，增加农民收入[9]。
2)振动加速度大的关键频率在3.5～3.75Hz和11.6～13.4Hz之间，为设计拖拉机座椅减振提供了参考依据。
只有以村民自治为核心整合乡村治理资源不断提高乡村治理水平，因地制宜地选择合适的主导产业和农业经营主体进行重点发展和培育，才能有效提高乡村振兴资源的利用效率，增强乡村振兴动力。
还有一次，另一位轻功很厉害的刘歆师兄，直接就趁老师睡着，将墨涂到他脸上去了，老夫子醒来，摸了一手的墨，看着手上反印的纹路，也很赞，说：“这些横还是有一些生气的，并不是死蚯蚓。”
首先，政府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有效的乡村治理主体。随着后税费时代的到来，基层政府逐渐悬浮化，导致部分地区黑恶势力，宗族势力，家族势力乘虚而入，出现恶人治村，强人治村现象。乡村人口的大量流失与空心化，农民的老龄化也导致乡村自治主体缺失，自治流于形式，政府失灵日趋严重。随着中央政府农业反哺力度的增强，乡村政府失灵一方面导致大量反哺资源被寻租，低效利用，另一方面导致反哺政策与农民需求脱节，产生大量形象工程，使政府反哺资金浪费严重。二者都降低了乡村振兴效果，引发农民不满。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完善乡村自治，让农民直接选举自己的领导人，并有权监督、罢免领导人，这样才能有效防止基层官员的寻租，使农民需要与政府反哺政策有效对接，提高乡村振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果。当然，考虑到乡村空心化严重，村民自治主体严重缺位的现实，可以引进更多乡村治理资源参与乡村自治，以提高乡村自治水平，加强权力监督，提高决策质量。这些乡村治理资源包括新乡贤群体，他们对完善乡村自治，振兴乡村经济，繁荣乡村文化，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乡村慈善都具有重要作用[4]。也包括经过扬弃的宗教文化，家族文化，乡贤文化，这些文化对于加强社会道德教化，传承优秀的民族精神，弘扬正确的价值观都具有重要意义。还包括一些传统风俗习惯，民族禁忌，地方文化，它们也有一些正面价值，能够增强社会凝聚力，加强生态保护，应该合理扬弃。此外，部分纯公益的社会组织也可以参与乡村治理，为乡村发展献计献策，提供物质精神支持。只有以完善乡村自治为核心，积极整合各类乡村治理资源形成合力，才能有效提高乡村治理水平，增强乡村内生发展能力，加快乡村振兴步伐。
其次，第三产业既不是乡村唯一的也不是最有效的主导产业选择。当前中国乡村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40.42%，但农业产值已经下降到GDP的7.9%，并呈继续下降趋势，依靠第一产业缩小城乡差距基本不可能，当前农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已占到41%，转移性收入占到11.8%，真正经营性收入只占37.4%，并呈继续下降趋势。由于第一产业附加值低，需求弹性低，经营风险大，且受耕地总量刚性限制，地方政府发展的积极性不大[5]。第二产业受生态与环境约束，规模经济限制，不太适合在乡村发展，一般集聚在城市，交通枢纽附近。第三产业随着经济发展比例不断提高，属于朝阳产业，乡村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广阔发展空间，并且乡村旅游业具有生态亲和，不侵占基本农田，附加值比较高，增加就业能力比较强，受地形、地貌限制比较小的优点，因而获得各地政府的普遍青睐，作为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重点发展。近几年来，各地乡村旅游，休闲农业，农家乐，民宿，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发展如火如荼，且投资额巨大，但从发展效果看，除少部分毗邻都市圈，大城市，旅游资源丰富的景点发展比较好外，大部分乡村旅游景点，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经营状况不佳。即使被美国《纽约时报》评为全球最值得去的45个景点之一，处于长三角核心区，四大避暑胜地的莫干山景区，也面临着民宿过度扩张，床位严重过剩问题，更不要谈其他区位一般，旅游资源一般，缺乏口碑的乡村旅游开发了。从世界范围看，即使乡村旅游发展比较好的欧美，乡村旅游产值也只占农业总产值的5%—10%，过高估计乡村旅游的发展潜力，过度投资于乡村旅游会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6]。因此，从中国国情与世界经验看，第一产业与农产品加工业还是中国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政府应将发展重点放在发展精品农业，提高中国农产品加工技术，延长农业产业链，打造世界知名农业品牌，提高中国农业竞争力，增加农业附加值上，在条件适合的地方才积极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三、乡村振兴的外部条件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0.0进行数据处理，计量与计数资料分别行t与χ2检验；采用多因素回归分析对各脑叶CT值与临床特征的相关性进行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首先，乡村振兴离不开工业化、城市化的拉动。