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的“君子”人格思想
田晓丹
周灭商之后，内外争战不断，而孔子正生于礼乐文化衰颓破碎之际，即“礼崩乐坏”之时。据《左传·昭公八年》记载，孟僖子自恨不能通礼，死前嘱咐其子南宫敬叔从孔子习礼。而此时孔子才三十来岁，便已有盛名，可见孔子于礼纯熟。正是有了精通礼制的坚实基础，面对周王朝的礼崩乐坏，孔子在思想上才敢有逆风而上的自觉，进而树立了“克己复礼”、重建周礼的大胆志向。然而政治上的不得志，使其思想中的政治抱负日渐被理论和境界旨趣所取代。“圣人”“君子”等理想人格正是在其礼仪实践中凝聚而成，虽有形而上的境界，却又不脱形而下的践履。
“君子”是孔子乃至儒家思想的道德理想人格形象，《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描述正是对“君子”理想人格的鲜明写照。自先秦以来，历代思想家对“君子”人格倍加推崇，近现代各家对“君子”人格也都有一番研究和见解。其中，陈登原在《广癸巳类稿君子解》中汇总说：“综观君子原初之义，言政治，则盘踞要津者，君子也；言地位，则接近至尊者，君子也；言仪表，则衣冠楚楚者，君子也；言室家，则千仓万箱者，君子也；言社会法律，则曲予优容者，君子也；言学术教育，则必须研修者，君子也。”钱穆先生曾指出：“此论君子之德性。今约而言之，则君子当有高尚优美之情操与德性，一也。君子贵实行不尚空言，二也。君子重礼仪尚群德，三也。君子有自得之乐，四也。孔子之言君子，大略如是。”程碧英《论君子文化的时代内涵》一文在肯定君子文化体现传统文化的同时，着重论述了其相关时代内涵，明确了其价值定位。在《孔子“君子之道”的人文精神意蕴》一文中，赵馥洁通过对君子的人格转化和德性分析，最终将其落实到新时代优秀人格的培养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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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把人分为三等——上智、中人、下愚。其中，上智和下愚之人其性不可移，唯中人可上可下，并且其人口数量也占绝大多数。而“君子”正是针对中人而量身打造的理想人格。何为君子，如何成为君子，这是孔子终其一生的探求和践履。孔子对“君子”人格应具有的各方面素养的界定并非像“内圣外王”之道那般非常人可及，而是每个普通人只要努力皆可达到的理想人格。“君子”这一理想人格，尽管已是老生常谈，但其内涵却能经久锤炼，温故而知新。在当今物化的时代，人们皆以“器”为奋斗目标，精神匮乏日显，亟待诸如“君子”这样的理想人格沐化其心，并将其趋于流世，平施于日用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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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君子”内涵
无论是儒家经典，还是儒学著作，“君子”一词都是出现频率相当高的一个概念。如《论语》中，“君子”出现达107 次，《孟子》中出现了82 次，而《易传》中亦出现84 次。无论是内在修养，还是外在事功，“君子”人格已成为儒家“修心、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必修课程。
人类自始便有着对人性的追问和思考，孔子亦不例外。“人之为人，当何以为人？”前面的“人”是在认识层面上说的，是在生理方面区别于其他物种的人类；后面的“人”是就评价层面而言的，是强调了道德主体性的人，是有终极信念的生命。相比之前的身份尊卑之别，在孔子这里，“君子”人格被赋予了德性境界，是道德的先觉者和践行者。
儒家对义与利从未否定过，并且认为义与利有着内在的联系。《周易》有云：“利者，义之和也……利物足以利义。”利不但不会损害义，有时还能促进义，完善义。“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君子行义，并非为自己谋利，而是为天下谋利，以美利利天下，所以伟大。君子人格的“义”，是人世所宜。让各方面都能够得到一个合适的、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法，这就是“义”。古初“利”“义”“美”都指“利天下”，是百事皆宜的总和。能够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就是君子。君子是有道德良知的人。所以，对君子要从道理上来忠告劝导。“喻”就是让他知道的意思。对于君子，要晓之以大道，即“喻于义”；对于小人，而是要晓之以自身的利害关系，即“喻于利”。所以，孔子对君子讲义，对小人讲利。孔子认为，人分三六九等。“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因此，孔子在教育上主张因材施教，在劝说别人时也是因人而异，而对于志于道的君子，自然晓之以义。
