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罗德之死”的历史省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死论文,罗德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16)-02-0120-14 1860年初，法国海军准将卜罗德(Auguste-Léopold Protet)抵达中国，作为英法联军中法国海军司令夏尔内少将(Léonard-Victor-Joseph Charner)的副手，参加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战后，他又被法国政府任命为驻华舰队的首任司令，随即投入镇压太平军的“华洋会剿”行动，1862年在上海附近的南桥镇与太平军作战时中枪身亡。 国内学界因没有对这一时期法国海军的专门研究，以卜罗德其人为对象的研究自然罕见。在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研究中，作为侵占芝罘和北塘登陆的法军总指挥，卜罗德几乎不为人所注意；但在太平天国史研究中，卜罗德的名字却并不陌生。其作为“被击毙的最高级别侵略军头子”，大量出现在太平天国史、尤其是描写1862年5月17日南桥之役的篇章中。若仅从军事史角度对一名侵华海军准将的在华活动做简单线性的盖棺论定，显然言犹未尽。惟有对“卜罗德之死”及其死后各方的反应加以历史性的思考和剖析，进而全面客观地认识卜罗德来华两年间的具体作为和对中国政局的影响，方能更为深入地揭示法国与清政府在“华洋会剿”中各自的利益考量和彼此间的微妙关系。 一、各方当事人笔下的“卜罗德之死” 1860年10月25日，中法《北京条约》正式签订，法国远征舰队的侵略任务原本已经完成。但在第二帝国的远东战略下，“当全权代表在最后一纸条约上落笔之日，法国真正获得了在这片海域觊觎已久之地位”①。“可使舰队寻获各种资源”、同时又“很适合大型舰只吃水深度”②的上海吴淞港，成了法国海军称心如意的远东补给站。因此，在战后的法国舰队分置中，在侵略战争中“战功显赫”的卜罗德被任命为新设立的“法国驻中国海域分舰队”(la Division Navale des Mers de Chine)首任司令，以“力量”号(la Forte)为旗舰驻防上海，名为保护租界和侨民利益，实为日后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创造条件。不久，太平军第三次进攻上海，清廷“借师助剿”之策也终于出笼。1862年2月13日，卜罗德与英国舰队司令何伯(James Hope)共同参加了在法国驻沪领馆举行的一次重要军事会议，决定“由严密布置防守转向公开发动攻势”，③从而正式拉开了“华洋会剿”的序幕。在其后几个月的时间内，卜罗德率领登岸的法国水兵，与太平军在上海周边展开激战，从高桥到萧塘，从王家寺到嘉定、青浦，直至5月17日在南桥之役中被击毙。 前文已述，“卜罗德之死”在太平天国史研究著作中不难找到，但往往言语简略。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中写道：“壬辰十二年(一八六二年)春，太平军把外国侵略者从太仓州、嘉定、南翔、奉贤、青浦、宝山一路扫荡，在奉贤南桥镇击毙法国海军提督卜罗德”④；郦纯的《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中，作“5月17日，敌军先轰西炮台，守军还击，枪毙卜罗德”⑤。查阅奉贤当地的文史资料及相关论文，对卜罗德之死做出的评价是一致的。或云“这个曾参加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又伙同英军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的刽子手就这样被击毙了”⑥，或云这个“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在大炮炮口追求名利的刽子手，现在终于受到了中国人民的惩罚，得到了应有的下场”⑦，亦或为“染指过镇压奉贤人民的罪恶活动”的卜罗德最终由“奉贤人民给他挖好坟墓”⑧而大声喝彩。 然而，法国驻外舰队的司令在参与他国内部战事中阵亡，对于法兰西第二帝国海军部而言毕竟是极为罕见的“事故”，在当时的中国朝野上下也掀起了轩然大波，上海租界更几乎人尽皆知。无论是当时的清廷谕令、法国与英国驻军的官方文书，还是当时南桥之役目击者与亲历者的记录、中外报纸的报道，均体现此事传播广泛，反响之巨大。缕析中外原始材料的不同来源，厘清卜罗德之死的经过及各方反应，可以尽可能地还原历史事实。现择取各方当事人的直接记述如下： (甲)法国驻中国海域分舰队代理司令凯尔索仲(Kersauson)给法国海军部的信函⑨： 战斗从下午四时开始打响。五时一刻，我军摧毁了敌方近前的防御工事。尽管敌方的高墙极为隐蔽，很难发现，我军还是成功地撕开了一个缺口。进攻的号角吹响了！卜罗德将军率领纵队冲上一小块高地。这里敌军防御工事遍布，数发子弹瞬时向他射来。我们的将军不幸胸部中弹倒地，受了致命伤，几分钟后宣告不治。……卜罗德将军之死，其在南桥战场上光荣的牺牲，必将在欧洲引起极大的反响；他九次率领我们与叛军作战直至最终殉难的英勇事迹，也必将为整个法国、整个海军界所瞩目。 (乙)参加南桥之役的法国“信息女神”号舰长德马洛尔(De Marolles)的记述⑩： 经过几次侦察，确定该城有两道城墙，两条深沟，城墙坡上有许多竹尖和树砦。四时半，我军开始用大炮打开城墙缺口，敌人没有回击。冲锋号欢响了，这时，突然从右侧猛射出一排枪弹。我们的轻炮部队进行回击，制止了敌人的火力。我走近卜罗德准将，他正跟在第二冲锋纵队后面；我在他的右边，前后相距两步路。忽然从右边的一个棱堡打出两枪，我感觉到子弹像风一样飞驰而过，第二枪把卜罗德准将当场打死。……卜罗德的遗体在其副将布鲁利·德瓦拉纳指挥下运回上海。 (丙)又有参加南桥之役的卜罗德副官德瓦拉纳(A.Des Varannes)的记述(11)： 下午四时……进攻的信号吹响了。叛军突然出动，向我队的前部射出弹雨。然而，由于军官的身先士卒，这点危险对于士气振奋的联军士兵算不了什么，反倒使他们竞逐速度和勇气。第一批攻击队很快到达墙边，但卜罗德准将却在这时被一颗子弹击中心脏，倒地身亡。 (丁)英国海军司令何伯5月17日致英国海军部的信函(12)： 在士迪佛立将军和法国海军准将卜罗德的指挥下，南桥已经于今晚被我军攻占。如果不把卜罗德在其将士前的阵亡计算在内，我军损失应该比较小。 我与这位令人怀念的朋友共事的时间并不长。在此期间，我发现我完全可以信赖他的正确判断、专业能力和不倦热情。…… (戊)指挥南桥之役的英国陆军司令士迪佛立(Stavely)5月18日致英国陆军部的信函(13)： 重镇南桥昨日已被英法联军攻陷。但我必须补充的是，如果不把海军准将卜罗德的阵亡算上，我军损失很小。