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新文学的主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学论文,中国论文,主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的存在具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存在的整体性及其解放的趋向性。我国五四至今的新文学之所以称之人的文学或人的解放的文学，就在于从不同阶段、不同范畴、不同层次、不同因素感性地显现了人的存在的整体性及其解放的趋向性。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可作各有所重的不同表述，如反帝反封建的文学、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学、民主和科学精神的文学、启蒙和救亡的文学、民族灵魂拯救的文学、国民精神重塑的文学、走向现代化的文学等等。新文学的上述不同的表述或是显现了不同阶段的特征，或是显现了不同范畴的规定。新文学的人的解放的根本性质，如果离开了不同阶段的特征，离开了不同范畴的规定，就必然是空洞的、抽象的。离开了反帝反封建，离开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离开了民主和科学的精神，离开了民族灵魂和国民精神的塑造，离开了走向世界的现代化进程，那么新文学的人的解放的性质，又显现在哪里呢？反之，离开人的解放的根本性质，从任何阶段，任何范畴出发对新文学的表述都可能是片面的、僵化的。这当然不是说，除了用“人的解放”来规定新文学之外，新文学的任何阶段，任何范畴的规定都不能再用了。问题在于，新文学的任何规定，都应视为人的解放的这一根本性质的不同表述。这是说，新文学的任何规定，都应从属于人的解放这一根本性质的规定，既不能和人的解放这一根本性质平起平坐，更不能游离于、超然于这一根本性质之外。总之，既不能离开新文学不同阶段、不同范畴、不同层次、不同因素的具体规定，来抽象空洞地侈谈人的解放的性质；也不能离开人的解放，将新文学的具体规定以偏概全地视为根本性质。
人的解放既然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根本性质，或称主魂，那么理所当然地也是新文学的主潮，或称主流。以往，我们对新文学的主流和支流的划分，多有不科学处，其主要失误在于忘记了新文学的人的解放的这一根本性质。以下，我们从新文学的根本性质入手，阐述一些有关问题。
一
人的存在，既是整体的存在，又是个体的存在。只有从整体和个体的联系上把握人的存在的整体性及其解放的趋向性的文学，才能谓之人的文学。
我国近代文学从整体特征而言，对于人的整体的把握是重于对人的个体的把握的。这与当时的形势是有关的。社会危机、民族危机提到了人们注意的空前高度，社会的改造和民族的拯救自然而然成为突出的中心课题。近代文学对于人整体存在的充分注意，与传统的整体主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区别之一是，近代文学注意的整体是真实的而非虚幻的整体；区别之二是，整体的范围扩大了，近代文学注意的整体是社会的整体，是民族的整体，不是国内个别民族的整体，而是国内各民族联合起来的中华民族的整体，所以近代文学注意的整体，是在世界格局中的整体。近代文学的这种整体意识，毫无疑问是具有现代性和开放性的。自资本主义产生以来，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一方面既使世界具有一体性越来越强的趋势，另一方面又使各民族的独立自主性也愈来愈重要，所以我国近代文学反映的世界格局中的民族整体意识，是具有现代性和开放性的。但是，近代文学对于人的个体存在，对于个体的地位、意义和价值没有给予充分的注意。近代文学的谴责小说和政治小说所写的人，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作为一般的人、普遍的人来写的，这与作者急于显现的忧国忧民的整体意识是密切相关的。但是，如果只有人的整体意识的觉醒，而无人的个体意识、个性意识的觉醒，是不能谓之人的完整的觉醒的，而无这一人的完整觉醒的文学，是不能谓之严格意义的人的文学的。我国近代文学只是描写了人的意识的一半的觉醒，因此只能谓之处于过渡状态的文学。
完整意义的人的意识觉醒，完整意义的人的文学，是在五四时期出现的。到了五四，个体的命运和价值，个体的颠簸和悲欢，个体的外在经历和内在风浪，受到了文学家极大关注。个性解放、个体自由的呼唤，真正体现了人的觉醒。人的存在，首先是个体的存在；人的发展，首先是个体的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的一个重要观点。但是，五四文学所关注的个体，并非是纯粹的个体，而是和社会的现状、民族的命运紧相联系的个体；五四文学关注的，也非少数个体，而是平民的个体、多数人的个体。所以，五四文学虽然突出关注的是个体的命运，但亦内在地关注着社会和民族——这一人的整体存在的命运，因此，在提出个性解放、个体解放的同时，亦内在地提出了整体解放的要求。
