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国情特点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诠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国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争论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就开始了。由于马克思主义传入时，中国哲学界本土文化论十分流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讨论主要在哲学领域展开，所谓“中国化”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和语言上的中国化。到20世纪30年代，这一问题的讨论逐渐超越纯粹哲学领域，形成了以艾思奇等学者为代表的文化论和毛泽东为代表的实践论两种观点：艾思奇、陈伯达、胡绳等人从文化学角度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现实化”的含义，并提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统一的观点；毛泽东则以一代政治大家的风范，探索以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道路，在总结大革命失败教训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界定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毛泽东的这一论述成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经典定义。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统诠释的局限性日益明显：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使命?如何认识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地位?如何处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以及当代世界文化的关系?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都不能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诠释中得到求解。因此，仅仅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解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仅仅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或传统文化范围内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但不符合改革开放的精神，而且有机械论或文化倒退论之嫌。
鉴于上述原因，近些年学术界有人试图重新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涵义。张静如教授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角度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界定为建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体系；[1] 李海荣先生强调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国国情的关系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两层涵义：其一，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化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其二，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实践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的行为化。[2] 但这些观点都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框架。汪青松教授则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和本土化问题。”[3] (P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运用的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创新的中国化三个层面。”[3] (P4)此种观点突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逻辑，体现了立足中国国情与具有世界眼光的统一、历史透视与现实分析的统一、注重实践与理论升华的统一，为我们解释上述问题提供了方法论依据。
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随着国情的发展而不断深入的过程，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个时期都必然地要打上时代的烙印，从而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涵义的时代性与具体性。21世纪前20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因此，有必要对新世纪之初中国国情进行客观全面地分析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涵义做出具体的、合乎时代需要的解释。
第一，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方法处理、解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必要与可能，在于马克思主义能够与中国不同时代的实际相结合并解决时代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发展不平衡是新世纪中国面临的最突出、也最易引发危机的问题。所谓发展不平衡表现为“两级分化”的加剧，包括区域发展的两级分化和居民收入的两级分化。就区域经济来说，由于历史、地理的原因，我国东西部地区从来就不曾平衡发展过，新中国成立后实施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战略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而改革开放则进一步加剧了东西部地区的发展不平衡。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以东部沿海地区为突破口的，改革初期区域经济倾斜发展战略，使东部地区迅速崛起，东西部地区的差距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递增。2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实现了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整体水平大幅上升的同时，居民收入的反差也越来越大。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从1992年到199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37.6上升到40.3；最低和最高的20％居民的收入份额分别从6.2％和43.9％变为5.9％和46.6％。1998年，最低和最高的10％居民的收入份额为2.4％和30.4％，后者是前者的12.7倍。进入21世纪以后，这一差距进一步扩大。2000年，城乡高收入户占总户数的2％，中低收入户占18％，低收入户占80％。从当前家庭财产总额的差距来看，最高的达到158.1万元以上，相当于户均财产22.8万元的近7倍。[4]
20世纪遗留下来的经济体制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农村经济问题、两级分化问题等等依然令人担扰。首先，国企改革并未结束。20世纪末的国企改革虽然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尚未形成稳定的新型国企体制，国有企业的管理问题并未真正解决，国企脱困还需要走很长的路。正如吴敬链教授所说的，“即使从已经改制上市的电信部门、石油部门看，也只是搭起公司制的架子，离实现公司治理结构的正常运转还有相当距离”。[5] 其次，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困境被凸现出来。20世纪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走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正是1979年发端于安徽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率先打破了旧经济体制的缺口。但当经济改革的春风吹到城里时，农村这个改革开放的发源地却冷淡下来。改革开放的20多年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点并不在农业，农村经济体制实际上一直停留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承包责任制的水平上；农业宏观管理体制条块分割、权力交叉现象仍始终没有解决；农业人口过多、农民收入过低、农业投资缺乏、农业基础薄弱、农产品加工和运销组织落后、农民进入市场难等问题长期存在。[6] 中国农业经济的这些问题，决定了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挑战远甚于工业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
政治体制方面的问题同样不可忽视。实际上，我国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的核心正是政治体制问题。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受阻的情况下启动，至1987年党的十三大才第一次正式把政治体制改革纳入改革计划。但政治体制改革理论、改革措施不如经济体制改革迅速有力。随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形成，随着中国与世界的距离的缩短，国家权力与市场经济的矛盾、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的矛盾、政治权威与法律权威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国家权力的强大不仅使得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显得力不从心，而且抑制了市民社会的发展，以至于很难支撑起市场经济的大厦。几千年崇尚政治权威的传统则使得法律权威难以树立，虽然中共中央十四届五中会提出“依法治国”的方针，但社会主义法治还处于初级阶段，理顺法治权威与政治权威的关系仍然面临着诸多困难。