这位法国驻中国的皇家海军司令在强行军的推进时不幸被子弹击穿了心脏。 法国海军已经失去了一个最积极能干的指挥官卜罗德，最近战斗的指挥成功极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的充沛活力和热忱合作。 (己)参加南桥战役的清军随军将领葛绳孝5月17日致吴煦的函件(14)： 卑职等随同卜提督于十八晚(4月16日晚)抵离南桥镇二三里许，次日前进，相度地势，安排炮位。……因该贼坚筑土城三层，壕沟深阔，至六点钟二刻，将次进镇。卜提军勇往直前，至壕沟边，猝被枪子打中心窝，陡然昏晕，扶行约二十步，即行跌扑，遂延英国医生看视，以为不救，即时殒命。现即速送回沪。 ……再：卑职今晚十一点钟护送卜提军尸身出口，上轮船回沪。 (庚)江苏巡抚李鸿章5月19日和27日给清廷的两份奏报： 其一(15)： 十九日，两国提督亲往察看形势，安排炮位。酉初，击贼于镇西。贼恃三道土城濠沟深阔更番施放枪炮，子密如雨。酉正二刻，法提督卜罗德勇往直前扑近城濠，挥令西兵及常胜军冒烟冲入该镇，贼众纷纷惊溃。卜罗德正在督战，不意猝被枪子中伤心坎，登时昏晕，经翻译官扶行二十余步倒地而绝。时随营委员候补州同葛绳孝，一面催令痛击踏毁贼营，一面照料卜罗德尸身，以轮船驰送回沪。该署司当即亲诣察看。该提督确被枪子穿胸致命。其身后各事已属法领事官妥为办理，俟收殓时再躬往照料。 其二(16)： 十九日，击贼镇西。法提督卜罗德猝被枪子穿胸阵亡，余众亦有伤毙。 (辛)《北华捷报》1862年5月24日的报道(17)： 约在六点钟……(英军)第三十一团和法国炮队跑步前进……诡计多端的守城叛军，原来除炮兵和滑膛枪手外，全部为躲开我军炮火而藏匿在城墙后面的底部，现在他们令人不寒而栗地大声呐喊，一起奔上城墙，列队站在上面，用小型武器向我们发射出准确而持续的火力。约在这个时刻，勇敢的法国提督胸部中了一弹，随即倒卧在他部下的怀中，受到致命的重伤。 (壬)呤唎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的描述(18)： 英法军队正在跑步前进，他们的前锋纵列已经到达城墙脚下的壕沟，这时太平军突然从隐蔽处跑出来，重新在城墙上列好，用抬炮、火绳枪和少数欧制武器，向敌人猛烈开火。守军精神抖擞地欢呼着，或不如说是呐喊着，准确地射击了一会儿工夫。法国提督的心口中了一弹，立被击毙，其他十二三人亦中弹受伤。 以上材料虽然角度各异，但对历史事实的记述是基本一致的，即卜罗德是在法军队伍前列亲自指挥时，突遭太平军炮火攻击，致子弹穿胸当即阵亡。后世史家论及此事，大多沿袭以上当事人的陈述，但目前所见者亦有两例为异。其一为法国在上海的耶稣会士高龙鞶(Aug.M.Colombel S.J.)在其未公开出版的《江南传教史》中的记载。高氏在其书第三卷第六章《“长毛”》中记称： 1862年5月16日，新的远征行动沿黄浦江而下，肃清南桥、柘林和乍浦的叛军。卜罗德准将在进攻南桥时阵亡。有人说，他是被开小差的欧洲逃兵打死的。(19) 其二为陈芜在1983年《历史知识》发表《黄祥胜智毙卜罗德》(20)一文。作者极力刻画了太平军南桥守将黄祥胜将军的机智形象，称卜罗德进攻南桥时被围歼，乃是骄矜轻敌、正中太平军关门捉贼之妙计所致。陈文还细述了卜罗德与黄祥胜之间壮烈的“最后对决”： 突然，从沉默中爆发出一声怒吼：“狗强盗，南桥的主人在这里！”卜罗德定睛一看，迎面屹立的正是黄祥胜将军！卜罗德心慌意乱，拔出手枪就对黄祥胜开了两枪。 子弹从黄将军耳边呼啸擦过。他大吼一声：“哪里逃？”……说时迟，那时快，埋伏在全镇各个角落的太平军，都高声呼叫着冲了出来。……卜罗德像头野牛，陷入重重包围之中，指挥全然失灵。他勒转马头就跑，妄图冲开一条血路突围。黄将军对准他举枪射击，砰！砰！两响之后，卜罗德应声而倒，子弹贯心而过，他骑的大白马腾空跃起，把卜罗德重重摔倒在地上。...... 以上两说作者均非当事人，其记载与前文所列十数种来源引文存在较大差异，也几无他证为辅。高龙鞶书中未列援引出处，后来的上海耶稣会史家史式徽在修编《江南传教史》时，也删刈此说不用。陈文虽然栩栩如生，全篇未有注释，或许只能反映作者在当时写作语境下对卜罗德被击毙一事的个人情感和认识，但此说却借由演义般的语言风格，一度在广大读者群中更广泛迅速地传播开来，甚至超越了对一手史料的信任程度。本着“孤证不立”原则，后世学人对以上两说亦不可盲目采信，而应怀有谨慎怀疑的态度。 二、卜罗德死后各方的反应 虽然对卜罗德之死的评价并不相同，褒贬、扬抑甚至极端对立，但这一事件在当时引发的高度关注和巨大影响却是毋庸置疑的。连李鸿章在其写给母亲的家书中，都有“前日一役，于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者，计有四百余人。法提督卜罗德亦阵亡”(21)之言。《上海租界问题》中所谓“外人助李文忠剿太平者……以卜华德为最著”(22)恐非妄语。卜罗德之死带来的一系列反响和后果，可为明证。 (一)英法联军的报复行动 卜罗德之死间接导致了一场大屠杀的发生。1862年5月17日，失去主将的英法联军并未偃旗息鼓。据李鸿章在奏折中写道：“西兵愤甚，迭用巨炮轰倒西面炮台……跃壕而入，争先奋击，贼始不支，且战且走。……计斩首千余级，生擒贼目数十名，搜获伏贼二千余名”(23)。20日，在攻克柘林后，英、法联军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并焚毁全镇。呤唎称：“守军或被驱走，或被杀害，‘英勇’的联军冲进了这个小镇，滥行屠戮镇内的男女老少居民”(24)；中外会防处翻译的新闻中，亦有“法兵因提督伤亡，极要报仇，是以到了柘林，将长毛不分老少尽行杀戮，长毛死者不计其数”(25)之语；5月24日出版的《北华捷报》更露骨地写道：“许许多多尸体为火焚烧，我们这样做，可以使叛军产生一个想法，即我军的习惯，不但要把他们杀掉，而且在杀掉后，还要把他们煮熟吃掉”(26)。 对此，即便法国人也不得不承认过度杀戮的事实。参与行动的德瓦拉纳副官坦言：“这是一场毫无悲悯的屠杀，因为复仇仍在继续”(27)。史式徽更直接点出了卜罗德之死对此的刺激效果： 众所爱戴的首长突然阵亡，激怒了联军陆海军以及华尔(Ward)和买忒勒(Tardif de Moidrey)手下的全体官兵。他们奋力冲锋，这次甚至忘记了对战败者习惯性的宽容，而是大肆追杀，不放过任何一处地方。第二天，他们又以同样的疯狂攻下了临近浙江边界的柘林镇，超过3000具尸体被埋在了废墟之下。(28) 这场大屠杀看似因卜罗德之死而起，却也揭露了英、法联军在中国领土上的乖张和暴戾。上海当地的外文报刊，都纷纷发表评论予以谴责。一向反对太平天国的英文报纸《德臣西报》(China Mail)称“柘林之占领，是我们联军不分皂白之滥杀之最甚者”；另一份英报《香港船头货价纸》(Overland Trade Report)更痛言道：“自卜罗德司令阵亡后，法兵行动直如狰狞的魔鬼——不分皂白，乱杀人民，不论男女老幼。真理要求我们承认英国水手亦同样犯了令人愤怒的与不堪闻见的野蛮行为，不独对于太平军，而且对于非交战的无助无力的乡人亦然”。