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与民族发展——中西部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的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现代化进程论文,民族地区论文,民族论文,社会转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 （2000）04—0092—07
所谓社会转型，作为一个社会学范畴，是指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机制从一种型式向另一种型式转换的运动过程，它具体表现为社会结构、社会运行机制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转换。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开始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的转型。作为一个以汉族为主、拥有55个少数民族的多民族大国，各民族、各地区社会转型的起点、机遇、社会环境、发展态势不同，形成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不平衡性，导致中西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相对缓慢，并逐渐拉大了与东部沿海地区（汉族聚居区）的差距，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本文着重就这一问题做一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民族发展现状分析
民族发展，这里主要是指少数民族的发展，指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教育、科学技术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消除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这既是少数民族的根本利益，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和体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教育、科学技术和文化事业发展迅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与进步。然而，在全国社会经济、教育、科学技术和文化事业持续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各民族、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同汉族和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少数民族及中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缓慢，以经济、教育、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例进行分析，差距十分明显。
首先，从国内生产总值（GDP）看，1998年东部沿海地区10省市，其总和高达45772.58亿元，中西部民族地区10省区只有10644.30亿元，东部沿海地区是中西部民族地区的4.3倍。 中西部民族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最低的西藏只有91.18亿元， 东部沿海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广东为7919.12亿元，两者相差7827.94亿元，仅为广东的1.15%；即使中西部民族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四川与广东相比，也相差4338.86 亿元。[1]
其次，从工业总产值看，1998 年东部沿海地区10 省市的总和高达76680.56亿元，其中，广东、江苏、浙江、 山东分别为13574.86 、 13185.70、11338.19、10579亿元，最低的北京也有2017.02亿元；而中西部民族地区的总和仅有9897.38亿元，与东部沿海地区相差66783.18亿元，仅是东部沿海地区的12.91%，其总和尚不及广东、江苏、浙江、 山东任何一省。[1]
再次，从高等院校数及在校学生数看，截止1998年底，全国共有高等学校1022所，在校学生3408764人。其中，东部沿海地区449所，在校学生1630849人；中西部民族地区185所，在校学生500961人。东部沿海地区高等学校数和在校学生数分别占全国的43.93%和47.84%，是中西部民族地区的2.43倍和3.26倍。[1]
最后，从科学技术发展指标看，截止1998年底，东部沿海地区10省市共有县级以上政府部门所属研究与开发机构2647人，从业人员474590人；而中西部民族地区10省区只有1222个，从业人员172418人，东部沿海地区分别是中西部民族地区的2.17倍和2.75倍。[1]
二、社会转型滞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缓慢的现实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了以社会经济结构——主要是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社会运行机制——主要是经济运行机制和政府行政管理运行机制、价值观念等为主要内容的全方位的社会转型。由于各民族、各地区社会转型所面临的改革环境不同，起点、机遇、条件不均等以及发展态势不同，导致社会转型不平衡，形成一定的转型差距，致使中西部民族地区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直接影响了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从而拉大了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
首先，从社会经济结构转型来看，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主要内容是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以及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合理而协调的产业结构。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这一社会经济结构转型进程在中西部民族地区相对滞后，成为该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的结构性因素。
众所周知，中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又有着漫长的边境线。因此，改革开放伊始，中央和当地政府便把稳定边疆、协调民族关系、维护安定团结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前提。这是该地区压倒一切的问题，也是优先加以考虑的问题。而东部沿海地区则不然，它可以充分利用其有利的社会环境和优惠的中央政策，大刀阔斧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先于和快于中西部民族地区进行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型。东部沿海地区大力发展集体经济、私营经济、混合经济、外资经济等非国有经济，而中西部民族地区则相对滞后。这种滞后，既是中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差距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导致该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的重要原因。截止1998年底，全国共有私营企业120.1万户，其中，东部沿海10省市多达74.2万户， 而中西部民族地区仅有13.6万户。[1]早在1996年， 东部沿海地区城乡个体工业就已实现工业总产值8589.21亿元，其中浙江最高，多达2858.04亿元；中西部民族地区则实现1845.46亿元，仅为东部沿海地区的21.49%，浙江的64.57%。