当然，21世纪初中国的实际问题远不止上述这几个方面，从而决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表现为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奋斗目标的统一。在政治上，我们的目标是要达到：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基层民主更加健全，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在文化上，我们的目标是要达到：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形成比较完善的国民教育体系、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全民健身和医疗卫生体系。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消除文盲。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由于现代发展观不仅要解决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发展任务，而且要解决经济与环境、资源以及人口相互关系的问题，因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还要求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求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此外，改革开放的钟声已经宣告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过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将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实现，从而意味着上述目标的实现必须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联系在一起。
如何解决这些具体的问题都是新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考虑的。因此，新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解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各种具体的、现实问题的过程。
第二，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丰富、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特指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并由列宁发展的理论体系。由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在时间上离我们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也由于其自身较强的理论性及其在国人中普及的非广泛性，中国人民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在广大人民中间难以引起共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宣传落实也只能停留在口号层面，这毋疑是变相地降低了马克思主义的地位和价值。因此，有必要开宗明义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及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地位作一合乎实际的解释。
首先，应当充分肯定并合理解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理论继承性。
理论本身具有历史的沿续性，但这种沿续性不可能表现为纯粹的“代位继承”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即在不同时代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简单地归结为把马克思主义与特定时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虽然，从毛泽东思想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各个时期国情的结合。但从毛泽东思想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自己的逻辑体系、内在传承关系和理论的创新点。
其次，要旗帜鲜明地确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间以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特殊地位。
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创立的理论体系)是普遍真理，但经典马克思主义毕竟是一百多年前产生的理论，她的真理性、普遍性只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只有在与中国国情、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前提下才能显示出她的真理价值。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经过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检验的真理。中国人民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但有理性的认识，也有感性的认识。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角度来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都具有不可取代的优势地位。因此，丰富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新世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主要理论任务。而丰富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首要要求就是践行“三个代表”、落实“科学发展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既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世纪之交的中国国情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是前瞻21世纪提出的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纲领。一方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社会进步标准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标准有机地统一于党的建设之中，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既体现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一脉相承的立场、观点、方法，又包含着对无产阶级政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思想、新认识、新判断。另一方面，“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为适应时代发展要求而又面对党的现实状况做出的科学而又深刻的论断。它从经济、文化和政治三个方面科学地阐述了党的先进性的本质和内涵，集中回答了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如何保持先进性和代表性，如何使党永远充满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等问题，提出了在新形势下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从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等各个方面，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历史任务，是新的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纲领。而科学发展观则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体现，“科学发展观总结了2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7]“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成果。
如何坚持科学发展观、实践“三个代表”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新世纪的重大理论课题，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使命。
第三，从意识形态诸形式之间的关系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扎根于中国民间意识的过程。
意识形态是一个多层次性的观念或理论体系。从意识形态的主体及其支撑力量来看，有国家意识形态和民间意识形态两个基本层次。国家意识形态是以国家政权为后盾并服务于一定政治目的的理论体系；民间意识形态主要表现为靠传统习惯维系的观念体系。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民间意识形态常常被忽略，被视为观念的意识形态(因为它的确缺乏完整的理论形式)，但即便是观念的意识形态，由于深深扎根于民间，并世世代代相传，它的影响力及其对其他意识形态的抗拒能量十分强大。也正因为如此，民间意识形态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民间意识形态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根”或土壤。历史证明，任何国家意识形态一旦离开民间意识形态的支撑，是很难发挥作用的。