五四后的二十年代末及三十、四十年代的文学，从大多数情况来看，突出的是人的整体意识的觉醒，是人的阶级意识、社会意识和民族意识的觉醒。反映人的整体意识觉醒的文学，是否为人的文学呢？回答是肯定的。人，既有个体存在的形式，也有整体存在的形式，反映由千万真实的个体构成的阶级、社会、民族的活动和抗争，当然是人的文学，是人的解放的文学。三四十所代的文学，对于人的整体意识的突出，是否为对近代文学的回归呢？应该看到，从近代文学到现代文学（以至到当代文学）是有其贯串性的发展规律的，这就是社会和民族的问题十分突出，成为人的解放和发展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三四十年代我国整体存在的状况，较之近代时期有更为严重的紧迫感，这在文学中不能不有突出的反映，这是和近代文学的相似处。但是，三四十年代的优秀文学，除了有对于整体的突出关注之外，亦有对于个体的相当注意。在那一部分优秀文学中，个体不再仅仅是工具，仅仅是载体，而且是不可重复的生命、不可取代的世界。曹禺、老舍、巴金、茅盾等人的作品，以及左翼文学和解放区文学中的优秀作品，其所显现的既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的人生，同时也是不同视野、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整体的人生、综合的人生，正是这一个体和整体的有机结合，划出了和近代文学的显著区别。
当然，毋庸讳言，在一部分左翼文学和解放区文学中，忽视个体的主体性、个性和特殊性的情况相当严重，严格地说这不能谓之文学，即使谓之文学，也不能谓之完整意义的人的文学。那些文学作品中虽也写到了个人，但不过是无生命性的符号，无独立性的道具。个体固然不能离开整体，但亦有为整体所不可取代的相对独立性、相对特殊性，因此否认了个体的独立性和特殊性，也就否认了个体的地位、意义和价值，那样的文学最多只能算为人的意识觉醒了一半的文学。
忽视个体、个性的情况，在五十、六十年代的相当一部分文学中发展得更为严重。产生这种情况的认识论方面的原因，在于将整体和个体的发展置于绝对化的对立之中。没有大多数个体的自由发展，那么整体的发展必将受到严重的桎梏；从另一面看来，整体的发展归根结底要落实于、体现于大多数以至一切个体的自由发展之中，个体、个性的发展，是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终极目的。将人当作目的，必然要将大多数以至一切个体当作目的。因此肯定个体的地位、意义和价值，也就是肯定人的地位、意义和价值。离开了千千万万紧相联系又相区别的个体，那么所谓人的发展，所谓整体的发展，就是抽象的、空洞的，甚至是虚伪的。从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我们新文学发展中，不重视、不关注个体的现象，实际上是不重视、不关注人的一种表现。
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突出了个体的地位，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整体发展的要求，因为社会主义整体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以个体的发展为其条件的。但是，对于个体的重视，并非是以对整体的否定为前提的。有一个中篇小说叫《遵守军规》，写的是一条不准战士和驻地姑娘谈恋爱的军规酿成的悲剧，作品借此否定一切军队、一切战争，否定一切必要的集体纪律，否定个体必要的牺牲。如此重视个体，势必将军队、国家、民族置于身外，亦即是将体现了绝大多数个体利益的军队、国家和民族置于身外，这种用利己主义的个体否定真实的而非虚幻的整体的文学，在我看来，也非完整意义的人的文学。在个体和整体的关系上，完整的人的文学是二者相互结合，而非相互对立的。
二
人是多范畴的存在。既是社会学、历史学范畴的存在，同时也是文化学、心理学、审美学、人类学范畴的存在。存在就是现实，就是生活。人的社会学、历史学范畴的存在，是现实，是生活；人的其他范畴的存在，也是现实，也是生活。
以往我们常有一个片面的观点，认为文学只有主要反映了人的社会学、政治学范畴的存在，这才叫扣紧了时代，抓住了生活；若是侧重反映人的文化学、心理学、人类学范畴的存在，则谓之脱离了时代，脱离了生活。例如，沈从文多从文化学角度对人性和人情美赞颂；施蛰存从心理分析学角度对都会异化生活的表现；李金发从人类学角度对人生整体和终极意义的探索，就常常被人批评为脱离了时代的主流，脱离了现实生活。什么是时代的主流，什么是现实的生活，不能仅仅从人的存在的一个范畴例如社会学、政治学范畴去考察，而要从五四运动所开辟的人的解放的潮流去考察。人的完整的解放、全面的解放（不仅是社会学、政治学意义的解放，而且也是文化学、心理学、人类学以及审美意义的解放），这就是时代主流，这就是现实生活。而对这一时代和现实的审美反映，也就构成了新文学的主流——人的完整解放的主流。这一人的解放的主流，既可重从社会学、政治学角度去反映，也可重从文化学、心理学、人类学角度去反映，正是这种多样互补的反映，才使新文学在不同视野、不同层次、不同范畴中呈现出人的完整解放的绚丽多彩的风貌。
