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与“存在论”的本体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本体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5）04-0063-07
一、构筑旧形而上学“存在论”的传统范式
马克思哲学创立之前，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旧形而上学在哲学领域处于高高在上的统治地位，这种形而上学的一个特征，就是把超感性的理性概念化、逻辑化、绝对化为世界的本源性基础；一个倾向，就是把“安身立命之本须在理性中寻求”的观念普遍化、永恒化、神圣化为人的“存在论”追求；一个方法，就是置于由“知性制式”、“先验预设”、“学理至上”三原则混成的理论范式和思维方式之中构筑它的“理性存在论”。
自柏拉图的“理念论”，中经康德的“批判哲学”，直至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理性被形而上学改装成了脱离人和自然的“绝对存在”，即被抽象化、先验化、还原化为世界的“最高实体”。在这个超出现象界、经验界之外的“存在世界”中，理性作为“最高实体”是绝对真理的化身，具有统摄和宰制一切的权力。而对“最高实体”的认识和把握，不过是理性自己认识自己、自己把握自己的过程，因为理性即是“最高实体”，“最高实体”即是“绝对存在”。卢卡奇说：“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理性在本体论上的万能性依然是哲学问题的核心”，它的“存在论”本质上是“理性存在论”（或曰“理性本体论”、“理性形而上学”），是把理性抬高到“绝对存在”的优先地位的“存在论”。“在这里，对自然和社会的存在和生成来说，理性是最高的原则。”[1]（P531、535）“理性存在论”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三个方面的突出表现：（1）理性实体化，实体理性化；（2）存在概念化，概念存在化；（3）体系逻辑化，逻辑体系化。与此相适应的便是“知性制式”、“先验预设”、“学理至上”三种思维原则，即传统的理论范式和思维方式。也就是说，理性作为存在之本需要一种相对应的理论范式和思维方式予以理解和把握，而这种理论范式和思维方式便成为构筑“理性存在论”的重要支撑点和“脚手架”。
第一，“知性制式”的思维原则。按照黑格尔的理解，知性是以同一性意识为基础、严格遵循同一性逻辑、并力图使概念与对象达致抽象分离状态的一种思维“态度”。按照恩格斯的理解，知性是一种“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的“思维公式”。这种思维制式习惯于把世界上种种事物的相异状态“削齐拉平”，进而在抽象的水平上把众“多”的万物归结为或还原为“一”。然后，又把超感性的理性概念实体化、终极化为世界的最高存在和最后基础（始基）。“这种始基无论是作为凌驾于世界之上的创世主，还是作为自然的本质原因，或再抽象一步作为存在，都形成了一种视角，由此看来，世界内部的事务和事件尽管丰富多彩，但还是能够整齐划一，成为特殊的实体，同时也可以理解为整体的各个部分”。[2]（P29）知性在从“多”到“一”的同一性抽象中形成了一个最晦暗的概念王国，其中在某个奉若神明的第一性的本原概念的统领下，衍生出了不同属类的次级概念，而且这些概念上下左右之间是严格遵循逻辑规则和次序的，这就为“理性存在”的演进提供了逻辑化和体系化的可能性，知性同时也成为实现这种可能性的思维制式和“无限能力”。[3]（P123）阿多诺曾把知性的同一性抽象看作是“一种幻象”，[4]（P516）理由是它不仅导致先验理性的神话，而且造成意识形态的迷信。
第二，“先验预设”的思维原则。哈贝马斯说：“撇开亚里士多德这条线不论，我把一直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哲学唯心论思想看作是‘形而上学思想’，它途经普罗提诺和新柏拉图主义、奥古斯丁和托马斯、皮科·德·米兰德拉、库萨的尼古拉、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一直延续到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古代唯物论和怀疑论，中世纪后期的唯名论和近代经验论，无疑都是反形而上学的逆流。但它们并没有走出形而上学思想的视野”。[2]（P28）在哈贝马斯看来，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哲学唯心论是“形而上学思想”的代名词。