“君子”的指代意义之演变经历了漫长的时期，始于西周，至东汉时方完成。“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周代在培养“士”的各方面要素上，皆含有培养“君子”精神的意味。对于“君子”这一理想人格的养成，并非仅仅是个人情操之事，更是作为当时知识分子——士应担当的社会责任。而“君子”成为一种理想人格是在孔子这里，他对“君子”的人生境界规定了一个较高的标准，仅次于“圣人”和“贤者”。《论语·述而》中有言：“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今人称之“圣人”的孔子，在当时都不敢自称君子。这或许是他的谦辞，毕竟“谦恭”是君子必备的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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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孔子奠定了以“义”与“利”来界分君子与小人的格局，这为后期儒学作了基奠，比如宋明理学的“义利之辩乃禽兽之别”，但孔子并无如此果断的解释。朱熹注解说：“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在他看来，义与利虽有别，却并未完全对立起来，只是不同层面的概念。义者，天理之所宜，是天理层面；利者，人情之所欲，是人情层面。程树德《论语集释》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原因作出了详细分析：“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小人喻于利也。惟小人喻于利，则治小人者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故易以君子孚于小人为利。君子能孚于小人，而后小人乃化于君子。此教必本于富，驱而之善，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儒者知义利之辨而舍利不言，可以守己而不可以治天下之小人。小人利而后可义，君子以利天下为义。”而皇侃在《论语义疏》中说：“弃货利而晓仁义，则为君子；晓货利而弃仁义，则为小人。”
中庸之道是孔子对君子人格要求的最高道德标准。正如《论语·雍也》中所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卫灵公》：“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有别于苏格拉底的“德性即知识”，孔子在一定程度上从人出发，注重德性的自觉意志，相比而言，对认知是略为次之的，这一点有些类似老子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论语章句集注》中说：“故夫子历言之，使知德愈全则责愈备，不可以为小节而忽之也。”“仁”有德的概念在孔子这里始为突出。在《论语》中，“仁”字涉及58 章，出现109 处，比“礼”（74次）、“信”（38 次）、“善”（36 次）、“义”（24次）等突出得多，地位也高得多。“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以成仁”，孔子认为只有具备“仁”这一德性操守和境界的人才能称得上“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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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德性境界看孔子的“君子”人格
“君子”一词最早见于《尚书·无逸》：“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君子”通常有两个意思，在周朝之前为贵族的统称，之后具有了高道德标准的意义，并逐渐成为儒家思想中的重要概念和理想人格。王公贵族子弟全面接受礼仪、德行、言语、经籍等古典人文教育，才能成为君子。《尚书·酒诰》中记载：“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尔典听朕教。尔大克羞耇，惟君，尔乃饮食醉饱。”此处的“君子”即在位的官员。有关“君子”的定义最早出现在《白虎通义·号》中：“或称君子者何？道德之称也。君之为言群也；子者，丈夫之通称也。故《孝经》曰：‘君子之教以孝也。’下言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何以言知其通称也？以天子至于民。”这里的“君子”已不再表示社会地位尊贵的人，而成为上下皆可通用的“男子”的通称，并有了道德情操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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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常与“小人”并举，前者有时指贵族人士，有时指有德之人；后者有时指平民，有时指没有德性、待教化之人。比如，在《诗经》中，一般都是指身份上的含义，而在《论语》中，两种含义皆有。经统计，在《论语》中，“君子”与“小人”同时出现有17 次之多。其中，含义表身份地位的地方有4 处，其余13 处皆是言德性方面的。