(29)回想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前后，闻其谈判使团中部分非战斗人员被清军关押致死，即对清政府所谓践踏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准则之行为挞伐如潮，乃至疯狂劫掠、焚毁圆明园以示报复，如今却又面对中国无辜百姓飘零的生命视而不见，正充分暴露了侵略者在所谓“道义”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呤唎对此给出了辛辣的讽刺： 这些诋毁太平军为“杀人魔王”的基督教战士是从来没有慈悲之感的，因为当他们的空前绝后的武功享到了胜利的光荣的时候，他们从未援救过毫无防御毫不抵抗的逃亡兵士。相反，这些英勇的征服者总是冷静地射击那些放下了武器、试图躲避可怕的来福枪的射击或堵塞在城门口的太平军，直到他们的枪弹射程达不到的时候才停止。(30) (二)清政府的“危机公关”和圣若瑟天主堂的两场葬礼 卜罗德之死还引发了清政府的一场危机公关活动。卜罗德死讯传至上海，吴煦等急欲将优恤之意上达宸聪。两天后，李鸿章即上奏朝廷，盛赞卜罗德“忠勇奋发尤堪敬悯”，“仰恳天语褒嘉”，(31)请法国驻华公使馆临时代办哥士耆(Michel Alexandre Kleczkowski)乘船赴京赍投。 巡抚专折交外国使节投递，这一不循常例的细节同样值得推敲。李鸿章对此专门做了解释，称“此折本应由驿驰递，缘法国驻京公使参赞哥士耆自请乘轮船之便赴京赍投，因敬谨封交，并咨请总理衙门恭代递进，以顺夷情”(32)。总理衙门收讫后，也在转呈同治皇帝的附片中明确表示“臣等查该署府之意，因哥士耆欲为该国提督请恤，故交伊带来，由臣等转递，以示威信”(33)。后来，清廷更对哥士耆“降谕旨褒奖，并赏给物件”(34)。这种看似“怀柔”的做法除反映了西方舰船在信息传送上的迅捷外，还彰显出清政府在此次“危机公关”中自动放低了身段。 南桥之役次日，卜罗德的尸体被转移到了上海，暂厝于法租界内圣若瑟天主堂(35)对面军医院中临时的停尸房内。 5月26日上午(36)，法方在圣若瑟天主堂为卜罗德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依据《上海法租界史》中的说法，这次葬礼“集中了上海所有的一切宗教仪式和军事排场”(37)，可归纳出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葬礼的程序考究，仪式庄重。当天，“新落成的教堂被装饰成了黑色，此前董家渡天主堂还特意送来了灵柩台和覆盖其上的最漂亮的帷幔。许多‘信息女神’号上的水手和卜罗德准将的随军司铎帕拉-博尔德里(Palat-Borderie)也协助拉瓦里(Ravary)和德雅克(Desjacques)神父做必要的准备工作。”(38)上午七点半，移灵仪式首先在医院举行。军乐声中，大队人马簇拥着卜罗德的灵柩次第而出。外国军队中水兵、炮兵、步兵的代表分成三队走在最前列，上海万国商团的志愿军次之，后面紧随着大十字架和辅祭者，还有佩戴着黑纱的各学校学生、40-50名身着正装的中国秀才、上海的官员和名流等等。由众多合唱团儿童、修道院修士、15-20名天主教神父组成的宗教方阵则随年文思主教(Mgr.André Borgniet S.J.)最后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年文思主教于圣若瑟堂为亡者默诵了安息弥撒，唱诗班在军乐声中演唱了《安魂曲》(Dies Irae)，巴拉-博尔德里神父发表了悼词。庄严的祷告后，一众人马又转移至法国领事馆花园内1855年小刀会战争中阵亡法国士兵的纪念碑前。“神职人员在纪念碑旁围成一圈，一面重复着刚才教堂中的祷告，一面将卜罗德的棺材下葬于准备好的墓穴中。”(39)出席葬礼的士兵和锚地中的舰船同时鸣枪鸣炮以示致敬，卜罗德的临时继任者凯尔索仲参谋长、法国驻上海领事爱棠和卜罗德家属代表、军需官佩里耶(Perrier)先后致辞，缅怀卜罗德的“丰功伟绩”。最后，所有到场者绕棺木一周作最后告别，仪式于近十点结束。 第二，参加典礼的西方军政要员和各界人士层级高、覆盖面广。爱棠在当天给布尔布隆的信中称：“在上海的英国海陆军司令以及由义勇队带领的全体侨民都来向英勇的卜罗德准将的遗体告别，场面非常动人”。(40)仅在沪各国领事参加葬礼者，就多达十余人。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也到场致意。移灵时，追思布覆盖着的卜罗德遗体由其麾下十二名海军士兵抬着，法国驻沪领事爱棠、英国驻沪领事麦华陀(Sir Walter Henry Medhurst)、德马洛尔舰长和另一位英国高级海军将领分别在四角执绋，堪为当时上海西人葬礼最豪华的的执绋阵容。凯尔索仲在致辞中代表海军部盛赞卜罗德职业生涯中连续取得的功勋，爱棠则特别强调了他在保护法侨利益和安全方面所做的贡献。 第三，中方对葬礼给予了高度礼遇。前后两任江苏巡抚薛焕、李鸿章和苏松太道吴煦等亲往教堂表达轸念感激之意，卜芳济也称“归葬之日，华人为之执绋者甚重”(41)。不过，虽是不得已的应承之举，但真要参加这位两年前还是朝廷宿敌的葬礼，情感上已逾矩矱，清廷官员自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李鸿章不久后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即腹诽道：“鸿章与薛公往送其葬，外国眼孔大，即厚赙亦看不起。”(42) 尽管心存怨艾，但“借师助剿”带来的刺激效果让清廷如吸食鸦片般欲罢不能，不惜进一步纡尊降贵献媚西人。6月9日，清廷专就卜罗德“殁于王事”发布上谕以示嘉悼，反映了对卜罗德之死罕见的重视： 四月十八日，英国提督何伯、法国提督卜罗德统带兵众，协同候补副将华尔，进剿浦东南桥镇。该逆恃三道土城，更番施放枪炮，子密如雨。法国提督卜罗德勇往直前，扑近城濠，挥军冒烟冲入，贼众惊溃，当将南桥镇贼垒攻克，正在督战间，卜罗德中枪阵亡。因思该提督远涉重洋，协同中国兵将剿贼，竟以奋不顾身，临阵捐躯，洵属无忝使命，勇烈可嘉，披览之余，殊深悼惜！着李鸿章遵旨派委道府大员前往赐祭一坛，并着赏给库存貂皮百张，库存彩绒四端，交议政王转给卜罗德家属祗领，用彰优异而慰忠魂。(43) 此后，经中法双方交涉，由清政府为卜罗德主持的祭典于8月7日再次于圣若瑟天主堂举行。祭典包括一堂弥撒和一场庄严的追思仪式，苏松太道吴煦代表清政府宣读了谕旨，并代表清朝皇帝送上了赐给卜罗德遗孀的慰问品。参加仪式的德马洛尔写道：“有人告诉我，所赐毛皮价值10000法郎，每匹彩绒价值2000法郎。”(44)总体上看，清政府对曾为“夷酋”的卜罗德已经给予破例恤勉褒奖，但并未使法人心悦诚服。祭典结束后，苏松太道等中方官员又赶去参加一个佛教追思仪式，不过信仰唯一神的基督徒都未参加。爱棠更是直称，“所谓中国的祭礼，不过是名义罢了”(45)。 三、“外敦信睦，隐示羁縻”——卜罗德与清廷的微妙关系 清廷和法方在卜罗德葬礼问题上心存芥蒂，并非一日之寒。这不仅源于文化差异，更源于互信的缺失。名为盟友，貌合神离之状却已然贯穿于卜罗德参与“华洋会剿”的全过程中。事实上，正如法国远东问题专家爱德华·德里奥(