这种看法比较符合“哲学事实”：从内容上看，旧形而上学是一个追寻超感性“存在世界”的先验范畴演绎系统，它的实质就是理性的优先性和至上性。因为“存在论”追寻的不是经验界、现象界的具体事物，而是超感性的理性实体——世界的最后基础和最高存在。这种理性实体“高于他者的至上性”[5]（P281）恰恰契合着唯心主义借以安身立命的思维第一性原则。从形式上看，旧形而上学是使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来演绎它的先验范畴体系的，而推理过程所涉及的概念、范畴和规则等等原本是对现实生活的抽象结果，或者说是人自己思考现实生活所必须使用的形式化语言。但是在旧形而上学那里，由于理性实体自在自因地存在着，所以一切的概念、范畴和规则，甚至包括推理过程本身已不再具有属人的性质，统统都是理性实体自身具有的性质。于是，推理的东西、逻辑的东西伴随着理性实体的生长反倒变成一切现实事物存在的理由和根据。这种理性实体在逻辑推演上的先在性和预成性又暗含着唯心主义始终崇尚的概念先验性原则。
第三，“学理至上”的思维原则。从哲学史上看，旧形而上学的哲学家们总是本着理论高于实践、思想高于行动的“学理至上”原则去构筑他们的“存在论”、“第一哲学”或“体系哲学”的，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曾不同程度地奢谈“实践”的意义，但终归无法摆脱这种思维原则在价值取向上的影响和支配。这种思维原则所形成的价值取向或倾向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在哲学家们意识的深层处顽强地支撑着自己的哲学体系。这种情形，哈贝马斯视为“强大的理论概念”，阿多诺则喻为“知的意识形态”。在旧形而上学中，理性、逻辑被奉若神明，世间的一切人和事物都要“受抽象统治”，[6]（P111）这就形成了理性与现实、概念与对象之间严重的紧张关系和绝对的分离状态，也加剧了理论与实践、思想与行动之间的两离趋势。以逻辑概念的推演方式对超感性的理性实体作思辨的考察和理论的反思，更使这种两离趋势的天平倾向于理论而不是实践，器重于思想而不是行动。
二、“走出形而上学”：“理性存在论”的破解与否弃
旧形而上学依据传统的理论范式和思维方式，构筑起“理性存在论”的神圣殿堂。但是，它在后来必然要遭遇到的整体“断裂”之前，曾发生过“内部的颠覆和造反”。黑格尔首先对知性化的思维制式在形而上学领域造成的严重束缚极为不满，并力图用辩证思维方式取而代之。然而，非常遗憾的是：尽管黑格尔在这场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中耗尽了一生的聪明和智慧，他却并未取得最后的彻底胜利，对旧形而上学只是“曾有过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7]（P159）他的辩证法虽然已造成对“知性制式”的严重威胁，但在根本上仍无法摆脱它的纠缠，在总体上尤其是在仅仅作为构筑“理性存在论”的逻辑工具上仍无法摆脱同一性逻辑的强制作用的影响。他的辩证法不是“社会和历史的现实的辩证法”，而是“纯粹自立的精神的形式的辩证法”，[1]（P554）不是在现实的活动过程中历史地生成的，而是“绝对理性”自身运动的精神轨迹。例如，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是“绝对理性”外化的结果，是纯粹精神辩证展开、实现和验证的过程。这样，他的辩证法最终便沦为“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即一种知性化思维的典型哲学代表。正如马克思所说：“黑格尔的虚假的实证主义即他那只是徒有其表的批判主义的根源就在于此”。[8]（P171）海德格尔把黑格尔哲学归入旧形而上学范畴，认为黑格尔把“存在”规定为“无规定性的直接性”，是与旧形而上学的传统思维方式保持着相同的思维视界。[9]（P22）黑格尔对旧形而上学发动的攻击，不但没有真正摧毁它，反而使它更加坚固，甚至成就了他自己的“理性存在论”在旧形而上学中“最后的辉煌”。
费尔巴哈对旧形而上学的批判，是从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和一般唯心主义的批判开始的。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巧妙地拟定了对黑格尔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基本要点。”[7]（P177）但是，费尔巴哈的批判并未摆脱旧形而上学知性化思维范式的严重束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他在对思辨唯心主义的批判中所建立起来的唯物主义，也只能是“直观的唯物主义”，或曰拒斥辩证法的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在知性思维的制式中，不过是把作为世界本体的“绝对理性”借助于同一性逻辑这个“通向生活的驴桥”而置换为“纯粹自然”或“人”。