当然，不能认为各个范畴人的存在是彼此隔绝的。沈从文重从文化学范畴，施蛰存重从心理分析学范畴，李金发重从人类学范畴去反映人的存在，有所偏重但并非偏废。人的各种范畴存在的区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它们同属于活生生的人的存在的整体系统，彼此间是相互联系和相互渗透的。因此，沈从文、施蛰存、李金发虽然没有着重反映人的社会学范畴的存在，但亦透示出社会学范畴的意蕴。为什么呢？因为人的文化学、心理学、人类学范畴的存在，总是在社会中的存在，总是在社会关系中的存在。李金发的诗作，且不说如《寒夜之幻觉》、《巴黎的呓语》直接揭示了资本世界的异化，具有社会学的思想意义，就是如《弃妇》这样重从人类学角度抒发内在感受的诗作，也不能说和人的社会学范畴的存在是完全隔绝的。李金发在《弃妇》中超验的感受之所以是面对整体人生、整体世界的，就是因为人生和世界到了二十世纪已经整体化了。所以李金发诗作所取的人类学角度，正是与社会学意义的生活的发展紧密相关的。当然，人的各种范畴的存在虽然是紧密联系，相互包含的，但又是相互区别各自相对独立的。人的存在正因为有后一方面特征，文学创作才能从不同范畴、不同视野切入人的存在系统，反映出人的存在的各各独特的风貌，形成不同的创作流派和创作个性。创作流派的形成和发展，固然和创作个性紧密相关，但若人的存在系统没有不同层次、不同侧面的同风光，没有不同范畴、不同视野的异采，创作流派的建构也就失去了客体的根据。
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所显现的人的解放，是人的不同范畴存在的完整的解放。以往我们常将主要注意力放在人的社会学范畴存在的解放上，社会实践是如此，作为实践反映的文学创作也是如此，这当然有其合理处，因为不在政治上、经济上摧垮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治，就不能造成人的完整解放的根本前提。但是，人的政治、经济的这样一些社会学范畴存在的解放，只能推动而不能取代人的文化学、心理学、审美学和人类学范畴的存在的解放。而在以往，我们常常轻视从文化学、心理学、人类学范畴反映人的存在和人的解放的自由主义的作品。自由主义主要是在政治上持骑墙态度，对人的政治解放、经济解放认识不足，而过分看重了精神解放的意义。但是，除上述片面性之外，他们的文化哲学思想有许多合理之处。他们对人的文化存在、心理存在、人类存在等等侧面和层次的探索与开拓，以其创造性的意义弥补了社会主义文学的不足。因此，对自由主义文学的“自由主义”的界定，在社会政治学的范畴内是适合的，而超出这一范畴，所谓“自由主义”的界定也就失去了界定本身的客观根据。
历史的曲折和坎坷已经说明，仅仅注意人的社会学范畴存在的解放，不仅不是人的完整的解放，而且也有可能失去社会学范畴解放的成果。十年“文革”的上述教训不仅给了实际生活，而且给了文学创作以极为有益的启示。文学创作只有多侧面、多层次、多范畴描写人的完整的存在，才能显现人的完整的解放的意义和价值。当然，纠正一个片面并不是以走向另一个片面为代价的。当前，对人的社会学范畴的存在及其解放的忽视，是文学创作值得注意的一个突出问题。前面说过，人的各种范畴的存在及其解放，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包含的。对社会学范畴的存在的忽视，必然影响到对人的文化存在、心理存在、审美存在和人类学意义存在的深入开掘。前几年时尚了一阵的寻根小说，为什么难以“寻”下去，为什么难以挖到文化之“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那种“寻根”之行往往脱离了人的社会学范畴的存在。无限抬高或任意贬低人的社会学范畴存在的地位和价值，对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都是不利的。
三
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主潮，是人的解放的主潮。有这一主潮中，不仅包括社会主义文学，包括革命民主主义文学，而且包括自由主义文学在内。这三派文学之所以能共同构成人的解放的主潮，不仅是在政治上有反封建的共同一面，有爱国主义的共同一面，而且是在文化哲学观念上有相似、相通和相同之处，这就是现代人文精神。
