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阶层分化对党在农村执政基础的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阶层论文,农民论文,基础论文,在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261（2006）03—0004—03
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前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传统的所有制模式、分配模式和经营模式相继被突破，农村结构和农民阶层开始发生分化。这一分化打破了农村社会原有的均质性状态，对农村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对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执政基础的巩固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背景下研究这一课题，探索党在农村执政基础巩固和拓展的现实途径，意义重大而深远。
一
经济问题是根本，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解放和发展农村的社会生产力，实现最广大农民的经济利益，一直是党在农村执政的重要任务和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农民阶层的不断分化，在激发农村社会发展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某些因素，从而使党在农村执政的经济基础受到一定冲击。
在计划经济年代的人民公社体制下，广大农村实行单一的集体所有制，农民的生活消费品按工分配，收入差别很小。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民阶层的分化，农村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被彻底打破，农民各阶层在分配收入上不同程度地拉开了档次，贫富差距有逐步扩大的趋势。农民职业分化所带来的收入差距是造成农民贫富扩大的重要原因，农民的收入等级结构根据职业的不同呈现出一个特点，就是上层极少，中层和中下层所占比例也很小，下层所占比例接近70％[1]。也就是说，居于上层的私营企业主阶层由于其社会经历丰富，有技术，懂管理，因此他们的经济收入在农村中最高；乡村个体工商业劳动者阶层由于掌握的社会资源较多，其总体经济收入水平在农村居中等偏上；农民工阶层在外务工，其收入来源较广，因而经济收入中等偏上；位于最底层的农业劳动者阶层由于仅依赖于土地而生存，加上整体文化水平偏低，所以其收入的平均水平在农村中最低。农民各阶层间贫富差距的扩大，必然引起中低收入阶层的心理不平衡，从而使一部分农民对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产生怀疑，甚至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不信任感，这就使党群关系的协调难度增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乡之间巨大的经济差异和寻求经济改善的强烈愿望，促使越来越多的农民流入城市。20世纪80年代初期，全国外出务工农民不足200万人，1988年逾2000万人，1993年以后增至6000万～7000万人，约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7[2](P1)。至2004年，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总数量甚至达到了1.4亿人之多[3](P16)。进城经商务工的农民以青壮年为主，其受教育水平高于流出地人口[4](P19～20)。农村劳动力中素质相对较高及青壮年劳动力纷纷弃农入城，致使老人、妇女、儿童和文盲半文盲滞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据统计，1992年，中国农村人口中文盲半文盲率为22.2％，小学文化程度者比例为45.1％，合计占67.3％，而流动人口中这一部分仅占35.6％，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占64.4％[5](P153)。农村相对较高素质人员的大量流失，势必导致农业产业化程度不高的状况。另一方面，由于农业收益较低，全国不少地方出现了兼农、抛荒、粗放经营等现象。有资料表明，截至1992年底，仅安徽滁县等16个县市，1992年弃耕抛荒的土地便有34.66万亩，占这些县市耕地面积的2.12％。卷入抛荒土地的农户，达11.53万户，占农户总数的4.38％[6]。抛荒土地的农户，基本上都是务工、务商和从事其他非农行业的农户。农民流动和抛荒等现象的出现，不仅严重影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对农业的基础地位造成很大威胁，也对党在农村农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产生了较多的阻力。
二
党在农村执政的政治基础，主要是依靠广大农民群众，通过对农村的组织、管理和引导，保障最广大农民的政治权利，维持农村的稳定，实现党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政治领导。改革开放以来农民阶层的分化，虽然促进了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但农民各阶层政治参与水平的不均衡以及农民阶层分化过程中的不和谐因素等问题，仍然是影响党在农村执政的政治基础巩固的重要因素。