与此同时，费尔巴哈不仅任由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彼此完全脱离，而且还造成“唯物主义和历史彼此完全脱离”。他在反对唯心主义的过程中，不得不在历史领域“自己背叛自己”。“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10]（P51）例如，他把“人”作为思维与存在“统一的基础和主体”，而又“不得不：（1）撇开历史的进程，孤立地观察宗教感情，并假定出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2）所以，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10]（P5）这样，他试图摧毁旧形而上学的“理性存在论”，却又借助“抽象的人类理性”暗中予以“复活”。此外，由于费尔巴哈“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因此他对旧形而上学的批判只能满足于理论的、哲学的批判，他的哲学和一般唯心主义或“旧形而上学”一样也都是以解释世界为己任，满足于抽象推演，追求终极存在的“理性存在论”。这样，费尔巴哈从批判“形而上学”开始，最终又回归到了“形而上学”，他自喻是一只在“蛹虫”面前战栗的“彩蝶”，最终却又化为“蛹虫”。
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对旧形而上学的批判，其思想具有明显的差异，甚至对立。但是却依然存在着难以置信的共同性：其一，都是“理性存在论”的忠实维护者，只不过一个崇尚“绝对理性”，另一个张扬“人类理性”罢了；其二，都对传统的理论范式和思维方式发起挑战，但从根本上却无法摆脱它的束缚和纠缠；其三，都怀有试图“走出形而上学”的最初愿望，但最终却不得不重新回归“形而上学”。在马克思看来，要“走出形而上学”，必须炸毁“理性存在论”的神圣殿堂，而要彻底炸毁它，又必须克服和超越传统的理论范式和思维方式。在哲学史上，对“存在”作“存在论”追问的哲学家数不胜数，但第一个把这种追问置于现实的生活过程即人的社会实践中的哲学家首推马克思。马克思始终坚信：对“存在”作“存在论”的追问决不能单单诉诸“理性”便可得到解决，唯有诉诸于实践活动方可获得最终的解决。在这里，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张什么“实践存在论”或“实践本体论”，实际上他意图建立以取代“理性存在论”的是“社会存在论”。理由很简单：实践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的实践，是在社会存在中历史地生成、现实地展开和辩证地实现的过程，离开社会存在孤立地谈论实践的意义恰恰是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旧形而上学的思维层次和水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对自然占有的对象性关系即实践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活动，这种活动“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8]（P121-122）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11]（P57）因此，马克思在“存在论”的层面上十分强调实践的意义却一刻也离不开对社会存在的深层分析和全面把握，他心目中的实践只是通达“社会存在”的重要途径和“桥梁”。应当说，实践的原则，辩证的原则，以及唯物的原则的“三维视界融合”构成了一种全新的具有革命性变革意义的思维方式，正是凭借这种思维方式马克思完全超越了传统的理论范式，彻底炸毁了“理性存在论”的神圣殿堂，真正走出了形而上学的“怪影”，并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树立起“社会存在论”的理论丰碑。
三、“理性存在”向“社会存在”的本体转换
马克思曾提出的对“整个哲学的批判”，实际上是对旧形而上学的批判，是对德国古典哲学所作的“清算”和决裂。正是在这一“清算”和决裂的过程中，马克思实现了由“理性存在”向“社会存在”的本体转换。
