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学主义到非科学主义——现代西方哲学的范式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主义论文,范式论文,西方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从近代到现代，西方哲学经历了由科学主义模式到非科学主义的范式转换。对科学主义的挑战首先来自康德、新康德主义与早期解释学，它们主要是以人文科学方法论的特殊性问题出发展开思考的。本世纪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反思则深入到“科学危机”、“理性危机”的层面，并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那里实现了哲学思考范式的根本转变，即由“我思”模式变为“我在”的思考。现代西方哲学的这种反科学主义有其必然性，它是由社会、文化的发展背景以及哲学自身的语言转向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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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与现代西方哲学在思考方式与思考内容上有一个重要的区别①，这就是科学主义与非科学主义范式的区别。这里的“科学主义”，指的是依照数学物理学的认识模式所作出的认识论方面的提升，并以理性自我意识作为哲学思考与构建真理的基点，以客观性、必然性作为知识标准的理论模式。从近代到现代，西方哲学经历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即从科学主义转变为非科学主义、甚至反科学主义。这个变化，是与西方哲学对科学的性质及其方法论意义，人文科学的特殊性，以及哲学本身的对象、性质与功能等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的看法之转变相伴随的。因此，西方哲学在有关哲学与科学关系问题上的态度的变化，是理解它从近代到现代发展的一条基本线索。
近代西方哲学的进程，可说是一个以科学的认识模式与法则为典范，将其提升为哲学的普遍思维方式，并以之作为理性和世界的解释根据的进程。
在西方哲学史上，笛卡尔是公认的近代哲学的奠基人。他以“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奠定了近代哲学的基础，使哲学以理性的自我意识为出发点，并以此形成近代哲学的思考范式。他对这一命题的论证以及他的哲学体系的整个推演方式，完全是以几何学方法为楷模的，即找到一个不证自明的公理为出发点，然后遵循明晰性的原则，一步步演绎出整个理论体系。笛卡尔之后的理性主义者基本上遵循的是这种数学模式的思路。斯宾诺莎不仅在方法上采取了由公理到命题的几何学式的演绎论证方法，而且把数学知识的性质推演至宇宙观上，把自然看成是一个有着必然的因果联系的整体，一切事物都必然地由宇宙的第一原理或根据而来。后来莱布尼茨的考虑虽然注意到事物的偶然性，并且把真理区分为必然与偶然的两种类型，但他在总体上，仍把宇宙视为一个由数学和逻辑原则所统率的整体。总之，对于理性主义者来说，数学既是哲学的论证方法，同时也是宇宙观解释上的楷模。
与理性主义不同，经验主义主要是从力学物理学那里借鉴其方法，并以之作为世界解释的根据。霍布斯把一切存在归之于“物体”范畴，包括自然物体与人为物体（如人所创造的国家）。这些物体的解释可以依据力学或运动来进行。机械论后来成了通行的解释模式，不仅经验主义者如此，理性主义者也如此。如莱布尼茨的哲学思考中的一部分内容，就是要把机械论与神学信仰调和起来，其结果是产生了由“力”的概念来加以解释的“单子论”。拉美特利的“人是机器”的命题是机械论发展的极端。至于在哲学方法论方面，经验主义者主要是采用自然科学的观察与实验方法，休谟的《人性论》宣称要通过引入观察与实验的方法，来为人性这一有关“精神题材”的科学建立“唯一牢固的基础”，②从而使关于“人的科学”成为其他科学的基础。他并且指出，将这种观察与实验方法运用于“精神题材”的研究，比起运用于“自然题材”的研究上，在时间上整整迟了一个世纪。
上述情况的提出，足以使我们看到自然科学模式在西方近代哲学中所占的统治地位。形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不难想见的。西方社会主要是凭藉自然科学摆脱中世纪的愚昧状态，并推动社会物质文明发展的。近代科学的长足进步，改变着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从而科学的观念自然被提升为世界观，包括对“人”本身的认识；“理性”这一人的代名词也基本上被等同于科学认知能力，科学几乎成为新的“上帝”，它迅速填补着由于宗教影响的不断减弱而出现的某些精神真空。自然科学的观念不但支配着世界观、价值论，而且还支配着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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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这种科学主义取向，起先遇到的挑战主要来自德国哲学。康德分离出一个与科学认识的“现象世界”相对峙的道德的“本体世界”，并相应地把理性区分为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着力论证道德高于自然，为科学认知活动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把它限定于现象领域，而把“自由”的领域留给道德，留给作为人的真正价值所在的“目的王国”。虽然康德在理论哲学方面仍拘守于笛卡尔的思维范式，即以一个自明的自我意识出发，作为科学认识的先天根据、客观有效性的最终源泉，但他毕竟提出了科学认识的界限问题。而后来的黑格尔由于使意志从属于认识，道德归附于逻辑，并且不论自然还是精神领域，统统服从于正、反、合的逻辑动作的铁律，因而其逻辑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变形了的科学主义。