农民的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标志着我国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进步和我国政治发展程度的提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民是一个具有单一身份性的群体，农民享有同样的身份和地位。由于缺乏政治参与的利益动机，广大农民长期处在“响应政府号召”的被动状态中。改革开放后，农民的个体自主意识开始复苏，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提高。随着农民阶层的不断分化，农民的政治参与表现为较大的不均衡性。私营企业主阶层为维护自身权益，必然依靠强大的经济实力要求更广泛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以便在决策过程中充分考虑并保护他们的阶层利益。私营企业主阶层通过争当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支持和参加公益事业和社会活动等方式，逐步参与到乡村的民主政治中来。而对于农民中处于较低地位的其他阶层来说，如农业劳动者，由于文化水平的欠缺及社会经济地位的低下，其政治参与的可能性和积极性会受一定影响，因此他们对村庄事务决策的影响力极为有限。各阶层农民政治参与水平的不平衡，直接影响到中国乡村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一方面，不利于基层党组织及时全面地掌握居于地位较低阶层农民的愿望和要求，从而影响党在农村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推行；另一方面，某些阶层农民的愿望和要求通过政治参与得不到满足，形成部分农民政治参与的挫折感。如果这种挫折感不能得到良好的调整和正确引导，就被引申到制度本身，使一部分农民对基本制度产生不满，甚至对党和国家失去信任和信心。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党团结带领农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斗堡垒，其执政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着农村稳定的大局。农民阶层分化，打破了农民原来的同质性状态，使各阶层农民的经济状况、政治态度都呈现出不同特点。不同阶层的农民从自身利益出发，对村级党组织的工作能力及管理方式都有着不同的要求，因而对村级党组织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一是村级党组织的领导能力不能适应社会阶层分化出现的新形势，具体表现为：引导农民合理、有序分化的意识不强；引导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路子不宽；提高农民素质的措施不到位；化解贫富分化所带来的各阶层矛盾的能力不强等。二是村干部队伍的素质不能适应农村阶层分化提出的新要求，主要表现在：村干部以自身利益为重，不能更好地体现执政为民的要求；不能正确地处理个人与集体、村务和私务的关系；在社会分层较明显的地区，有些干部协调阶层间矛盾和冲突的能力较差；有些干部在同群众的联系和沟通、廉洁奉公等方面与群众的希望有一定差距。三是农村党员队伍现状不能适应社会阶层分化条件下保持党的先进性提出的新要求，具体体现在：部分党员党性观念淡化，价值观错位，遇事先替自己打算；部分党员的先进作用弱化，有人甚至带头参与到农村赌博、封建迷信活动当中；党员队伍结构不合理，农业劳动者党员占绝大多数，而新阶层的党员人数比例较少等。
三
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血脉，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在动力。党要带领农民实现小康生活的目标，就要大力发展农村的先进文化，以巩固党在农村执政的文化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农民阶层的分化，使农民的道德意识、价值观念和政治信仰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的一些负面消极的方面，必然影响着党在农村执政的文化基础。
改革开放前农民作为一个阶级整体，其价值取向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或稳定性，即只承认集体主体的合法性，忽视个人价值取向的选择。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民阶层的分化，一元化的利益格局被打破，农民的价值取向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这一方面有利于人们解放思想、拓宽视野、更新观念，同时，由于一些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甚至相反的价值观念也会大量涌现，致使各种观念相互碰撞与冲突频发。社会所倡导的价值标准与实际生活中人们所奉行的行为准则在许多方面相背离，使得人们在处理集体与个人、公与私、义与利等重大问题上愈来愈向后者偏移。如有人在追逐个人利益时只顾自己，而不顾他人、集体和社会的利益；在追求个性及自我实现时只讲自我解放和奋斗，而不讲对社会的责任与奉献；在追求的目标上只讲个人的幸福与享乐，而不顾他人的幸福与安定；等等。价值取向由单一趋向多元加大了党在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难度，部分农民在主导价值观念上的偏离，导致了党在农村凝聚力的减弱。
道德意识作为社会意识，是支配行为主体履行道德原则和规范的内在力量，并随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民的意识和行为受到抑制，保持着贫穷状态下被动、单一的道德纯洁性。改革开放后农民阶层的分化，使农民的生活方式、心理状态和交往空间也随之发生了分化，并带来了农民道德观念的巨大变化。一方面，传统道德中积极向上的东西，如人际关系上的团结互助、尊老爱幼；经济交往中的买卖公平、童叟无欺；生活习惯上的勤劳朴实等为绝大多数农民所继承下来。另一方面，农民中分化出的一些阶层，如经济自由发展造成的暴富人群，劳动力流动形成的大量流动民工，商贸发展产生的个体经营者和私营企业主，贫富分化造成的相对极度贫困人群等，由于其生活方式的异化，极易产生不良的道德心理，出现诸如个人主义泛滥、假冒伪劣屡禁不止、人际关系功利化和商品化以及“仇富”等道德意识弱化的现象。如果这种现象盲目发展下去，就会使农村社会陷入混乱和无序状态，损害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影响农村的政治稳定，从而削弱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四