首先，“社会存在”是一个现实的、生成性的过程，不是一种抽象的、绝对的“精神异在”。黑格尔的哲学尽管“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但是，它无须通过自然界这一中介便直接从“绝对理性”推出了社会存在，而且，后者是前者的展开、实现和验证，是作为前者的异在形式被动地产生和变化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11]（P73-74）在马克思看来，“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2]（P32）此外，社会存在不仅是一种客观的现实的存在形态，而且还是一个并非被动的、“自为的生成”着的过程：“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8]（P163、131）因此，作为“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结果的概括”，“社会存在”的理解便被置于历史生成性的解释原则之中：它既是历史主体创造性活动的前提，又是这一活动的结果。其实，黑格尔的辩证法在他的“理性存在论”中已经显示了“主体性意识”和“生成性逻辑”，只是由于体系的需要和知性思维的束缚而徒“有一个完全否定的和批判的外表”，具有明显的“虚假性”。马克思主张把社会存在放在历史过程中去考察，放在生成和起源中去考察，认为这是摆脱“理性存在论”概念神话的唯一出路，也是破解旧形而上学遗留下来的“历史之谜”的根本途径。
其次，“社会存在”是一种总体的关系性的存在，不是一个实体化了的、终极化了的、无时间性的“绝对存在物”。在“理性存在论”那里，理性即实体，实体即理性，理性是一个实体化了的、终极化了的存在。这种存在既无来源又无去处，它自己既是开端又是终点，实际上成了无时间性的“绝对存在物”。马克思深刻揭露了“理性存在论”实体观念产生的奥秘：“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作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也就是说，实体观念乃是对这种“现实基础”的一种“神化了的”反映，是形而上学思辨的产物。马克思力图解决这个“产生了关于‘实体’和‘自我意识’的一切‘高深莫测的创造物’的问题。”[13]（P43、49）他在批驳实体观念的同时，把自己的视野转向对“社会存在”的历史考察，并提出了著名的“社会关系说”。在他看来，“社会存在”即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即是“社会存在”：“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13]（P363）此外，“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6]（P220）马克思认为，“社会存在”不是孤立性的“存在者”的单纯集合，也不是实体化的“存在物”的简单堆积，而是一个现实的处在时间性和历史性状态中的特定“关系体”或“矛盾体”，它的展开过程完全符合辩证法的总体性要求，因而也是“一切关系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14]（P145）马克思曾经肯定“费尔巴哈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8]（P158）但他又批评费尔巴哈并不真正了解社会关系的意义。在费尔巴哈那里，社会关系由于“撇开历史的进程”予以考察，而被理解为一种抽象的“纯粹的自然联系”。例如，他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结为一种天然的“宗教感情”，进而兜售他的“爱的宗教”。实际上，他对“社会关系”作了抽象化的、自然化的、实体化的理解，这种撇开现实性、时间性和历史性的理解依然没有摆脱“理性存在论”实体观念的“怪想”，所以他唯一能够做到的只是“对‘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
再次，“社会存在”是“自然的历史”和“历史的自然”的统一体，是马克思哲学“存在论”的基础。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自康德以来自然和历史一直处于二元对立的状态。马克思在《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先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排除自然过程的抽象的历史哲学，认为他们把自然界视为“自我意识”的一种“堕落”而排除在历史过程之外，必然要陷入唯心主义。