[2]1998年东部沿海10省市股份有限公司实现工业总产值2434.35亿元，其中广东最高，达516.77亿元； 中西部民族地区实现503.9亿元，不及广东一省的总产值，仅为东部沿海地区的20.7%；东部沿海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7430.4亿元，其中，上海、广东分别为1718.04亿元和1639.20亿元，分别是中西部民族地区233.52亿元的7.36倍和7.02倍，除河北省外，东部沿海地区9省市外商投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均超过中西部民族地区总产值的总和；东部沿海10省市港澳台投资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7610.39亿元，其中，广东、 福建分别为3863.63亿元和914.45亿元，分别是中西部民族地区150.78亿元的25.62倍和6.06倍。1998年，广东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为2631.19亿元，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为7499.73亿元（其中，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3863.63亿元，超过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两者之比为1∶2.85；浙江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为1245.78亿元，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为2548.37亿元（其中， 集体企业1372.98亿元，超过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两者之比为1∶2.05；中西部民族地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为5004.93 亿元，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1636.93亿元，两者之比为1∶0.33。[1]
与此同时，东部沿海地区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使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以及工业内部结构日趋合理、协调。从第三产业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看，1998年东部沿海10省市的总和为17256.56亿元，中西部民族地区为3836.68亿元。东部沿海地区10个省市除河北省外， 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均已超过全国32.9%的平均水平；北京、上海、天津分别达56.58%、47.79%和45.07%， 均已超过国际上通行的英格尔斯45%的现代化指标。中西部民族地区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只有西藏、青海、宁夏、新疆和广西，其余均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下。[1]从工业内部产值看，1998年东部沿海地区轻、 重工业产值分别为21332.11亿元和24535.4亿元，两者之比为0.87∶1；其中，广东为5765.51亿元和3973.05亿元，两者之比为1.45∶1； 福建为1182.09亿元和855.43亿元，两者之比为1.38∶1；浙江为2676.38亿元和2026.06亿元，两者之比为1.32∶1……。中西部民族地区轻、重工业产值分别是2476.14亿元和4083.29亿元，两者之比为0.61∶1， 特别是青海、甘肃、宁夏轻、重工业结构极不合理、协调，两者之比分别为0.13∶1、0.18∶1和0.18∶1。[1]不仅如此，东部沿海地区着力发展以加工制造业为主的重工业，进行产品的深加工，增加附加值。而中西部民族地区重工业则以采掘、原材料、能源工业为主，制造业则主要从事初级产品的加工，附加值不高。在这种产业差异下，自然形成了中西部民族地区资源与东部沿海地区加工制造业的“产品互补”。由于历史上形成的价格体系的扭曲，制成品、加工品价值高，重工业产品、矿产品、农牧产品等初级产品价格低，其结果是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一方面随着东部沿海地区获得中西部民族地区低价输入的能源、原材料和初级产品而转移了大量的价值（利润），另一方面东部沿海地区高价的制成品返销中西部民族地区，又把该地区创造的一部分价值（利润）带到东部沿海地区，加大了中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
其次，从社会运行机制转型来看，我国社会运行机制转型的主要内容包括经济体制的改革及其转型和政府行政管理职能的转变，其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与实行“政企分开”，由直接行政指令性管理为主转变为以宏观管理为主、间接管理为主、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主的政府行政管理运行机制。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这一社会运行机制转型进程，在中西部民族地区同样相对滞后，成为该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制度性因素。
从经济体制改革和转型的进程看，由于东部沿海地区较早、较快地发展了非国有经济，实现并完成了产权制度的“体制外”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运行机制转型基本上是循着先从市场要素最为活跃的乡镇企业、民营企业、“三资”企业以及经济特区开始，最后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物质基础之后，再对国有经济进行改革。因此，无论政府，还是民众，对经济体制改革和运行机制转型具有较强的承受力和适应力，有利于较早形成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而中西部民族地区却集中了大量的基础工业、重工业以及以军工为特征的大型国有企业，改革别无选择，从一开始就拿国有经济开刀，加上可开拓的市场空间有限，调整产业结构难度较大，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更加无法适应，经济体制改革举步维艰，市场体系发育不良。据我国研究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中青年经济学者陈宗胜测算，截止1995年，中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10省市的经济体制市场化程度指标差距较大。东部沿海地区经济体制市场化程度指标处于前四位的是北京、上海、广东、天津，其市场化程度的指标分别为0.851、0.615、0.499、0.485，即使处于最后一位的河北也有0.299。相比之下， 中西部民族地区10省市经济体制市场化程度指标均低于东部沿海10省市，最高的广西也仅有0.262。[3]经济体制市场化程度偏低，成为制约中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体制性因素。
从政府行政管理职能转变和运行机制转型看，由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改革是从“体制外”进行的，不存在由既定制度规定的利益格局，一般没有改革的受损者，因而，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较快。伴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政企分开”、政府职能转变的阻力较小。相反，中西部民族地区乡镇企业、民营企业、“三资”企业等非国有经济发展严重滞后，经济结构比较单一，多为国有经济，“政企分开”、政府职能转变的阻力较大。这种阻力主要来自各级政府机关及其官员。由于职能与权力是互为前提的，政企职能不分与政企权力不分紧密相联。政企权力不分，无疑在相当程度上扩展了政府的权力，从而使政府官员在这种体制下拥有众多特权。实行“政企分开”，意味着把属于企业的权力从政府机关及其官员手中划分出去，这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政府官员“自己革自己的命”。此外，政企难以分开的阻力还来自国有企业自身。“政企分开”，意味着企业将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和市场主体，通过激烈的市场竞争谋求生存和发展，这对于长期处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国家统包统管的国有企业来讲，一时难以适应，需要一个过程，加之企业职工下岗，国有企业走向市场的进程极其缓慢。政府行政管理职能转变和运行机制转型进程的滞后，直接影响着中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成为制约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重要体制性因素。