Driault)所说，卜罗德“自《北京条约》签订的第二天起，便直接地加入了这场斗争中”(46)。尽管在法国的政治分析师眼中，“随着北京政府与联军的矛盾在《北京条约》签署后得到确定性的解决，恭亲王也得以向欧洲列强恳求干预之时，欧洲人和满清王朝在对抗暴乱的问题上已然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联盟”(47)。然而“友邦谊笃，始终不渝”(48)之语毕竟只是谕令上的官样文章，“不得不笼络洋人，使之乐为我用，庶于大局有裨”(49)乃是满清政府不宣之秘义，“维持同甫与之签订条约的清王朝的关系，以保证条约的法理效力”(50)则是法兰西第二帝国秉持之宗旨。 1862年乘“千岁丸”号出使上海的日本藩士峰洁在《清国上海见闻录》中，记录了一段他与中国儒生管庆楳的笔谈对话，或许是当时清人对时局典型性的认识： (峰洁)问：今借英法兵，他日贻石晋之患(51)，其如之何？抑以英法心情为可倚信乎？ (管庆煤)答：此乃上年危机之秋，不暇虑及，且顾目前之计。(52) 在整个“借师助剿”的过程中，卜罗德与清廷官员、尤其是清廷决策者之间的直接通信记录，目前并未得见，或鲜存于世，但清廷对以卜罗德为代表的西兵始终心存芥蒂，却在满篇的奏议、上谕、廷寄中一览无余，其中以奕的态度最具代表性。他一方面认为“咈夷贪利最甚……不可贪目前小利，而贻无穷之患”(53)，但另一方面又提出“就目前之既，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54)。“外敦信睦，隐示羁縻”或可视为清廷基于现实针对“借师助剿”做出的总体判断。其之所以与卜罗德等西兵阶段性地保持和而不盟的微妙关系，主要有三方面的考量： 其一，事有轻重缓急，攘外必先安内。1861年初奕、桂良、文祥奏称，尽管洋人“迨江宁换约，鸱张弥甚，至本年直入京城，要挟狂悖”，但“就今日之事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相较之下，志在通商牟利的英、法等国毕竟只是“肢体之患”(55)。奕等甚至引用三国时诸葛亮联吴抗曹之事为佐证： 臣等综计天下大局，是今日之御夷，譬如蜀之待吴。蜀与吴，仇敌也，而诸葛亮秉政，仍遣使通好，约共讨魏。彼其心岂一日而忘吞吴哉？诚以势有顺逆，事有缓急，不忍其忿忿之心而轻于一试，必有祸尚甚于此。今该夷虽非吴、蜀与国之比，而为仇敌则事势相同。此次夷情猖獗，凡有血气者，无不同声愤恨。臣等粗知义理，岂忘国家之大计？惟捻炽于北，发炽于南，夷人乘我虚弱而为其所制。……古人有言：“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事”，洵不易之论也。(56) 而当时清廷所虑者，还有西人与太平军可能的暗合。1861年7月，正值太平军与卜罗德等所订“年内不进攻上海、吴淞一百里以内地区”协议期间，奕、桂良、文祥等恐西人外交方针有异，再上奏折称：“臣等探闻
国本有与粤逆两不相犯之约，
国虽欲剿贼以夸其勇，而为
国之所制，亦不敢自主”，若不趁“笼络
、
以来，目前尚称安静，似可就〈暱〉而暱〈就〉我”之势，“卧薪尝胆，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诚恐机会一失，则贼情愈张，而外国之情必因之而肆”(57)。“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之论备遭后人诟病，由此而出。 其二，借兵耗费虽甚，攻克金陵却可挽救濒危的财政。这一主张尤为江苏巡抚薛焕所力推。1860年底，薛焕专就军费与财政问题上书，称“江苏军兴八载，良将劲卒战殁甚多，而贼氛仍炽，兹则至于糜烂不堪”，江南地区本为清廷赋税重地，不仅无功于朝，而江南、江北大营度支军饷，“每年约用银一千余万两，时历八年，而金陵迄未攻拔”。其进而认为，请卜罗德等西兵“助剿”虽不免缴纳巨额军费，但“若地方早得肃清，则所省转不可胜计”(58)，亦即奕所言“木腐虫生，善治者必先培养本根，本根固而蟊贼自消”(59)之意。 薛焕甚至还提出了大胆的用兵建议，称“新订条约：江宁一口，于匪徒剿灭后，准
国前往通商”，故可明谕卜罗德，命其率舰队“由水路而进，先取金陵，以此廓清江路”(60)，配合清军陆上总攻；至于攻取金陵后的分赃，则“应以五成归中国充公，以五成分赏中外兵勇，其应赏兵勇之五成，当以中国二成，外国三成为断”(61)，不无偏袒西兵之嫌。该建议最终未被采纳。 其三，“夷”“匪”自相残杀，清军可坐收渔利。奕、桂良、文祥等曾在奏折中对当下“内忧”与“外患”的连属关系做了如下分析： 粤逆起事以来，蔓延七八省，滋扰十数年。推其原始，由于道光年间，沿海不靖，其时遣散之潮勇，从逆之汉奸，窥见国家兵力不足……一发而不可收拾。迨用兵既久，财用渐匮，外国从而生心，得步进步，要求无已。是粤匪之患，萌于外国；而今日外国之张，又乘乎匪患，其事若不相属，而其害则实相因。(62) 因此，挑拨二者间的矛盾，从而达到鹬蚌相争的效果，即奕等谓“如藉夷兵之力驱除逆贼，则我之元气渐复，而彼胜则不免折损，败则亦足消其桀骜之气”(63)，最符合清军分化瓦解敌人的目标。卜罗德之死，似乎也反使清政府增强了对“外敦信睦，隐示羁縻”之策略的信心。正如李鸿章于南桥之役次日致曾国藩的信中所说，“法国卜提督进战过猛，中枪身亡，从此洋人与发逆仇衅更深，夷务当更顺手矣”(64)。 综上，清政府、太平军与卜罗德为代表的西兵间，此时确实出现了一种不甚稳定但相对平衡的三角关系。尽管李鸿章高调宣称“与洋人交际，以吾师‘忠、信、笃、敬’四字为把握”(65)，但事实上，清廷对西兵的鹰视狼顾亦满怀戒心，“如不胜其忿而与之为仇，则有旦夕之变；若忘其为害而全不设备，则贻子孙之忧”(66)。清朝最高统治者在卜罗德死后“嘉悼之，赐祭，赏其家属珍物”(67)的同时，“惟英法二国剿贼，流弊滋多”(68)、“降旨嘉奖，恐渐至市德于我，更行骄恣”(69)、“会防局官绅，专恃洋人为政，不顾后患”(70)等语始终不绝于耳。即便是中外会防局的积极倡建者吴煦，也坦言“夫借资夷力，原非正办，譬之砒鸩毒剂，非万分危症，绝不轻用”(71)。 清廷最忌惮的“流弊”，当属引西兵入内地之议。曾国藩多次上书强调西兵“驻守上海则可，助剿苏、常则不可”(72)，理由是“宁波、上海皆系通商马头，洋人与我同其利害，自当共争而共守之”，而苏、常等地本非通商口岸，借兵“不胜为笑，胜则后患不测。目前权宜之计，只宜借守沪城，切勿遽务远略”(73)。奕等并指出，“若令外国带兵入内地攻剿，不特得一处代守一处，足为中国腹心之患；即得一处焚毁一处，亦实为地方疮痍之灾”(74)。故清廷最终明确，“上海被匪窥伺，势不能不借洋人之力协同守御……至规复苏、浙失陷地方，自应别筹良策”(75)。