又批评了“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认为这种唯物主义对人和自然的理解停留于“单纯的直观”和“单纯的感觉”而根本无法说明它们的历史生成，一旦考察社会存在的问题时，便会立刻暴露其“唯心主义的观念”。为了消除自然和历史二元对立的状态，马克思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互相制约。”[10]（P20）马克思还特别使用了“自然的历史”和“历史的自然”两个短语，以说明自然和历史的统一性。卢卡奇早年曾提出“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范畴”的“存在论”原则，他在晚年虽然承认其缺陷，即“动摇了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基础。”[15]（P20）但他仍然没有完整理解马克思上述重要思想的“存在论”意义。应当看到：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存在论”上的革命同时就是整个哲学思维方式上的革命，在这个革命中他不仅要解开“历史之谜”，而且还要解开“存在之谜”。为此，他必须要把“自然的历史”和“历史的自然”看作是一个彼此关联的统一体，而这个统一体就是“社会存在”，就是马克思哲学“存在论”不同于旧形而上学“存在论”以“理性存在”为基础的基础：“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8]（P122）
四、“社会存在论”的思维方式及其现代启示
“社会存在论”的思维方式是在对“理性存在论”的传统思维方式的超越和克服中形成的。当时，“知性制式”、“先验预设”、“学理至上”三种思维原则在旧形而上学中已造成了如下情况：其一，同一性逻辑的总体惯性；其二，唯心主义全面占统治地位；其三，理论高于实践观念的强大势力。正是面对这种复杂的理论背景，马克思开始了一场哲学思维方式上的深刻变革运动。
第一，建立唯物主义辩证法，从根本上摆脱同一性逻辑的纠缠。在哲学史上，马克思第一次把辩证法奠定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辩证法与唯物主义彼此完全脱离的状态，也使得辩证法把自己的原则真正贯彻到底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只有唯物辩证法，才能冲破知性化的思维制式所设置的一切屏障，才能真正确立辩证思维方式在哲学中的主导地位，进而也才能彻底摧毁支撑“理性存在论”的逻辑支柱。
第二，创立唯物史观，彻底地粉碎唯心主义的先验模式。如前所述，“理性存在论”是在唯心主义的先验模式中孕育成形的，因此彻底粉碎这一先验模式就成为全面摧毁“理性存在论”的一个关键。应当看到，唯物史观的创立，既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陷，又全面地批判了唯心主义，并把它从历史领域中的“最后避难地”驱逐出去。至此，唯心主义这个维护“理性存在论”的思想硬核和精神支柱被完全捣毁了。
第三，确立“实践的唯物主义”原则，根本逆转理论高于实践的观念取向。“实践的唯物主义”既是一种崭新的哲学形态，又是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按照这种思维方式，现实存在的一切事物，包括人本身都必须“当做实践去理解”，都必须以“实践-精神”的把握方式去理解。同样，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哲学已不再深陷旧形而上学的概念体系而不能自拔，“存在论”研究也不再深陷终极化、绝对化的“迷误”而自我纠缠，第一次开始走向了现实的历史过程，走进了丰富生动的实践生活。长期以来，理论高于实践的观念取向在哲学家们的意识深处始终未曾发生过根本动摇，一直作为观念支柱和价值支撑顽强地巩固着旧形而上学的“理性存在论”，并且形成了一种不可动摇的强大的传统势力。可以说，不同于历史上以“解释世界”为己任的旧哲学，“实践的唯物主义”作为一种主体能动地“改变世界”的哲学，在哲学史上第一次从根本上逆转了理论高于实践的观念取向，第一次与这种强大的传统势力实行了彻底的决裂。因此它的产生，不仅体现了哲学形态上的革命，而且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坐标和出发点上的革命。