从方法论上对科学主义模式作出针锋相对的挑战的，是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在此之前，即十九世纪中叶，科学主义的方法论模式已经通过孔德、穆勒与斯宾塞的哲学，形成为“实证主义’。它的基本方法论原则，是强调自然科学方法的普遍适用性，也就是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方法上是同一的，都是运用经验观察与归纳方法，并且它们的目的都是要把握对象的规律。新康德主义者，如文德尔班、李凯尔特，起而反对这种实证主义观点。他们把康德的“现象世界”与“本体世界”的区分，发展为“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的分立。他们从价值论的立场出发，论证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主要是历史学）在对象上的不同，前者没有隐藏的意义和价值，而后者（人文科学对象）则是由有目的、有意志的人所创造出来的。人的意愿做出的结果，构成对象的意义。此外，自然科学的对象具有可重复性、可预测性，而人文科学的对象则只有一次性。因此重要的是要把握它们的个别、唯一的特征。系统地论证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区别，并且把价值论引入哲学，使“价值”、“意义”成为哲学的基本范畴，这是新康德主义费莱保学派的贡献。
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对科学主义模式的挑战还来自早期的解释学。德国史学家、哲学家德罗伊森(J·G·Droysen)把自然科学的目的归结为“说明”(explanation)，而把历史的目的看作是“理解”(understanding)。有“解释学之父”之称的狄尔泰进一步阐发了这种思想，并由此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一直持续到当代的哲学论争。不仅逻辑实证主义者亨普尔的科学说明的“复盖律模型”是对它的回应，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利科的阐释理论也是这一论争的产物。
狄尔泰将“人文研究的方法论”确定为自己的“真正目标”，他提出“人文科学如何可能”这一康德式的问题，因此使他在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狄尔泰解释学的基本出发点是：人文科学方法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殊性。自然科学的对象是既存的，而人文科学的对象是构造性的；此外，自然科学的解释遵循的是因果决定论原则，而人文科学领域由于到处渗透着人的自觉意识的影响，因此它的方法是“理解”，其目的是要把握对象的意义。由于意义是在生命价值与外部世界的际遇之中所创造产生的，因此理解说到底仍是个体通过对生命的体验，来重构精神产物（艺术、历史等）这类对象中的本有意义。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上世纪后半期西方哲学中对科学主义模式的挑战，基本上局限于方法论的层面，也就是说，新康德主义、早期解释学是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的区别出发，而作出价值论、意义论、生命体验、理解理论等一系列哲学思考的。它们使哲学开始摆脱自然科学模式的宰制，为哲学开拓了这些新的思维空间，并使哲学在认识论、方法论领域上有了新的突破。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的差别，迫使哲学家去寻求更具普遍性的解释根据，其中有相同一部分把眼光投向了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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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之后，西方哲学对哲学与科学关系的思考进入到一个更深的层次，它的反科学主义思潮更是遍及哲学的各个领域，成为当今哲学发展的主要趋向。
科学主义模式于本世纪上叶在西方哲学中达到的高潮，是以“拒斥形而上学”，把哲学的功能仅仅归结为“语言批判”、归结为一种对科学语言加以分析的逻辑手段为标志的。新实证主义者以“经验证实原则”为根据来否弃“形而上学”。哲学命题据此被判定为无意义而加以排除。不过这种试图以科学（逻辑）来取消哲学的极端做法，却由于两个根本的原因而很快遭到失败。首先是这一经验证实原则本身的问题。用以证实命题真伪的“经验”究竟是什么？是直接经验还是间接经验？是个人经验还是集体经验？等等。这就使得逻辑实证主义者不得不一再弱化其标准，变换其立场（“现象主义”与“约定主义”），陷入理论的困境之中。其次是哲学的性质与功能问题。新实证主义的哲学观的弊病所在，是它们只见科学不见人，只见“事实”不见“价值”。它们不明白，对于“人是什么”的形而上思考，对于人的存在与意义的关切，是哲学的根本生命所在。一旦人类陷入形上迷失之中，社会就会产生价值与文化的危机。