对于中国这样人均耕地面积过小，乡村人口严重过剩的后发工业化国家，已经没有大规模海外移民机会，只能通过工业化，城市化逐步吸收乡村过剩人口，扩大农均耕地面积，才能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也是二元结构理论的主要观点。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工业化与城市化水平决定了中国乡村发展水平。在2003年以前，由于中国乡村劳动力严重过剩，导致农民工工资长期停滞，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到2003年已达3.23倍，但随着2003年后乡村剩余劳动力的逐渐枯竭，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农民工工资从2006年起开始快速上涨，加上新农村建设的实施，农业税费的免除，使城乡收入差距逐步缩小，到2017年下降到2.71倍。要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民收入，还必须依靠工业化，城市化水平的继续提高，才能继续减少农民，增加农均耕地面积。当前中国乡村常住人口比例达40.42%，远高于发达国家的2%—6%，也远高于中国农业产值占GDP7.2%的比例[10]。乡村人口过多导致中国农户家均耕地面积不到日本的1/2，美国的1/50，严重制约了农民收入的提高[2]。只有继续提高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减少乡村人口，才能逐步增加农户家均耕地面积，提高农民收入。因此，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城市化与工业化还是重点，脱离城市化与工业化的乡村振兴战略既不现实也缺乏可行性。
要实现乡村振兴就必须关注乡村振兴的动力系统，它包括乡村治理主体选择，关涉乡村振兴的内生发展能力；主导产业选择，关涉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农业经营主体选择，关涉乡村振兴的实践主体。在乡村治理主体选择上，由于集权体制的路径依赖，一些地方将政府作为唯一的治理主体，不愿意接受其他乡村治理资源参与乡村治理，导致乡村治理水平较低，寻租严重，政府反哺资源低效利用，降低了乡村内生发展能力。在主导产业选择上，各地政府纷纷选择了第三产业搞起了乡村旅游[3]。但由于大部分乡村缺乏旅游资源，加上基础设施不完善，服务水平较低，没有发展乡村旅游的条件，导致乡村旅游业普遍亏损严重，无法为乡村振兴提供产业支撑。在农业经营主体选择上，政府先后选择了专业大户，农业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进行了重点培育，但由于中国国情复杂，政府不考虑地区差异盲目推进导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效果不佳，进展缓慢，难以承担乡村振兴重任。因此，要增强乡村振兴动力，就必须对当前的乡村治理结构、主导产业结构、农业经营主体结构进行合理调整，以提高乡村振兴的内生发展能力，夯实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壮大乡村振兴的实践主体。
再次，乡村振兴需要城乡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政府只能对乡村公共投资提供转移支付，通过产业政策，价格政策对农业生产进行调节，并不能取代农业经营主体的作用，乡村振兴最终还需依靠充满活力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来实现。但从当前的乡村现实看，城乡差距过大且固化已经导致乡村精英大批流失，留下的农民大部分是老、弱、病、残，他们即使在乡村也属于生产力较低的群体，既缺乏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也缺乏管理能力和学习能力，难以培育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考虑到未来农业是机械化、信息化、生态化、规模化，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现代农业，对经营者的资本、技术、管理、学习能力要求较高，非乡村留守农民可以承担，必须引导城市生产要素下乡，让高素质的城市投资者和返乡农民工承担起新型农业发展的重任。只有让城乡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发挥各自比较优势，才能实现城乡资源的优化配置，加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但要实现城乡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政府就必须尽快废除城乡二元户籍体制，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并加快土地制度改革，放松城市居民到乡村流转土地、宅基地的限制。