现代人文精神，大致有如下一些内涵：关怀人、重视人，具有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价值理想、价值规范和价值标准；全面重视人的个体性、民族性和世界性，以及人的社会性、文化性、心理性、人类性和审美性，提倡人性解放和个性解放，促使人的全面解放和全面发展。上述内涵的现代人文精神，并非是抽象的空洞的，而是在现代世界、现代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从世界范围来看，19世纪40年代以来，世界历史的发展已经提出了人的完全解放的问题。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使作为类的人来说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但是作为个体的人的发展却是片面的、畸形的；资本主义虽然使人摆脱了人的依附，但却又使人沦于物的奴役之中。现实的、历史的人，不但要求类得到全面发展，而且要求个体得到全面发展；不但要求摆脱人的依附，而且要求摆脱物的（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奴役，这一人的完全解放的要求，诞生于19世纪中期和后期的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现代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此都作了回答。回答是有原则性区别的，这一点不容混淆，但二者的回答是处于同一社会文化背景下对同一问题的回答，因此又有相似、相近和相通之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非马克思主义西方现代哲学的这一相通之处是什么呢？这就是追求人的完全解放的现代人文精神。这一现代人文精神，就是19世纪中期以来贯穿至今的世界精神，或曰世界性的时代精神、世界性的人文精神。当然，它在不同民族和国家、不同社会和意识形态中的具体体现是大有差异的，但这是同中之异，因而它从另一面看来，又有异中之同，具有某些超越性和普遍特点。这里，两种片面性都是要不得的。一种是看不到同中之异，混淆质的差异，例如否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否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区别，否定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的区别等等；另一种片面性是，看不到异中之同，例如看不到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同为现代型社会，都具有开放性、民主性、世界性，因而看不到二者的经济、政治、文化都有某些相近、相似之处。毛泽东于1944年8月31日致秦邦宪的一封信中指出，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三种民主社会，均以机器生产为基础（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8—239页）。毛泽东在这里既指出了三种社会之异，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三者不能等同，同时又着重指出异中之同，三种社会均既同为民主性质的社会，和封建专制大不同，又均以机器生产而非分散的个体经济为基础。毛泽东关于事物之间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的分析对于我们把握19世纪中期以来不同哲学和不同文化中的现代人文精神，是大有启示意义的。
中国自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的文化哲学精神，在我看来，是既和世界相联系又有自身民族特点的现代人文精神。现代人文精神的一般特点，前有所述，但体现在我们民族生活中又有具体的特点，至于体现在文学创作中就更有自身的特殊性。关于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的普遍特征和普遍精神，有多种提法，但多种提法，又有接近或一致的地方，这就是从不同角度显现了现代人文精神。这种现代人文精神作为五四至今和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总体精神和普遍精神，是以不同特征、不同形态体现于社会主义文学、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和自由主义文学之中的。革命民主主义文学中的现代人文精神，大多数论者对此是首肯的。问题是，怎样看待社会主义文学和自由主主文学中的现代人文精神。