对实证主义给予较有力批判的，当数胡塞尔与海德格尔。胡塞尔把这种科学主义取向提高到“科学危机”的高度进行批判。他指出，在十九世纪后半叶，西方人让自己的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这意味着他们“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③。因为科学关涉的只是事实方面，它对于什么是理性与非理性，对于作为自由的主体的人，是不能说出什么的。而哲学探讨的是有关人生价值与意义的“最高和最终的问题”，这类超越事实之上的形上学问题对于人来说是更根本的。由于人们正是根据哲学、根据理性，来决定他们的生活目的，塑造他们的生活形式与法律，塑造他们的周围世界，因此实证主义对形而上学的拒斥，丢掉了关于人的存在问题的思考，使构成科学基础的意义问题产生危机，最终使作为整个欧洲文明基础的人性（即理性）产生了危机，“这意味着理性信仰的崩溃。”④胡塞尔晚年提出“生活世界”概念，从着眼于“意向性”分析、为科学提供逻辑、认识论基础，转向借助科学世界（事实的、客体的世界）的生活世界的划分，来为科学提供本体论与价值论的基础。他着力论证主体的、理性的、前科学的生活世界是客体的、逻辑的科学世界的底基，因为科学家属于生活世界的一分子，并且所有科学的理论都是人的行为与潜能的创造物，因而它们属于具体、统一的生活世界。
可以看出，胡塞尔对科学主义的批判是基于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立场的。他把西方科学与文明的危机归因于理性的危机，呼吁理性精神的复归，使科学与文化重新回到理性的基础上来。因而笛卡尔的“我思”、理性自我（经过康德的阐扬）仍然是他的出发点，尽管他在对自我意识的结构的分析上有着积极的创见。而对于同样在这种批判中产生巨大影响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来说，其反科学主义在思路上更为彻底。它完全改变了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哲学思考方式，即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模式，抛弃先验意识的优先性，而以人的在世存在为出发点。这可以说使哲学思维在近代之后完全摆脱了科学主义的影响，使哲学思考不仅在方法上、而且在内容上有了自己完全独立的领地。它不再是以科学认知行为为楷模，对之作出一番认识论方面的解释，而是使哲学直面人生，直面人的存在之意义问题。
正因为如此，海德格尔的反科学主义产生了如下两个重要结果。首先，在哲学思考方式上，他实现了范式的转换，由笛卡尔的“我思”模式转为“我在”的思考。海德格尔的解释学方法抛弃了传统的意识优先性作法，不是从“我思”中引出“我在”，而是把“我在”当作是成问题的、本身需要先行加以考察的对象。海德格尔由此来消除主客体对立的、突出意识主体性的传统理性主义形上学。其次，他把科学与哲学都归入有关存在的本体论范畴，只不过哲学关涉的是“为自身而存在”的此在。这种此在与其他存在者的不同，在于他能筹划自己的存在。由于一切科学活动不过是此在的一种存在方式，因此关于此在的哲学与科学相比，乃是一种“基本的本体论”，它构成科学的基础。海德格尔以这种方式来矫正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维护哲学的形上学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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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世纪五十年代起，西方哲学中的反科学主义呼声愈益高涨，这是由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哲学自身的语言转向决定的。
从社会方面看，决定性的因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的影响。科学技术的进步并不会自动带来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与世界和平。相反，科学越发达，武器越先进，对人类可能造成的破坏与威胁就越大。对二战灾难的反思，对可能爆发的毁灭人类的核战争的反对，使生存论与价值论成为哲学的主题。存在主义哲学的产生与流行，便是这一背景的产物。
对人的存在状况的关切，还促使哲学去思考伴随着科技进步而产生的负面效应问题。法兰克福学派将科技对社会的统治作为科学主义的基础来加以批判，认为当代科学技术不但取代了传统的政治手段成为一种新型的统治形式，而且还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其核心是强调由理性的堕落而来的“工具理性”。这种统治形式与意识形态产生的直接结果，是使社会成为单面的社会，人成为单面的人，失去了其否定与批判的意识。
此外，西方社会工业化带来的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客观上要求哲学转变它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立场，从近代的人是自然的目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转变到人对自然的“人道”感，提出生态高于一切，维护生存平衡的“生态革命”、“自然革命”论等。
科学主义模式的抛弃，在很大程度上亦是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的结果。这一转向相继出现于英美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人文哲学中。语言成为本世纪西方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哲学思维也从科学模式转换为语言模式，尽管对于不同的学派与哲学家来说，它们所研究的角度、方法不同，对哲学的这一语言转向的目的、意义的认识也不同。