最后，从价值观念的转型来看，东部沿海地区观念更新快，伴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较早树立了市场、竞争、效率、效益等市场经济的意识。而中西部民族地区则传统习俗根深蒂固，观念转变严重滞后，成为制约该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精神性因素。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和转型，必然要同旧的传统观念、习惯势力发生撞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尽快实现观念转变，是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必不可少的精神条件。东部沿海地区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思想观念转变快，发展市场经济的意识强烈，这种意识本身就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中西部民族地区，由于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氛围中，存在许多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的旧观念、旧习惯，成为市场经济发展步履艰难的深层次原因。这种观念和意识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传统的计划经济观念仍然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不少人仍把非国有经济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姓“资”姓“社”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二是因循守旧、封闭保守。反映在现实生活中就是人们满足于现状，在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现代化进程中循规蹈矩，求稳怕变，不愿意也不善于与外界开放交流，竞争意识淡漠。三是“等、靠、要”的依赖思想严重。长期以来，国家对中西部民族地区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给予了大量的帮助，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然而，这种帮助对增强民族地区自身的“造血”功能考虑不足，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该地区对于国家的依赖性，致使一部分干部和群众滋生了依赖思想。四是商品意识淡薄（除个别少数民族外）。以农为本，以牧为本，鄙视经商，把从事土地产业之外的其他产业，尤其是商业活动视之为不务正业和非正当之事，这在偏僻的农牧业地区尤为突出。五是平均主义和“小富即安”的社会价值观。平均主义对中国老百姓的影响很深，对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民族地区来说，其影响更是根深蒂固，从而抑制了人们的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六是时至今日仍有一部分领导干部思想深处依然是重政治、轻经济，只求政治上的安稳，不问经济上的发展，根本没有意识到发展经济是当今中国最大的政治。中西部民族地区思想观念转变的这一现实状况，直接导致了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差距的拉大，成为阻碍该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和主要的精神性因素。
经济是基础，其发展状况直接决定着教育、科技和文化的发展。中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上的差距，必然影响各自教育、科学技术和文化事业的发展，进而形成相互之间的发展差距。
三、转型时期加快中西部地区民族发展的若干对策建议
如前所述，我国各民族、各地区的发展差距是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转型的不平衡性造成的。因此，解决各民族、各地区的发展差距，特别是中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也就只能从这一客观背景出发。对于中西部民族地区来讲，加快民族发展、缩小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要立足于自身，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转型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社会转型促进民族发展。
（一）以市场为导向，调整、优化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支柱产业、先导产业以及第三产业。前面提到，中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缓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够合理、协调。国有经济比重高，战线长，资本分散；产业布局分散，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产业链条短，特色经济不明显，经济效益低；企业规模小，赢利水平差，产品档次低，名优产品少，市场竞争能力弱，等等。所有这些都成为该地区经济运行中存在的最为突出的问题，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为此，必须大力调整、优化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
第一，进一步放宽政策，加大扶持力度，创造更为宽松的环境，使非国有经济快速增长，提高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实践证明，它的存在和发展对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中西部民族地区所有制结构中存在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问题，不仅是导致该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差距及其拉大的现实原因，还是严重影响其国民经济整体效益、致使众多企业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要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在这方面中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是有较大差距的，同时也是有广阔发展空间的。要在政策、信贷方面给予积极支持并创造宽松的环境，鼓励非国有经济的大发展，引导非国有企业向规模型、科技型、外向型发展。同时，要在吸引东部沿海地区民营企业产业转移和资本引进上下功夫，从根本上改变所有制结构不能适应中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状况。
第二，以市场为导向，适应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展的要求，尤其是要抓住国家西部大开发提供的难得机遇，调整工业结构，重点发展支柱产业、先导产业。
坚决压缩和淘汰那些不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的生产能力，着力培育具有良好市场前景和链条长的产业及其产品，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要把产业升级作为结构调整的核心，一方面要加大科技投入，积极发展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加快发展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对经济增长支撑力强的产业和产品，加速产品更新换代；另一方面要积极采用高技术成果，以节能降耗、综合利用和提高环保效益的新工艺与新技术为重点，加快改造能源、原材料和一般加工工业等传统产业。要进一步抓好农畜产品加工业、能源工业、冶金工业、化学工业等支柱产业和先导产业，特别是要大力发展和提升农畜产品加工业，在这方面中西部民族地区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据统计，发达国家农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牧业产值之比大都在3∶1，而我国只有0.5∶1；发达国家加工食品约占食品总量的90%，而我国只占25%；发达国家食品工业产值一般是农牧业产值的1.5～2倍，而我国还不到三分之一。[4] 我国农畜产品加工业、食品工业的这一落后状况，为中西部民族地区大力发展具有鲜明地区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农畜产品加工业、食品工业开辟了广阔前景。此外，要发挥中西部民族地区能源、原材料、特别是稀有资源的优势，加快发展步伐，力争把该地区建设成为国家重要的能源、材料及稀有矿产资源工业基地。