孔子早年致力于政治，晚年立说教世，从未停止过思索当下时局礼崩乐坏的原因，也从未停止过将周人从困境中解救出来的践履。孔子认为，周室的文化制度对人们失去了控制力，并非时代使然，而是人心的堕落。而周礼的重建亦并不在改变制度，而是应向内求，从心上着手，促使人之德性的觉悟和完善，进而提出“克己复礼”，并将德性自觉赋之于君子人格。劳思光先生在《新编中国哲学史》中将自我境界作了以下四种划分：形躯我（physical self）——以生理及心理欲求为内容；认知我（cognitive self）——以知觉理解及推理活动为内容；情意我（aesthetic self）——以生命力及生命感为内容；德性我（moral self）——以价值自觉为内容。孔子的君子人格，是对身躯我的否定，是对认知和情意方面的持中，更是对德性自觉的彰显。君子人格在孔子这里更多地属于“德性我”的境界。
另一方面，对认知和情意方面的持中。《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说，朴实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实，又未免虚浮。文采和朴实，配合适当，这才是君子。《论语章句集注》：“杨氏曰：‘……与其史也，宁野。’杨氏在其二端取其一端，宁朴质粗放，保持生命活力，而舍‘文’之迂腐死板。”殊不知，偏执任何一端皆是有弊，皆不可取。
一方面，在对“形躯我”的否定中肯定德性自觉。尊君子、轻小人的孔子，是安贫乐道的提倡者。《论语·卫灵公》有言：“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穷”不仅指贫穷，也包括贫穷在内的“没有办法”。程树德在《论语集释》中指出：“……到穷之难忍，平生操履不觉渐渐放松，始焉滥一二分，既而三四分矣，又既而五六分矣，到此便将无所不至。”可见，“穷”而仍能守对于普通人而言是多么不容易。朱子《论语章句集注》有言：“何氏曰：‘滥，溢也。言君子固有穷时，不落小人则放溢为非。’程子曰：‘固穷者，固守其穷。’亦通。”孔子的君子之守，无论是在富足之时，还是在物质贫乏之中，抑或是无奈之境，都坚持中道，不失德操。观《论语·卫灵公》另一言：“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正如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所说：“春秋时，士之为学者，多不得禄，故趋于异业。而习耕者众，观于樊迟以学稼、学圃为请，而长沮、桀溺、荷篠丈人之类，虽隐于耕，而皆不免谋食之意。则知当时学者以谋食为亟，而谋道之心或不专矣。”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倡导君子之风，不慕口舌之欲，不仅是为救“礼崩乐坏”的时局，更是个人自我修养的必修课。《论语·里仁》有言：“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在贫富贵贱之间，孔子特别强调“仁”。《论语章句集注》：“言君子所以为君子，以其仁也。……终食者，一饭之顷。”“仁”之所以能在人们的生活人生态度中以一贯之，并不是因为它是道德律令，是“性体”，而是因为“仁”是人之本性中的内在德性自觉，是“四端”之心发起的源始，是每个人都生而有之、经由自觉塑造而随境发出的心理素质，是君子人格的德性内核。
在当今社会，为保持和谐，在为人处事中，不极端也是至关重要的。如今社会伤天害理之事不胜枚举，亦是出于此端。对此，李泽厚先生在《论语今读》中说得很有道理：“中国从巫术中脱魅途径不是将宗教（情感、信仰）与科学（思辨、理性）分离，而是融理于情，情理合一，从而既不是盲目的迷狂执著，也不是纯冷静的逻辑推理，终于形成了‘实用理性’‘乐感文化’的传统，而构成‘一个世界（人生）’的宇宙观，亦可移在此处讲。‘质’，情感也；‘文’，理性也。‘质胜文’近似动物，但有生命；‘文胜质’如同机器，更为可怖。孔于以‘礼’‘仁’作为中心范畴，其功至伟者，亦在此也：使人不作动物又非机器。”
① 区制主要是用来描述经济变量，在不同状态间转换的区间。具体可参考：Hamilto, James D. (1988)的研究。
此处是义与利的完全对立。根据孔子的中正之道性情，不会执极端，故在此取前者注解。
三、从生死观看孔子的“君子”人格
“君子”这一理想人格，不仅是关于个人的完善，更是关于人类文明的完善，是关乎人类及其文明的前途的思考。“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正是因为君子有着这种强烈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感，方能在生死之间明白有无得失之理，使人在这种生死观中体悟这一人格魅力。