延续性护理是将院内的康复护理服务向院外的延伸护理，它通过对一系列护理行为进行系统设计，使患者在转换了不同的治疗护理情景都能得到高质量的与原各项措施具有协调性、持续性的护理[8]。这种护理模式的开展，为护理服务由院内向家庭或社区进行延伸，提供了安全、有效的保障；它通过调动患者及家属的主观能动性，有助于提升患者康复效果[9]。本研究拟从患者依从性行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及再次入院率等方面，探讨延续性护理对脑卒中偏瘫患者出院后自我康复效果的影响，为延续性护理进一步由医院向社区延伸提供参考。
在当前的乡村振兴实践中存在着一些错误认识，有些人认为乡村振兴就是要发展乡村，留住乡村人口，扭转乡村衰败趋势；有些人认为只要不断增加农业生产投入，培训职业农民，就能顺利实现乡村振兴目标；还有些人认为应阻止城市生产要素下乡，以避免它们剥削农民，与民争利，乡村应该依靠自身力量实现振兴目标。这些观点都片面地看待乡村发展，认为乡村能自己实现振兴目标，无须依赖城市化、工业化，政府反哺资源，城市生产要素下乡这些外部条件，导致这些地区的乡村振兴战略误入歧途，效果不佳。
四、乡村振兴的精准施策
当前中国乡村振兴实践中还存在另一种错误倾向，即不加分别地对所有乡村进行振兴，不考虑中国城市化现状，也不考虑不同乡村的发展趋势，导致大量乡村振兴资源被浪费或被低效利用。中国2018年的城市化率才59.58%，远低于日本的93.02%，韩国的91.04%，也远低于发达国家普遍的80%左右，如果再考虑到中国户籍人口城市化率才40%左右，中国的城市化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在这个过程中将会有大批农民转移到城市，乡村人口将会继续大幅减少，很多空心村将可能彻底被抛弃成为无人村，这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对这些村庄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大量投入会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因此，要提高乡村振兴资源的利用效率，政府就必须对乡村进行分类，因村施策，重点振兴那些可持续发展的村庄。那么，哪些村庄具有可持续发展潜力，衡量标准是什么？
一般来说，影响一个村庄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区位，包括经济区位和交通区位，经济区位指村庄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村庄离地区经济中心的距离。一般来说，村庄所在的地区经济越发达，离地区经济中心越近，村庄工业化越普遍，村民非农就业、兼业机会越多，农业产业化水平越高，乡村社区越完整，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越完善，村民内聚力越强，这些乡村可持续发展能力越强，珠三角，长三角，大城市郊区的很多乡村基本属于这种情况。如果村庄所在的地区经济落后，离地区经济中心较远，农民的非农就业与兼业机会就越少，农业产业化水平就越低，农民跨省就业比较普遍，这些地区乡村空心化比较严重，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匮乏，农民离心力比较强，村庄可持续发展能力弱，中西部，东北的很多乡村就是这种情况。交通区位指村庄离铁路、公路、航空、水运枢纽的距离，距离越近交通区位越好，越有利于村庄发展，相反，交通区位越差越不利于村庄发展。二是资源，包括有形经济资源与无形经济资源，有形经济资源包括各种具有经济价值的矿产，各种形成产业集群，具有较大经济价值的农、林、牧、副、渔业产品，能够为当地乡村发展提供产业支撑，如安吉的白茶，五常的大米，临安的山核桃产业等，能够为当地农民提供可持续、较高水平的农业收入。无形经济资源包括自然资源，文化历史资源，这些无形资产具有美学，文化或历史价值，能够吸引人们的关注，可以发展第三产业，为农民提供较高的可持续性收入，如九寨沟，普陀岛，宏村就是典型，在保护自然、文化与历史的同时，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可观的持续性收入。三是开发限制。有些乡村虽然区位较好，资源丰富，但由于生态保护，或者历史文化保护而被限制开发，如余杭的山沟沟村，属于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又在联合国“人与自然”保护区范围内，属于限制开发地区，守着长三角这样的大市场，却无法充分开发乡村旅游业，导致当地经济发展严重受限。而同属于余杭的新港村，则由于地处良渚遗址核心区，由于良渚遗址正在申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周边地区属于限制开发区，导致新港村第二、三产业发展受限，难以享受杭州郊区发展红利。