第三，要把发展第三产业作为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中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措施，确立发展重点，加快发展步伐。
第三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与社会发达程度以及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中西部民族地区是有差距的，这种差距反映着该地区的落后现状。要积极创造条件，制定和完善优惠政策，在继续扶持商业、饮食业等传统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金融保险、房地产、信息咨询、社区服务和特色旅游等新兴产业，初步建立起适合本地区区情的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比较健全的具有开放型、多层次、多功能特点的社会化综合服务体系，比较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形成具有鲜明地区、民族特色的第三产业发展格局。
第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下大力气，以更多的投入，切实把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搞上去，解决制约中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产业问题，创造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条件。
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中西部民族地区基础设施薄弱，存在着一定差距。具体表现在：公路总量不足，等级不高；铁路路网密度比全国平均水平小得多；城乡、农牧区电网改造、邮电通信、广播电视、水利设施等基础设施，也同样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这些都严重制约着该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采取积极措施，尽快加以解决。同时，要努力改善生态环境，加大生态环境建设力度，为中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强化政府行政管理的服务职能。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以及政府行政管理职能转变的相对滞后，直接导致中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体制市场化程度不高和政府行政管理职能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而严重制约和阻碍了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因此，加快中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步伐，缩小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差距，必然要求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育市场要素，完善市场体系，以市场为主配置资源；转变政府行政管理职能，由直接行政指令性管理为主转变为以宏观管理为主、间接管理为主、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主的政府行政管理运行机制。
市场经济就是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来配置社会资源的一种经济运行方式。在中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过程中，资源的配置，包括产业的发展、项目的确立、企业的兴建以及相关人力、物力、财力的分配，都要以市场为向导，以经济效益为目标。要彻底摈弃那种不讲利润、不问经济效益，而是用所谓一时的“政绩”、算所谓政治帐的资源配置方式。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其要旨在于通过经济和法律手段，对市场进行宏观管理、间接管理，提供市场经济得以运行的条件，即为市场服务。为此，必须切实转变各级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使政府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保护者、服务者。同时，要切实做到“政企分开”，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三）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树立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思想、新观念。中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是不可争辩的事实。究其深层次的原因，最大的差距在于思想观念上的差距，仍然是思想解放不够，观念更新不够。
思想观念作为行动的先导，其解放程度直接决定着改革的力度和发展的速度。对于中西部民族地区而言，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是转型时期摆在广大干部和各族群众面前最迫切的任务。思想不解放，观念不更新， 使得中西部民族地区一次次贻误了发展时机， 在改革开放短短的20多年时间里拉大了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因此，加快中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就是要加大解放思想的力度，把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切实放在首位，把人们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观念束缚下解放出来，扫除思想观念上的障碍；要强化改革、开放、开发、抢先意识，勇于创新；要克服“等、靠、要”的依赖思想，不断增强自身的自我发展能力；要树立市场意识，以市场为向导，积极发展商品经济；要鼓励竞争意识、发展意识，克服平均主义和“小富即安”的思想；要讲发展经济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大的政治，克服不问经济发展、只求政治安稳的陈腐思想。
（四）适应社会转型需要，大力发展教育、科技和文化事业，为民族振兴和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精神动力和文化条件。由于种种原因，中西部民族地区教育、科技和文化事业不够发达，严重制约着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因此，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开发人力资源，培养各类专业人才。要加大发展民族科学技术事业的力度，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稳定和加强科技队伍，进而吸引外来人才，为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充足的科技人才保障。要着力加强和发展中西部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开展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促进民族文化繁荣和发展。
[收稿日期]2000—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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