至于薛焕冀望卜罗德率舰队直捣金陵的设想，更遭到朝中强烈反对而作罢。1862年夏李秀成从上海退兵后，太平军在战局中已成颓势，曾国藩趁机抛出“中国之寇盗，其初本中国之赤子，中国之精兵，亦足平中国之小丑”，“中华之难，中华当之”(76)云云，清廷因而督饬曾国荃、李鸿章各军迅图克服金陵，以期“一鼓成功，各要地均为我所有，自可杜外国觊觎之心”(77)。故卜罗德在华二载，终其役于上海、宁波，是为所限。而反观此后的历史走向可知，这一时期如继续放任西兵深入内地“助剿”，乃至力请会战金陵，瓜分战功，势必为列强乘间抵隙、大肆推进经济侵略和势力划分培植土壤，为本已羸弱不堪的近代中国带来更深重的灾难。 四、卜罗德与拿破仑三世的远东战略 对于清廷的权宜之策，法方亦了然于胸。正如马士所说：“西方列强为了本身的利益，却越来越被迫着在镇压‘叛变’的各种措施中进行干涉，并且逐步地被驱使着支持帝国政府而抵抗‘叛军’，因为前者纵然有它的过失，却仍然和他们有条约的约束，而后者却带来了劫掠和荒凉。”(78)进一步说，“列强的商业利益使他们理所当然地希望重建秩序，故列强的干预也是为了让胜利的天平向两大阵营中的某一方倾斜”。(79) 按照当时法国人的逻辑，在第二帝国远东战略棋盘上，卜罗德“虽没有全然地完成肩负的使命，但至少是带着为法国之强大竭尽所能的满足感死去的”(80)，足以让中国不无惊讶地认识到法国作为欧洲霸主的力量，“认识到它果断坚毅的民族性格和强大无敌的军力”(81)；而卜罗德统领的法国海军于战后借“助剿”之名扩大在华军事存在，则为初创的驻中国海域分舰队确定并完善了建制规模。被法军总司令孟斗班(Cousin de Montauban)誉为“聪慧过人，精力旺盛”(82)的卜罗德，作为唯一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华洋会剿”的法国高级海军将领，也是第二帝国在远东实力、尤其是海军实力迅疾飞跃的亲历者和助推者。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的远东战略在第二帝国时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美国学者约翰·加迪在《法兰西帝国主义在远东的根基》一书中认为，相较于七月王朝和第二共和国，帝国对东方的政策更具扩张性。如果说在帝国早期，“法国人宣称将以强有力的外交手段和海军力量重建其在远东的地位，但乏善可陈的行动与这一近似口号的宣示仍然相距甚远”(83)；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则真正迎合了拿破仑三世的扩张野心，也使法国海军在渺远的洋面不减用武之地。对于这一使命，法国海军部门早已发表了豪言壮语：“我们亟需改变，以找到真正适合法国的位置。为实现这一目标，外交的大臣若愿意提出建议和措施，海军部绝对值得充分信任。无论需要在朝鲜半岛和交趾支那举行海上示威，还是震慑清廷以使之维护正义，海军都足以给予忠实而高效的合作。”(84) 虽然法国在战争中的兵力投入少于英国，卜罗德参与“助剿”时，法军主力亦已撤离，但法国毕竟与英国一道从清政府手中赚得了两份丰厚的条约，参与“助剿”的法国水兵与英国水兵一并接受了清朝官绅的厚赏，法国海军也与英国海军一样，在中国沿岸攫取了海军常驻上海的特权。后来担任法租界公董局总董的麋鹿(Ernest Millot)曾言：“看到一艘艘雄伟战舰上的国旗，高高飘扬在亚洲的海洋，真是属于法兰西的荣耀”(85)；也正是自这一时代以降，“法国水师，舍英而外天下莫强”(86)之印象，伴着几分讳莫如深的历史记忆，开始出现在清朝官民的街谈巷议中。卜罗德辖下的法国驻中国海域分舰队，化为践行拿破仑三世远东战略最直接、最坚实、最活跃的力量，亦演变成日后为法国全球殖民扩张野心开山破路的利刃。 从更长时段的历史语境中分析这一战略变化，我们也必须注意到，“第二帝国继承的，是一个无法剪断脉络从头来过的国家的历史。1815年条约一直有效且几乎完全未被碰触过……法国自1815年以来，都一直遵循一种旨在推翻滑铁卢之后被强加条约的政策——尽管王朝更迭，但这一目标从未改变”(87)。专门研究拿破仑家族的专家威廉·史密斯在《拿破仑三世：帝国最后的火焰》中写到，正因为如此，“拿破仑三世的对外政策反映出很强的亲近英国的意愿。他说过：‘其他国家都是我的情人，而英国是我的正妻’”(88)。史密斯认为，因为“对萨瓦的兼并使帕麦斯顿爵士大为恼怒，两国关系层级也因此下降”(89)，故法国在克里木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必须做出外交上的平衡以取悦英国，进而力图在欧洲大陆彻底挣脱维也纳体系的束缚，更有力地抗衡俄国的影响，乃至恢复第一帝国时代的大国地位。法国传记作家路易·吉拉尔也认为，“拿破仑三世决心维护与英国人的联盟，因为与英国人无情的对抗葬送了他的伯父。他在那个多次为其提供庇护所的国家里拥有朋友……确信与英国结盟可成为他的盾牌；他可以依靠这一联盟瓦解北方同盟，实现他的业绩”(90)。 同时也应该看到，拿破仑三世“应请”参加对华侵略战争，并非心甘情愿成为英国的附庸。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德拉戈尔斯在其《法兰西第二帝国史》中强调，与英国的联盟其实隐藏着心照不宣的外交考虑。“英国的影响充斥各处，许多中国的港口、中国的客商只认英国的领事、英国的旗帜，还有英国的方言”，足令法国羡慕有加，亦颇有不平之意。故“与英国结盟，不仅是一种帮助，也是一种牵制。尽量限制它的在华利益，或至少与其瓜分之”(91)。这何尝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外敦信睦，隐示羁縻”。存世文献或许并未留下多少卜罗德与何伯等英军将领间相互疑忌的记录，但卜罗德来华两年，从议守舟山群岛时欲与英军的瑞福斯旅长相抗衡，到北塘登陆后争抢攻取炮台“第一功”，再到中外会防局成立后“六条方案”划定完全平均的防卫区域，乃至卜罗德死后，部属仿“常胜军”(Ever Victorious Army)之制帮助清政府编练“常捷军”(l' Armée Toujours Triomphante)，英法争锋的火焰始终明明灭灭，闪烁不已。 清人朱孔彰在《中兴将帅别传》中，将包括卜罗德在内的几位参与“华洋会剿”的洋将一并收入，列于末卷。其论称：“昔回纥助唐，契丹救晋，皆率其突骑驰骤中原，虽纾一时之危，或贻数世之祸。泰西各国始因上海、宁波口岸互市，人自为战，有安危与共之心。厥后皆能效顺，以彼兵法练我士卒，并受疆臣节制，有昔人之利，无昔人之害，虽曰时异势殊，亦驭之者得其道矣。”(92)在清廷君臣眼中，“效顺”而“受节制”，当是洋将在与太平军作战时理应恪守的准则，也是其所乐见的最佳状态。然而，卜罗德之事充分证明，“借师助剿”固然对太平天国运动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但也与清朝统治者的企望大相径庭。 ①Prosper Giquel,"le Commerce