现代西方哲学的这一语言转向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我们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看出这一点。首先，近代哲学的科学主义研究模式是一种思维一实在的二元关系，但这一关系本来是需要语言的中介作用的，也就是说，思维是通过语言的中介而认识世界，并进而得以表达出来的。其次，语言这一表达的结果，使它成为科学与文化知识的载体。不论科学行为还是文化行为，从特定角度抽象出来都可以视为语言行为，因而语言行为是比科学行为更具普遍性的行为。再次，与科学行为相比，语言行为更为直接地隶属于本原的生活世界。海德格尔的名言：“语言是存在的家，人就居住在语言中”，表达的正是这一个意思。
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产生了三种结果。一是由历史的、人文传统的角度，看待作为认识（理解）之中介的语言作用，把“语言的本质作为哲学思考的中心”⑤，在美学、艺术、诗歌等文化领域移用语言解释模式，即将对象视为“本文”，将解释过程视为“对话”过程的哲学解释学。这种做法明确反对哲学中主客体对立的科学主义模式，力图在语言新模式下延续人文主义精神。二是在索绪尔的语言学概念框架的基础上，产生了将文学、历史、人类学等所研究的对象统统视为“符号”，把文化现象作为符号学来研究的结构主义，以及后来强调符号的差延性与意义的不确定性、多义性，由此试图解构所谓西方“在场形而上学”的后结构主义；三是出现了从语形、语义与语用三个维度，展开对人工语言与日常语言进行研究的分析语言哲学。这一哲学虽曾强烈地以“拒斥形而上学”为己任，并通常被看作是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科学主义思潮”，但与近代哲学相比，它不论在研究的对象、内容及方法方面皆有根本性的改换。它继承了近代哲学中的经验主义流派的实证精神，将科学的客观性、精确性要求运用于语言研究，因而在其语言研究中表现出的较多是技术性的分析，但是，仅此而已。而且，后期分析哲学内部有了分化。一些受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影响的分析哲学家，如德莱、温茨等，把这一理论运用于历史与社会哲学领域，反对在这些领域中运用类似自然科学的“说明”方法，主张正确的方法应是把握对象的意义、规则的“理解”方法。分析哲学内部的这种分野，表明了西方哲学在研究对象与方法上，向非科学主义范式转换的大趋势。
就当代西方哲学的反科学主义趋势而言，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后现代主义”哲学。这种哲学进一步运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概念，反对科学的“霸权”，把科学的陈述系统看作不过是各种语言游戏中的一种，认为它并没有什么特权去判定其它理论的合法性。后现代主义哲学将启蒙运动以来的、基于自然科学模式之上的哲学，视为一种以认识论为中心，在“主体性”与“客体世界”之间形成的二元论的“主体哲学”，断言作为这种理性主义产物的“现代主义”已经终结。它摒弃“主体－客体”的模式，改换为由“我－你关系”模式入手，探讨对于人际沟通的重建，提供多元文化。“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出现，使西方哲学进一步走向文化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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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由科学主义范式向非科学主义范式的转换，实际上是它的“认识你自己”的主题的深化。自苏格拉底以来，西方哲学便明确开始了“人”这一主题的探讨。不过在近代的科学模式的宰制下，这一主题的认识有较大的片面性，科学活动当成了人的主要行为。虽然康德曾把道德作为高于科学的领域，把人界定为“最终目的”本身，其价值论立意至高无比，不过对于活生生的人来说，“存在”是生命的首要形态。因此对于人的生命与价值的关怀，终究要落脚到这一领域上。此外，与人的存在紧密相关的“生活世界”、“生活形式”概念，以及语言、文化等领域，相继进入哲学的视野，成为哲学解释的主要对象。
本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好谈哲学的危机、形上学的终结，其用意不外是要摆脱旧框架，为哲学寻求一个更为合适的对象领域，以及一个更为恰当的方法，来实现不同于近代科学主义模式的范式转换。对西方哲学的这一范式转换在宏观上有所把握，对于我们考虑中国哲学的重建问题来说，无疑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与西方相比，传统的中国哲学缺乏的是这么一个“科学主义”阶段，因而需要培植理性与主体的意识，培养知识论方面的客观性意识。不过中国哲学并不必去重复西方哲学的发展阶段，因而这些意识的补充，目的应当在于宏扬中国哲学的人文主义传统，以适应时代对哲学的要求及符合哲学本身的性质。这样，虽然中西哲学的人文精神有所不同，但最终会殊途同归，在根本性的主题上一致起来。在这方面，上述西方哲学的范式转换，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注释：
①这里的“近代”与现代”概念，是在国内习用的意义上使用的，即以德国古典哲学为界作出这一划份。在西方，它们两者通常一起被划入“mod-ern”的范畴。确有其好处，有助于类型学上的比较。
②休谟：《人性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上册第8页。
③④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1988年版，第5页，第13页。
⑤伽达默尔《赞美理论》，上海1988年版，“译序”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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