我们一般所谓的社会主义文学，除以无产阶级世界观为指导这一显著特征外，特别注意人的社会学意义的存在问题和解放问题的描写。人的社会学意义的存在，是人的基本存在形态之一；人的社会学意义的解放，是人的解放的重要的形式。如解放区文学的《小二黑结婚》、《白毛女》、《荷花淀》、《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暴风骤雨》、《太阳在桑乾河上》等作品所写的，是个体和群体的社会学意义的存在和解放的问题，这当然具有人性解放和个性解放的意义，具有现代人文精神。解放区文学所突出的反封建的斗争以及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如果不构成人的解放的现实的历史的内涵，不洋溢着现代人文精神，那是不可思议的。解放区文学之所以至今仍有不可磨损的光芒，就在于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人的社会学意义的解放的历程（现在看来，人的内在解放历程的显现，解放区文学是较为薄弱的）。前不久重演的百部爱国主义影视片，如《董存瑞》、《红色娘子军》、《林则徐》等之所以具有感人的魅力，就在于以其独特的个性，从社会学角度显现了作为人的存在的重要形式——社会、民族、国家的解放的进程（不足的是，未充分写出应与之相应的个体解放的进程）。毋庸讳言，在一些标榜为社会主义文学的作品中，有人物但不见个性，有活动但不见精神，动机不是出于内而是出于外，希求不是出于感性的欲望，而是出于概念的操作。这样的作品，即使观点是正确的，但也没有人的解放的意蕴，没有现代人文精神。文学作品显现的人的解放的现代人文精神，不是概念的图解，抽象的说教，而是真实的情感和超越的想象，感性的呼唤和生命的呐喊。只有这样艺术地体现出来的现代人文精神，才是真实的、审美的，亦才是感人的。在具有民主性、开放性、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现代人文精神中，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精神是最为生动活泼并有远大前景的，因此以社会主义精神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学应是最有生命力的文学，它在坚持自己的独立性并和其他具有现代人文精神文学的互补互联中，一定会拥有未来的辉煌。
五四以来我国新文学中的自由主义文学，它在政治上的骑墙态度，以及企图用精神改造取代社会改造的唯心观念，是应予批判的。但是，它对民主社会的向往，对审美人生的追求，对自由个性的首肯，对普通民众的同情，对文化批判的执着，对人性结构的开掘，对艺术方法的探索，是有许多创造性成果的，其文化哲学的主导特征是具有现代人文精神的。假如我们不是仅仅操持社会政治学的批评，同时运用文化学、心理学、人类学和审美学的批评，就会发现自由主义文学中含有现代人文精神的丰富意蕴。
例如徐志摩的诗作，其中虽有《先生！先生》、《叫化活该》、《谁知道》、《大帅》、《“人变兽”》、《梅雪争春》等社会学意识鲜明的诗作，但徐志摩的主要成就不在这一方面，而在于人类学意识的审美显现中。以往，我们常常拘泥于单一的坐标系，以为对于理想的构建和存在的批判，只能运用社会学的方法，而不能变换别的角度和视野，这为小生产者的一种狭隘性。徐志摩前期的诗作《雪花的快乐》、《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为要寻一颗明星》、《我有一个恋爱》等，具有“单纯信爷”的积极浪漫主义特色，但在《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毒药》中，人类学的浪漫的构建和人类学的批判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某种结合的趋向。在他后期的诗作中，由于强化了人类学的批判意识，上述二者结合的趋向在一部分诗作如《乘》、《残春》、《残破》中体现得相当鲜明。当然，当时他的诗作的主导面仍是浪漫主义的，如《再别康桥》、《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即是。但即使在他晚期浪漫主义上述两首代表作中，也有以人类学批判为其特征的现代主义的明显影响。所以，离开了人类学的参照系，仅仅运用社会学的批评，就难以发现徐志摩的诗作中的现代人文精神。以往对沈从文的作品评价也低，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不能发现在他的文化学观照和体验中显现的现代人文精神。
不能发现自由主义文学中的现代人文精神的症结所在，就在于用单一视角去看待时代精神。我们常说，反帝反封建是民主革命时期文学的时代精神，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时期文学的时代精神，对不对呢？对！但这一界定偏重点，还在社会学方面，加上社会文化学方面。从文学时代精神完整、全面的哲学表述来看，应该提现代人文精神。在作为文学的时代精神——现代人文精神中，上述社会学和社会文化学角度的表述，不仅是现代人文精神的有机部分，并且是极为优秀的部分，但除此而外，现代人文精神尚有人类学、民俗学、心理学、审美学等方面，这些方面虽和社会学（包括社会文化学）有联系，但又不是社会学所能完全概括的。因此，从哲学高度，用现代人文精神来表述文学的时代精神是最为全面的。当然，我们不能走向另一个片面，在现代人文精神中否定、排斥社会学、社会文化学的内容，这样又会在相当程度上抽空现代人文精神的意蕴。
标签：文学论文; 社会学论文; 自由主义论文; 人类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艺术论文; 人文精神论文; 李金发论文;