dans le Céleste-Empire,Les Opérations du Corps Franco-Chinois et les Mission en 1863," Revue des Deux Mondes,Seconde Période,Tome LI.-
mai 1864,Paris:Bureau de la Revue des Deux Mondes,1864,p.963. ②"Journal de contre-amiral Page,11 décembre 1859," Fonds Privés de Contre-amiral Page,1859-1861,Archives Nationales de la Marine,19 GG[2]-2(7). ③以上两段引文自Charles B.-Maybon et Jean Fredet，Histoire de la concession
de Changhai,Paris:Librairie Plon,1929,pp.211-2. ④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中华书局，1991年，第1册，第74页。 ⑤郦纯：《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下编第2册，中华书局，1982年，第428页。 ⑥周旻：《太平军击毙卜罗德》，政协上海市奉贤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写、周兆雄主编：《奉贤文史》第一辑，1992年，第238页。 ⑦姚金祥、周旻、周正仁：《法军提督南桥毙命记》，姚金祥、周正仁：《奉贤史迹寻踪》，学林出版社，2008年，第30页。 ⑧吴廷嘉、沈大德：《太平军在奉贤的斗争》，《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 ⑨"Lettres du capitaine de vaisseau de Kersauson,commandant provisoire de la Division des Mers de Chine au ministère de la Marine,N° 236,23 mai 1862," Archives Nationales de la Marine,BB[4]-815,f° 71. ⑩De Marolles,"Souvenirs de la révolte des T'
P'ing(1862-1863)," T'oung Pao,Seconde Série,Vol.3,No.4(1902),pp.218-9. (11)A.Des Varannes,"La Chine depuis le Traité de Pékin:Les Anglo-
,les Impériaux et les
-Ping," Revue des Deux Mondes,Seconde Période,Tome XLIV.-
mars 1863,pp.889-890. (12)"Vice-Admiral Sir J.Hope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Admiralty,May 17,1862," "Futher Papers relating to the Rebellion in China,"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V.32,p.326. (13)"Brigadier-General Staveley to Sir.G.Lewis,May 17,1862," "Futher Papers relating to the Rebellion in China,"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V.32,p.329. (14)《葛绳孝禀》，《吴煦档案选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辑，第338—339页。 (15)《西兵会剿南桥法国提督阵亡折》，《李鸿章全集·奏议一》第1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一册，第8—9页。 (16)《攻克南桥柘林奉贤各城并踏平杭头新场贼营折》，《李鸿章全集·奏议一》第1册，第12—3页。 (17)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and consular gazette,Shanghai:North-China Herald,No.617,May 24.1862. (18)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册)，王维周、王元化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22页。 (19)Aug.M.Colombel S.J.,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Zi-ka-wei: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190?,Tome Ⅲ，p.752.法国耶稣会士高龙鞶20世纪初于上海完成的这部四卷本的《江南传教史》，寄送巴黎后受到了耶稣会总会的高度评价，但因为过于强调耶稣会在中国江南地区传教中的突出地位，未获教廷认可，因此只有少量抄本、石印本存世。笔者所见版本为上海市徐家汇藏书楼馆藏石印本原件。 (20)陈芜：《黄样胜智毙卜罗德》，《历史知识》，1983年第1期。 (21)《禀母亲》，《清代四名人家书·李鸿章》，《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3辑，文海出版社，1971年，第150页。 (22)王揖唐编辑：《上海租界问题》下篇，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三年七月出版总代售，第3页。案“卜华德”为“卜罗德”之误。 (23)《攻克南桥柘林奉贤各城并踏平杭头新场贼营折》，《李鸿章全集·奏议一》第1册，第12页。 (24)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册)，第424页。 (25)《吴煦档案选编》，第五辑，第374页。 (26)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and consular gazette,Shanghai:North-China Herald,No.617,May 24.1862. (27)A.Des Varannes,"La Chine depuis le Traité de Pékin:Les Anglo-