马克思针对“理性存在论”的“知性制式”、“先验预设”、“学理至上”三种思维原则，运用了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唯物史观的方法和“实践的唯物主义”原则三大批判武器。这三大批判武器有机结合，共同构成了马克思哲学不同于以往哲学的思维方式之内涵，它们犹如一个棱体的三个不同镜面，共同反映着马克思哲学“社会存在论”的内在精神。也就是说，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模式和解释原则不是一维的、单面性的，而是多面性的、三维的，是以“三维视界融合”为特征的全新的思维方式和理论语境。我们说，整体摧毁“理性存在论”需要置身于这种全新的理论语境中方能获得理解，重新建立“社会存在论”同样需要这种崭新的思维方式作支撑，其理论贡献和当代意义也是十分明显的：
其一，用“实践第一”的观点取代了“学理至上”原则。在“理性存在论”那里，“存在”的追问是在理论化、抽象化和逻辑化的过程中完成的，而作为完成的结果，“存在”的概念则具有终极化、绝对化的特征，也具有普适性、超绝性的意义。其中，理论高于实践的“学理至上”原则是坚定不移、贯彻始终的。对“理性存在论”来说，“存在”只存在于现象界之后、经验界之外，属于不变的超验世界，只能运用超感性的纯粹概念予以理解和把握。“存在”就存在于现象界之中、经验界之内，属于可变的现实世界，能够运用感性的“实践-精神”予以理解和把握，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马克思哲学用“实践第一”的观点取代“学理至上”原则，第一次把“存在”问题的追问置于“感性的实践活动”之中。这不仅克服了“理性存在论”“存在”概念的实体化、终极化，“存在思想”的逻辑化、体系化和“存在论意义”世界的超绝性、普适性的弊端，而且超越了它的理论高于实践的唯理主义思维方式，第一次开始运用“实践-精神”的掌握方式去理解和把握“存在论”中的种种问题，并在“感性的实践活动”之中获得最终的结论。正如马克思所说：“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0]（P5）
其二，用“生成性逻辑”取代了实体性原则。囿于知性化的思维制式，旧形而上学“老是活动于有限思维规定的某种界限之内，并把这种界限看成固定的东西，而不对它再加以否定。”[16]（P97）因此，在旧形而上学哲学家们的心目中，“理性”是超感性的、超验的存在，也是固定化的、永恒化的实体。如康德所说：“在世界上一切变化的东西之中，实体保持不变，而只有偶性才发生变化。”[17]（P184）实体是“出身”，又是“来源”，但它本身没有“出身”，也没有“来源”，它自因自在，既无生成又无历史。唯其如此，它才成为世界的最终根源和最后基础。显然，这是一种纯概念化的思维结果，不是概念与内容、主观与客观对立统一的思维，即不是一种生成性的、过程性的和历史性的思维产物。尼采说：“我们的知性不是用来把握生成的，它致力于证明普遍静止，因为它来源于图像。”[18]（P91）马克思哲学的唯物辩证法立足于思考对象的客观性和现实性，并着眼于揭示对象的历史性、过程性和生成性，把“存在”置于“时间性”的思考之中，以揭示它生成、运动和变化的内在本性。这就使“理性存在论”概念化、实体化的思维原则被一种全新的历史性、生成性的思维原则所超越和取代。
其三，用唯物主义原则取代了先验论原则。唯心主义作为哺育“理性存在论”的“摇篮”主要是运用思维第一性和概念先验论原则来支撑它的“存在世界”的，超感性的理性实体的至上性和绝对性、抽象的逻辑推演的先在性和预成性一旦离开思维第一性和概念先验论原则的支撑，便会顷刻倒塌。马克思曾高度评价费尔巴哈对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的批判：“人们用哲学来对抗形而上学，这正像费尔巴哈在他向黑格尔作第一次坚决进攻时以清醒的哲学来对抗醉熏熏的思辨一样”；[7]（P159）也曾高度赞赏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的斗争：“和它（指法国唯物主义——引者注）那反神学、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实践相适应的，必然是反神学、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理论。”[7]（P161）当他在创立自己的哲学中提出新的“存在论”思想时，又总是念念不忘唯物主义的原则和立场：“当我们真正观察和思考的时候，我们永远也不能脱离唯物主义。”[19]（P213）因为只有坚持唯物主义的原则和立场，才能破除支撑“理性存在论”的思维第一性和概念先验论原则，才能使“存在论”的哲学研究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都走上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正确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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