《说文解字》解释“死”：“澌也，人所离也，从歺从人。”这里将死与“人所离”“从歺从人”联系起来，可见死的理念是同人的生存意义密切相关的。根据杨伯峻先生统计，“死”字在《论语》中共出现了38 次，仅《先进》篇里就10 次之多。《论语·卫灵公》有言：“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康有为《论语注》说：“仁者，近之为父母之难，远之为君国之急，大之为种族宗教文明之所系，小之为职守节义之所关。见危授命则仁成，隐忍偷生则仁丧。……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
从论及生死的内容可以看出，孔子认为，当个人的自然生存与德性原则发生冲突时，要舍命以维护德性。而与这一精神相应的理想人格范型正是孔子经常提及、《论语》中贯穿始终的“君子”。孔子的“君子”生死思想与宗教的灵魂不灭、以彼岸世界为目标的生死观不同，孔子权衡生死意义的参照系是现世。死亡是人生旅程不可避免的一步，孔子虽多次提及生死，却异于殷人的天命神权观念，杜绝了彼岸世界所具有的终极关怀的意义。《说苑·辨物》中提及：“子贡问孔子：‘死人有知无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欲言无知，恐不孝子孙弃不葬也。赐欲知死人有知将无知也，死徐自知之，犹未晚也。’”孔子认为，对“死人有知”或“死人无知”作果断的回答都是不妥的，这与张载在《正蒙·乾称》中所说的“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意思相近。这一态度与《论语·先进》中孔子答子路的话是一致的。季路向孔子问鬼神生死之事，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季路不甘心，继续问：“敢问死。”孔子仍以同样的方式回答道：“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对鬼神、生死的态度与其对“君子”人格选择的态度也是一致的。在“君子”人格之上的是“圣人”人格。圣人人格在孔子思想中具有重要地位，不仅是个人修身的道德典范，也是社会秩序建构的主体，但这一标准原本不是为普通人而设的。就连孔子本人也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儒学是一种入世之学，很重视人生的价值及意义。在人格培养中，注重现世意义的孔子，自是倾向于把更加经世致用的“君子”作为理想人格，并在其思想中一以贯之。“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在孔子看来，君子人格是超越生死的存在，是德性自觉。自觉，不仅是自己存在的觉悟，更是对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觉悟。人为何要舍弃宝贵的生命去谋求名声呢？因为人们无法超越生命以及身体这一有限的障碍，于是对价值的思索成了人类永恒的课题。孔子亦不例外，而君子人格正是他在现世的理想诉求。
结语
孔子评《诗经》：“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而通读《论语》，又何尝不是“一言以蔽之，君子之道”呢？孔子对人的最大关怀，就是学以成君子。“君子”不是仅停留在思想上的人格境界，更应放在现实践履上，即志于道。只有如此，“天下无道”才有可能变成“天下有道”。无论中外古今，知识分子都有一种共同的性格，就是以批评政治社会为职志。孔子更是有着厚重的社会责任感。“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论语·子张》）“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这些都是在强调士在现实中的行为方向，而其中坚定这一取向的内在精神支撑正是孔子为其贯注的理想主义的人格，即君子人格。
孔子将人分为上智、中人、下愚，其中，中人在数量上占绝大多数，而“君子”正是针对中人而量身打造的理想人格。在孔子的理想人格中，“君子”人格占有重要地位，与世沉浮中，仍保持气节。“君子”这一人格不仅是理想与现实和谐共处的最佳调和，更是立于天地之间、处庙堂之上对天人合一的体悟。对有关“君子”人格的探析，不仅对研究孔子及其后期儒家思想具有一定的意义，更是关乎整个人类文明的思考和追问。其基本主旨超越了时代的限制，是对整个人类及其文明的批判性反思，对当今这个器化世界的时代问题的解决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 田晓丹，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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