,les Impériaux et les
-Ping," Revue des Deux Mondes,Seconde Période,Tome XLIV.-
mars 1863,p.891. (28)J.de la Servière S.J.,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Zi-ka-wei:impr.de l' Orphelinat,1914,TomeⅡ,p.56.该书中文译本后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出版信息为：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二卷，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本引文参考了译本，部分表述有调整。下同。 (29)以上两段引文自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下)，简氏猛进书屋，1958年，第1499、1500页。 (30)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册)，第422页。 (31)《西兵会剿南桥法国提督阵亡折》，《李鸿章全集·奏议一》第1册，第9页。 (32)《西兵会剿南桥法国提督阵亡折》，《李鸿章全集·奏议一》第1册，第9页。 (33)《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转递李鸿章夹板公事片》，《李鸿章全集·奏议一》，第1册，第10页。 (34)《廷寄法国提督卜罗德攻南桥阵亡已降旨褒奖》，《吴煦档案选编》，第一辑，第68页。 (35)圣若瑟天主堂(l' Eglise Saint-Joseph)，是上海法租界内最早的一座教堂。因所在地本是洋泾浜入黄浦江的出口处，故亦称“洋泾浜天主堂”(l' Eglise Yang-King-Pang)。该堂是在鸦片战争后上海当局用以补偿雍正年间被没收的老天主堂堂产的土地上建造的，于1860年4月15日奠基，1868年正式完工。该教堂主要以外侨为服务对象。停泊在黄浦江的法国军舰上的官兵也来此堂参与宗教活动，一些外国将领的葬礼也在此举办。该堂目前位于四川南路36号，是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36)1865年的《法国海军与殖民地杂志》中，将葬礼日期记为6月26日，误。见Baillet-Blainville,"Nécrologie:le contre-amiral Protet," Revue Maritime et Coloniale,Tome Ⅲ,1865,p.344. (37)Ch.Maybon,La concession
d' Autrefois,Pékin:Albert Nachbaur Editeur à Pékin,1924,p.36. (38)Aug.M.Colombel S.J.,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Tome Ⅲ,p.880. (39)Aug.M.Colombel S.J.,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Tome Ⅲ,p.881. (40)Ch.Maybon,La concession
d' Autrefois,p.36. (41)岑德彰、潘公展编：《上海租界略史》，民国二十年六月出版发行，第72页。 (42)《上曾制帅》，《李鸿章全集·信函一》第29册，第91页。 (43)《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中华书局，2008年，卷6，第236页。 (44)De Marolles,"Souvenirs de la révolte des T'
P'ing(1862-1863)(Suite)," T'oung Pao,Seconde série,Vol.4,No.1(1903),p.3.德马洛尔将清政府所赠“貂皮百张”记为“100张山羊皮”。 (45)Charles B.-Maybon et Jean Fredet,Histoire de la concession
de Changhai,p.221. (46)
Driault,La question d' Extrême-Orient,Paris:F.Alcan,1908,p.183. (47)
Driault,La question d' Extrême-Orient,p.185. (48)《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第155页。 (49)《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第118页。 (50)
Driault,La question d' Extrême-Orient,pp.182-3. (51)指五代后晋太祖石敬瑭向契丹借兵事。936年，石敬瑭向契丹借兵灭后唐，称帝后，按预先约定割幽云十六州给契丹，年纳岁绢三十万匹，并认契丹主耶律德光为父，自称“儿皇帝”，后世以之为耻。峰洁此处以契丹喻英、法兵，表达了对“借师助剿”后患的忧虑，也可见这一时期日本藩士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熟稔和认同。 (52)峰洁：《清国上海见闻录》，见冯天瑜：《“千岁丸”上海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3页。 (53)《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中华书局，1979年，卷72，第2695页。 (54)《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第2675页。 (55)《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第2675页。 (56)《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第2674、2675页。 (57)《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9，第2914页。 (58)《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第2659、2660页。 (59)《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9，第2913页。 (60)《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2660页。 (61)《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2661页。 (62)《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9，第2913页。 (63)《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69，第2608页。 (64)《上曾制帅》，《李鸿章全集·信函一》第29册，第87页。 (65)《上曾制帅》，《李鸿章全集·信函一》第29册，第88页。 (66)《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第2675页。 (67)《清史稿·穆宗本纪一》，中华书局，1977年，第4册，第779页。 (68)《清穆宗实录》卷26，同治元年四月戊寅。 (69)《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第216页。 (70)《清穆宗实录》卷26，同治元年四月乙亥。 (71)《吴煦上沈兆霖函(底稿)》，《吴煦档案选编》第五辑，第42页。 (7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第197页。 (73)《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第142页。 (7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6，第238页。 (7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6，第166页。 (76)《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第353页。 (77)《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6，第242页。 (78)Hosea Ballou Mors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Folkestone:Global Oriental,2008,Volume Ⅱ,p.65. (79)Pierre Renouvin,La question d' Extrême-Orient,1840-1940,Paris:Hachette,1946,p.45. (80)A.Des Varannes,"La Chine depuis le Traité de Pékin:Les Anglo-
,les Impériaux et les
-Ping," Revue des Deux Mondes,Seconde Période,Tome XLIV.-
mars 1863,p.895. (81)Prosper Giquel,"le Commerce
dans le Céleste-Empire,Les Opérations du Corps Franco-Chinois et les Mission en 1863," Revue des Deux Mondes,Seconde Période,Tome LI.-
mai 1864,Paris:Bureau de la Revue des Deux Mondes,1864,p.963. (82)Charles Guillaume Cousin-Montauban,L' expédition de Chine de 1860:souvenirs du général Cousin de Montauban,comte de Palikao,Paris:Plon,1932,p.79. (83)John Frank Cady,The roots of French imperialism in Eastern Asia,Ithaca,New York: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4,p.102. (84)John Frank Cady,The roots of French imperialism in Eastern Asia,p.102. (85)Ernest Millot,"La France dans l' Extrême Orient et la Concession
de Chang-Hai," Extrait du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Académique indo-chinoise avril 1881,Mélange sur la Chine,Paris:Imprimerie Chaix,1881,p.12. (86)崔国因：《出使美日秘日记》卷2，清光绪二十年刻本。 (87)William.H.C.Smith,Napoléon Ⅲ,Les derniers feux de l'Empire,Paris:Hachette,1982,p.207. (88)William.H.C.Smith,Napoléon Ⅲ,Les derniers feux de l'Empire,p.206. (89)William.H.C.Smith,Napoléon Ⅲ,Les derniers feux de l'Empire,p.224.“对萨瓦的兼并”，指法国参与意大利战争后，1859年与撒丁王国首相加富尔签订条约一事。撒丁王国同意萨瓦和尼斯两地并入法国，以换取拿破仑三世对其统一意大利北方的支持。英国对此极为不满。 (90)路易·吉拉尔：《拿破仑三世传》，郑德第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06页。 (91)Pierre de La Gorce,Histoire du Second Empire,Tome Troisième,Paris:Librairie Plon,1896,p.240. (92)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卷30，《华尔、法提督卜罗德、勒伯勒东、法尔第福、美总兵丢乐德克、戈登》，向新阳、朱英士标点，《湘军史料丛刊》，岳麓书社，1989年，第348—3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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