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区位、资源、发展限制三个影响因素对不同的乡村进行分类，并针对不同类别乡村采取不同振兴战略。首先，对于那些处于经济发达，交通区位好，资源丰富地区的乡村，由于工业化，产业化比较成功，社区比较稳定，外来人口比较多，应该成为乡村振兴的重点对象，政府应该加强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建设，改善生态环境与人居环境，使其成为新的人口聚集区，部分产业发达的乡村可以进行小城镇规划。其次，对于那些处于经济发达地区但交通区位优势不明显，或处于经济不发达地区但交通区位优势明显，或虽然处于经济不发达地区，交通优势不明显，但资源非常丰富的乡村，政府应该加强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建设，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培育主导产业，维护社区稳定，防止这些乡村空心化。再次，对于那些处于经济不发达地区且交通不方便、资源匮乏的地区，政府应该考虑对这些乡村合村并组，在交通区位相对优越，发展资源比较富集的地方建设中心村，中心镇。对那些生态极端恶劣，发展资源极端匮乏，交通极度不便的乡村，可以考虑整体搬迁，集中安置，乡村振兴投资应该向集中安置点集聚。最后，对于发展受限型乡村，政府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于因基本农田保护而发展受限的乡村，政府应采取措施鼓励农民城市化，以增加人均耕地面积，提高农民收入。对于因生态保护，历史文化保护而发展受限的乡村，政府应通过发展旅游业，或通过生态补偿，文物保护补偿方式保障农民收入，也可以通过异地搬迁方式解决农民生计[11]。
只有对中国乡村进行合理分类，并针对不同类型乡村采用不同的乡村振兴战略，才能避免盲目的撒胡椒面式的乡村振兴造成的资源浪费，集中有限资源进行精准的乡村振兴，提高乡村振兴的实施效果。
五、结语
只有进一步厘清乡村振兴的目标，动力，条件与对象，做好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超前规划，循序渐进地推进，才能对乡村振兴进行精准施策，减少乡村振兴实践的盲目性，在选择合适的乡村振兴目标，增强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改善乡村振兴内外部条件，提高乡村振兴瞄准精度的基础上有效提高乡村振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政策实施效果，顺利实现乡村振兴目标。
参考文献：
[1]王文龙.城市生产要素下乡带动乡村振兴的实现机制研究——基于湖州休闲养老产业典型案例分析[J].经济体制改革，2019（1）.
[2]党国英.关于乡村振兴的若干重大导向性问题[J].社会科学战线，2019（2）.
[3]姜长云.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若干重大战略问题探讨[J].经济纵横，2019（1）.
[4]王文龙.新乡贤与乡村治理:地区差异、治理模式选择与目标耦合[J].农业经济问题，2018（10）.
[5]高帆.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产业兴旺:提出逻辑与政策选择[J].南京社会科学，2019（2）.
[6]贺雪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防止的几种倾向[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
[7]王文龙.中国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政策反思及其调整建议[J].经济学家，2017（1）.
[8]党国英.乡村振兴的真正难题及其破解之策[J].国家治理，2019（3）.
[9]王文龙.地区差异、代际更替与中国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战略选择[J].经济学家，2019（2）.
[10]徐家棚，张丹.城镇化转型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9（1）.
[11]王文龙.农业现代化东亚模式对中国当前农业改革的启示[J].经济学家，2015（9）.
[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19.09.015
[中图分类号] D6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19）09-0116-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城市生产要素下乡带动乡村振兴的实现机制与模式研究（18BJY11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文龙（1974—），男，湖北黄冈人，管理学博士，湖州师范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申 华
标签：乡村振兴论文; 顶层设计论文; 超前规划论文; 精准施策论文; 湖州师范学院农村发展研究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