当代中国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经典马克思主义)，而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统一。但无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都不能说已经深深扎根于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民族，都存在着民间化的必要性。
马克思主义本来是外来文化或意识形态，虽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是作为民间意识形态面存在(但并非中国土生土长的民间意识形态)，新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民间化”，但中国人民从一开始就不是在理性层面上接受马克思主主义，而只是在感性层面上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与中国传统文化“同质”的文化而接受。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也难说是因为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包括新民主主义后期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或者说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迅速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并作为惟一的意识形态或文化形态在国家宣传机器的催动下深入到人民生活的每一角落，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在整个中国的民间也有着一定的市场。但由于中国传统意识形态的根深蒂固，也由于一系列非理性的政治运动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乃至歪曲，马克思主义在民间的根基非但没有巩固，而且其影响呈现下降趋势，党和政府的威信也一度受到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马克思主义在国人心中地位有所上升，在民间也是如此。但能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已深深扎根于中国民间呢?我看不能!当代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标志着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成功，但受市场经济消极因素影响，人们的信仰也开始多元化；受片面经济中心论的影响，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客观上放松了，并没有做到邓小平所说的“两手都要硬”。虽然说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的高潮一个接一个，但在民间，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仍然是知之甚少。试问：中国两亿民工有多少人心中装着马克思主义?至于数以亿计的没有走出农村的老人、孩子更不用说了。一个不知马克思、恩格斯的人哪里谈得上马克思主义意识或信仰!即使在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也有相当多的工人、无业人员不知马克思主义为何物?甚至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在职人员、党和国家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干部)也并非都有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或许正因为如此，在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马克思主义本土化问题依然备受关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也明确地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增强党的思想理论工作的创造力、说服力、感召力，着力回答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不仅要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更要重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民间化问题。所谓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民间化，实质就是以马克思主义改造根植于民间的传统观念意识形态。这项工作的艰巨性远甚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第四，从民族文化整合与发展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主导下，融合世界先进文化，整合民族文化的过程。
民族文化的整合与发展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面临的迫切任务。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生命力的象征。民族文化的整合与发展实质上是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实现文化创新，形成顺应历史潮流、反映时代精神、代表社会前进方向的精神成果，或者说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当民族发展与世界紧密结合在一起时，民族文化的整合与发展就成为不可回避的历史任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第二次睁眼看世界，并自觉地把中国与世界联系在一起。这一史无前例的举措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文化冲突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主要领域。20世纪最后的二十余年中，西方文化的输入速度、广度以及对中国本土文化冲击的深度，都是第一次“西学东渐”所不能比拟的。中国人以及中国政府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与19世纪中期乃至20世纪初期相比，也有天壤之别。经历了五四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特别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毁灭性打击的中国本土文化在强劲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显得比鸦片战争后更加无力。更令人担忧的是，经历了太多运动和贫困的中国人似乎对祖国的传统文化已丧失感情，对西方文化则显示出无比的兴趣。于是，西方各种文化思潮几乎在毫无阻碍的情况下涌入中国。文化开放为中国民族文化的整合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挑战远甚于机遇。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国际间交流合作的频繁、随着交通的日趋便利和通讯手段的信息化，世界文化市场更将在越来越缺少过滤的状态下膨胀，各种思潮的汇集、激荡更加迅速激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纪的各种社会思潮中，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显得异常活跃，社会主义各流派围绕着新世纪的走向问题，对社会主义的历史、现实、未来进行各自不同程度地反思和预测，对全球化社会所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时代条件下的科技革命发展采取各自不同的回应，由于各种社会主义流派本身具有的复杂性，它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挑战性有着特殊的意义。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主导下，融合世界先进文化，整合民族文化已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那么，如何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笔者认为，文化资源的选择是整合与发展民族文化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在以往的讨论中，虽然没有直接涉及这一问题，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这种观点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首先，如前所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畴中，“马克思主义”特指由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创立和发展起来的科学理论体系。如果仅仅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范围内讨论民族文化的整合与发展，意味着把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排斥在文化资源范围之外。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文化发展的规律。其次，自改革开放以来，五光十色的外来文化以不可阻挡之势涌入中国，其传播速度之快、影响范围之广远甚于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无视这些外来文化的存在显然是自欺欺人，也背离我国改革开放的精神。因此，我们主张：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广泛吸收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当代世界先进文化之精华，实现民族文化整合与发展的伟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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