“三农”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研究农民阶层分化对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提出的一系列挑战，目的是寻找解决的方法和措施，进一步提高党在农村的执政能力，更好地引导、组织农民建设好自己的家园，真正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为惠及广大农民的民心工程。为此，中国共产党必须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站在巩固其执政地位的高度，直面这些挑战，采取切实措施，以提高党在农村的影响力和战斗力，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要以执政兴村为第一要务，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从经济上整合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任务。生产发展是新农村建设之首，只有不断加强农业和农村的实力和竞争力，才能为农村社会全面进步和农民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发展是硬道理，全面繁荣农村经济，整合党在农村执政的物质基础，必须采取扎实有效的措施。一是继续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在稳定、完善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前提下，尝试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以科技为先导，优化农业产品结构，加快优质产品发展步伐。加快第二和第三产业发展，让更多的农民从落后的传统农业中解放出来，使农民的非农收入快速增长。二是积极探索集体经济发展的新思路。鼓励和支持农村新经济组织，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采取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企业集团、资产增值承包、租赁拍卖、兼并、中外合资、合作经营等多种形式，搞活集体资产经营，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运行机制。同时，要积极引导农民群众和个体私营经济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采取多种联合与合作方式，发展新的集体经济。三是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在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加大国家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和支持力度，包括对农业产业化发展给予必要和可能的金融政策方面的倾斜和支持，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
要积极推进农村的民主政治建设，巩固党在农村执政的政治基础。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维护农村稳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必须积极推进农村的民主政治建设，为党在农村执政基础的巩固提供政治保障。一是健全农民政治参与机制，扩大农民政治参与的渠道，以拓展农民政治参与的空间，满足农民各阶层要求参与政治的需要和愿望，特别是对于目前还缺少政治参与的阶层，如进城务工的农民，应该给予特别的关注。二是健全民主管理制度和农民利益表达机制，使各阶层农民在乡村事务中真正有行使决策、收益分配等权利，特别是农民对村级社区组织的领导真正享有选择权、监督权。三是抓紧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以减缓由阶层分化带来的社会震荡，确保农村社会稳定，增强党在农村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四是加强农村的基层党组织建设。要加强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建设，把那些既能对上负责，又能真心为群众服务，既能自己带头致富，又能带领群众致富的党员，本着坚持民主、体现民意的要求，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同时，要把领导班子建设与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建章立制，按照制度办事，使农村工作规范化。要加强基层党组织的作风建设，以使农村基层干部端正党风，始终做到公道正派，务实廉洁。要把基层党组织建设与当地的经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不断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构建和谐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能力建设。此外还要严把入口关，把符合党员标准的优秀中青年农民吸收进党内来，以优化党员队伍结构，并加强教育引导，提高党员队伍的整体素质。
要积极推进乡风文明建设，以巩固党在农村执政的文化基础。乡风文明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联结点，其核心是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文化新农村。推进乡风文明建设，能够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带来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变和文化素养的提高，为巩固和拓展党在农村执政的文化基础提供保障。为此，必须努力探寻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繁荣农村文化的有效途径。要依托产业发展，通过农民技校、科普协会等组织，大力推进农业科学技术的普及，提高农民的文化技术水平。要加强农民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教育，大力弘扬集体主义精神，提高农民的思想觉悟，引导农民把个人劳动致富与共同富裕结合起来，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关系，杜绝损人利己、损公肥私、金钱至上的不良思想行为。要从农民的思想政治工作入手，对农民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进行社会公德、家庭美德教育，培养农民的社会主义信念，形成热爱劳动、勤俭持家、开拓进取、诚实守信、互助友爱、见义勇为、讲究文明的新风尚；要大力发展农村先进文化，抵制腐朽文化，倡导科学、文明，摆脱愚昧、落后，促进农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收稿日期：2006—0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